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罗曼·罗兰贝多芬传》：贝多芬的遗嘱

“一心向善，爱自由高于一切。

就是为了御座，也绝不背叛真理。”

——贝多芬

（1792年手册）

他粗壮矮小，一副运动员的健壮骨架。一张土红色的脸庞非常开阔，只是到了垂垂老矣，脸色由此变得蜡黄、病态，尤其是冬季，当他远离田野幽居室内的时候。他额头突起、宽大。乌黑的头发，极为浓密，似乎梳子都不能通过，毛戗立着，似“墨杜萨头上的蛇”。闪烁的双眼透着一种神奇的力量，使每一个面对它的人都为之震慑；但大多数人都会看不到其细微差异。由于两只眼睛在一张褐色悲壮的脸上放射出一道粗野的光芒，人们通常都感觉眼睛是黑的；事实不是黑的，而是蓝灰色的。这两只极小而又凹陷的眼珠在兴奋或愤恨时会瞬间变大，在眼眶里转动，反映出它们蕴含着一种奇妙真理的全部思想来。它们常常用一抹忧愁的目光望着天空。宽大短方的鼻头，一张狮面脸。嘴细腻，但下唇趋向前超出上唇。牙床可怕至极，如同连核桃都能咬碎似的。右下颏有一个深深的酒窝，使脸看起来极其地不平衡。莫舍勒斯说：“他笑起来很甜，说话时，常显露出一种可爱而鼓舞人的神情。与之相反，他的笑却是不正常的、粗野的、难看的，而且笑声转瞬即失。”——那是一个不喜欢快活的人的笑。他的表情一贯是阴郁的，是“一种难以驱除的忧伤”。1825年，雷斯塔伯说看见“他温柔的眼睛及其裂肺的痛苦”时，需要竭尽全力来控制住流泪。一年后，布劳恩·冯、布劳恩塔尔在一家小酒店碰见他时，他正抽着一支长烟斗，坐在一个角落里，双目紧闭，仿佛死神在与他握手，他的状态越来越是如此。有个朋友与他搭言，他凄凉地微微一笑，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小小的谈话本，并用其聋子常有的尖声告诉对方，让其把要求写在本上。——他的脸色变化无常，或是突然有灵感出现，若是在街上，会使行人大惊失色，或是他正在弹琴被人撞见的时候，“面部肌肉常常隆起，青筋暴跳；野性的眼睛变得分外地吓人；嘴唇发抖；一副被自己召来的魔鬼降伏的巫师的神态。”那形象如同莎士比亚作品中的人物。尤利乌斯·贝内迪克特说：“像李尔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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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维希·冯·贝多芬于1770年12月16日生于科隆附近的波恩的一所可怜的破屋的阁楼上。他祖籍弗朗德勒。其父是个男高音歌手无才华而又酗酒。母亲是个女佣，身为一厨师的女儿，第一次嫁给一个男仆，丧夫后改嫁贝多芬的父亲。

凄苦的童年，得不到家庭温馨的呵护，一切都难以与莫扎特相提并论。自一开始起，他的人生就如同一场凄惨而残暴的战斗。他父亲依靠他的音乐天赋，把他吹嘘得如同一个神童。四岁时，父亲就把他一连几个小时地钉在羽管键琴前，或给他一把小提琴，把他关在房间里，压得他非常窒息。他几乎因此而永远与手术为敌。父亲必须使用暴力才能使贝多芬学习音乐。年少时的他就得为物质生活而费尽心思，想法挣钱吃饭，为过早的重担而愁烦。十一岁时，他进了剧院乐团；十三岁时，他当了管风琴手。1787年，他失去了他敬爱的母亲。“对我来说，她是那么善良，那么值得尊重，我的最好的朋友！啊，当我会喊‘妈妈’这个甜蜜的字眼，而她又能听见的时候，还有谁比我更幸福呀？”她因肺结核而死；贝多芬感觉自己也染上了同一种病；他已常常觉得不适；再加上比病痛更加残酷的忧郁。十七岁时，他挑起了全家的重担，担负起对两个弟弟的教育责任；他羞愧地被迫要求酗酒成性的父亲退休，后者已无力支撑门户。人家把父亲的养老金都交给了儿子，免得他乱花。这些悲惨的往事在他心中留下了一个难以磨灭的烙印。他在波恩的一家人家找到了一个亲切的依靠，那是他永远感到弥足珍贵的布勒宁一家。可爱的埃莱奥诺雷·德·布勒宁小他两岁。他教她音乐，并引导她走向诗歌。她是他童年的伙伴，因此二人之间似乎产生了一种非常绵软的情谊。埃莱奥诺雷后来嫁给了韦格勒医生，后者与贝多芬也是好友；直到最后，他们之间都一直保持着一种恬静的友情，韦格勒和埃莱奥诺雷与贝多芬之间的书信就是见证。当三个人都垂垂老矣时，友情更加地感人，而且心灵仍如从前一样的年轻。

尽管贝多芬的童年是非常凄凉的，但他对童年，对童年呆过的地方，始终保持着一种温馨而凄凉的回忆。他于无奈中离开波恩，前往维也纳，几乎在此度过了他整个一生，在大都市维也纳及其郁闷的近郊，他从未忘怀过莱茵河谷以及他庄严地称之为“我们的父亲河莱茵河”的莱茵河，它的确是那么地活跃，几乎渗透了人性，仿佛一个巨大的灵魂，聚集的思想和力量在河里流过，没有任何地方比亲切的波恩更加地耀眼，更加地威武，更加地温柔，莱茵河以它那既温柔又澎湃的河水滋润着它绿树浓荫、鲜花满地的堤坡。在这里，贝多芬度过了他的头二十年；在这里，他形成了少年的心灵之梦，——那一片片的草原好似懒洋洋地漂浮在水面上，雾气笼罩着的白杨、矮树丛和垂柳以及果树，都把它们的根浸在平静而湍急的水流中，——还有那些村庄、教堂、甚至墓地，都睁着好奇的眼睛懒洋洋地俯瞰着河岸，——而在远处，泛蓝的七峰山在天穹里绘出模糊的身影，已成废墟的古堡矗立在山上，显现着瘦削而古怪的轮廓。对于这片土地，他的心永远地深爱着它；直到生命的最终，他仍梦想着再看它一眼，但终究未能如愿。“我的祖国，我美丽的出生地，在我眼里，始终与我离开它时一样地美丽，一样地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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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爆发了；它开始席卷欧洲；它添满了贝多芬的心。波恩大学是新思想的中心。贝多芬于1789年5月14日注册入学；他听未来的下莱茵州检察官、著名的厄洛热·施奈德教授在该校上的德国文学课。当攻克巴斯底狱的消息传到波恩时，施奈德在课堂上朗诵了一首激情昂然的诗，点燃了同学们的热情。第二年，他发表了一个革命诗集。在预订者的名单中，就能找到贝多芬和布勒宁家人的名字。

1792年11月，战争已经逼近，贝多芬离开了波恩。他前往德意志的音乐之都维也纳定居下来。路上，他碰到向法国进军的黑森军队。想必他的爱国之情又油然而生。1796年和1797年，他把弗里贝格的战斗诗篇谱写成曲：一首歌《出征歌》和一首合唱曲《我们是伟大的德意志人民》。但他想歌颂大革命的敌人简直是白费心机：大革命已征服世界，也把贝多芬征服了。自1798年起，尽管奥地利和法国的关系僵硬，但贝多芬仍同法国人、同使馆、同刚到维也纳的贝尔纳多特将军交往甚密。在互动之中，他的共和派情感益加坚定，而且人们也能够在他以后的岁月中看到，这种情感得到了强有力的发展。

