乐论杂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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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史

“西安鼓乐”研究六十年

流传于西安市及其周围郊县的古老乐种“西安鼓乐”,自1952年夏中央音乐学院研究部两度派员与陕西音乐工作者组成联合小组对其进行考察研究起,除去“文革”期间遭禁,民间传人与“鼓乐”学者始终相濡以沫、互动互敬,彼此跟进六十余年。六十年来,政府文化单位、学者群体、高等院校、普通民众于有意无意间形成了某种“历史的合力”,对鼓乐加以持续性社会维护,使之艰辛蹒跚前行。唐人刘知己曾言:“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本文即拟以纪实、叙事之法,学术史视角之观照,渐次展开漫长的西安鼓乐研究六十年之旅。

自1950年4月起,凭借刚刚组建的中央音乐学院研究部提供的环境和条件,杨荫浏先生先后带领研究部多位老师,对苏南“十番鼓”[1]、“十番锣鼓”[2]、阿炳[3]、河北定县子位村管乐[4]、北京智化寺京音乐[5]、陕西“鼓乐社”、“铜器社”[6]和湖南民间音乐[7]等进行了一系列实地采访、普查活动,并撰写出七种相关的调查报告。这些考察报告,有的以专著形式公开发表,有的一直收藏在音乐研究所资料馆中。我个人认为,在中国音乐学术研究处于历史性转变的关键阶段,杨荫浏及其同辈学者所进行的这一系列学术活动具有不可低估的开拓意义,因为除了湖南民间音乐外,以上各个采访对象,都保留有民间手抄谱本,都通过韵曲这种口传方式习得传承,都有自己相对固定的乐器和乐队组织,并服务于某种民俗和宗教礼仪活动,它们由此成为中国传统器乐的典型代表。所以,对它们进行学术考察,对于当时刚刚起步的传统音乐学而言,既有奠基意义,同时也有“取样”性质。事实上,它们已经可以成为20世纪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里程碑。今天,在我们认真反思20世纪中国音乐学术史之得失,寻找进一步深化未来学术研究的历史经验之际,重读这些调察报告,肯定它们所提供的大量的音乐文化信息,总结其方法论,无论对于今后仍然会持续下去的民间音乐实地考察活动,还是中国音乐学学科的整体建设,都将大有裨益。

这里先从杨先生《陕西的鼓乐社与铜器社》调查报告开始,对六十年来的西安鼓乐的学术研究做一点个人回溯。

一、杨荫浏《陕西的鼓乐社与铜器社》调察报告(1952—1954)

在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资料馆里,这份报告排序为“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古代音乐研究室采访记录第25号”。同时在首页提供了两次联合考察的时间、人员、执笔者等信息。

第一次采访时间:1952年7月至9月;
采访者:西北音乐家协会李石根、樊昭明;中央音乐学院苏琴、孟杰;西北艺术学院石滢西、包志清、冯秦。
第二次采访时间:1953年7月15日至30日;
采访者:中央音乐学院杨荫浏、简其华;西北音乐家协会李石根、樊昭明;陕西文教厅何钧。
记录编写者:杨荫浏、孟杰、苏琴。

报告全文共分五个部分,分别是:1.西安古物及音乐概况;2.鼓乐;3.铜器三联与唱词;4.道情;5.采访之后。调察报告共127页,其中主体部分的鼓乐资料共110页,占全文85%。其他,第一部分是鼓乐与鼓乐社生存的历史文化背景,但不是一般性叙述,而是对存放在“西北历史陈列馆”里29件出土音乐文物的详细记录。[8]在“这里的音乐”一节,编者指出:西北音乐的种类,据目前所已知道的,约有50多种,光就西安附近周至县南集贤一个村子里农人的音乐活动来说,就已包含着9个乐种。[9]在“鼓乐社与铜器社”一节,文中笔录了长安古迹委员会负责人崔锦亭先生(当时已72岁)的一段话:“西安附近的乐器社与铜器社旧有54家,解放后尚存43家,参加者计有一千三百七十余人。1952年冬间,西安文教会号召开会,选拔专精艺人组成核心,自此之后乐器社便有中心、东南、何家营3组,每组有社员十五六人不等,铜器社便有西南、东南、西北3组,每组有二十人左右。”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口碑材料,一方面是鼓乐社与铜器社在1949年前后数量的变化,另一方面则是社会巨变之后,政府施行的文化政策对民间乐社的深刻影响。编写者将它放在报告的前面,颇有一番深意在其中。

如前所说,“鼓乐”部分是全文的主体。编写者将两次考察所获得的口碑材料、乐社乐人资料、乐谱谱本资料、曲目资料、乐器乐队资料、宫调系统资料等,均一一加以录载,使鼓乐第一次以如此全面、翔实、丰富的面貌呈现在人们面前。

