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文献综述
记录明代丝绸的文献类别众多、卷帙浩繁，资源十分丰富。今将价值较高的文献大致归类，分述如下。
1.3.1 基本史料
《明实录》［81］，明代官修编年体史书，3045卷，时间跨度自太祖至熹宗（建文朝内容附于《明太祖实录》，景泰朝内容附于《明英宗实录》），根据明代档案文书、邸报、起居注、日历、钦录簿、六曹章奏等材料修撰而成。该书循年逐月，将当时的政令、赋税、征战、赏贡、灾异等历史原貌一一详载，内容之丰富非一般史籍可比，明代众多官修及私修史书均视之为史料渊海。其中农业、手工业、赏赐、贸易、外交等方面的内容与工艺美术史研究关系较为紧密，但所载造作品种和数量往往有失详尽。书中对丝绸记载的篇幅居于各门类造作之首，历朝政事中多有与织造、服用相关的事例，涉及织造数目、滥服花样、机户领织等内容，对于丝绸研究意义不小。此外，帝王对亲贵、大臣、外夷的赏赐中不仅有具体的丝绸品种和数量，且对色彩、装饰亦有描述，是了解高档丝绸种类与等级对应关系的重要资料。
明代其他史籍往往由于转引而难免疏漏，尤其是年月日，时常有误。以《明实录》校正其他史料，往往可使错讹涣然冰释。由于官方修书无法规避的局限，《明实录》存在不少曲笔之处，内容主要为帝王言行。其中《太祖实录》曾经三修，聚讼尤多。现有研究对《明实录》的利用尚不够充分，引用条则相对集中，时间上多聚于太祖、世宗、神宗等几朝。
《明史》［82］，清代官修纪传体史书，332卷，体例严谨，叙事简明，编排得当，是了解明代社会的基本史料。与丝绸牵连较多的记载集中于舆服、食货志，内容均详见于《明实录》或《大明会典》，因此《明史》作为丝绸史料的重要性并不突出。但丝绸地位特殊，每每与等级关联，凡见载的丝绸织造与花样服用事例都不容忽视，若非因其变革重大，便是缘于政治意图。《明史》的内容较为简略，偏重政治史，缺乏社会经济、科学技术方面的内容，现有研究对《明史》的引用率不高。
《大明会典》，明代官修综合性法典，今存两种版本：
最初的《大明会典》［83］，180卷，弘治十五年（1502年）修毕，正德年间重校，正德六年（1511年）颁行。以《诸司职掌》为基础，总括了行政法规，并附加有变更事例，时间截止于弘治十五年（1502年）。引用有《大明令》《大诰》《大明集礼》《大明律》等十二种书，均注明引用书目。
重修本《大明会典》［84］，228卷，万历十五年（1587年）颁行，将原书中大部分引用书目略去，加上律令所出年份，增补了弘治十五年（1502年）至万历十二年（1584年）间的户口、赋役等项。重修本《大明会典》时间跨度长，内容更丰富，因此使用率高于之前诸版，学界引用时未注明版本的多是指重修本《大明会典》。
在本书中，最初版《大明会典》被称为正德《大明会典》，重修本《大明会典》被称为万历《大明会典》，以为区分。
《大明会典》大致以六部为纲，详述其职掌及历年事例，所记典章制度最为详细完备。其中礼部舆服和工部织染等卷与丝绸造作联系甚多，涉及服用等级、纹彩禁限、监督措施、工匠管理、惩罚条例等诸多方面，是了解明代官府丝织机构及造作基本情况的重要史料。现有研究对《大明会典》引用颇多，但往往未注明版本。因不同版本的《大明会典》卷次差别较大，所用事例也未必完全一致，使用时应互作对照，引用也须注明版本。
1.3.2 地方志
地方志是系统记载各地自然、人文资料的文献，编纂目的在于“存史资治”，故而所载录的信息丰富而翔实，堪称地方性的百科全书，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明代地方志多是根据各地方有关文献汇编而成，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该地区的社会历史状况，对桑蚕分布、丝织生产形式、丝绸品种都有详细的记录，可作为正史之补充。