这一时期，施坦豪泽为他做的一张画像，较完全地表现了他当时的体貌。与他后来的画像相比较，这幅画像与盖兰的波拿巴画像是具有区别的，那是一张严峻的脸，衍射着野心勃勃的烈焰。画中的他显得年轻，瘦瘦的、笔挺的、高领口使他显得僵直，且目光不屑和紧张。他清楚自身的价值；他相信自己的力量。1796年，他在笔记里写道：“勇敢不屈！尽管身体羸弱，但我的天才将会必胜的……二十五岁！这不已经来临吗！我二十五岁了……人必须在这一年让自己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伯恩哈德夫人和格林克说他目中无人，举止粗俗，阴郁，说话时带有浓厚的外地口音。但是，惟有几个密友了解他被这种傲然的笨拙所覆盖的善良心地。他在给韦格勒写信时，第一个念头便是：“譬如说，我看见一个朋友囊中羞涩，若是我的经济能力不能使我马上接济他的话，我就只要坐到书桌前，一会儿工夫，我就使他远离了困境……你看这有多美。”在稍远处，他又写道：“我的艺术应该为穷人们的利益谋幸福。”

苦痛已经叩开了他的门；它缠住了他，不再离去。在1796年到1800年之间，疾病重新开始严重起来。耳朵嗡嗡直响且昼夜不停；而内脏的痛苦更让他难以承受。他的听力越来越差。有好几年工夫，他都没把这事透露给任何人，就连他最亲爱的朋友；他总躲着别人，免得自己的残疾被人知晓；他独自承受着这个可怕的秘密。但是，到1801年时，他实在难以隐瞒了；他绝望地告诉了他的朋友中的两位：韦格勒医生和阿曼达牧师：

“我亲爱的、我善良的、我真挚的阿曼达……我多么渴望你能经常陪伴在我的身边啊！你的贝多芬真的太苦痛了。你知道，我自身的最重要的部位，我的听力，大大地下降了。我和你在一起的那一段时间，我就已经感觉到一些症状了，但我从未谈起；而此后，就越来越糟糕了……我还有希望吗？我当然是充满幻想的，但希望渺茫；这样的一些疾病是最无法医治的。我只能悲惨地生活着，躲开所有的我喜爱和对我弥足珍贵的一切，而在一个又是如此悲惨、如此自私的世界里！……我隐藏着自己在凄惨地听天由命！无疑，我曾考虑要战胜这些灾祸；但这又怎么可能呢？……”

他在给韦格勒的信中说：“……我在过着一种悲凉的生活。两年来，我一人独处，因为我无法与人交谈：我是个聋子。如果我从事别的什么职业，这尚有可能；但在我这一行里，这种情况却非常可怕。我的众多仇敌们，他们对此会有什么反应！……在剧院里，我得坐得特别靠近乐队才行，否则听不见演员说什么。我如果坐得稍微远一点的话，就连乐器和歌声的高音都听不到……我几乎听不见别人轻声说话，但是别人大声喊叫时，我又难以忍受……我时刻诅咒自己的一生……普鲁塔克引导我听天由命。但如果可能的话，我却想挑战命运；但是，在我一生中的这一段时间，我是上帝最可怜的造物……听天由命！这种隐忍是如此悲惨啊！然而，这却是我所仅有的惟一的路！”

这种悲剧式的愁苦在这一时期的一些作品中体现出来，如作品第十三号的《悲怆奏鸣曲》（1799年），作品第十号的钢琴曲《第三奏鸣曲》的广板（1798年）表现得比较严重。奇怪的是并非所有的作品都表现出这种愁苦，还有许多作品，诸如欢快的《七重奏》（1800年）、清澈的《第一交响乐》（1800年）等，都散发着一种年轻人的全心的欢乐。必须得有一段时间才能让心灵学会忍受痛苦。心灵太渴望欢乐，所以当它得不到时，它就得自己制造欢乐。当面对太残酷的“现在”时候，它就必须回到“过去”生活。过去的幸福时光仍留下些许的记忆；它们的光芒在未来的时间里仍将长久地照耀着。在维也纳孤单独旅的贝多芬，常沉浸于对故乡的忆想之中；他的每一根神经都装满对故乡的思念。以变奏曲出现的《七重奏》中行板的主题就是一支莱茵歌谣。《第一交响曲》也是对莱茵河的赞美，是青少年笑迎梦幻的诗歌。它是幸福的，慵懒的；人们在其中可以体味出取悦于人的那种欲念和希望。但是，在某些段落中，在《引子》里，在某些低音乐器的明暗对比里，在荒诞的谐谑曲里，人们十分兴奋地发现未来天才的目光显露在那青春的面庞上。那是波提切利在《圣家庭》中所画的婴孩的眼睛，人们认为从中已经可以看出很快就要降临的悲剧了。

既要忍受这些肉体的痛苦，还要面对另一种苦痛。韦格勒说他总是见贝多芬热情强烈。这些爱情似乎总是洁白无邪的，激情和欢娱如两条平行线。人们今天将二者混为一谈，那证明大多数人愚味无知，不懂得激情及其难求。贝多芬在心灵中信仰某种清教徒的东西；他厌恶粗俗的谈论和思想；对待神圣的爱情他是一丝不苟的。据说他不能原谅莫扎特，因为后者糟蹋自己的才华去写《堂·璜》。他的挚友辛德勒郑重地说，“他的一生都充满一种童贞，从未因任何脆弱而责备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人注定受爱情的欺骗，是爱情的受害者，他就是如此。他一次又一次地痴情地去恋爱，也一次又一次地追逐着幸福，但幸福一旦失去，随即便是痛苦的深渊。只有在那种爱情和高傲的反抗的交替之中去搜索贝多芬最丰富的灵感的泉源，直到他到了激昂的性格隐忍于悲苦之中的年岁为止。

1801年，他激情的对象好像是朱丽埃塔·居奇亚迪，他把他那名为《月光奏鸣曲》的著名佳作（第二十七号之二1802年）题献给了她。他写给韦格勒的信中说：“我现在的生活方式非常温馨，并且也在与人广泛地接触……这一变化源于一位亲爱的姑娘的魅力；她爱我，我也爱她。这是我两年来所拥有的初次幸福时光。”他为此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首先，这段爱情使他为自己的残疾倍感痛苦，还有使他痛苦的是不可能娶这个他所爱的女子的艰难境况。再者，朱丽埃塔风骚、稚气、自私；她使贝多芬受尽折磨，而且，1803年11月，她嫁给了加伦贝格伯爵。这类激情摧残着心灵；而像贝多芬那样，已经被病魔弄得脆弱了的心灵，再加上这类激情摧残，心灵差不多要毁灭了。这是他一生中惟一的似乎要一蹶不振的时刻。他经历了一场绝望的危机，我们从他的一封信中可以了解到这一点，那是他那时写给两个弟弟卡尔和约翰的遗嘱，上面标注有“待我死后方可拆阅并执行”的字样。这是反抗的和撕心裂肺的痛苦的呐喊。听见这种呐喊让人难以禁止住悲伤。他几近想了结自己的生命了。只是他那坚韧的道德情操阻止了他。他痊愈的最后希望破灭了。“我再也没有了支撑着我那崇高的勇气。噢，主啊，给我一天，仅仅一天的真正欢乐吧！我已好长时间没有听到那欢乐深邃的声音了！在何时，啊！我的上帝，在何时我再能见到它啊？……永远也见不到？——不，这太残忍了！”