在口碑资料方面,报告中列举了何家营鼓乐社,西仓鼓乐社,周至南集贤东村鼓乐社,周至南集贤西村鼓乐社,东仓、显密寺、南院门、香米园鼓乐社,城隍庙、迎祥观鼓乐社六个乐社的沿革脉络。特别是何家营乐社,报告以本地农民的各种传说、历史文献(如白居易诗句、旧抄谱)等判断其历史渊源。总之,通过口碑资料探寻民间乐社的生存、传播史,考察者在当时已经充分注意到了其意义所在。

关于乐社成员,报告所列甚详。每个乐社都造表登记,每个成员的名字、年龄、所奏乐器、职业、通讯处及其他资讯均列入其中。其中,“城隍庙”等六个乐社共登记了一百二十二位乐人的相关资料。这不是一份普普通通的登记表,当表中90%以上的民间艺术家都已过世后,我们可以就此做许多分析,如乐队规模,六个乐社中,有四个乐社的人数在二十四至二十六位之间(何家营登记表上为三十五人),一个是十二人,说明俗派乐队人数多,道派乐队人数少。再如年龄结构,显然是中间(40岁上下)多,两头少(30岁和60岁以上),而且像其他民间乐社一样,一个年龄段的人相互差不了一两岁,这又说明他们是一起学艺的。同时,我们又可以将它与半个世纪以后的现状进行比较,来研究社会文化的变迁。

该报告更为有价值的是“各社所存抄本乐谱及其曲目”。据考察者说:“当时各乐社共保存了70本不同时代的乐谱。其中,何家营鼓乐社5本,西仓鼓乐社16本,南集贤东村鼓乐社24本,南集贤西村鼓乐社8本,城隍庙、迎祥观鼓乐社17本。”这些谱本“相互重复的部分并不太多”。

尤为重要的是杨荫浏先生通过阅读各乐社手抄谱,敏锐地发现了它与唐宋音乐的种种关系。首先是谱式,他认为鼓乐用的是工尺系统,“与南宋初期姜夔(白石道人)在他的《白石道人歌曲》中所用者相同”,而“与南宋后期张炎(生于1248年)在其《词源》中所用者已很有差异”。为了研究的方便,报告中专门列了两张表,一是将工尺谱、鼓乐社谱字及各抄本中的“异体”加以对照;二是对一些“表示延长、顿挫的符号”与姜白石、张炎著作中的同性质记号进行比照,用以说明相互间的关系。其次是“曲破”这个段落称谓,在唐宋大曲中曾用得很普遍,现在鼓乐谱中也随处可见。再次,杨先生举出了“赚”,他认为:“鼓乐谱中作‘湛’‘赞’,可能就是‘赚’。”他还说:“比起智化寺音乐中的‘站’来,西安鼓乐中的‘湛’,与宋代的‘赚’更加接近。”此外,还有“料峭”和“滚调、滚曲”。【料峭】在宋代为曲牌名,而在智化寺“京音乐”中它代表的是套曲的总名;两者有不同的内涵,但鼓乐中的【料峭】仅有曲牌的意义,这又与宋代相通,“滚调”则“与唐人大曲中入破后的‘滚遍’有关”。最后,就是鼓乐中有一些曲牌如【出梨园】【入梨园】等,也反映出相互间的某些渊源关系。

关于谱本,大概是考察者在两次采访中用力最多、最辛苦的一项工作。从第20页到67页,无一遗漏地抄录了各谱本中的上千首曲目名。想想在那个年代条件十分简陋的情况下,考察者一本一册、一曲一目不厌其烦地全部记录下来,何等不易!在录载谱本曲目之前,杨先生作了特别的说明,即所抄曲目“均系依照原抄本的写法忠实记写下来的。原来音同字异的字及误草的字,均以各本原题抄写”。如一个“六调”,就有“刘吊(应该是古写法)”“溜调”“流调”“留调”等许多写法。还有“这些谱中对有些熟知曲牌的两样写法,也未必常常是错的”,如【快活三】与【快活散】,后者就不一定是笔误,并以著名鼓师安来绪的话为证:“内八套中各曲牌分别应用时,称为‘分’,外八套各个曲牌分别应用时称‘散’。”无形之中,记录了鼓乐结构称谓的一个固有传统。

