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1912年2月12日，是清政府颁布退位诏书，为中国最后一个专制王朝画下句号的日子。那天的北京，虽然有人在日记中认为“天耶人耶，真勘痛哭”[1]，但实际上老天并未“痛哭”，反而天气晴朗，正如诗句“人和风日煦”[2]所描述。风和日丽并不代表人心平静，各类关于清王朝覆亡的思考既见诸公领域记载的报章报道，也见于私领域记载中的日记书信。在时人日记中已有人指出“其实乱亡之祸，早伏于十年之前”[3]。面临庚子后更深重的统治危机，清政府于1901年已下令实施新政，令群臣对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等方面的变革，各举所知，各抒己见，奏报朝廷以供参考。1906年，清政府又下令预备立宪，并在1908年公布《宪法大纲》，定下九年预备立宪逐年所需变革诸事清单。然而，即便如此，清政府却依然走向了覆亡。为何清政府的政治改革阻止不了王朝的灭亡？时人尤其是民国时期仍以清遗民自任者，在归纳亡国之因时，无不把矛头指向宗室王公。林纾在与友人通信中讨论清亡之因称：“废经故足亡清，病在执政之亲贵。”[4]恽毓鼎在其日记中则详细罗列了执政之亲贵的种种劣行：“醇王承述父志，排斥汉人（重满轻汉，始于高宗，老醇王猜忌汉人尤甚）。劻耄而贪，泽愚而愎，洵、涛童骏喜事，伦、朗庸鄙无能，载搏乳臭小儿，不足齿数。广张羽翼，遍列要津，借中央集权之名，为网利营私之计，纪纲昏浊，贿赂公行。”[5]与清遗民归因不同，学术界已有研究主要是从革命党人的斗争、立宪派人士的策应以及地方督抚的助推等角度去尝试解答这个问题。事实上，探讨宗室王公群体在清末政治变革中的作为和作用，亦是一个值得考察的角度。
宗室王公群体是清朝满汉联合政权的核心，故而通史性著作在对清末新政、预备立宪、宣统政局、清帝退位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叙事中，不可避免地提及他们。[6]不过，不同时期，学界的关注点有所不同。新中国成立后，学界对清末民初这段历史的研究，就研究对象而言，几乎始终将关注点放在“革命派”上。这一时期的王公贵族长期被视为革命的反面，以“反动人物”“失败阶级”的身份作为革命派研究的陪衬。但正如法国学者考茨基告诫人们的那样，“每当人们把历史变化引向阶级斗争时，往往过多地只看到社会有两个事业、两个相互斗争的阶级、两个稠密而一致的人群：革命的人群和反动的人群，一个在底层，一个在上层。照此看法，没有什么差事比写历史更容易的了。然而，社会关系并没有这么简单”[7]。所以，这一时期旁及王公贵族的研究难免带有简单化、绝对化的倾向。不过，简单化的研究并未持续太久。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清末新政、预备立宪的研究不断向广、深开拓，研究对象亦从支持革命或推动革命的一方，扩至立宪派，再至地方督抚等等。关于清朝统治集团的研究也逐渐兴起，但仍少有论著专门论述宗室王公群体。
从目前的研究情况看，与清末宗室王公群体研究相关的论著，较多是清代皇族研究所旁及的。如杨学琛、周远廉的《清代八旗王公贵族兴衰史》[8]，全书共分三编，前两编论述清代前期的八旗王公贵族，第三编论述清末至清亡后的宗室王公[9] ；又如杜家骥的《清皇族与国政关系研究》[10]，考察了清代宗室王公身份的特殊性、皇族教育、宗室参政、皇家与边疆民族的联姻、宗室俸禄、庄田的拨发等，为进一步研究清末宗室王公奠定了基础。总体而言，清代皇族研究的关注点主要包括皇族的人口[11]、教育[12]、经济[13]、封爵制度[14]等等，侧重清代前半段时期，属于古代史研究范畴。此类研究成果，为后续研究者进一步研究清末诸王公提供了诸多便利。如吴玉清、吴永兴编著的《清朝八大亲王》 [15]，该书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记述了清代获“世袭罔替”特封的亲、郡王的生平历事（含编撰者的观点），特选肃亲王为典型，详述肃亲王历代事迹和肃王府的变迁；第二部分收录从各种官书、笔记、杂录中精选出的一批传记资料；第三部分收录20世纪初至20世纪90年代有关清代诸王研究论著的二百多条索引。该书主要描述清朝“世袭罔替”的亲王、郡王，大部分为“清初八大铁帽子王”，旁及清末仍在政治核心层的善耆、奕劻、载沣等人。
近代史领域对清末宗室王公群体的研究内容则相对集中，侧重点在他们的政治行为上，例如亲贵集权、满汉关系的处理等问题上。亲贵集权是清末宗室王公群体研究的聚焦点之一，相关研究重点关注清末数年中满族亲贵驱除袁世凯、攫取军权、组建皇族内阁等问题。研究者较为一致地认为满族亲贵的集权是清朝崩解的重要原因。[16]另有一些研究者认识到，政权虽集于满族亲贵之手，但王公内部也存在着矛盾。[17]