这是一种临别世界的悲鸣；但是，贝多芬的生命又延长了二十五年。他那坚强的性格不可能向挫折低头。“我的体力与以往相比随着智力的发展而更加地增强……我的青春——是的，我感觉到它了——才刚刚开始。我每天都在向我窥见而又不能确定的目标靠近……啊！如果我能远离这病魔，我将拥抱世界！……没有任何歇息！除了睡眠，我不知什么是休息；可我挺不幸的，不得不比以前花更多的时间睡觉。只要我能驱除我病魔的一半，那就睡吧！……不，我将忍受不了病痛了。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将无法使我完全屈服……啊！千百次地享受人生是多么地美妙啊！”

这爱情、这痛楚、这意志、这沮丧和傲岸的交替，还有这些内心的悲痛，都体现在1802年所写的伟大的作品之中：附有《葬礼进行曲》的《奏鸣曲》（作品第二十六号）；称作《月光曲》的《幻想奏鸣曲》（作品第二十七号）；《第二奏鸣曲》（作品第三十一号），包括仿佛一场雄伟和哀婉的独白的戏剧化的吟诵；题献给亚历山大大帝的提琴奏鸣曲（作品第三十号）；《克勒策奏鸣曲》（作品第四十七号）；根据格莱尔的词改编的六支雄浑悲壮的宗教曲（作品第四十八号）。1803年的《第二交响曲》大部分地反映的是他少年时的爱情：可以感觉得到，他的意志在左右着大部分。一种无法抗御之力把他那阴郁的思想驱除得干干净净。生命的沸腾奏响了音乐的终曲。贝多芬渴望幸福；他始终相信自己的不幸是可以医治的。他渴望治愈；他渴求爱情；他充满着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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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好几部作品中，人们所为之震撼的是进行曲和战斗曲节奏的强烈和紧凑。最突出的是在《第二交响曲》的快板和终曲中，特别是在献给亚历山大大帝的奏鸣曲的第一章中，益发地鲜明。这种音乐所显示出的英雄气概使人联想到产生它的那个时代。大革命正在抵达维也纳，贝多芬为它所燃烧。赛弗里德骑士说道：“他在亲朋好友中间积极谈论政局，他用鲜有的聪颖、清晰明确的目光评判着。”他所有的感情都是革命思想。他晚年时对他最了解的朋友辛德勒说：“他喜欢共和原则。他支持无限制的自由和民族的独立……他希望大家携手并肩创建共和的政府……他希望在法国举行全民选举，希望波拿巴能把它搞起来，从而为人类的幸福奠定好的基础。”他如同革命的古罗马人，思想受着普鲁塔克的熏陶，梦想着一个由凯旋之神——法国的第一执政——创制的英雄共和国，于是他接连不断地写出了《英雄交响曲：波拿巴》（1804年）、《帝国的史诗》和《第五交响曲》的终曲，《光荣的史诗》。第一首真正的革命乐曲——时代之魂——在其中再现了，事件如此巨大，但在伟大的孤独的心灵中显得极其地冲击和单纯，虽然他也没有减弱对现实的接触。在其中显现着贝多芬的面容，带着这些史诗般战争的痕迹。在他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处处都跳跃着它们的踪影，也许他本人并不知晓：在《科里奥兰序曲》（1807年）中，暴风雨在高叫；在《第四四重奏》（作品第十八号）中，其第一章就有许多与这个序曲相似的地方；在俾斯麦谈到的《热情奏鸣曲》（作品第五十七号，1804年）中同样如此，俾斯麦说：“若是我经常听它，我会永远坚强果断的。”在《埃格蒙特序曲》，直至《降E大调钢琴协奏曲》（作品第七十三号，1809年），甚至技巧的炫耀都是壮烈的，如同奔腾的千军万马。——这又何许感到惊疑呢？贝多芬在写与一位英雄之死有关联的《葬礼曲》（作品第二十六号）时，比《英雄交响曲》中的英雄倍加值得称赞的将军霍赫即将战死在莱茵河畔，其纪念碑却仍在科布伦兹和波恩之间的一座小山丘上矗立着——贝多芬就是在维也纳见证了两次革命的胜利。1805年11月，《菲岱里奥》首演时，法国的军官都前往观赏。家住在洛布科维兹的巴斯底狱的攻克者于兰将军是贝多芬的朋友和保护人，贝多芬把自己的《英雄交响曲》和《第五交响曲》题献给了他。1809年5月10日，拿破仑进入了舍恩布伦。不久，贝多芬就对法国的征服者们发起了仇恨。但他还是能更多地感受到法国人的史诗般的狂热；若是不能像他一样地去感受这种狂热的人就不能十分地明白他的这种行动与胜利的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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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多芬突然中止他的《第五交响曲》，一改习惯的手法，一鼓作气写出了《第四交响曲》。幸福在他面前招手。1806年5月，他与泰蕾兹·德·布伦威克订了婚。她对他的爱已经好长时间了，——自从贝多芬来维也纳的最初的日子里，那时她还是个小姑娘（贝多芬是她哥哥弗朗索瓦伯爵的朋友），从跟着贝多芬学习钢琴时就萌发了对他的爱。

1806年，贝多芬与兄妹俩在匈牙利的马尔车瓦萨家里做客，他们的爱情在那里诞生了。他对那些幸福时光的回忆体现在泰蕾兹·德·布伦威克的一些叙述中。她说道：“在一个星期天的晚餐后，月光溶溶，贝多芬坐在钢琴前，他先是用手平抚了一遍琴键。对于他的这一习惯弗朗索瓦和我都了解。他总是在这个动作之后再开始弹奏的。然后，他在低音部敲了几个和音；接着，他舒缓地带着一种神秘的庄重的神情，弹奏一曲塞巴斯蒂安·巴赫的作品：‘如果你把心献给我，先无声地相传；我俩心灵相通，不要告知别人’。”

“我母亲和教士都进入了梦乡；我哥哥睆目远望；而我，完全溶解在他的歌声和目光中，感到生活无比的幸福。第二天早上，我们在花园中碰面。他告知我说：‘我正在写一部歌剧。我心中的那个主角，就在我面前，不论我身在何处，不论我在何处停留。我从未达到过如此高的境界，一切都是如此的光明、纯洁、明亮。在这之前，我就象童话中的那个孩子，只知捡石子玩，对路上盛开着的鲜花视而不见……’1806年5月，在得到我亲爱的哥哥弗朗索瓦的同意后，我和他订亲了。”

这一年完成的《第四交响曲》创作象是一朵盛开的鲜花，蕴藏了他一生中的这些平静岁月的精华。人们从中准确地发现，贝多芬那时正在努力地把自己的才华与广大群众在前辈们所传下来的形式中认同的东西协调一致。爱情的力量使他的行为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赛弗里德和格里尔巴泽说，他兴趣广泛，心情开朗，幽默风趣，待人接物彬彬有礼，胸怀宽大注重仪表；他在迷惑他们，以致未能察觉他的重听；他们说他身体善特良好，只是有点近视而已。梅勒当时为他画了一张肖像，其神态也是带有一种浪漫的高雅、稍微有点的不自然。贝多芬希望世人喜欢，并且知道自己已获取了欢心。狮子在恋爱：它把自己的爪子藏起来。但是，人们在他的眼睛里，甚至在《第四交响曲》的梦幻和绵软之中，仍感到那可怕的力量，那任性的脾气，那愠怒的俏皮话。

这种深邃的平静只是短暂的；但是，爱情的温馨影响却一直延续到1810年。显而易见，只因为这一影响贝多芬才获得自制力，使他的才华结出了最壮丽的果实，诸如：那古典悲剧《第五交响曲》；夏季的一天那神圣之梦——《田园交响曲》（1808年）；还有那《热情奏鸣曲》，那是受到了莎士比亚的《暴风雨》的启迪写成的，他认为那是他作品中最强劲有力的奏鸣曲，是题献给泰蕾兹的哥哥的，发表于1087年。他把充满梦幻和畅想的奏鸣曲（作品第七十八号，1809年）题献给了泰蕾兹。并将一封没有日期的信，写上“致永远的爱人”，与《热情奏鸣曲》一样，表达了他炽热的爱情：