西安鼓乐的首次考察,是由中央一级的研究单位与省里的音乐工作者组成联合小组共同参与的,而且,它的第一份调察报告是出自20世纪杰出的音乐史学家杨荫浏先生之手。在此之前,关于地方器乐品种,杨先生先后撰写过《定县子位村管乐曲集》(1952,与曹安和合编)、《智化寺京音乐采访报告》《苏南吹打曲》。《陕西的鼓乐社与铜器社》调察报告是第4份。类似这样与地方合作、对一个乐种进行专题性调查,还是1949年以后的第一次。《报告》所包含的乐谱、乐器、乐律、乐社以及相关的历史文化信息十分丰富,仅各乐社保留的70种手抄谱中1000多首乐曲,考察组竟然将所有曲名悉数抄录。另外,关于所考察的六个乐社成员的名字、年龄、职业、所操乐器等也都一一登记在册,各类乐器名称、用途、尺寸、音域等同样用线描图绘出。所有这些方法、要求都是杨先生此前考察子位村、智化寺、苏南十番鼓时所坚持采用的,即黄翔鹏先生后来归纳的“律、调、谱、器”等音乐形态因素,抓住这些基本形态因素,也就等于拿到全面阐释这一乐种的钥匙。其重要的学术意义在于,一方面为后来的学者提供一种范式,同时对于此后的西安鼓乐研究,起到了一种持续的引领、启迪、参照作用。西安鼓乐此后六十年的整理、研究实践,也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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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1952年,联合考察组成员合影,樊昭明(前排左一)、李石根(后排左二)、苏琴(后排左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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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1953年,联合考察组第二次合影(左起:樊昭明、李石根、杨荫浏、何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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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1961年,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来西安调研合影,孙慎(前排左一)、安来绪(前排左二)、吕骥(前排左三)、李石根(后排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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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1954年,杨荫浏等撰《陕西的鼓乐社与铜器社》调查报告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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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陕西的鼓乐社与铜器社》调查报告内页

二、李石根:从《西安鼓乐全书》初稿到公开出版(1991—2009)

受到第一次联合考察的激励和启发,陕西音乐工作者对于西安鼓乐的整理研究一直没有中断,在一个时期(即陕西省文化厅“唐代燕乐研究室”时期)甚至形成一个研究群体,数十位学者发表了大量的学术成果。更需要提及的是,两度接待、参加联合考察的李石根先生,自从参加联合考察工作起,除了“文革”时期有短暂停息外,数十年间,坚持拜多位鼓乐传人为师,一点一滴,认真学习,韵曲、抄谱、译谱,终日不懈,真正步入“衣带渐宽终不悔”之境。

石根先生如何钻研、学习西安鼓乐?我们特举1966年以前的一些事例:

1.1956年,在陕西省艺术研究所的支持下,石根先生与樊昭明、何钧组成学习小组,正式拜城隍庙安来绪道长为师,从韵诵乐谱开始,学习单曲、耍曲、套曲和演奏,前后约半年之久。

2.1958年,石根在向安道长学习的同时,抄录安来绪手抄鼓乐谱4本:《鼓段本》《内八套》《外八套》《法鼓段别子赞》。

3.1959年,石根先生求师于东仓鼓乐社梁振源、赵庚辰,显密寺程天相,南院门余忠贤,西仓乐社崔世荣等,在诸位乐师指导下,他解译、整理了《安来绪鼓乐曲集》150首,《僧派鼓乐曲集》300首,翌年解译《西仓鼓乐曲集》260首。

4.1961年,石根与何钧首次考察周至南集贤东西村乐社,这是继1953年杨荫浏等采访后第一次更加深入的对这两个俗派乐社的考察。

5.1962年,二人再访东西村乐社,并拜著名鼓乐传人张有明、文明、陈友、王顺堂为师,李石根借此汇抄西村残存乐谱,将之辑为《鼓段小曲本全集》《散词八套全集》《南词全集》《北词八套全集》《尺调坐乐全套》共6册,历年所抄的鼓乐曲谱,早已超过1000首。

6.1964年春,在陕西音乐家协会西安分会的支持下,石根组织了鼓乐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录音活动,城隍庙、东仓、大吉昌、皇甫村四个乐社参加录音,最终录的曲目有“坐乐”5大套,“行乐”10套,法鼓段、“赚”2套。

正是因为有这种竭诚拜师、认真韵曲、日夜抄谱、辛苦解译的不凡经历,才使石根先生最终修得正果。他对于鼓乐的钻研追求,很自然地让我们想到唐僧玄奘,玄奘是写经、译经,他是抄谱、韵曲、译谱,本质上说,都具有一种可贵的宗教信仰般的锲而不舍的精神。

最终,石根先生于1991年完成卷帙浩繁、煌煌5大册的《西安鼓乐全书》。[10]如此巨著,乃前无古人之举,不仅成为西安鼓乐传承、研究历史上的一块重要碑石,也是中国传统乐种研究少见的著述。石根先生终其一生都专注于一个地方乐种的研究精神,在20世纪的中国音乐学界,同样堪称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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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西安鼓乐全书》书影

然而,直至2009年,即成书近二十年之后,《西安鼓乐全书》(以下简称“全书”)才正式出版。

“全书”体量博大、自成一体,与西安鼓乐所保留下来的巨大历史文化信息恰好相互辉映。正文之前有吕骥、黄翔鹏、饶宗颐、刘恒之、赵季平的5篇序文,从不同方面对全书作了史学、乐学、乐种学、传统音乐学的价值评述,也对作者半个世纪间甘于冷寂的学术追求和钻研精神给予高度赞誉。饶先生甚而断言:“他日是编印行,譬诸《事林》添一《广记》,价值可相伯仲。”[11]石根先生的《自序》则深情回忆了自己学习、记录、整理乃至最后成书的过程,更坦露了自己书名抉择、内容取舍的种种心境,让我们与他本人、与“鼓乐”传人和他们保存下来的这份遗产有了更加亲近的感情。