满汉关系向来是清史研究的关键问题之一，近年来中外学术界都有不少相关论著 [18]，它亦是宗室王公研究的一个热点。美国学者路康乐的《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1861—1928）》以满汉关系为核心，探讨了1861—1928年间满汉关系的变化及其与政治权力的互动。他认为清朝统治被推翻是由于改革步伐不够快。1901年后，清政府改革的后果是中国城市精英的政治化，他们要求在政府中获得更多权力，而清政府的无能使之与精英对立。具体表现在清政府反对民众一致呼吁的责任内阁和召开国会，重新加强帝制和强化集权以及消除满汉差异的失败。路康乐在此书中用一章的篇幅探讨辛亥革命后的皇室和满人，认为民国初年民国政府与皇室、旗人存在一种暂时妥协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才结束。他还论及民国政府、伪满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皇室的关系，认为“满族”是在1949年后才从清朝统治下的世袭军事阶层“旗人”转变为一个民族。[19]常书红的《辛亥革命前后的满族研究：以满汉关系为中心》[20]亦从满汉关系角度对辛亥前后的满族演化做了研究，其中也涉及满族亲贵的政治活动对满汉关系的影响。对于清廷及满族亲贵在化除满汉畛域问题上的主张和举措，迟云飞的《清末最后十年的平满汉畛域问题》、李细珠的《清末预备立宪时期的平满汉畛域思想与满汉政策的新变化——以光绪三十三年之满汉问题奏议为中心的探讨》等文章都有深入分析，为了解清末满族亲贵与满汉关系调整奠定了基础。[21]而满汉关系的调整也直接影响了清末满汉官僚的民族意识及政治理念，许多学者对此都有探讨。[22]
学界对清亡后宗室王公的研究较少，除对宗社党、复辟派及溥仪的研究中旁及善耆、溥伟、载沣等人外，有关其他王公的文章多是一些类似回忆录的轶事记载。对于逊清皇室的研究，研究者主要将关注点放在清室优待条件及驱除溥仪出宫事件上。已有的研究主要关注民国政府、日本势力与逊帝溥仪的互动 [23]，但对此事上各方势力与宗室王公出处抉择之间的互动关注不多。
关于清末从政宗室王公的个案研究，总体数量并不多，且关注点也仅在载沣[24]、善耆[25]、奕劻[26]、载泽[27]身上。研究者对这些王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们的政治活动上，主要探讨他们参与亲贵集权以致清亡，以及他们与清末新政、预备立宪的关系上，如善耆与北京警政、民政的建设，载泽与清末预备立宪的促成等。除去相关的人物传记，到目前为止，就笔者所见，尚未有其他王公的相关研究。
已有研究对宗室王公的价值评判呈现出一个从“批判”到“客观”的转变过程。正如前揭，王公贵族长期被视为革命的反面，随着时代的发展、史学研究的推进，对宗室王公的认识和判断也渐趋深入和客观，如罗华庆在《略论清末资政院议员》一文中论及资政院总裁贝子溥伦对陈请速开国会的积极态度、维护资政院利益等表现，认为溥伦不可能总是与议员保持一致，更不能与民选议员同声相求，其处事原则只能是多方兼顾、多方维持。对溥伦的评价是：如果誉其推动宪政，则是“过奖”；若责其始终完全站在清廷一边，则又未免不符事实。[28]近些年甚至出现了对宗室王公大加“褒扬”的现象，如马勇在《1911年中国大革命》中对清帝退位时期隆裕太后及满族亲贵集团的表现大为赞誉，认为他们“深明大义”、以人民安危国家前途作为自己的最大利益，接受现实，坦然让步，体现了一个王朝应有的潇洒与智慧。[29]
在清末满族亲贵王公的研究中，传统政治史的研究方法、历史叙事的写作模式占很大比重，对他们政治活动的研究，主要是考察他们的政治行为。近年来研究者开始寻求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上的突破。孙燕京的《从〈那桐日记〉看清末满洲权贵心态》引入心理史的研究方法， 试图通过把握满族权贵社会活动背后复杂的心灵结构，探讨个人与群体、社会结构、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 并凸显清末民初上流社会群体活动与政权转移、风尚变迁、权利纷争以及社会各结构之间的内在关联。[30]孙燕京、周增光的《辛壬之际旗籍权贵集团的政治心态》亦是从考察旗籍权贵集团短时段的政治心态入手，梳理、归纳辛壬之际他们的政治心态类型，剖析权贵集团诸种心态形成的原因。[31]汪荣祖的《记忆与历史：叶赫那拉氏个案论述》则引入西方社会学家、史学家关于“记忆”“集体记忆”与“历史”的相关理论，以不同社会背景、意识形态的人关于慈禧所形成的记忆为研究对象，以此说明记忆与历史的异同。他认为在民国成立前后，由于国家积弱的伤痛，以及康有为、章太炎等言论界巨子的影响，在华人社会的集体记忆里，慈禧成为清朝罪恶的化身。即便历史学家凭借可靠的史料与理性考证，可以呈现比较真实的叶赫那拉氏之一生，但仍难以取代存在于华人社会中根深蒂固的集体记忆。[32]该文的研究方法有助于呈现宗室王公在不同人物“记忆”中的多元面貌，并展现如何形成一种与“历史真相”有距离的“集体记忆”。