“我的天使，我的一切，我的‘我’……有许许多多要对你说的话语，完完全全地把我的心填满了……啊！不论我在什么地方，你都近在我的身边……当我想到我最新的消息无法在星期日之前让你知晓时，我哭了。——我爱你，就像你爱我一样，但我的爱更强烈……啊！上帝！——没有你的日子里，那是什么样的日子啊！——这么地近，却无限地遥远……我的思绪涌向你——我永远的至爱，那思绪有时是快乐的，剩余的就是忧郁了，在向命运发问，问它能否接受我们。——我只能同你在一起才能活，否则我就活不成……另外的女人绝不会走进我的心中，绝不会！——绝不会！——噢，上帝！为什么相爱的人儿要分离？可是，我现时却过着忧愁的日子。你的爱使我成了男人中最幸福又最不幸的男人。……稍安勿躁……安静下来——爱我！——今日，——昨日，——多么迫切的渴望、多少热泪抛向你！——你——你——我的生命——我的一切！——别了！——啊！继续爱我吧，——永远也别让你亲爱的人的心受到误解。——永远忠于你——永远忠于我——永远忠于我们。”

是某种神秘莫测的原因阻碍了这两个相爱之人的幸福？——也许是没有财产，条件的差异。也许贝多芬对于那份被迫的温长等待，对让他保持爱情的秘密屈辱而引起反抗。也许粗暴、染病、愤世的他在无意中也使他所爱的女人感到难过，而他也对此感到希望灭绝。——婚约毁了；然而双方似乎都铭记着这段爱情。直到她生命的最终（她只到1861年才去世），泰蕾兹·德·布伦威克仍爱着贝多芬。

1816年，贝多芬说：“每当我想起她时，我的心就如同初次见到她时激烈地跳动。”就在这一年，他创写了六支乐曲，名为《献给遥远的爱人》（作品第九十八号），生动真切，感人深邃。他在笔记中写道：“一见到这个可心的人儿，我便心情激荡，然而她并不在这儿，不在我的身边！”泰蕾兹曾把自己的肖像送给贝多芬，并题献云：“送给奇有的天才，伟大的艺术家，善良的人。泰·布赠。”在贝多芬的晚年，一位友人发现贝多芬孤身一人地抱着这幅肖像哭天抹地，并如习惯的那样大声说着：

“你如此美丽，又如此地伟大，宛如天使一般！”那位友人悄然离开，稍后重新返回，看见他坐在钢琴前，便对他说道：“我的朋友，您今天的脸色非常和善。”贝多芬回答道：“那是因为我的天使来看望过我了。”——创伤是很根深蒂固的。他自言自语地说：“贝多芬是多么可怜呀，在这个世界上你的幸福是不存在的。你的朋友只有在理想的境界中才能找到。”

他在笔记中写道：“屈服，深深地屈服于你的命运：你现在不再为自己而生存，只能是为他人而生存；对于你而言，只有在你的艺术中才有幸福了。啊，上帝，赐给我力量吧，让我战胜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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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把他抛弃了。1810年，他又孤单一人了；但是，光荣来到了，而且他感到浑身也充满了力量。他正值壮年。他随意地发泄着自己那暴躁和粗野的脾气，对人言、习俗、社会等等一切都全然不顾。他有什么可顾忌或敷衍的？爱情不再，雄心已无。唯有的就是他的力气了，力的欢乐和消耗，几乎是在滥用它的需要。“力量，那是起出于常人的人的精神！”他又开始衣衫不整了；他的行为举止也不再如从前那样有所收敛。他知道自己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讲话，甚至对崇高的人物。1812年7月17日，他写道：“在我所承认的高贵的标志中，也许就只有善良了。”那时见过他的贝蒂娜·布伦塔诺说：“他对自己的力量的体味超过任何一个皇帝，任何一个国王。”她被他的威力所慑服。她在写给歌德的信中说：“当我第一次见到他时，我觉得所有的一切都不存在了，贝多芬让我忘记了世界，也让我忘记了你，啊，歌德……我认为自己是正确的，我觉得此人远远地走在当代文明的前面。”

歌德想要同贝多芬成为朋友。在于1812年他俩在特普利兹的波希米亚浴场相见了，但却难以打成一片。贝多芬对歌德的才华大加褒扬；但是，他过于自由、过于暴躁的性格，与歌德的性格难以共处，当然难免会伤害后者。他讲述了他俩一起散步的情况：这位傲大的共和派把魏玛大公的枢密参议教训了一通，使后者永远不原谅他的过失。

“君主们和亲王们造就一些教授和机要参议并非难事；他们只要把各种各样的头衔和勋章送给后者就可以了；但是对于造就伟大的人物和超脱于庸俗社会的心灵，他们是难以办得到的；——而当像我和歌德这样的人在一起时，这帮大人先生们应该感觉到我们的伟大。——昨天，在回去的途中，我们和全体皇族碰面了。在很远的地方就看见他们了。歌德便摆脱我的手臂，立于大路旁。我对他说了我想说的全部的话，却是白费口舌，也未能让他多走一步。于是，我使劲压低帽子，扣上外套上的钮扣，倒背着双手，钻进拥挤的人群中去。亲王们和朝臣们排队恭迎；太子鲁道夫脱帽向我致敬；皇后娘娘先向我打招呼。——大人物们与我都很熟悉。——我觉得很有意思地看着皇家车马在歌德面前经过。他在路边站立着，身子弯得很低，帽子拿在手里。事后，我劈头盖脸地把他狠狠地训斥了一通……”

歌德对此也永远记恨于我。

1812年，在特普利兹这一时期，贝多芬只用了几个月的工夫，就把《第七交响曲》和《第八交响曲》写成了：前者是节奏的大祭乐，后者是幽默的交响曲，他在这两部曲子流露得最自然，正如他所说，是最“放松”的，带有欢乐和疯狂的激越，出乎意料的对比，令人惊讶的、雄壮的机智，使歌德和泽尔特如巨人似的惊惧爆发，并在德国北方流传说，《第七交响曲》是出自一个酒鬼之手。——不错，是出自一个醉鬼之手，但他是陶醉于力的天才。

他自己也说：“我是个酒神为人类酿制玉液琼浆。是我给人们精神上的神圣的癫狂。”

我不确定他是否如瓦格纳所说，想在《第七交响曲》的末尾中描绘一个酒神庆祝会。在这首热情昂扬的乡村音乐中，我惊奇发现他那佛来米族的遗传，同样地，在以纪律和服从为天职的国家里，他那肆无忌惮的所言所行，也是其本人血统的因素。在所有作品中，都找不到《第七交响曲》中蕴藏的那么多的坦荡、自由的力。这是一心为着娱乐而毫无目的地在耗费超人的精力，如同一条决堤之河的那种欢快。在《第八交响曲》中，力显得没那么雄浑，但益发地奇特，益发具有人的特点，悲剧与闹剧交错，力士般的强健与孩童般的执拗合融在一起。

1814年，贝多芬达到极致巅峰的程度。在维也纳大会上，人们把他作为欧洲之荣光。他主动地参加节日欢庆。亲王们向他致敬，而他则如他向辛德勒所吹嘘的那样，高昂着头颅地任由他们向自己献媚取宠。