全书在总体上分为上、下两大部,两部又由诸多编、章、节组成。第一部称“西安鼓乐概论”,其前3编,相当于西安鼓乐套式、曲式、曲目、谱字、乐词、宫调、传习、表演的知识总汇,该部第五编所收“散论”14文,则是作者历三十余载竭诚拜师、认真韵曲、反复斟酌考辨、用心归纳的研究心得,所涉专题甚宽,所究学理也深,可视为作者为未来“鼓乐学”研究绘制的一幅蓝图。第一部第四编“西安鼓乐俗字谱的解读”和第二部“西安鼓乐译谱总编”,都涉及西安鼓乐的传谱。我们知道,对于一个有抄谱传统的古老乐种而言,历年存见于各鼓乐社上百册的手抄谱,无论对于乐社传人,还是当代鼓乐学者,向来都视之为本乐种的生息象征和学术研究的基本依据,同样也是构成鼓乐的主体。正由于此,从第一部第四编至第二部结束,乐谱翻译、解读占了“全书”的几乎五分之四,几十年来石根先生在“译谱”一事上所下的功夫也最大。值得一提的是,在“解读”一编,他特别采用了原谱、译谱和解读三行谱面立体呈现的做法,他率直坦言,这是为了“验证”俗字谱自身的艺术传统,同时也为日后接触鼓乐的同行打开一扇方便之门。而我认为更为可贵的是,他有一种为后继者留下更宽敞的“解读”余地,让他们来“验证”他本人的“解读”是否正确的开放心态。总之,“全书”的部、编、章、节之间,存在着一个结构上的严密系统,但认真分析后,又会发现各自的相对独立性。整体与局部间的有序逻辑和此呼彼应,使“全书”基底厚重、自出峰巅。也如他自己所说,如果不设“概述”,读者将无法找到认识鼓乐全貌的线索;如果没有“资料汇编”,则“概述”中归纳出的理论知识又失去了根基;“解读”,则如进入“鼓乐”堂奥的一把钥匙,有了它,才可以顺利观览浩瀚的“译谱总编”,由此凸显了“全书”不同于一般乐谱选集、乐谱全集、乐种志或“志书”的鲜明特征。

“全书”总容量约400万字,它凝结了李石根先生前后三十年勤奋钻研西安鼓乐的全部心血。他在第一部第二编“西安鼓乐资料汇编”中记述的1950—1990年间的“乐社活动史”“艺师传”“词语释义”“大事记”有极大的资料价值;他在“抄本辑览”中将111本曲谱及其曲目全部抄录的做法,不仅反映了鼓乐蕴藏的富饶,也给后人“再研究”提供了诸多空间。“全书”是他追随杨荫浏先生治学精神的见证,是他给鼓乐艺术和许许多多鼓乐师傅们的真诚回馈,是激励后学的一种无声的召唤,更是感人至深、值得我们永远钦佩的“石根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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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李石根与《西安鼓乐全书》

三、《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陕西卷》[12](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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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陕西卷》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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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陕西卷》目录

工程浩大的“十部文艺志书”的编纂工作开始于1979年。《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陕西卷》于十余年后即1992年正式出版,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积蕴深厚的器乐乐种,“西安鼓乐”自然是这一册集成的主体。陕西卷分为上下两卷,“西安鼓乐”占去上卷的三分之二,共574页。文字部分包括“述略”、都城隍庙、大吉昌、东仓、周至南集贤5个乐社的简介和安来绪、何生哲、赵庚辰三位代表艺术家的小传。曲目有鼓段曲19首、耍曲18首、打扎子4首、花鼓段4首、垒鼓5首、引令4首、套词23首、北词8首、南词9首、外南词8首、经套8首、大乐2首、起目3首、别子4首、赚4首、曲破、杂曲7首、鼓扎子3首、念词与歌章13首、行乐4首、坐乐3首,总共153首,大约为鼓乐曲目蕴藏的八分之一。限于《集成》本身的篇幅,它只能是西安鼓乐的一个“浓缩”版。但对于这个乐种而言,它在当时已经是规模空前并与《集成》之名基本相符了,加上图文等,可以看成是西安鼓乐的一次全面、集中而相对完整的呈现。

四、程天健、李宝杰《长安古乐研究论文选集》[13](2000)

该文集共收载1984—2000年间“长安古乐”研究论文36篇。所收论文共涉及概论、历史、演奏形式、宫调、结构、乐律、乐器、乐曲、乐谱、节拍、民俗、歌词等12个论域,集中反映了西安鼓乐研究高峰期(1985—1998)的学术思路、倾向和学术热点。书末附有“长安古乐研究论文著述目录”,共收录91篇。本文集中,有关“称谓”问题出现了一点歧义,即书名称“长安古乐”,而文本中所收论文,有十六位学者的文章用“西安鼓乐”,有四位学者用“西安古乐”,另有十一位学者用“长安古乐”。[14]但讨论的对象只有一个,即流传于西安及其城郊的已经被称为“西安鼓乐”的笙、管、笛主奏的音乐。之所以在称谓上出现歧义,主要来自不同学术环境的学者对同一传统乐种的不同鉴定上。目前仍然有学者坚持使用“长安古乐”,但大多数学者在“西安鼓乐”荣获“国家级‘非遗’保护项目”“人类非遗保护代表作”以后,基本趋于统一,坚持使用“长安古乐”者,越来越少了。其实这不是本质问题,因为“西安鼓乐”在民间称作“乐器”“细乐”,改称“西安鼓乐”已经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事情了。

