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失业的恶果

本书的观点认为，对失业的定义和测度问题是次要的，这其实在前文已经暗示过。而我们现在要转入探究的问题是失业与其所关联的社会负效应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就很重要了。对此，我们的观点是，失业的全部意义在于它所产生的一系列恶果。我们目前的全部研究都是指向实践目标的，即如何减轻或尽可能消除这些恶果。因此，只有清楚地了解，或至少大概地确定这些问题的本质及其与失业本身的联系，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才能取得有效的进展。在本章里，我将尝试对这方面的问题做一些提纲挈领的解释。

首先，最明显的一点是，失业意味着工资的损失。非自愿空闲的工人渴望从事超过他事实上所能承担的工作，这当然不是因为他喜欢多工作，而是因为他对这份工作带来的工资的喜爱远远超出他对瞬间无所事事的厌恶。通常来说，工人中任何群体的失业数量的减少都意味着该群体的总收入的增加，甚至在有些情况下，通过降低人为增加的工资率也会减少失业量而增加总收入。因此，我们可以确定，收入的减少是失业所造成的社会恶果的一个基本因素（通常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收入的减少是渴望工作的人们却因无法找到工作而失去的收入。

然而，失业不仅减少工人一段时期内的总收入，而且失业量的变动也会导致总收入的波动。如果对未来预见充分，工人们总是能在经济繁荣时为可能随之而来的经济萧条做好充分的准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对失业的研究就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了。但事实上是，每个人都知道未来不能充分预见，工人们通常也不会为未来的不测做好充分准备。甚至当就业波动带来的收入变动有规律性和能够准确预测的时候，人们也倾向于对未来不做准备，当出现不规则的、痉挛式的收入变动时，人们才相对地倾向于为未来做些准备。到目前阶段，无论是个人储蓄还是集体保险都不可能发展到这样一个程度：当工人家庭的收入水平持续变动时，其家庭支出仍然处于完全稳定的状态。因此，当个人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地遭受失业影响的时候，失业就意味着消费支出的变化。但是，如果假定某人（尤其是穷人）每周的平均消费支出已知，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每周的消费支出变动越大，他从消费中得到的满足感就越小。无论是从眼前的享受角度来看，还是从对健康的间接和最终的结果来看，经济繁荣时期的异乎寻常的大量消费支出并不能补偿经济萧条时期的显著缩小的消费支出。在极端情况下，这种状况就非常明显。一个星期的饥饿之后紧跟着一个星期的大吃大喝，这种情况下的满足感是不能与两个星期的适度生活的满足感相提并论的。因此，我们可以确定失业引起的社会恶果的第二个因素，那就是这样一个事实：在不同时间内，失业对遭遇失业的工人的影响力一般是变动的、不相等的，因而也就使失业者的生活标准出现不同程度的变化。

前面关于失业恶果的因素讨论与各种形式的失业都有关，甚至与短期失业形式之间也呈现出这样的专门联系。但是，当某些人连续几周或几个月内没有工作而确定为失业的时候，这种失业形式就会暴露出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这种形式的失业会使遭遇失业的人的勤奋个性遭受永久性的伤害。由于缺少实践的机会，工人的技能会逐步生疏、退化，在某些情况下，工作技能的退化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关键的一点是，失业工人失去了的有规律性工作的习惯，他们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也会受挫。这样，当出现新的工作机会的时候，曾经一度失业的工人会发现自己已经不能胜任新的工作了。美国最近进行的一次调查就强有力地证明：对失业者而言，失去工作的最可怕的压力来自于失业对一个人的信念和斗志的打击。“如果某一时期的被迫空闲能让工人进行休养和恢复精力，那么这将是短暂失业有利的一面。但是，被迫空闲是不能让人得到休息和恢复精力的，因为失业需要找工作，而找工作的过程比工作本身更让人劳累。一位正在寻找工作的人，坐在一家慈善机构的办公室里等待经理面试的时候，讲述了他找工作的一些经历。每天早上他五点起床，然后步行三四英里的路程到一个听说可能有工作的地方。他一早过去是为了抢在别的应聘者的前面，步行去是因为他付不起车费。在第一个地方，他没能获得那份工作，因此很失望，但是为了工作，他只能迈着疲惫的步伐，再走几英里去另外一个地方，在那里他只能再一次遇到同样的失望……这个人讲述的故事经历真真切切地说明了一个事实：失业的负面影响不仅仅是损失多少收入这么简单，失业的恶果要比这多得多。失业意味着人的生命力的流逝，而生命力的损失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注9在这种巨大的压力之下，一个人的信念被摧毁，他或许就会跨越区分自立贫困与无能可悲的救济贫困之间的分界线，从而再也回不到自食其力的日子里了。

失业的恶果中还存在着另外一个因素。失业总量总是在时刻发生着变化，失业的形式又很难确定，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失业是不能预测的。当全部失业所具有的不确定性发生在个别人的身上时，其影响自然就非常大。对储备金很少的穷人来说，这必然会让他们产生不安定感和危险感，而这种感觉本身就是失业的一个严重恶果。H.卢埃林·史密斯先生对此是这样总结的：“我认为，从历史和观察中可以得到一个确定的结论，即风险的大小和可评估性如果超出了某一界限，也就是说，这种风险成为我所定义的赌博式风险，那么遭遇这种风险就不会产生有利的支撑作用，反而会带来一种非常严重的恶果。”注10莱罗·比利（Leroy Beaulieu）教授完全同意这种观点，并本着同样的精神宣称：“特殊情况除外，一般来说，当前社会弊病的构成不是因为工资不足，而是因为就业的不确定性。”注11

以上论述清晰地表明，失业给任何国家带来的恶果，不仅取决于失业的规模，即经济繁荣时期与经济萧条时期内的平均失业数量，而且还取决于这个失业规模在人群中的分布情况（为了问题分析的全面性，还可以这样补充描述：这个失业规模随时间变化在人群中的分布情况）。而且，如果假设其他条件不变，平均失业规模越大，失业的恶果也就越明显，这一点始终是非常正确的。所以，为减小平均失业规模的对应措施，一般来说是可以增进国家福利的。因此，对失业规模的讨论——不是某一时刻上存在的失业规模，而是一个长时期内的更普遍意义上的平均失业规模——将是我后面八章内容的主要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