总体而言，有关宗室王公的研究大体自80年代中后期 [33]开始，研究内容较为丰富，涉及清末宗室王公集权，满汉关系，宗室王公与清末新政、预备立宪、清帝逊位的关系，宗室王公与各派势力的互动以及国际因素对他们政治活动的影响等方面。但直接以宗室王公的政治抉择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论著仍较少，且仅有的研究亦主要是从宗室王公的政治活动入手，甚少考察他们的政治心态及动机，这也给宗室王公的进一步研究留下了较大空间。
就资料而言，有关清末宗室王公的史料相当丰富，能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史料支撑，但分布相对分散。据笔者搜集，宗室王公表达政见的奏折，多为领衔合奏，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数量最多，散见于各类官书、已整理出版的档案集中，如《清实录》《光绪朝东华录》《义和团档案史料》《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光绪朝朱批奏折》等。除个别王公有文集、日记，如善耆的《肃亲王遗稿》、载沣的《使德日记》、载泽的《考察政治日记》、溥伟的《逊国御前会议日记》等外，大部分王公的资料，散见于诸多档案、书信、电报、日记、文集、笔记当中，需要研究者细致收罗。宗室王公的往来书信、电报，较为集中者为载沣存札 [34]及载泽存札 [35]，其余王公的函件散见于《荣禄存札》、《清代名人书札》、《李鸿章全集》、盛宣怀档案全文检索阅读系统等文献、数据库中。自80年代后，陆续有宗室王公后裔及研究者参与整理出版他们的函件。与清末宗室王公相关的资料也散见于与其共事之人、当时在京的官员、外交使节所遗的各种史料中，如各国外交档案、日记、书信、笔记等。此外，其后人、亲戚、仆人的口述史料亦较为可观。一些野史笔记，亦多有与之相关的杂闻轶事。当时的报纸，中文如《申报》《时报》《大公报》《盛京时报》等，英文如《泰晤士报》（ The Times ）、《纽约时报》（ The New York Times ）等亦多有相关报道。清帝逊位后，清皇室与民国政府实际上仍存在众多经济、政治上的往来，这些活动多载于当时中央政府内部发行的《政府公报》《内务公报》上。以上资料虽然分散，但经过仔细搜集和整理，确能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丰富的史料支撑。
近年来研究者不断整理出版相关史料，为后来者提供了诸多便利。2004年出版的《清代名人轶事辑览》[36]，仿《宋人轶事汇编》，补《清名人轶事》《清稗类钞》之缺憾，略加变通而成。该书以人系事，检索较为便利。每个人物前冠有百余字简明小传，说明生卒年、籍贯、仕履，注明室名、别名、谥号，后附从各种笔记杂文中辑录的轶事，各条俱注明出处，为研究者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2011年出版的《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将一些社科院近代史所收藏的史料相继结集出版，如《奕譞档》《奕劻档》等。伴随近些年纸质文献的“数字化”，研究者搜索、查阅相关史料亦更为便捷。[37]如第一历史档案馆已经整理出来的军机处录副奏折、汉文档册（随手档）、电报档、《清实录》等数据库，可据责任者、题名、时间等检索项检索，并浏览镜像版原文，为检索、查阅清末宗室王公奏折提供了便利。近代报刊的数字化亦在进行，如晚清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申报》全文数据库等，可据题目、全文、时间等检索项检索浏览。又如国家图书馆的民国期刊数据库，现已提供4351种期刊电子影像的全文浏览，且仍不断更新资源库内容。
宗室王公相关史料运用的困难，一为分散，不易收集，二为需研究者细致甄别考辨。在众多不同种类的史料中，往往有互相矛盾之处，需要研究者甄别出可靠的史料。例如在载涛、溥仪等人的回忆性文章中，载沣是一个优柔寡断、性情温和之人，而在袁世凯致袁世勋的一通信函中记载道，载沣在官制改革的过程中因是否废军机与袁世凯争辩再三，并且举枪相向 [38]，与其一贯的“面貌”判若两人。这些与以往研究中一般印象完全相反的史料的可靠程度若何？哪个才是他们的真实面目？为何会有与一般印象迥然相反的史料出现？这巨大的反差背后说明了什么？这些都是在史料运用过程中必须注意到的问题。
本书的主要研究对象为清末宗室王公。宗室王公世爵计有：一和硕亲王、二多罗郡王、三多罗贝勒、四固山贝子、五奉恩镇国公、六奉恩辅国公、七不入八分镇国公、八不入八分辅国公、九镇国将军、十辅国将军、十一奉国将军、十二奉恩将军，其上层自和硕亲王至奉恩辅国公，为宗室王公。本书选题所用“宗室王公”，是指封爵为辅国公以上的清朝宗室。据台湾学者赖惠敏所统计的清代玉牒上记载封爵的人数，辅国公以上共有519位。本书考察的宗室王公并非全清519位王公，而是在1900—1911年间在世的清末王公，含清朝开国初期功封的“八大铁帽子王”后裔、清末功封的世袭罔替亲王庆亲王、醇亲王、恭亲王，以及因为与皇室近支而晋封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爵位的皇族，据《爱新觉罗宗谱》、《清实录》、上谕档王公生日清单等资料统计出清末宗室王公共64位[39]，本书重点考察在近代政治改革过程中从政的王公，如：奕劻、载泽、载振、载润、载沣、载洵、载涛、溥伦、溥伟、善耆、毓朗等。