《大明一统志》［85］是明代官修地理总志，分区详述了天顺年间两京及十三布政使司各府州建置沿革、山川、风俗、土产、宫室、寺观、人物、古迹等情况，并绘有全国总图和各布政使司分图，是展现明代前、中期各地概貌的珍贵史料。现存其他明代方志成书多在正德以后，对研究明中后期各地物产、风俗变迁、商业经济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现有研究对明代地方志的引用率较高，对于丝绸研究较为重要的是江南的方志，如《嘉靖吴江县志》［86］、《万历杭州府志》［87］等。学界援引较多的地方志辑刊是上海书店出版社1981年重印的《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88］，收录107种；另有上海书店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89］，收录109种。
1.3.3 笔记
现今存留的明人笔记数量极多。笔记一般无严谨的体例，作者身份各异，多杂记各类见闻。明代笔记的内容异常丰富，涵括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叙述一般较为具体，可与官方史书互为印证和补充。与方志的情况类似，笔记成书多为正德之后，对研究明代中后期助力尤大。不少笔记生动记录了手工业生产、风俗变易，是工艺美术史研究的珍贵史料。其中较多涉及丝绸的有《松窗梦语》［90］、《万历野获编》［91］、《酌中志》［92］等。
明人治学之风不甚严谨，笔记时有内容空洞之病，转抄时也缺乏严密考证，品质良莠不齐。加之私人修书难免夹杂传闻与志怪等内容，纵然史料丰富，使用却比较麻烦。利用笔记史料，作者的身份较为关键，一般来说，仕宦谙熟政令律法，对大事件的记录较为可信；隐逸的文人，对一方风俗的记述尤为具体鲜活。唯有细择明辨，引证对照，才可较好地实现笔记的史料价值。现有研究对明代笔记的利用往往限于十余种，其中一些条目数十年来被反复引用，少有新材料的发现。
明代笔记集中见于《明代笔记小说大观》［93］，而包含明代的笔记辑刊，较为常见的有《元明史料笔记丛刊》［94］、广陵古籍版《笔记小说大观》［95］、新兴书局版《笔记小说大观丛刊》［96］等。
1.3.4 文学作品
久享盛誉或标志新风的工艺美术品往往会出现在文学作品中，且不乏描述与评价。明代的现实题材小说创作十分活跃，留下不少可供参阅的作品，其中《金瓶梅词话》［97］、“三言二拍”［98］等小说对时人的服装描述极为丰富，还出现了丝绸交易等内容，对了解明代社会的服用风尚、丝织品种、纹彩、运输、贸易很有帮助。诗词中也不乏对丝织物的描述和赞美，明末清初的吴梅村在两首《望江南》中便描述了明代织锦［99］11和刺绣佛像［100］16。
文学作品描述的可靠性不一，尤其是小说，难免有虚构的成分。但作者不可能超越时代而创作，因此作品对于理解彼时风尚仍然有十分积极的意义。诗词中的描写因类比、用典而较为晦涩，但仍可反映一些丝绸纹彩的流行，朱檀、黄省曾、王世贞、秦兰征、唐宇昭、王誉昌等均有多首明宫词传世［101］，是了解宫廷丝绸使用的重要材料。现有研究对文学作品的重视尚有不足，仅《金瓶梅词话》中的服饰描述得到较多关注。
明清和近代其他书籍中还有不少可供研究使用的史料。如：《天工开物》［102］系统总结了古代的各项技术，对织机有着详细的分类图解；《三才图会》［103］附有大量插图，形象地记录了明代的宫室﹑器用﹑服制、仪仗等；《天水冰山录》［104］对抄没严家物品中的丝绸衣物和段匹作了详细的归类，并将具体名称一一罗列；《石渠宝笈》及续编、三编［105］中载录有明代观赏性刻丝；近人朱启钤的《丝绣笔记》［106］和《存素堂丝绣录》［107］亦记录了明代刻丝、刺绣和织佛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