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对外直接投资的制度影响因素

对外直接投资涉及跨国企业、东道国、投资输出国和相关国际经济组织等全球性多边经济主体，因此，影响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制度因素具有全球性、复杂性和多元性。一般而言，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全球性制度因素一般包括以下几点。

1．全球分工制度的深化

“二战”后，随着全球分工制度的深化，一方面，要求把分布于各国的诸多生产企业紧密地联系在全球一体化生产过程中，这必然需要运用对外直接投资去实现全球性生产分工；另一方面，知识经济的演化深化了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加速了全球性生产专业化与生产协作的国际分工新制度体系的建立。在国际分工新制度体系下，全球性跨境直接投资拥有更充分的畅通渠道，这有利于实现国际产业资本的大规模流动。

2．世界金融制度的演化

“二战”后，全球金融体系经历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与瓦解，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广泛运用，特别是金融衍生工具的创新从技术层面在更大程度上推动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同时，自20世纪末，新兴经济体市场保持着巨大的国际贸易顺差，加之石油价格大涨，使得一些新兴经济体的外汇储备快速增长，并推动了主权财富基金的发展。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国际货币体系进入改革期，当前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主要是在决策结构上增加了新兴经济体的代表权；二是重视二十国集团（G20）在国际货币金融合作中的作用，促使国际货币金融事务处理从原本的七国集团（G7）、八国集团（G8）向二十国集团发展，提升了国际金融市场的透明度。这些改革新动向为国际资本的跨经济区域流动提供了更为便捷的渠道和联结媒介，在客观上为对外直接投资拓展了融资的可获得性。

3．跨区域一体化合作制度的日益融合

“二战”后，全球性的经济贸易合作框架交流机制，如G8、G20、金砖国家峰会（BRICs）和区域化经济联合体，如欧盟（EU）、东盟（ASEAN）、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随着世界经济交流的日益拓展取得快速发展，涵盖资本、知识、技术的对外直接投资也正成为全球经济日益融合的核心因素。同样地，经济一体化的深化降低了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性和进入壁垒，使投资经济主体更易享受到国民待遇，进一步刺激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特别地，在知识经济日益加深的背景下，经济一体化制度的融合更趋软性化和共同性。这无疑为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及生产性资本循环增值的有效合作载体。

4．全球投资规制演化的自由化趋势

为了促进各自经济的有效发展，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有关对外直接投资的规制大都经历了从严格到放松的过程。尤其在各国产业价值链日益耦合的情形下，为了争夺国际投资市场，以最大限度地实现本国产业结构升级，一方面，各国通常会利用对外直接投资进行产业部门的结构调整，放宽本国传统优势产业或成熟的技术、产品向国外转移；另一方面，各国政府通过提供融资优惠、投资风险担保等便利化规制方式，鼓励跨国企业把技术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投向本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