本书的研究时段划定为清末民初，大致在1900—1912年间。以1900年为起点的原因在于，经历庚子事变中外不同势力与清皇室的角力后，宗室王公政治心态和政治活动都发生了变化。庚子后，更多宗室王公筹划如何挽救王朝，展现出积极参政、群体崇洋趋新的政治心态。同时，他们在职官、阅历上也多有改变。在1900—1912年这一时段中，清政府试图通过进行政治改革以挽救危机，其间，宗室王公群体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908年慈禧、光绪离世，载沣摄政，清政府虽下令继续预备立宪，但由于宗室王公群体集权等因素，清政府无法平息迅速改革政治的呼声，最终在辛亥革命的浪潮中，清帝退位，中国的政体由此从君主制转向共和制。以1912年为终点，则是由于民国成立后，宗室王公群体已不再是统治阶级成员，其政治地位、权势、影响等都已发生巨大变化。民国初年，共和潮流与复辟活动的纠葛浮浮沉沉，断断续续。在这两股力量的角力中，宗室王公的出处抉择具有一定的政治象征意义。在上述历史进程中，宗室王公或多或少、或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其间，扮演了不同的角色，起到不同的作用，鉴于此，特选取1900—1912年作为考察的时段。但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作为个案出现的宗室王公参与政治活动的时间不固定，所以这只是一条大致的分界线。
本书将围绕宗室王公与清末政治改革的关系展开。作为统治集团的核心力量，宗室王公支持清政府通过改革政治制度以救亡图存。从权力论角度看，政治者，权力也，马克斯·韦伯称政治即“力求分享权力或力求影响权力的分配”[40]。也就是说，政治改革即权力的重新分配过程。围绕宗室王公与清末政治改革的关系，即围绕宗室王公与清末政治权力重新分配的关系。宗室王公在清末政治权力重新分配过程中的态度如何，行为举措如何，与其他政治势力的关系如何，客观效果如何，时人对其看法如何等，都将是本书试图探讨的内容。
本书共分为六章。
第一章主要论述清末宗室王公的从政总况。清末宗室王公的封爵之途以承袭为主，包含直接承袭、过继承袭、先考封低等爵秩再承袭等方式，并且出现了出于外交目的给出使王公厚加爵衔之例。宗室王公在中央行政部门担任职官的比例逐渐增大，出现了位高权重、逐渐集权的趋势。清末，宗室王公在中央行政机构任职的人员逐渐增多，比例不断升高。宗室王公在军机大臣中的比例占半数，在中央部院大臣中的比例也几乎过半。从政治生态而言，这是一种权力比例严重失衡。对清末新政的推行而言，清末从政的宗室王公以少壮王公居多，这些王公大多有出洋游历经历，皆供职于新设的中央行政部门，积极支持清末新政，尤其是军政变革。
第二章主要论述清末宗室王公政治心态的特征及转变。宗室王公在庚子前，长期趋公惟谨、明哲保身。庚子时期，宗室王公出现分化，如庆亲王奕劻等继续维持此前心态；以端郡王载漪为首的另一派王公，则颟顸揽权、固执己见。庚子后，宗室王公的主体政治心态又出现转变，从消极处世转为积极参政。宗室王公群体政治心态的转变，与清政府内外形势变化、清皇室对宗室王公的限制与倚重政策均有关系。从宗室王公的政治心态转变来看，他们支持清政府进行政治改革，具有一定主动性。
第三章主要讨论宗室王公在军政改革中整顿陆军、重建海军的具体举措。宗室王公通过军政变革，在制度上完成军政集权。他们所推行的军政改革因财政困窘，并未完全落实。同时，由于王公自身能力不足、相互倾轧等原因，已进行的军政改革成效也不甚明显。
第四章讨论宗室王公在预备立宪时期的具体举措。预备立宪初期，宗室王公支持派遣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并建言清政府仿行君主立宪，基本上支持清政府从速宣布立宪，从缓实行。在预备立宪过程中，宗室王公尤为注意维护君主权力和王公利益。丙午官制厘定后，凭借中央机构变革，王公逐步在中央机构中占据比例优势。1910年，围绕立宪派国会请愿活动，王公群体分裂为两派，一派以奕劻为首，包括载沣、毓朗，主张从缓召开国会；一派以溥伦为首，包括载涛、载洵、善耆、载泽，支持从速召开。双方展开论争，最后两派妥协，将国会召开之日期缩短，并提前组织责任内阁。组织责任内阁本是宪政改革题中之义，宗室王公却违背宪政平权之宗旨，促成皇族内阁出台，导致在宪政改革中支持清政府的各种政治力量与清政府离心。
第五章研究宗室王公在清末满汉权力格局变迁中的作为及作用。宗室王公建议并支持清政府推行了一些化除满汉畛域的举措。然而，在此过程中，宗室王公又借用人不分满汉，趁机集权，引起时人对清政府变革满汉权力格局、平满汉畛域的质疑。
