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军语的产生与发展
军语的产生与发展既有与一般术语相同的轨迹，又有自身演变的特点规律。从总体上看，军语起源于原始军事活动，并与军事活动同步发展。军语的沿革历程，既受制于术语发展的规律，又受制于军事活动的规律。
一、军语的起源
加拿大术语学家G.隆多认为：“术语的存在并非近期才有的现象。事实上，它与人类具有同样悠久的历史。随着语言的产生，专门用语就出现了。它涉及的范围包括古希腊的哲学术语，克里特岛上的商业用语，军事艺术的专门词汇等。”注10中国古代军语产生和发展的历程，充分印证了G.隆多的这一观点。
早在原始社会，就存在军事活动——氏族制度下血亲复仇性质的战争。随着私有制的萌芽和氏族制度的衰落，又出现了以掠夺为目的的战争。在黄帝时代，就发生过几场争夺中原的著名大战，如黄帝与炎帝的阪泉之战，炎帝、黄帝与蚩尤的涿鹿之战，以及共工与颛顼的战争。此时尚未进入奴隶社会，虽然还没有属于国家的军队，但是，史前战争无疑是一种集团性的武力对抗活动。在战争中，武装集团内部需要统一的军事用语，用以指称和表述军事概念，记载和传达军事信息，指挥和协调军事行动，因此，军语也就应运而生。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以师兵为营卫，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从这些官名中也可以看出，我国夏朝以前的武装集团就有了反映军事建制和官职的军事用语。由此可见，人类社会有了军事活动，就有了军事用语；军事用语的产生甚至早于正式军队的出现。正是这些初始军事用语的积淀、传承和变异，为规范的军语系统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历史基础。
最早见诸文字的中国古代军语出现在殷商时期的甲骨卜辞中。郭沫若的《卜辞通纂》将殷商甲骨文分为7项，第6项即为“征伐”。罗振玉的《殷墟书契考释》将殷商甲骨文分为8项，第5、6项分别为“田猎、征伐”。据专家考释，殷商甲骨文中已有“兵、矢、弩”等表述古代兵器的军事用语；有“右师、中师、左师、族”等表述古代军队组织编制概念的军事用语；有“立（布阵）、陷（伏击）、启（开辟通道）、步伐（以步卒作战）、逆伐（正面迎击）”等表述兵力部署和作战手段概念的军事用语；有“师惠律用”等表达军队律令的军事用语；有“王教、王其教卒、教戍、庠射（教射的学宫）、庠三百射”等表述军队训练概念的军事用语。
二、中国古代军语
（一）先秦时期的军语
先秦时期是中国原始社会产生、发展并向阶级社会过渡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军事活动和军事用语经历了从无到有、不断成熟的渐进阶段，为军语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冶铁技术的不断成熟，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的兵器制作水平显著提高，铁铸兵器开始装备军队，推动了军队编成的完善、战争方式的变化以及军事思想的发展。西周晚期已出现专门论述军事问题的书籍，例如《军志》《军政》等。春秋战国时期，涌现出一批著名的军事思想家及其兵法著作，例如《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吴子》《司马法》《六韬》《尉缭子》《公孙鞅》等。这些兵法著作中出现了大量新军事概念和约定俗成的军事用语。正如学者傅朝在其《〈孙子兵法〉军语研究》一文中所指出的：“《孙子兵法》作为一种成熟的军事学说，具有完整的概念体系。这一体系的构建当然离不开军语。”