五、褚历博士论文《西安鼓乐的曲式结构》[15](2008)

该著是以西安鼓乐为研究对象的第一篇博士论文。导师为中央音乐学院袁静芳教授。作者在选定该题目以之后,曾于1992年、1993年、1996年三个暑假来西安进行田野考察。最后于1998年6月答辩通过。选择这个题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袁静芳教授一贯重视中国传统音乐代表性品种和关键课题的学术眼光。而对于西安鼓乐研究而言,能在这样的时段进入北京学者的视野,又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历史背景。对此,我所能想到的是,其一,在作者考察的这五六年间,几位20世纪50年代初接受过考察并记录在册的老乐手都还健在,如东仓鼓乐社赵庚辰、迎祥观张存柱、南集贤鼓乐社张贵以及华塔寺余铸、西仓鼓乐社崔世荣等;中青年乐手如南集贤西村鼓乐社田中禾、东村鼓乐社顾景昭、何家营鼓乐社何忠信[16]等也相继完成鼓乐传习并成为各乐社的骨干。能有机会对这些优秀的前后两代鼓乐艺术家进行采访、求教,对于一位在读的博士生而言,实在是十分难得的学术机缘。更可贵者,它无形中保留了20世纪90年代西安鼓乐各乐社的相关历史信息,这也成为我们特别看重这篇论文的理由之一。其二,李石根先生此时已经完成“全书”的初稿,本书作者褚历不仅多次向他当面求教,也从石根先生的研究成果和学术精神中获得钻研鼓乐的动力,答辩前夕,石根先生还以校外评阅人身份给予肯定评价。其三,20世纪80—90年代,是西安鼓乐学术研究的一个黄金年代,李石根、李健正、冯亚兰、吕洪静等一批鼓乐学者发表了数十篇文论,自然也成为作者的重要参照。当然,也还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那就是20世纪90年代恰恰是鼓乐各乐社在传承方面处于低谷时期,多数乐社传、演活动很少,有的甚至停止了传承和演练,可能给作者的田野考察带来一定的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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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赵庚辰口传,马西平译《西安鼓乐古曲谱集》封面

或许因为上述各乐社的生态现状,本文作者将全文重点放在以乐谱和音响为基础即“西安鼓乐曲式结构”的案头分析上面。第三、四、五、六章系统讨论西安鼓乐最具中国古典曲式结构特征的单曲、套曲、复套曲和整体结构原则。尤其是作为“复套曲”典型例证的尺、上、吴、刘四调“坐乐全套”,结构庞大、变化反复、内涵深厚,历史文化信息特别丰富,是今人追溯它与唐宋大曲渊源关系的典型例证,也是西安鼓乐曲式结构的独特性所在。为此,褚文在五、六两章用力甚多而又富有创见,有关“坐乐全套”的名称、类型和源流以及曲式的结构原则、变化发展和文化内涵,都有他自己的深入分析和新见。

作为首篇研究西安鼓乐的博士论文,作者很充分地显示了自己扎实的技术分析能力和综合分析能力。同时还以西安鼓乐的音乐发展手法和音乐结构形式与西方音乐进行了一定的比较,给论文带来某些新意。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论文没有更多使用作者从田野考察中获得的、处于低谷时期的西安鼓乐传承记录资料,而这些记录资料对于认识当代鼓乐传承史有很重要的价值。我们期待作者在适当时候,以另外的方式将之供奉于学界。

六、马西平《西安鼓乐古曲谱集——四调八拍坐乐全套》[17](2009)

本谱集译者马西平为西安交通大学艺术学院教授,自2003年起,她和她的团队开始深入访问东仓鼓乐社赵庚辰先生,并拜赵先生为师。赵庚辰老人当年86岁,是1952年第一次联合考察小组登记在册、仍然健在的唯一乐手,老人也是东仓鼓乐社历史的见证者,他的鼓技和韵曲高人一等,身手不凡。马西平老师的做法是每周去老人家里一次,并“采用传统的习得手段,按照鼓乐曲目的套路,一句一句,一段一段地学习韵曲,一边学习,一边录音,数年间从未中断”。他们先后学习、录制并整理出《西安鼓乐八拍坐乐全套》《西安鼓乐法鼓段全套》《西安鼓乐别子·湛(“赚”)全套》(每套皆包括刘、尺、商、吴四调)。《西安鼓乐古曲谱集——四调八拍坐乐全套》作为其学习、访谈活动的第一项成果于2009年5月正式出版,并注明“古谱传人赵庚辰,译著马西平”。该谱集整理的是一位堪称鼓乐大师对鼓乐经典的“个人记忆”,这样的记忆中,既包含了鼓乐传承的“集体经验”,也是一位杰出传人的个人创造,它的特点是访问者以敬重传人、敬重传统、保留传人个性特征的态度进行学习、记录和整理。非常遗憾,庚辰老人于2015年以98岁高龄辞世,考察小组记录、译出的三套乐谱仅出版了“八拍坐乐”,另外两套则因为经费不足尚无缘与读者见面,令人十分惋惜。