第六章论述宗室王公在武昌起义爆发后的出处抉择。辛亥革命爆发后，清皇室在大势已去之下，选择下诏逊位，实行共和。清帝退位后，个别宗室王公备位于民国参议院；又有部分宗室王公选择游移在各方政治势力之间，维护优待条款，并逐渐远离逊清皇室；更多宗室王公则选择寓居租界，不问政事，蛰伏不出；还有个别王公试图策划复辟运动。宗室王公的出处抉择，与他们的政治地位、政治心态变化有莫大关系，也与南北政争背景下，北方、南方政治势力与宗室王公的复杂关系大有关联。
[1] 恽毓鼎著，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第2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576页。如无特殊说明，本书所引相同书目均为首次注释所用版本，此后仅简注书名、卷册、页码。
[2] 荣庆著，谢兴尧整理、点校、注释：《荣庆日记：一个晚清重臣的生活实录》（此后简称《荣庆日记》），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203页。
[3] 《恽毓鼎澄斋日记》，第2册，第576页。
[4] 薛绥之、张俊才编：《林纾研究资料》，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第77页。
[5] 《恽毓鼎澄斋日记》，第2册，第576—577页。
[6] 如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虽然该书的历史脉络是以革命史为纲，但是在慈禧太后的“变法”、清朝的预备立宪和资产阶级立宪派等论题中，不可避免地要提到宗室王公贵族。徐彻、董守义主编：《清代全史》，第九卷，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对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官制改革、丁未政潮、宣统政局、皇族内阁、南北议和及清帝退位等重要历史事件的描述中，提到宗室王公如载泽、奕劻、载沣、载洵等。
[7] 1889年法国学者考茨基在纪念法国大革命爆发一百周年时，写的《1789年的法兰西阶级革命》， ［法］弗朗索瓦·傅勒著，孟明译：《思考法国大革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153页。
[8] 杨学琛、周远廉：《清代八旗王公贵族兴衰史》，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
[9] 第三编“从衰落到新生”，共分两章，第一章叙述民国时期清朝王公贵族的衰落——王公权势的丧失和王公庄园的丈放，第二章讲述新中国时期旧王公贵族及其后裔的新面貌。
[10] 杜家骥：《清皇族与国政关系研究》，台北：台湾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
[11] 清代皇族人口研究是伴随着清皇族宗谱玉牒的整理与运用开始的。80年代中后期，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鞠德源即著有《清朝皇族宗谱与皇族人口初探》，载于《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鞠德源：《清代皇族人口呈报制度》，《历史档案》，1988年第2期。接着，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人文社会科学部的李中清也着手对清玉牒进行研究。李中清还约集国内学者如第一历史档案馆的鞠德源、胡启松，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郭松义，南开大学的杜家骥等人参与关于清代皇族人口册籍、清宗室等级结构及经济生活地位，以及与皇族人口研究相关的社会环境等题目的研究。1993年，李中清等诸位学者在北京召开“清代皇族人口及其环境——人口与社会历史（1600—1920）”学术研讨会。会后将其中部分论文修改结集出版为《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内收十三篇文章，大部分关于清皇族人口问题，如李中清：《中国历史人口制度：清代人口及其意义》；王丰、李中清：《两种不同的节制性限制机制：皇族人口对婚内生育率的控制》；李中清、王丰、康文林：《两种不同的死亡限制机制：皇族人口中的婴儿和儿童死亡率》；杜家骥：《清代天花病之流传、防治及其对皇族人口的影响初探》；鞠德源：《清代皇族人口册籍》；蔡淑美、李中清、康文林、马文清：《“宗人府档案”电脑库的建立、分析利用及其困难》；赖忠文：《1840年后清宗室死亡率下降之真伪》；胡启松：《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宗室人口史料概述》；定宜庄：《清代皇族人口研究的重要成果——本书内容概述》。以上诸文俱载于《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12] 相关论著有：杜家骥：《清代的皇族教育》，《故宫博物院院刊》，1990年第2期。常晓辉：《清初的皇族教育》，《满族研究》，1999年第2期。冯月然：《陆军贵胄学堂研究》，中央民族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