注11比如，关于作战态势的“奇正、攻守、勇却、虚实、进退、常势、恒形、劳佚、治乱、势险、节短”等；关于兵制的“军、旅、卒、伍、师、吏、车、徒、上将、上军、选峰”等；关于野战行军的“趋、处、倍道、兼行、乡导、营军、委军、汲役、伏奸”等；关于军需供给的“奉、籍、辎重、委积”等；关于地形地物的“天涧、天井、天牢、天罗、天陷、天隙；中原、平陆、斥泽、丘陵、深溪、潢井、葭苇、山林、翳荟、沮泽、高陵、隘形、亡地、险阻、高阳”等；关于心理战的“治气、治心、治力、治变、五危、六败、必死、必生、岔速、夺气、夺心、朝气、暮气、锐气、惰归”等；关于闪击战的“夷关、折符、开阖、亟入”等；关于攻城战的“踞堙、蚁附、并气、积力、武进、料敌、取人、易敌”等；关于火攻战的“火人、火积、火辎、火库、火队、行火、发火、起火”等；关于相敌和用间的“策、作、形、角、索、验、敌情、间事”等；关于治军的“法、令、赏罚、分数、治兵”等；关于武器装备的“车、驷、甲、胄、弓、矢、驽、戟、盾、矛、橹、革车、轻车、大车、蔽橹、悬陲、旌旗、金鼓”等。傅朝认为：“《孙子兵法》中的军语影响深远。这些军语规范了东方古典兵学的基本概念体系。《孙子兵法》第一次使古典兵学从感性上升到理性，使古典军事学真正上升到高层次理论思维的层面。”注12可以说，以春秋末年的《孙子兵法》和战国时代独树一帜的兵家著作为标志，中国古代军事思想进入了发展的高峰期。同时，也标志着中国古代军事概念不断成熟和军语的逐渐系统化。
（二）秦汉至隋唐时期的军语
进入秦汉时期，中国封建中央集权制度全面确立并有了较大发展。“在军事领域，表现为封建生产力的发展导致武器装备的进一步改进；专制中央集权的确立促成军队领导体制的高度集中；封建生产关系的完善和郡县制的普遍推行促进兵役制度的健全；战争方式的多样，武器装备的进步推动车、步、骑、舟各大兵种的独立和发展；阶级矛盾的尖锐和民族矛盾的激化决定各种类型战争的频繁和成熟；军事斗争的广泛和深入促进军事理论探索的继续开展”注13。
1.训释军语的字书词典开始出现
虽然秦汉时期的军事学术不如战国时期的兵学兴盛，但仍有一批反映新的军事思想的著作问世，如《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典籍的有关章节和兵书《三略》《握奇经》《潜夫论》《言兵事疏》等。这些著作大量沿用了先秦军语，并出现了一些具有时代特征的系列军语。以反映当时军制的军语为例，秦朝实行普遍征兵制，适龄男性兵役登记称为“傅籍”，两年服役期内统称“正卒”，每年临时服军事性劳役称为“更卒”。在京师服役的称为“卫士”，在边疆服役的称为“戍卒”。步兵称为“材官”，车兵和骑兵称为“骑士”，水军称为“楼船士”。这一时期军语的发展比较集中地体现于包括训释军语的字书词典。例如西汉史游的《急就篇》，列有“兵器”专章，集中训释古代兵器名称，其中有“矛、铤、镶、盾、刃、刀、钩、戟、铍、镕、剑、镡、
、弓、弩、箭、矢、铠、兜、鉾、锤、杖、柲”等兵器称谓。《尔雅·释天》列有“讲武”篇，训释了“苗、狩、獠、宜、治兵、振旅”等军语。东汉刘熙的《释名·释兵》也列有“弓、弩、矢、佩刀、车戟、仇矛、步盾、金鼓”等数十条军语。
2.各民族军事用语交流融会
在三国、两晋、南北朝长达300多年的时间里，战乱频仍。军事活动在这一时期的社会生活中占有较大比重，促进了军事制度的发展和革新。这一时期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分裂时期，也是各民族的大融合时期。尤其是东晋时期刘裕与鲜卑族建立的南燕政权、羌族建立后与秦政权的战争，以及西晋灭亡后的所谓“五胡十六国”时期匈奴、羯、鲜卑、氐、羌等5个少数民族政权的军事制度，促进了各民族部分军语的交流和融会。一些少数民族汉化程度加深，不同民族的军事制度和军事用语也得以相互借鉴。比如，汉国刘渊就曾使用“大司马、大单于、录尚书事”等少数民族官职称谓任命其政权官员；一些少数民族政权也按照汉族的制度，使用了与魏晋基本相同的官职称谓，例如“三公、诸卿、尚书”以及各种名号的将军。这些称谓表明，当时胡汉两种军事制度和各民族许多军事用语已出现合而为一的倾向。
3.军制类军语更加系统