七、《西安鼓乐大典》[18](2016)

该大典卷帙浩博,几乎包揽西安鼓乐的所有文献:古谱、新作、文论、口述、调查报告。最可观者,是它将六十年来历年收藏、目前又分别收藏于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陕西省音乐家协会、陕西省艺术研究所以及西安都城隍庙、长安区何家营鼓乐社、周至南集贤东西村鼓乐社、西安大吉昌鼓乐社、西安东仓鼓乐社、西安显密寺以及一批“佚名”古谱,全部收入本典之中。

具体说来,所辑录古谱计有:周至南集贤东村23本、南集贤西村11本、何家营4本、东仓9本、西仓16本、大吉昌14本、都城隍庙(上、下)11本、显密寺6册、“佚名”古谱(上、下)17本,总共111本。

这个谱本数字,与李石根《西安鼓乐全书》中用文字逐一叙述的古谱总数,以及与各乐社收藏数量完全相符,又比1952年音乐研究所《陕西的鼓乐社与铜器社》考察报告所统计的谱本数多了40多本,因此,我们可以将之看成是西安鼓乐真正意义上的“集成”。另外,“大典”第四卷《西安鼓乐论文》,收载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研究西安鼓乐的论文162篇,也近乎于“一网打尽”。

这162篇论文共分为:历史渊源研究(22篇)、古谱律制研究(31篇)、曲式曲体研究(24篇)、乐器乐谱研究(21篇)、表演形式研究(10篇)、比较研究(19篇)、相关民俗研究(4篇)、现状研究(30篇)、调查报告(1篇)等,总共涵盖了9个论域。一个乐种的研究论文达到如此数量,引发出这么多的主题,我们以往很少见到。一方面,它充分反映出六十年来学术界对于这个古老乐种所蕴含的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民俗信仰、谱式谱字、口传经验、形态结构、体裁形式、结社传统等所给予的全面关注和逐步深入的探究,另一方面,也初步构成了作为“鼓乐学”研究的基本格局,为其更大规模、更加深层的研究提供了很扎实的基础。

《西安鼓乐大典》于2010年开始编纂,主要承担者为陕西省艺术研究所,它的主要特点是体大、量重、求全不漏、兼收并录,为读者、学者,更为当代和未来留下有关“西安鼓乐”历史、乐谱、乐社、乐曲、乐人、文论的全息性文献。与《西安鼓乐全书》不同,“大典”是一个研究机构的集体所为,陕西省艺术研究所自作为西安鼓乐“非遗”保护的责任单位后,仅用六年不到的时光就完成了如此宏博的编纂出版,充分体现了他们的自觉精神和高度的责任感,同样令我们感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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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西安鼓乐大典》书影

八、西安音乐学院西北民族音乐研究中心:“西安鼓乐研究六十年重访典藏计划”(2014年起)

西安音乐学院作为西北地区唯一的音乐专业高等院校,历来重视本地区丰厚多样的传统音乐资源,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采用民歌、戏曲、歌舞素材编成民族器乐、声乐的教材。1985年7月,在学院领导支持下,正式成立了“长安古乐学社”,[19]名誉社长刘恒之、艺术指导鲁日融、社长元修和、副社长蒋咏荷、秘书长焦杰、研究室主任冯亚兰,并聘请僧派鼓乐传人、著名笛师余铸担任教学和指导。学社先后出国演奏,举办学术研讨会,出版多种鼓乐著述。2000年以来,程天健教授在本科开讲“西安鼓乐概论”课。2012年,由他正式招收“西安鼓乐”方向的研究生,目前已经招收了三届。由此反映了西安音乐学院对于传统音乐资源的一贯重视。