他为独立战争而激动。1813年，他写了一首《威灵顿之胜利交响曲》，而在1814年年初，他又写了一个战斗合唱曲：《德意志的再生》。1814年11月29日，在君王们面前他指挥演奏了一支爱国主义歌曲：《光荣时刻》；而在1815年，因为攻陷巴黎他作了一个合唱曲：《大功告成》。这些即时之作比他其它所有音乐作品为他带来了更响亮的声誉。布莱休斯·赫弗尔以弗朗索瓦·勒特罗纳的一张素描作参考而完成的木刻画，以及1812年弗兰茨·克莱恩在他脸上拓出的脸模，都把贝多芬在维也纳大会期间的形象表现得生动逼真。这张紧咬着牙床的狮子脸、深印着愤怒和痛苦，面部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意志力，——一种拿破仑式的意志力。此人在谈到耶拿战役之后的拿破仑时说道：“太失望，我对战争不像对音乐那样运用自如！否则我将击败他！”

但是，这个世界却没有他的王国。如同他给弗朗索瓦·德·布伦威克写的信中所说：“我的王国在天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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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光辉的时刻之后却是最悲惨的时期。

维也纳从未喜欢过贝多芬。像他那种傲岸而无拘无束的天才，在瓦格纳这座特别讨厌轻俏浮华的城市里是不可能讨得别人欢心的。贝多芬总是寻找着任何可以离开它的机会；将近1808年，他急切地希望离开奥地利，前往威斯特伐利亚国王热罗姆·波拿巴的宫廷。但是，维也纳的所有地方都跑跃着音乐的源泉；我们也必须坦诚地首肯，维也纳似乎始终有着一些高雅的鉴赏家，能感觉出贝多芬的伟大，以免失去他而让祖国蒙受的奇耻大辱。1809年，维也纳的三位富有贵族——贝多芬的学生鲁道夫大公、洛布科维兹亲王和金斯基亲王——许诺每年给他四千弗罗林，但条件心谤腹非是他不能离开奥地利。他们说：“由于一个人只有在没有生活所迫的情况之下才能忘我地投入自己的艺术，才能创作出闪耀艺术之荣光的那些壮观的作品，所以我们决定用这种途径使路德维希·冯·贝多芬摆脱可能阻碍其才华发展的物质障碍。”

不幸的是，承诺没有完全兑现。这笔年金并未足额给付；很快就分文不给。自1814年维也纳大会之后，贝多芬的性格发生了变化。社会开始轻艺术而厚政治，意大利风吹坏了音乐的意味，而时尚则完全倾向于罗西尼，把贝多芬看为迂腐之人。

贝多芬的朋友们和保护人们，或散或亡：金斯基亲王在1812年逝世；里希诺夫斯基亲王死于1814年；洛布科维兹死于1816年。贝多芬曾为其题赠美妙四重奏（作品第五十九号）的拉美莫夫斯基，于1815年2月举行了自己的最后一场音乐会。1815年，贝多芬同童年的朋友埃莱奥诺雷的哥哥斯特凡·冯·布罗伊宁翻了脸。从此，他独来独往。他在1816年的笔记中写道：“我没有一个朋友，我孤苦伶仃地活在世上。”

耳朵已听不到一点声音。自1815年秋天起，他同剩下的那些人除了书写交流外别无其它交往。最早的谈话笔记是1816年的。对辛德勒关于1822年《菲岱里奥》演奏会的那痛苦的叙述，所有人都已知晓。

“贝多芬要求指挥总排练……自第一幕的二部起，显而易见，对于舞台上的演奏他一点也听不到。他大大地滞后了演奏速度；当乐队跟着他的指挥棒演奏时，而歌手们却全然不顾地在超前。于是乎，一下子全没有了头绪。平常的那位乐队指挥乌洛夫建议略休片刻，但并未说明原由；同歌手们交谈了几句之后，演奏重新开始。于是又出现了同样的混乱。演奏必须再次停止。很显然，贝多芬无法再继续指挥演出了；但又如何同他讲呢？没有人忍心对他说：‘可怜的家伙，退下吧，你无法指挥了。’贝多芬焦急，烦躁，来回张望，努力地想从不同的表情中知晓是怎么回事：但大家全都默然无语。突然，他厉声唤我。当我来到他的身旁时，他把他的笔记本递给我，示意我写。我在上面写下了这样的话语：‘我恳求您停止指挥吧；回去后我会告知您理由。’他猛地一下跳到下面，冲我嚷叫道：‘咱们快走！’他一口气跑回家来；一进门，他就跌坐在沙发上，全身瘫软双手掩面；他就这样一直呆到吃饭。饭桌上，没法让他说一句话：一副痛苦不堪、没有一点斗志的样子。晚饭后，当我起身欲离开时，他挽留我，向我示意不愿一个人呆着。我俩分别时，他求我陪他去看那位在治耳疾方面久负盛名的医生……在我同贝多芬的整个交往中，这十一日的这一天是我见到最致命的一天。他的心灵所受的打击，直到死的那一天，他都被这个可怕场面的阴影所笼罩。”

两年后，1824年5月7日，在指挥（或者不如按节目单上所说，“参与音乐会的指挥”）时，他压根儿就没有听见全场向他发出的一片喝彩声；直到女歌手中的一位拉着他的手，让他面对观众，他这才突然发现观众全体起立，挥舞着帽子，拍着手。——1825年一位美国旅行者罗素看见他弹过钢琴，说当他想轻柔地弹奏时，琴键寂然无声，在这静寂之中看着他脸部激动的表情和那抽搐的手指，真令人无限伤感。

他把自己孤立了起来，离群索居，只有从大自然中寻找一点慰藉。泰蕾兹·德·布伦威克说：“大自然是他惟一的知心朋友。”他把大自然当作避难所。1815年认识他的查理·纳德说他从来没见过有人如他那样地对花草、云彩、自然满含热情：他似乎依赖着大自然而生存。——贝多芬写道：“世界上找不到像我一样地喜爱田野的人……我对一棵树胜过对一个人的喜爱……”——在维也纳，他每天都沿着城墙遛一圈。在乡间，他常独自散步，从黎明到夜晚，光着脑袋，冒着烈日或风雨。“全能的主啊！——在树林里，我好快乐，——在树林里，我很快乐——每一棵树都在将你的话语传达。——上帝，多么地灿烂！——在这些树林里，在这些山丘上，——一片寂静，——为你效劳的寂静。”

他精神上的焦虑从中找到了平静。但金钱的忧烦把他弄得精疲力竭。1818年，他写道：“我几乎沦落到乞讨的光景，可我还得装出一副衣食无忧的神气来。”另外，他还写道：“在紧迫的情况下他完成了作品第一百零六号。为填饱肚子而创作真是苦不堪言。”施波尔说他经常无法出门，因为鞋子破了洞。他欠很多出版商的债，因为他的作品卖不出什么钱来。《D大调弥撒曲》预订时，只有七个订购者（可一个音乐家也没有）。他的那些精品奏鸣曲，每一支曲子都花费了他三个月的心血，但每一曲仅仅能给他换回三四十个杜加。加利钦亲王指名让他创作的四重奏（作品第一百二十七、一百三十、一百三十二），也许是他的最好的一部的作品，仿佛以血和泪谱写而成，但亲王却分文未给。在日常的窘境中，在连续不断的官司里（或因索取别人允诺给他的津贴，或因要履行对侄子——他兄弟在1815年由于肺结核死后留下的儿子——的监护权），贝多芬耗得精疲力尽了。

他把心中所消的温情全都给予了这个孩子，他这样做只会给自己增受折磨。似乎有一种慈悲的境遇在绞尽脑汁地不断更新和增加他的苦难，以便为他的才气补充营养。——一开始，他必须同一个合格的母亲又想夺走小查理的弟媳争夺这个孩子。