隋唐五代时期，爆发过许多著名的战争，如隋灭陈之战、隋末农民战争、唐初统一战争、唐平安史之乱、唐平藩镇战争、唐末农民战争、后唐灭后梁之战等。这一时期武器装备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铠甲被普遍采用，用于攻城略地的攻坚和防守装备相继发明。频繁的军事活动推进了军事制度和军事思想的发展。反映在这一时期军语的发展上，比较突出的是表达隋唐军政制度的军语更加系统化。比如，隋文帝在全国设十二卫府，大将军上隶皇帝，下辖骠骑、车骑府。军将的官号、品级称谓虽承袭西魏和北周，但更加规范。607年，隋炀帝又改革了十二府制，对一些军队官职称谓做了变更，左右卫改为左右翊卫，左右备身改为左右骑卫，左右武卫名称如旧，左右领军改为左右屯卫，增设左右御，左右武侯改为左右侯卫。同时，对十二卫军士还冠以誉称：左右卫军士称“骁骑”，左右骁卫军士称“豹骑”，左右武卫军士称“熊渠”，左右屯卫军士称“羽林”，左右御卫军士称“射声”，左右侯卫军士称“佽飞”。唐朝基本承袭隋朝的府兵制，但通过贞观十年（636年）的改革，府兵制更加完备、成熟，军制用语也更加系统。产生于这一时期的代表性军事著作《李卫公问对》《大白阴经》，以及《旧唐书·经籍志》45部、289卷兵书类著作，《新唐书·艺文志》23家、60部、319卷兵书类著作，记录了当时的主要军语，并对一些军语所反映的军事思想、军事概念做了充实和完善。比如，《李卫公问对》对“奇、正”这一对军语的内涵做了比较全面的解释，认为“奇、正”的范畴是相当广泛的，对敌人的政治声讨是“正”，对其军事打击是“奇”；公开出兵是“正”，奇袭是“奇”；主攻方向或主要防御方向是“正”，助攻方向或次要防御方向是“奇”；前进为“正”，后退为“奇”；等等。
（三）宋元明清时期的军语
宋辽夏金元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有分有合，走向重新统一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军事实践十分丰富，民族战争、农民战争、统治阶级内部的战争、统一战争接踵而来，军事思想有了很大发展。与此相应，新的军语也大量出现。
1.指称新型火器的军语
从北宋开始，火器的出现和使用，标志着我国武器装备的历史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反映在军语上，就是关于火药应用于武器装备的用语大量出现。据宋路振《九国志》卷二《郑王番传》记载，唐哀帝天祐初（904年）吴国左先锋都尉郑王番攻豫章，“以所部发机飞火”。所谓“飞火”就是当时的火炮。到宋仁宗时（1023—1063），曾公亮等所著《武经总要》中，综述当时的火器时，出现了“火箭、火球、火药鞭箭、引火球、蒺藜火球、铁嘴火鹞、竹火鹞、霹雳火球、烟球、毒药烟球”等10余种新火器的名称。熙宁六年（1073年）六月，军器监设立，将各种兵器制作的样式、规格及质量要求统一绘图，颁发诸路都作院制作，当时撰修的关于兵器制作的专著有《熙宁法式》《弓式》《军器什物法制》等，这些专著对各类兵器的名称也做了规范。此外，这一时期编纂的《武经总要》《历代兵制》等著名兵书中的军语也值得一提。《武经总要》是我国古代官修的第一部兼有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的综合兵书，其中的军语分别涉及选将科兵、教育训练、步骑应用、城邑攻防、水战火攻、武器装备和治军基本理论，比较全面、系统。南宋陈傅良编著的《历代兵制》，则几乎涉及先秦至唐代以来的所有关于兵制的用语。
2.反映元朝军制的蒙古族军语
蒙古部铁木真完成草原统一大业后，其军队分为蒙古军和汉军两类。汉军也按照蒙古军军制，编成“万户”和“千户”。因此，这一时期的军队大量军语源自蒙古语。比如，蒙古军队“自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各有长”。在蒙古语中，“十夫长”称“阿儿班那颜”，“百户长”称“札温那颜”，“千户长”称“敏罕那颜”，“万户长”称“土绵那颜”。元朝的中央宿卫队由蒙古政权原有的怯薛组织和新建的侍卫亲军组织构成，其卫军机构名称也大多为蒙古语，例如“唐兀、贵赤、阿儿浑、阿速、斡罗思”等。元代还有一些反映当时军事概念的专门用语，比如，把随从大军出征专门负责掳掠财物的人称为“答剌罕军”或“乾讨虏军”，把军户自理的保障经费送到军中称为“封椿”，把军户的管理机构称为“奥鲁”。
3.反映热兵器条件下战术概念的军语