笔者于2013年9月返回母校工作,鉴于学校此前在鼓乐教学、科研中所具备的良好基础,故郑重提出“西安鼓乐研究六十年重访典藏计划”。提出这一计划的初衷是:1950年中央音乐学院研究部成立之初的五六年间,先后进行了河北定县子位村管乐、阿炳琵琶二胡音乐、无锡道教音乐、西安鼓乐、山西河曲民歌、北京智化寺京音乐、黔东南苗族民歌、苗族芦笙、全国古琴、湖南民间音乐普查、福建南音考察等。一方面,当时的民间音乐生态非常好,原生音乐品种很多,每次调查都满载而归;另一方面,民族音乐研究所作为国家唯一的音乐学术机构,有责任担任具有“取样”意义的学术考察,既可以保留资料,又可以为全国同行提供经验。《陕西的鼓乐社与铜器社》考察报告,就出于这样的学术考量。至2014年,刚好是“报告”写出的六十年。那么,六十年来,“西安鼓乐”各乐社的现状与六十年前相比,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各乐社的生存环境、传承方式、人员结构、表演方式、民俗参与、乐器使用、乐谱转抄、收藏等状况,哪些保留了?哪些改变了?哪些弱化以至被淘汰了?要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有一个参照系,这个参照系无疑以六十年前的“报告”最理想。所以,“重访典藏计划”的基本思路是社会文化变迁给传统乐社的生存维系带来何种影响,特别是经历了1960年至20世纪70年代的“文革”、20世纪80年代的“现代化”以及新世纪以来的“城镇化”,传统音乐、传统乐社的生态如何?它们面临怎样的命运抉择?十几年的“‘非遗’保护”又给它们带来怎样的机遇和挑战?其中,既有现实的、具体的问题,也有理论的、前瞻性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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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西安鼓乐研究六十年重访典藏计划”项目采访何家营鼓乐社社长何忠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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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西安鼓乐研究六十年重访典藏计划”项目周至南集贤东村鼓乐录音

我们的做法是以现存六个乐社为对象,每个乐社由一位硕士研究生担任田野考察的主力,同时在程天健教授的指导下,在乐社社长的支持下,由课题组成员共同帮助收集乐器、乐谱资料,专访乐社社长和资深社员,记录整理乐社三十年来大事资料等,最终由该生完成一篇硕士学位论文,加上此前收集的各种文字、图片、音响、音像资料,汇集一起,争取每个乐社出版一本贯穿“重访”研究理论的专集。

目前,初步完成考察工作的有三个乐社,即周至南集贤东村、西村鼓乐社和何家营鼓乐社;城隍庙鼓乐社已做完前期资料收集工作,唯演奏录音、录像还需要一段时间;东仓、大吉昌鼓乐社的考察工作也将开始。

结语

一、总体而言,六十年以来的“西安鼓乐”研究,可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

1.1952—1980年,这一阶段以考察、学习和资料积累为中心,在首次考察和首篇考察报告的激励下,李石根、樊昭明、何钧三位地方音乐工作者用十余年的时间,一边向鼓乐艺术家学艺,一边收集到大量抄谱,同时为各乐社录音、拍照,积累了丰富的鼓乐文献。

2.1980—2000年,以学术研究与资料第一次全面整合为特色,自1980年起,一方面,《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陕西卷》正式启动;另一方面,鼓乐研究进入一个“勃发期”,并逐渐形成了一支以李石根为代表的学术群体,其中有陕西省艺术研究所的何钧、李健正、吕洪静、李世斌、李明忠,有西安音乐学院的刘恒之、冯亚兰、李武华、焦杰、程天健,同时也受到了北京、香港等地著名学者如吕骥、黄翔鹏、饶宗颐的关注和参与。代表性成果有《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陕西卷·上卷》“西安鼓乐”部分(1992),以及以《交响》为阵地的近百篇论文(见日后编选的《长安古乐研究论文选集》)的连续发表。

3.2000—2016年,以鼓乐传承保护与编纂、出版大型学术性典籍为特色。由于国家推行“非遗”保护政策,当下存见的所有传统文化品种都成为不同级别的“保护”对象。“西安鼓乐”先后成为“国家”“人类”两级“非遗代表作”,受到多方面的重视。由此,《西安鼓乐全书》(5卷)、《西安鼓乐大典》(20卷)得以先后出版,成为六十年来西安鼓乐资料整理和学术研究的里程碑。同时,褚历的《西安鼓乐的曲式结构》作为研究西安鼓乐的第一篇博士论文,代表了这一领域学术研究的一个新的起点。

二、一次中央与地方的联合考察,一篇由当代著名学者执笔撰写的“调查报告”,引发了一个地方学者群体对一个古老乐种的六十年持续不断的学习、记录、整理、研究,使之成为一门传统音乐研究的显学,并体现了自己坚毅的“守成”态度。

三、在长达六十余年的科研活动中,学者与民间乐师相处甚洽,学者心怀敬畏、敬重之情,虚心拜传人为师,不畏艰辛,采用传统习得方法,韵曲抄谱,数十年间从未中断,表现了对传统音乐高尚的心志;传人们作为文化资源“持有者”,对祖辈留传至今的音乐守护不弃、爱护备至,即使经历了“文革”大难,也拼死保住了乐社、乐谱、乐器。可以自豪地说,这是一个学者与传人共同写就的漫长而生动的学术个案,一曲充满情谊、蕴含丰富的文化叙事。

四、《西安鼓乐全书》表达的是一个学者与一个乐种之间的生命维系;《西安鼓乐大典》是一个地方学术团体在“浮躁时代”走进“冷寂之门”、卧薪尝胆式的世纪性典籍;“西安鼓乐研究六十年重访典藏计划”代表了一所高校的一批师生将“鼓乐”火种引入当代高校的学术尝试。我们真诚希望,“鼓乐的火种”能够在学校熊熊燃起,给高校教育改革带来某种新动力!