[13] 相关论著有：李燕光、李林：《清代的王庄》，《满族研究》，1988年第1期。赖惠敏：《天潢贵胄：清皇族的阶层结构与经济生活》，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年。
[14] 对清皇族的承袭、封爵制度研究起步很早，相关论著有：［日］内藤虎次郎著，谢国桢译：《清朝初期的继嗣问题（一、二、三）》，《国学丛编》，1931年5月、1932年5月、1932年10月。陈捷先：《清初继嗣问题研究》，（台湾）《中央日报》，1960年5月31日。晏子有：《清朝宗室封爵制度初探》，《河北学刊》，1990年第5期。赖惠敏：《清代皇族的封爵与任官研究》，［美］李中清、郭松义主编：《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第134—153页。杜家骥：《清代的宗室封爵及其等级差别的特殊性》，《满族研究》，1997年第1期。
[15] 吴玉清、吴永兴：《清朝八大亲王》，北京：学苑出版社，1993年。
[16] Ralph Powell, The Rise of Chinese Military Power, 1895-1912,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5.该书强调袁世凯与中央争夺最高军事权。马平安：《袁世凯集团与满洲亲贵之间的冲突和调适》，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编《清代满汉关系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年。马平安认为小站练兵，袁世凯在山东时期，袁世凯任北洋大臣、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各个时期，满洲亲贵与其都存在着矛盾冲突。而辛亥革命爆发后，满洲亲贵召袁世凯出山，标志着袁世凯与满洲亲贵长期争夺中枢大权和军事大权的斗争，最终以满洲亲贵的彻底失败而告终。他还指出，从军事方面说，使清政府最终垮台的，乃是北洋军队抛弃了它。这个历史结局，是带有必然性的，可以说，袁世凯集团与满洲少壮派亲贵之间的平衡与联盟关系的打破，这是导致辛亥革命时期清王朝迅速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17] 张玉芬：《清末统治集团内部纷争与清帝退位》，《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作者认为清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斗争，加速了它的灭亡。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斗争包括了满汉官僚集团之间、皇族亲贵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彭剑：《“皇族内阁”与皇室内争》，《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3月。彭剑认为清王朝的崩溃，除了革命形势的发展、士绅离心、督抚离心外，皇族内部的纷扰也是其中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该文指出奕劻内阁表面上集权皇室，但国务大臣中的皇族成员之间却矛盾重重，再加上内阁与军咨府之间的争斗，整个皇室在建立皇族内阁之后实际上不是变强大了，而是变得比以往更加衰颓了。
[18] 相关综述文章计有：关笑晶：《清代满汉关系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1期。王宇：《近三十年来晚清满汉关系研究述要》，《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论文集则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编：《清代满汉关系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国外学者论著中篇幅较大的有：［美］路康乐著，王琴、刘润堂译，李恭忠审校：《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1861—1928）》，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19] 《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1861—1928）》，第339页。