他写道：“啊，我的上帝，我的城垣，我的防卫，我惟一的安全地！我深刻了解了我的心灵深处，你明白我必须容忍那些想与我争夺我的查理——我的宝贝的时候，我所承受的痛苦！听听我的呼唤吧，我不知该怎样称呼的上帝呀，我是你造物中最不幸的一个，请接受我强烈的祈祷吧！”

“啊，上帝！救救我吧！你看见我遭受到全人类的遗弃，因为我不愿与不义答成和解！接受我的乞求吧，至少在未来的日子里，让我的查理能生活在我的身边！……啊，残酷的命运，无法抗争的命运！不，不，我的不幸将永远走不到尽头！”

后来，这个被炽热地爱着的侄子的表现辜负了其伯父对他的信赖。贝多芬给他的信充满了痛苦和怒恨，就像米开朗琪罗写给他的兄弟们的信，但更加地天真，更加地让人心动：

“莫非我还得再一次得到最无耻的无情无义的回报吗？好吧，如果要断绝我们之间的关系的话，那就随它去吧！任何公正的人知道之后都将会恨你的……如果你无法忍受我们生活在一起的约束，我以上帝的名义起誓，——但愿一切都能按照上帝的意愿行事！——把你交给我；只要我所能做的我都做到；我无愧站在最高审判者的面前了……”

“像你这样被纵容坏了的孩子，想好好做个普通和真诚的人是不会有害处的；你对我的虚伪让我的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我无法忘记……上帝为我作证，我只渴望着让你在千里之外，远离这可悲的小兄弟，远离这丑恶的家庭……我无法再信任你了。”然后他签了名：“不幸啊，你的父亲，——也许最好，我不是你的父亲。”

但他转瞬又心软了：

“我亲爱的儿子！——一切都别说了，——到我的怀抱中来吧，这儿不存在一句恶言恶语……我将以同样的爱接受你。关于你的将来如何安排，我们可以平和地谈一谈。——我以荣誉担保，没有任何责备的言辞！责备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我给予你的只有疼爱和最亲切的帮助。——来吧——来到你父亲那忠实的心坎里。——贝多芬。——来吧，一接到信就马上回家来。”（在信封背面，他用法文写道：“如果您不来，您必将把我逼上绝路。”）

他又请求说：“别撒谎，永远做我最亲爱的儿子！如果我相信你像人家所说的那样，以虚伪来报答我的话，那样多卑鄙啊！……别了，不曾给过你生命但却肯定扶养过你，并为你的才智发展竭尽了心血的人，我以心底那高于父爱的情爱求你走上善良和正直的惟一的大道。你的忠诚的好父亲。”

贝多芬本想把这个天资不错的侄子引上大学之路，但在为他的未来做过各种各样的规划之后，只好答应他去经商。但查理常去赌场，欠了一屁股的债。

由于一种比人们认为的还要常见的可悲的现象，伯父的伟大情操不但对侄子起不到任何帮助，反而有害于他，使他恼恨，促使他反抗，如同他自己所说的那句活现其可耻灵魂的可怕的话语：“我变得更糟糕了，因为我伯父要我上进。”1826年夏天，他竟然朝自己脑袋开了一枪。但他并没有死，反倒是贝多芬为此差点儿送了命。他始终未能摆脱这个可怕的打击。查理治愈了，他到其伯父临终之时都没有让他安生过，而伯父之死，他或多或少也是有责任的；贝多芬临死前，他都没有在其身边。——几年前，贝多芬给他侄子写信说：“上帝一直都在陪伴我。将来定会有人来为我送终的。”——但送终的却不是他称作“他的儿子”的那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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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忧伤的深渊底处，贝多芬开始颂扬欢乐了。

这是他毕生的规划。自1793年，在波恩的时候，他心中就对此开始作打算。他一生都在准备歌颂欢乐，并以此作为他的大作中的一部终曲。整个一生，他都在研究歌颂的具体形式以及应该把它放在哪一部作品中，一直都难以决断。即使在《第九交响曲》中，他还是没有下定决心。直到最后一刻，他还打算把《欢乐颂》放到第十或第十一交响曲里去。应该注意《第九交响曲》并不是如大家所说的，题名为《合唱交响曲》，而是叫《以欢乐颂歌的合唱为终曲的交响曲》。《第九交响曲》可能差一点就有了另一种结尾。1823年7月，贝多芬还在想把它的终曲定为器乐曲，后来，他把这器乐曲用到第一百三十二号作品的那个四重奏里去了。车尔尼和松莱特纳甚至肯定地说，在演出（1824年5月）过后，贝多芬还在保留这一想法。

在一部交响曲中引入合唱在技术上有很大的困难，这从贝多芬的稿本上就有所发现，为了在作品的其它段落引进合唱，他作了多次的尝试，想以别的方法来代替。在柔板的第二旋律的稿本上，他写道：“也许在这个地方合唱很合适。”但他无法狠下心来同他忠实的乐队分手。他说：“当我突生一个念头时，我就听见一种乐器在弹奏它，却从来没听到人的歌声。”因此，他总是尽最大的努力让声部的使用靠扣；他甚至不仅把终曲的吟诵，而且把欢乐的主题全都交给器乐演奏。

必须更深一刻地去了解这些延后和犹豫：内中的原委更加地深刻。这个经常备受忧愁折磨的不幸者，自始至终都渴望着讴歌欢乐之美；而他却年复一年地把这个任务延后，因为他不断地被卷入激情的漩涡，为忧愁所困扰。只是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才满足了自己的心愿。那是抱有多么伟大的精神的啊！

当欢乐的主题第一次出现的时候，乐队突然中止；突然间，一片寂静；这使得一种神秘和神圣的气氛融入到歌唱之中。本该如此：这的确是个神明的主题。欢乐自天而降，被超自然的平静包裹起来：它用舒缓的气息安抚着痛苦；当它悄无声息地流淌进康复的心灵之中时，一开始的接触是特别地温柔，于是就像贝多芬的那个朋友一样，“若要看到他那双温柔的眼睛就很想流泪”。当主题随后进入声部时，起初表现的是低音部，带着一种严肃而有点压抑的情调。渐渐地，欢乐把人的心揪住了。这是一种征服，是在与痛苦作战。然后是进行曲的节奏，浩浩荡荡的大军，那热烈而急促的男高音，以及那些所有令人震颤的乐章，我们可以在其中感觉到贝多芬的气息、他呼吸的节奏和受启迪而发出的呼喊，使人看到他一边穿越田野，一边还在如痴如醉、激动狂放的作曲，犹如置身于雷雨之中老国王李尔。紧接着战斗的欢快的是宗教的陶醉；随即又是神圣的狂欢，一种疯狂的爱。整个人类全都像在伸开双臂拥抱苍穹，发出强烈的高呼，冲向前去迎接欢乐，把它紧紧地拥入怀中。