五、西安鼓乐六十年的资料收集整理和研究,成就卓著,可圈可点,应给予充分肯定。但作为一个大乐种、古乐种,或者说世界级别的一份遗产,它的专门研究还有不少需要深钻细探之处。同时,自新世纪城镇化发展以来,它又面临一个传承、保护的大课题亟待解决,对此,我们已经意识到它的难点,非有政府、学者、传人、高校以及全社会形成一种历史的“合力”,提出某种整体性解决方案,不能扭转它日渐衰危的颓势。

(原载于《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

注 释

[1].杨荫浏自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接触、学习、记录“十番鼓”和“十番锣鼓”,1940年整理出一份《锣鼓谱》。1950年4月,杨先生随南京“国立音乐院”迁往刚刚成立的“中央音乐学院研究部”(天津),任教授、研究部研究员兼古乐组组长。当年暑假,即与曹安和先生前往无锡采录“十番锣鼓”“十番鼓”和阿炳的二胡、琵琶音乐。1957年,“十番鼓”音乐曾以《苏南吹打》书名由音乐出版社正式出版。1982年再版时改为《苏南十番鼓曲》。

[2].1980年,杨荫浏先生将1940年整理的《锣鼓谱》(苏南民间器乐曲)和1950年再次调查的资料,以《十番锣鼓》之名由人民音乐出版社正式出版。

[3].1950年与“十番鼓”“十番锣鼓”一起采录的阿炳二胡、琵琶独奏音乐于1952年由上海万叶书店正式出版,编者为杨荫浏、曹安和、储师竹,曲集名《瞎子阿炳曲集》。

[4].“定县子位村管乐”于1950年4月在天津演出,刚刚任教的杨荫浏先生即为这次演出录音采访,1952年,由上海万叶书店正式出版了《定县子位村管乐曲集》的考察报告。

[5].“智化寺京音乐”发现于1952年,当年经由中国佛协副会长巨赞法师向文化界报告,琴家查阜西等文化名人进入寺内采访乐僧,接着寺内乐僧增远在大佛殿发现了抄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的《音乐腔谱》,立即引起宗教文化界更加广泛的注意。杨荫浏先生等随即进行全面调查,并于1952年1月1—4日为全体乐僧录音,最后完成《智化寺京音乐》的考察报告,“报告”于2009年收入《杨荫浏全集》(第六卷)正式出版。

[6].《陕西的鼓乐社与铜器社》考察报告,情形如上。

[7].1956年4—7月,杨荫浏先生率音乐研究所十四位学者与湖南文化局组成联合考察组,对湖南民间音乐进行了一次普查,普查组先后采访44个县。经过杨荫浏先生的指导,于1960年由音乐出版社正式出版《湖南音乐普查报告》。

[8].撰写者在此处用了一张表格,表格竖行包括存放地点,其中先有西北历史陈列馆、西安图书馆、大慈恩寺塔前、兴平县霍去病墓等,再进一步标出第几室、露天或储藏室等;横行则有古物名称、初拟拍照、拓片及翻模办法、四寸底片张数、拓片张数、份数、石膏负膜个数等,相关记录十分详实。

[9].这里特别用了“乐种”称谓,它们恐怕是杨荫浏最早使用这一称谓的文献之一。这9个乐种是:鼓乐、铜器、吹乐(唢呐)、社火锣鼓、念词、道情、郿鄠、碗腔(皮影戏)和秦腔。

[10].李石根:《西安鼓乐全书》(5卷),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年版。

[11].李石根:《西安鼓乐全书》(第一卷),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

[12].刘恒之主编:《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陕西卷》,人民音乐出版社1992年版。

[13].程天健、李宝杰编:《长安古乐研究论文选集》,地图出版社2000年版。

[14].“长安古乐”,西安鼓乐的别称。

[15].褚历:《西安鼓乐的曲式结构》,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

[16].除上述诸位传人外,褚历还采访了城隍庙鼓乐社柴天宝、东仓鼓乐社赵建民,大吉昌鼓乐社周志礼、马建章、王建民,南集贤鼓乐社张新华、田义民,何家营鼓乐社何永顺以及十余位铜器社乐师乃至渭南、河南洛阳的制笙师等。

[17].马西平:《西安鼓乐古曲谱集——四调八拍坐乐全套》,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8].刘宽忍总主编:《西安鼓乐大典》,分卷及主编:古谱集成(13卷),主编丁科民;概述(1卷),编著邓萌;论文集(4卷),主编邓萌;口述史(1卷),主编许德宝;新创作曲集(1卷),主编许德宝,总共20卷,太白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

[19].西安音乐学院“长安古乐学社”于2008年更名为“西北民族音乐研究中心·西安鼓乐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