明代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空前强化的时期。随着军队规模不断扩大，编制不一，将校称谓极为混乱。朱元璋曾下令整顿，立部伍法，规定“有兵五千者为指挥，满千者为千户，百人为百户，五十人为总旗，十人为小旗”，统一了官职称谓。这一时期金属管形射击火器有了较大发展，相应的火器称谓也更加丰富。其中以“佛郎机铳（炮）、鸟铳（枪）、红夷炮”的影响最大。“佛郎机”是明朝人对葡萄牙和西班牙人的称呼，后亦称其火炮为“佛郎机”。此外，火器与车辆结合的车营—战车部队也开始出现，明代的战车有“正箱车、偏箱车、独轮小车、双轮车、四轮车、雷火车、钢轮车、小冲车、全胜车、虎车、巷战车、枪车、屏风车、冲虏藏轮车、火柜攻敌车、塞门藏器车、盛油引火车”等。火器在军事上的广泛应用，影响到战术的创新。嘉靖年间，面对倭寇优势的火器，戚继光创造了“鸳鸯阵、两仪阵、小三才阵”等新型的战斗队形，这些新的战术用语也开始在军中使用。考察明代军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茅元仪编纂的大型军事类书——《武备志》。这是一部类似军事百科的重要兵书，全书共240卷，约200万字，分为兵决评、战略考、陈练制、军资乘、占度载5个部分。这部军事类书收录的军事概念甚为详尽，几乎记载了西周至明代的主要军事用语。比如，其中的阵练制部分共有41卷，分阵和练两部分。阵，记载了西周至明代的各种阵法；练，记载了选士练卒的各种方法。军资乘部分共有55卷，分“营、战、攻、守、水、火、饷、马”8类，下设65项细目，内容十分广泛，涉及行军设营、作战布阵、旌旗号令、攻守城池、火器制造、火药配制、军事运输、粮饷供应等，还收录了各种兵器600多种。占度载部分共有93卷，占的内容主要是天文气象，度的内容主要是兵要地志。
4.八旗和绿营军制用语及其他军语
清代前期的军制，既继承了历代王朝的旧制，也保留了满族的民族特点。清朝实行八旗和绿营兵制，清朝初期，八旗兵是清军的主力。清代军语的变化首先体现于一些新的军制用语。比如，八旗制初定以300丁为4达旦，4达旦为1牛录，5牛录为1甲喇，5甲喇为1固山。固山在汉语中即为旗，八固山就是八旗。牛录额真为佐领，甲喇额真为参领，固山额真为都统，梅勒额真为副都统。这些编制、官职称谓，是清八旗兵典型的军制用语。在清代的绿营兵制中，则另有其军制用语。绿营是清初根据明朝的边防镇戍制度，将明朝降军和新募汉兵改编而成的各省地方军，因以绿为旗色、以营为建制而得名。绿营建制称谓有“标、协、营”等，官职称谓有“总兵、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外委”等。清军的训练用语有“小操、大操、合操、试炮、巡察、步围、步行”等。
三、中国近代军语
1840年开始，中国进入近代，“中国传统兵学在内外战争尤其是外部入侵以及西方军事学的冲击下开始现代转型，呈现出丰富的学术图景”注14，这一时期军事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促使中国军语的系统化、规范化步入了快速前进的轨道。
（一）鸦片战争至清朝灭亡时期的军语
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至1912年清朝灭亡，历时72年。其间，中国相继经历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入侵战争，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以及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这一系列重大的军事事件，尤其是清末兴办的近代军事工业和效仿西制编练新军，促进了中国近代军事学说的兴起，推进了中国军队的近代化。指称军事概念的军语，客观地承载和体现了这一军事转型的全过程。
1.勇营兴起后的军语