[20] 常书红：《辛亥革命前后的满族研究：以满汉关系为中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
[21] 迟云飞：《清末最后十年的平满汉畛域问题》，《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5期。李细珠：《清末预备立宪时期的平满汉畛域思想与满汉政策的新变化——以光绪三十三年之满汉问题奏议为中心的探讨》，《民族研究》，2011年第3期。
[22] 王开玺：《清末满汉官僚与满汉民族意识简论》，《社会科学辑刊》，2006年第6期。朱东安：《晚清满汉关系与辛亥革命》，《历史档案》，2007年第1期。李学智：《清末政治改革中的满汉民族因素》，《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23] 喻大华认为如何处理逊清皇室关系新兴政权的稳定，但民国历届政府均未重视。北京政变激化了民国与逊清皇室的矛盾，为日本拉拢溥仪提供了可乘之机，而东陵事件最终导致了逊清皇室与民国政府的决裂，这些因素促成了溥仪潜往东北。喻大华：《〈清室优待条件〉新论兼探溥仪潜往东北的一个原因》，《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1期；喻大华：《论民国政府处理逊清皇室的失误》，《史学月刊》，2000年第3期。另外，胡晓在《国民党与溥仪出宫事件》一文中，认为驱除溥仪出宫事件是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胡晓：《国民党与溥仪出宫事件》，《安徽史学》，2012年第2期。
[24] 对载沣的研究集中在：一、载沣使德。相关论著有：李学通：《醇亲王载沣使德史实考》，《历史档案》， 1990年第2期。王开玺：《载沣使德期间的礼仪之争》，《紫禁城》，2002年第1期。李志武：《载沣使德述论》，《华南农业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张杰：《舆论笔下的载沣使德——以〈申报〉报道为中心》，《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二、载沣与清末亲贵集权、清朝灭亡的关系。相关论著有：无园：《清末摄政王的纸上集权》，《紫禁城》，1987年第6期。温哲君：《浅评载沣集团的历史作用》，《惠州学院学报》，1993年第2期。刘冬梅、李书源：《载沣之误——宣统朝速亡原因新探》，《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雷俊：《载沣集权政策与清末政争》，《荆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年7月，第20卷第4期。周迎春：《摄政王载沣与清政府的倾覆》，《贵州文史丛刊》，2005年第3期。崔志海：《摄政王载沣驱袁事件再研究》，《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6期。李永胜：《摄政王载沣罢免袁世凯事件新论》，《历史研究》，2013年第2期。通论性质的文章有：李志武：《载沣研究》，中山大学2003年硕士学位论文。李学锋：《载沣与宣统政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2011年博士学位论文。
[25] 善耆相关的研究论著主要集中在善耆与清末新政的专题文章上，略有论及善耆与革命党关系的文章。相关文章计有：白杰：《清末政坛中的肃亲王善耆》，《满族研究》，1993年第2期。王飏、徐广：《善耆与中国近代警政》，《湖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2期。薛瑞汉：《清末新政时期的善耆与蒙古》，《历史教学》，2004年第8期。孙燕京、周福振：《善耆与清末新政——以20世纪初十年的北京新政改革为视点》，《北京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孙燕京、周福振：《善耆与革命党》，《清史研究》，2005年第3期。薛瑞汉：《善耆与革命党人关系初探》，《中州学刊》，2006年第6期。薛瑞汉：《善耆与民政部禁烟活动考察》，《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薛瑞汉：《善耆与清末户口调查》，《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周福振：《论肃亲王善耆的立宪实践活动》，《北京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