巨人的作品打倒了公众的平庸。在一段时间震撼了维也纳的轻浮；该城一直由罗西尼和意大利歌剧一统天下。郁闷受辱的贝多芬准备到伦敦定居，并想在那儿演出《第九交响曲》。还是像1809年那样，几位尊贵的朋友又一次恳求他一定不能离开祖国。他们说：“我们知道您写了一部新的圣乐曲，您在其中表达了您深刻的信念及由受启迪而发出的那些情感。超自然之光深入您那伟大的心灵而照耀着它。另外，您的那些伟大的交响曲的桂冠上又拥有了一朵永不凋谢的鲜花……您最近几年的与外界隔离让所有曾把心思放在您身上的人感到心有所失。大家都痛苦地在想，当一种外国音乐在设法移植到自己的舞台，想把德国艺术作品搞到让人们不闻不问的地步，而那位在人们心中拥有崇高地位的天才人物却一语不发着……我们的民族渴求着一种新的生命，新的光耀，不顾当今时尚而重创一种真与美的时代，这一重任只能您的双肩才担负得起……但愿您能让我们很快遂了心愿……但愿在您的天才滋润下未来的春天为了我们，为了世界而益发地鲜花盛开！”这些言词诚恳的信证明贝多芬在德国的精英们中间，无论在艺术上，还是在道德上，都拥有颇高的威望。他的崇拜者们为颂扬他的才华而所用的第一个词儿，既非科学词，也不是艺术词，而是信念这两个字。

这些话语深深地打动了贝多芬。他留在了自己的祖国。1824年5月7日，在维也纳举行了《D大调弥撒曲》和《第九交响曲》的首场演出。几乎是盛况空前，非常成功。当贝多芬露面时，观众们的掌声经久不息，连续五次响起；在这讲究礼仪的国家，即使皇族驾临，一般的惯例也只是鼓三次掌。演出之狂热把警察都惊动了。交响曲引起了一阵狂热的骚动，以至于许多人哭了起来。音乐会后，贝多芬由于过度激动而晕了过去；他被抬到辛德勒家；他迷迷糊糊地和衣躺着；整夜水米未进，直持续到次日早晨。但这只是转瞬即逝的胜利，贝多芬没有挣到一分钱。音乐会没有给他带回一个子儿，物质生活的窘迫没有任何改观。他贫病交加，孤立无援，——但他却是个战胜者：——战胜了人类的平庸，战胜了他自己命运，战胜了他的苦痛。

“牺牲，永远牺牲人生的愚钝，为了你的艺术！上帝凌驾于一切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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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终于抓住了他终生的目标。他抓住了欢乐。他能够长久地保持着这控制着这暴风雨的心灵高峰吗？——当然，他还会步入对往日的忧愁之中。当然，他最后的几部四重奏里全是怪异的阴影。但是，《第九交响曲》的胜利似乎在他身上留下了光荣的痕迹。他未来的计划是：《第十交响曲》、《纪念巴赫的前奏曲》、为格里尔巴泽的《曼吕西纳》谱的曲子，为克尔纳的《奥德赛》和歌德的《浮士德》谱写的音乐，还有《大卫和保罗的圣经清唱剧》，都体现出他的思想向德国古代的大师们的极致的宁静靠近：巴赫和亨德尔，——而且，更多地倾向于南方的明媚，倾向于法国南部或他梦想游历的那个意大利。

在1826年施皮勒大夫曾见过他，说他面容变得红光满面了。同一年，当格里尔巴泽最后与他相见时，是贝多芬在鼓励这位颓丧诗人重整旗鼓的。后者说：“啊！假若我能有您千分之一的力量和信念的话就好了！”时事艰难，反动的专制政治禁锢着人们的思想。格里尔巴泽叹息道：“审查制度虐杀了我。如果你想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只有到北美去。”但任何权势是不能束缚住贝多芬的思想的。诗人库夫纳在写给他的信中说：“文字被禁制住了；但幸运得是声音还是自由的。”贝多芬是伟大的自由之声，甚至是德国思想界惟一的自由之声。他认识到了这一点。他总是说起他必须履行的职责，要依靠自己的艺术为“可怜的人类”、“将来的人类”而斗争，为人类造福，增长人类的勇气，斥责人类的懦弱，让人类不再沉睡。他在给其侄子的信中写道：“我们的时代要求用坚强的心灵去激励那些可悲的人们。”1827年，米勒医生说：“贝多芬对政府、对警察、对贵族，总是自由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就是在公众面前也是一样。警方知道这一点，但他们对他的批评和讥讽都能忍受，把它们视作无伤大雅的梦呓，因此也就对这位放射耀眼光芒的伟人不闻不问了。”

因此，没有什么能够震慑住这个无法驯服的力量。现在，这力量似乎要把痛苦戏弄下丢了。在这最后的几年里，虽然创作条件艰难，但他所写的音乐常常有着一种全新特点，即嘲讽的、傲然而欢快的蔑视。在他临终前的四个月，1826年11月完成的最后一段，作品第一百三十号的四重奏的新的终曲，极其轻快。严格地说来，这不是普通人所拥有的那一种。时而是莫舍勒斯说的那种嬉笑怒骂，时而又是战胜了很多苦痛之后的感人的微笑。总之他是战胜者。他不相信死神。

但死神还是来了。1826年11月末，他着凉了，患了胸膜炎；当他在隆冬严寒为侄子的前程四处奔波归来之后，他就在维也纳病倒了。朋友们都离他很远。他让侄子替他去请医生。据说这个无情无义的家伙竟然忘了，第三天后才想了起来。但是太迟了，而且医生也很敷衍了事。三个月里，他那运动员的体魄抗争着病痛。1827年1月3日，他把他亲爱的侄子立为正式继承人。他记起了自己莱茵河畔的朋友们；他还给韦格勒写信说：“……我多么想与你一起聊聊！但我身体实在不行了。我所有的一切都不行了，只能在心里吻你和你的洛申。”多亏了几位英国友人的慷慨解囊，才让他在人生的最终时刻摆脱了穷困的阴影。他变得很温顺，从不烦躁。1827年2月17日，他经历了三次手术，在将要进行第四次手术时，他躺在弥留的床上平静地写道：“我耐心地在想：任何病痛都会陪伴着一些好处而来的。”

这个好处就是解脱，正如他闭上眼睛之前所说的“喜剧的终结”，——我们要说：是他一生悲剧的终结。

他在一场大雷雨——一场暴风雪——中，在轰隆隆的雷鸣中离开了这个世界。一个陌生人替他合上了眼睛（1827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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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贝多芬！有许多人讴歌他艺术上的伟大。但对他本人而言，既是音乐家中的第一人，又是当代艺术的最勇敢的力量。他是在受苦在奋斗的人们的最伟大和最好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世界的劫难而忧伤的时候，他就是那个会跑到我们身边来的人，如同坐在一位服丧的母亲身边，安静无声，在钢琴上弹出一曲隐忍的衷曲，给那位哭泣的女人一份安慰。当我们同善与恶的庸俗进行了无休止的毫无用处的争斗而精疲力竭时，重新让这片意志和信仰的海洋中冲刷一下，那真是妙不可言。在他的身上迸发出的一种勇气、一种斗争的幸福、一种感到与上帝同在的陶醉，把我们传染了。好像在同大自然分分秒秒的沟通交融之中，他终于从里面汲取了雄厚的力。格里尔巴泽赞赏贝多芬时显示出了某种胆怯，他在谈到他时说：“他一直走进了骇人的境界，艺术竟和野性与古怪的元素相互混合。”舒曼在谈到《第五交响曲》时也说：“尽管我们总是不断地听到它，但它仍然对我们有着一种不变的威力，如同自然现象一样，虽然一次一次地产生，但总是给我们恐惧和惊愕。”他的好友辛德勒说：“他抓获了大自然的精神。”——这是真的：贝多芬是大自然的一股力；这股原始的力与大自然其他成分之间的那种交战，便组成了荷马史诗般的壮丽景观。