清代的武装力量分为兵、勇、丁3个层次。兵，即八旗和绿营，为国家常备正规武装。勇，即经费出自政府的官勇，临时招募、制无定规。丁，即城乡各地的团丁，为不脱产的团练保甲组织。入关后，八旗兵日趋腐败，战斗力锐降。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绿营也土崩瓦解。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再破清军江南大营，尤其是同治四年（1865年）新捻军击毙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之后，八旗、绿营几乎被扫荡殆尽，以湘军、淮军为代表的勇营成为清王朝的军事支柱。此后，曾国藩改革了湘军兵制，李鸿章改善了淮军装备，洋务派兴办了军事工业，清政府筹建了新式海军。上述军事事件和军事革新都在这一时期的军语上留下了深刻的历史烙印，突出地表现为关于新军制、新兵器和新式海军军语的大量出现和广泛使用。
（1）关于新军制的军语
曾国藩针对绿营积弊将世兵制改为募兵制，在湘军营制中设步兵营制、马队营制和水师营制。八旗和绿营的许多军制用语被迅速淘汰。比如，与八旗军制相应的“牛录、佐领、参领、都统、骁骑营、护军营、神机营”等军语都不再使用。同时，与湘军新军制相应的“营官、帮办、书记、哨官、哨长、护勇、伙勇、什长”等关于军队建制和职务称谓的军语，逐渐形成系统并大量使用。
（2）关于新兵器的军语
李鸿章在上海改建淮军后，为淮军购置了一批洋枪洋炮，并始创中国步兵中的独立炮队。因此，许多与新兵器相应的军语也不断出现。例如关于新火炮称谓的军语“劈山炮、落地开花炮、开花炮弹”等；关于炮队编制和相关职务称谓的军语“劈山炮队”等。
（3）关于新式海军的军语
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军犯台。这成为清政府迅速建立海军的直接动因。以北洋水师为代表的新式海军应运而生。春秋时期的“舟师”、战国时期的“水军”、秦汉时期的“楼船”，此时已被称作“水师、舰队”。与此同时，大量近代海军的军语从国外引进，例如“旗舰、巡洋舰、鱼雷艇”等。
2.太平军自创的军语
从道光三十年（1851年）开始，洪秀全领导太平军进行了长达14年的武装斗争。其间，太平军创制了自成体系的军语。
（1）关于太平军军制的军语
太平军有比较严格的组织编制。他们仿照《周礼·地官司徒》篇所述的体制，制定颁布了军队组织法规《太平军目》，其中规定：“伍长管五人。两司马管五个伍长，共管二十五人。卒长管四个两司马，共管一百零四人。旅帅管五个卒长，共管五百二十五人。师帅管五个旅帅，共管二千六百二十五人。军师管五个师帅，共管一万三千一百二十五人。”《太平军目》中的军制军语，与清廷军队的军制军语有明显不同。
（2）关于太平军兵种的军语
太平军的兵种军语也颇有特点，反映了当时太平军的兵种建设状况。《太平军目》中就有“土营、水营、诸匠营”等兵种用语，所谓“土营”，是指相当于专司土工作业的工程兵，主要由湘南的煤矿工人组成。所谓“水营”，是指水师部队，这支部队曾一度控制武汉至天京（南京）一带长江水面，在西征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所谓“诸匠营”，是指负责生产和管理各种军需品的部队，又分为“木营、金匠营、织营、金靴营、绣锦营、镌刻营”共六营，每营一军。
（3）关于太平军装备的军语
清廷所辑《贼情汇纂》卷五《伪军制下》载有《贼中军火器械隐语别名》，记录了太平军的武器装备称谓情况：大炮改称“洋装”，抬炮改称“长龙”，鸟枪改称“营枪”，又名“小炮”，枪炮子改称“铅码”，火药改称“红粉”，刀改称“云中雪”，短刀改称“顺子”，矛杆改称“挑子”，兵称“圣兵”，鼓称“圣鼓”，海螺称“圣角”，旗称“圣旗”，竹帽称“圣帽”，号衣称“招衣”，连亥棍改称“神鞭”，火弹改称“先锋包”，又名“红粉包”，喷筒改称“花筒”，库称“圣库”，粮称“圣粮”，等等。太平军的军语有许多源自洪秀全等农民领袖早期创立的天地会等秘密组织，而天地会又与清代的三合会、哥老会等秘密组织密切相关。因此，太平天国创建后，沿用了许多原来通行于清代秘密社会的隐语，并以此作为太平军的军语。
3.清末新军的军语