[26] 奕劻研究的相关论著《清庆亲王奕劻研究综述》一文总结甚详。参见周增光《清庆亲王奕劻研究综述》，《满族研究》，2010年第1期。
[27] 载泽相关的研究主要为载泽与清末预备立宪。相关文章计有：罗华庆：《载泽奏闻清廷立宪“三利”平议》，《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2期。董以山：《载泽密折刍议》，《山东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李娜娜：《载泽与光宣政局（1905—1912）》，陕西师范大学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邓春丰：《载泽与清末立宪》，《湖北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
[28] 罗华庆：《略论清末资政院议员》，《历史研究》，1992年第6期。
[29] 马勇：《1911年中国大革命》，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35—336页。
[30] 孙燕京：《从〈那桐日记〉看清末满洲权贵心态》，《史学月刊》，2009年第2期。
[31] 孙燕京、周增光：《辛壬之际旗籍权贵集团的政治心态》，《历史研究》，2012年第5期。
[32] 汪荣祖：《记忆与历史：叶赫那拉氏个案论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4期，2009年6月。
[33] 之所以“大体”而言之，是因为此前有零星相关研究。这些零星研究起步很早，例如黄鸿寿在1914年初版的《清史纪事本末》中就专门辑录一章《亲贵用事》。参见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卷七十六，上海：上海书店，1986年。但是就大规模，有大陆、港台、海外学术交流的研究而言，还是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晚期。
[34] 已有学者整理，参见丁进军《载沣存札选刊》，《历史档案》，1992年第4期；丁进军：《载沣存札续编》，《历史档案》，2013年第2期。
[35] 《近代名人手札真迹——盛宣怀珍藏书牍初编》的第六册中，收录载泽致盛宣怀的七十二通函札。参见王尔敏、陈善伟编《近代名人手札真迹——盛宣怀珍藏书牍初编》，第六册，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2764—2895页。
[36] 李春光：《清代名人轶事辑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37] 台湾学者黄一农注意到丰富的数字化资源，利用网络和电子资料库，搜集各种语言的原始资料和近代著述，引用文献1099种，写作《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这位物理学博士、天文学家出身的历史研究者，不仅对明清天主教入华史进行了深入开拓，更提出了“e时代考据”的概念，为信息时代的历史研究提供了范例。他声称，如果仍旧安于文献的摘引、复述与排比，“或将有愧于科技进步赋予这一代工作者的特殊条件”，而数字化让“我们有机会在很短时间内就掌握前人未曾寓目的材料，并填补探索历史细节时的许多隙缝，或透过逻辑推理的布局，迅速论断先前待考的疑惑或矛盾”，“先前许多学者对中文文献的处理，往往仅加以摘引、陈述和编排，对资料本身常缺乏深入的析探，以致多只能解读文字的表面意义，而无法萃取出掩盖在表层之下的丰富信息。且当有不同文献中的说法出现矛盾时，也常不能‘传信存疑，以别史料’，并透过严整的逻辑推理法则去觅求较合理的解释。事实上，现今许多中国史的论著仍不脱‘剪刀加糨糊再裱褙’的平面展示模式，而未能呈现人、地、时、物所交错之多度空间的纵深”。见黄一农：《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38] 杜春和等编：《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49页。
[39] 具体人名参见附表《清末宗室王公总数统计表》。
[40] ［德］马克斯·韦伯著，林荣远译：《经济与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731页。政治权力论者的鼻祖可推至意大利思想家马基雅维利，他认为政治是夺取权力、掌握权力的必要方法的总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