他生命的都像是一个雷雨天。——一开始，是一个春光明媚的早晨，仅有几丝柔弱的轻风。但是，在静止的空气里，却渗透着一种看不见的威胁，一种沉重的预感。突然间，大片的乌云卷过，雷声轰鸣，静寂中搀杂着骇人的声音，一阵阵狂风怒号，《英雄交响曲》和《第五交响曲》奏起。然而，白昼依然保持着那份清纯。欢乐仍旧是欢乐；忧伤始终保留有一线希望。但是，1810年以后，心灵却无法再保持平衡了。光线变得离奇古怪。一些最清晰的思想，在人们的眼里如同一些在升腾水汽；它们散而复聚，把人们的心笼罩在凄惨而古怪的骚动中；乐思常常在雾气中浮现一两次之后，便全部消失；只是到曲终之时，才在一阵狂飙之中再次出现。甚至连快乐也渗透着一种苦涩而狂野。所有的情感中都蕴藏着一种热病、一种毒素。随着夜幕的降临，雷雨在蓄势待发。随即，沉重的云黑压压的，挟带着暴风雨，电光闪闪，《第九交响曲》开始了。——骤然间，在疾风骤雨之中，黑夜撕开了一道裂缝，在意志力的作用下，把黑夜从天空中赶走了，白昼的明媚又回到了我们的面前。

什么样的征服可与之相媲美的？波拿巴的哪一次战役、奥斯特利茨哪一天的阳光能够拥有这种超凡努力的荣光？获得这种心灵从未获得的最耀眼的成功？一个贫困、残疾、孤独、痛苦造就的不幸的人，一个不能在世界得到欢乐的人，却为人间创造了欢乐！就如他用一句豪言壮语所说的那样，他用自己的苦难在谱写欢乐。在那句豪言壮语中，是他人生的浓缩，并成为一切勇敢的心灵的箴言：

“用苦痛换来欢乐。”

——1815年10月10日致埃尔多迪伯爵夫人书

海林根施塔特遗嘱

给我的弟弟卡尔和（约翰）贝多芬

噢，你们这些人啊，竟让人或让我被人认为是个怀恨的、神经错乱的，或愤世的人，你们对我真是太不公平啊！你们一点也不知道这种外表下那秘密的原因！自打童年时起，我的心灵和精神便都偏向于温柔的仁慈情感。对于一些伟大的事业，我也时刻准备着去完成。可是，请想一想，六年的时光中，我的身体状况是多么地糟糕，而且还被一些庸医给耽误了，年复一年地被欺骗，一直奢想能够好转，最终却只能面对一种顽症——当然康复也许有点可能，但或许得等上好几个年头。我虽然与生俱来有一种热烈而积极的性格，并且能够适应社会上的各种消遣，但是很早我就被迫远离人们，过着十分孤独的生活。假设有时我想克服这一切，啊！我总是很无奈地被残疾这个不断翻新的悲惨经验所阻挠！然而我又不愿告诉别人：“大声点，大声喊，因为我耳朵聋！”啊！我实在不能张嘴去告诉人们我的一种感官有缺陷，这感官对我而言比别人应该是更加完美的，而它从前是最完美的，在我这一行中几乎没有多少人能比得上我的那感官那么完美的！——噢！这我难以启齿啊！——因此，如果当你们又看到我本想与你们作伴而又躲在一边的话，请你们多多包涵。我的不幸让我倍感痛苦，因为我因它而无法被人们理解。在交往中，在微妙的谈话时，在大家相互交流时，我却无法得到任何的安慰。孤单，完全的孤单。我越是特别希望在交际场合露面，我就越是不能越雷池一步。我只得如一个被流放的人似的生活。如果我走入一个交际场合，立即就有一种揪心的担扰占据了我的内心，生怕被人发现我有残疾。

因此我最近去乡间住了小半年。我那医术精湛的医生让我一定要尽可能保护好自己的听觉；这也正合我的心愿。然而，不知有多少回我非常渴望与人沟通，心里总是饥渴难耐。但是，当我旁边的一位听见在远处传来的笛声而我却浑然未觉的时候，或者他听见牧童在唱歌，而我却什么动静也感觉不到的时候，那是多大的蒙羞啊！这样的一些经历使我完全陷入到绝望的边缘：我几乎快要终止自己的生命了。——是艺术，只有它把我挽留住了。喏！我知道在没有完成赋予我的全部使命之前，我是不可能离开这个世界的。就这样，我苟且偷生了，——那真的是一种悲惨的生活，——这具躯体是太虚弱不堪了，哪怕一丁点的变化就能把我从最佳状态打入到万劫不复的境地！——“要忍耐！”——别人就是这么说的；现在，我应该把忍耐作为我的向导。我有了耐心。——但愿我对战的决心能够长久，直到无情的死神吹灭我的生命之灯为止。也许这样会更好，也许并不好，我已有所准备了。——二十岁，我就已经被迫成为哲学家，这件事非常不易；对于一个艺术家而言比对其他的人这益发地艰难。

神明啊，你能从苍穹渗入我的内心深处，你了解它，你知道我的心中居住着对人类的爱和行善的愿望！啊，人啊，假如有一天你们看到这句话，想一想你们对我曾经是不公平的；但愿不幸之人看到一个我这样处于困苦之人时能聊以自慰。尽管大自然设置种种障碍，这个人可是尽其所能，从而步入艺术家和精英们的行列的。

你们俩，我的兄弟卡尔和（约翰），我死之后，倘若施密特教授尚健在的话，你们就以我的名义去请求他描述一番我的病情，并在我的病历中夹上这封信，以便我死之后，至少让社会能尽量地与我答成和解。——同时，我承认你们俩是我那微薄的财产（如果可以这么称谓的话）的继承人。你们均匀地分一分，要互亲互爱，同舟共济。你们对我的伤害，你们也心中有数，我已经不再计较了。你，卡尔弟，我还要特别地感谢你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所给予我的关怀和体贴。我祝愿你们的生活能更加幸福，更加快乐，不像我那样。要教你们的孩子讲道德：只有道德才能给人幸福，而不是金钱。这是我的经验之谈。在我穷困潦倒时是道德支撑住了我；只因有了它，还因有了艺术，我才没有以自杀来断送我的生命——永别了，你们相亲相爱吧！——我感谢我全部的朋友，尤其是里希诺夫斯基亲王和施密特教授。——我希望里希诺夫斯基亲王的乐器能够由你们俩人中的其中一个人保存。但你们俩千万不要因此而发生冲突。如果它们能给你们带来某种好处的话，随时都可以用它们来换钱。如果我躺在墓穴之中还能给你们一份帮助，我将会多么地高兴啊！

如能这样，我将满心欢喜地迎接死亡。——如果死神在我有机会挖掘我所有的艺术天赋之前来临，那么，尽管我命运坎坷波折，我还是希望它能晚点到来。——但即使如此，我也知足了。它难道不是在把我从一种无尽的痛苦状态中解救出来吗？——随它在何时到来，我都会勇敢地迎上去的。——永别了，即使我在坟墓之中也希望你们能记起我；我是值得你们缅怀的，因为我活着时常思念你们，想让你们幸福。愿你们幸福！

路德维希·冯·贝多芬

1802年10月6日

于海林根施塔特

给我的弟弟卡尔和（约翰），在我死后拆阅并执行海林根施塔特，1802年10月10日。——我这就要告别你们了，——悲痛是很必然的。——是的，我的希望，——至少是我曾抱有过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可治愈的希望，——它或许把我完全置之脑后了。宛如秋叶枯萎飘落下来一样，——它对于我来说也干枯了。几乎同我来时一样，——我走了。——即使平常在我美好的夏日支撑我的那最大的勇气——也消失远去了。啊，主啊，——让我过一次纯洁的幸福日子吧！——我已许久没有听到深邃的真正欢乐的声音了！——啊，什么时候，——啊，什么时候，啊，神明！我还能在大自然和人类的圣殿里拥抱欢乐呀？——永远也不会？——不！——啊！这太残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