晚清年间，风云变幻的近代战争尤其是列强肆无忌惮的侵略，以及欧洲近代军事思想的传入，使中国传统军事思想受到强烈冲击。中日甲午战争后，清廷采纳众议，下令变革军制，仿照西法编练新建陆军。李鸿章于天津编练“定武军”，张之洞于武昌（后移吴淞）编练“自强军”，这两支新军均仿照德国军队实施编练。后来，光绪又将整顿京畿旧军和编练新军的任务赋予袁世凯。袁于1895年11月正式开始编练新军，将其更名为“新编陆军”，并以德国人为教练。新军的训练效仿西法，军制模仿西制，因此，大量的西方军语得以借用。在这样的背景下，北洋陆军督练处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本以“军语”命名的辞书，共收录1075条军语，分为战事、队形、地形、行军、驻军、宿营、供给、工程、演习、军器10个类目。其中部分军语源自当时大量翻译引进的国外军事著作。清末军事改革初期，有不少军语属于军事仿德的“附属品”。从1902年起，军事上开始由仿德转为学日，许多日本军事教官来到中国，日本的军事著作和军队操典也大量翻译，因此，相当一部分日本军事用语在中国军队得以采用。这本《军语》对中国军语的发展影响深远，其中收录的许多基础性军语一直沿用至今，比如“战略、战术、野战军、动员、常备军、会师、近战、远战、海战、持久战、军需、策应、展开、待机阵地”等。
（二）辛亥革命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军语
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至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历时16年。在北洋军阀统治和军阀混战期间，各路军阀所使用的军语，基本上沿袭了从清末北洋陆军时期开始逐步汇集、规范的军语，但部分军制用语有了新的发展。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军成立后，出现了一些反映新的政治主张和建军思想的军语。
1.北洋军阀时期的军语
北洋军阀的统治开始后，袁世凯通过对军队的裁遣整编，加强了对军队的控制。为了统一军制，于1912年8月，公布了陆军官制表，军官分3等9级，出现了“上将、中将、少将；上校、中校、少校；上尉、中尉、少尉”等军衔用语，同时，将前清新军的编制名称做了调整。1915年1月，北洋陆军步兵第六师第二十四团随营学校印制了一部《军语》，分为战事、队形、地形、行军、驻军、宿营、供合、工程、演习、军器10个类目。其中所收录的军语绝大部分沿用清末北洋陆军督练处编印的《军语》，同时，对其中一些军制用语进行了改造。比如，将清末新军编制中的“镇、协、标、营、队”等军制用语，相应地改称为“师、旅、团、营、连”。这一时期，除了军制类的军语发生了较大变化以外，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从前军语多资东西各藉”，“近时军语尚未画一”，因此，军语编纂应当“注重实行，是以厘定名词，专取辞达，不尚谲饰，以寓质朴之意”注15。出于以上考量，北洋政府陆军训练总监部组织编辑出版了《军语类解》，全书分为作战、编制、输送、地形、兵器、筑垒、交通7类，各类之中再分部。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收录了大量与军制建设和军队武器装备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新军语，尤其是火炮军语比较完整。与此同时，《军语类解》中还出现了关于铁路和航空输送的军语。值得一提的是，《军语类解》的封面上注有“陆海军大元帅鉴定”字样，用以标志这部军语辞书的权威性。
2.国民革命军初创时期的军语
孙中山创建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后，苏联派遣了数十名红军干部到黄埔军校任教和担任重要职务，建校初期，军校所需教材均由苏联提供。因此，国民革命军建军初期的军事用语，不但受到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等新思想、新主张的影响，还出现了与国民革命军性质、特点相适应的新军语，比如，第1军在军中建立了各级党代表制，这支部队被称为“党军”。同时，由于受到苏联军事教员和军事著作的影响，很快沿用了一些来自苏联红军的军语。例如“政治委员、党代表、政治部”等。
（三）十年内战、全面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军语
从1927年8月至1937年7月，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亦称十年内战时期。其间，国民党建立了一支庞大的反动军队，共产党创建了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至1945年日军投降，全国性抗日战争历时8年。从抗日战争胜利至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解放战争历时4年。上述22年，是中国近代史上军事活动波澜壮阔的重要时期，代表人民革命力量的共产党及其人民军队，与代表反人民力量的国民党及其反动军队进行了殊死搏斗，最终推翻了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反动统治。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国军语也经历了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
1.近代军语的初步规范
从北洋陆军时期逐步发展起来的近代军语，与历时20多年的军事活动同频共振，不断充实、发展、演变着。由于中国近代军语有许多源自国外，与中国军事活动的发展不完全适应。当时一些学者认为，“我国军事书籍多系直译外国文，惟采用名词则喜立异而耻沿袭，致名称复杂，辨别为难”注16。张治中提出：“吾国军学多取材于德日两国，以为借镜，转译而来，对于术语名词，每感不能统一，且不齐全，同一术语名词，因无确切概念，致滋疑实。且译述人员因术语名词之不确切、齐全，恒失真义，鱼鲁相传，致学者难得要领，事倍功半，实深苦之。”注17吴石也认为：“我国军事学东西并参，所有兵语，往往移释各异，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注18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20多年里，一批旨在规范军语的辞书相继问世。据不完全统计，其间出版的军语辞书约有20余种40多个版次。比如，1922年，国民革命军四集团军第七军二十四师七十团编印的《军语释要》；1929年，南京军用图书社出版由训练总监部军学编译处编著的《军语释要》；1931年，汉口武汉印书馆出版由王保民编著的《军用辞典》；1934年，广东军事政治学校编印的《军语》；1936年，南京兵学研究会出版由吴石编著的《兵学辞典粹编》；1938年，南宁军学编译社出版由林芳编著的《军语解要》；1940年，中央军校第七分校编印的《军语摘要》；1941年，国防书店出版发行由吴石编著的《兵学辞典粹编初续》；1942年，陆军机械化学校编印的《机械化军语》；1943年，南京军学编译社出版由民国政府军事委员会军训部编辑的《陆海空军军语汇编》；1947年，南京军学编译社出版由林芳编著的《增补军语解要》，等等。上述辞书收录的军语，反映了十年内战至解放战争结束20多年间的军语发展脉络。
2.我军军语的初步发展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开始独立领导革命战争。1928年8月开始，各地武装起义中建立起来的革命武装统称中国工农红军。这支崭新的人民军队的诞生，不但使近代中国军事力量格局发生了标志性的变化，而且，因此产生的一系列新的军事概念，也对中国近代军语体系产生了重大影响。此后20多年，伴随我军在战争中历练、成长的过程，我军军语也经历初步发展、演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军军语主要有以下特点：
（1）大量沿用旧军队的基本军语
尤其在我军创建初期，许多旧军队通用军语被大量应用。除了作战、军制、训练、后勤等传统军语以外，还曾沿用了一些旧军队的称谓用语，例如“马夫、传令兵、勤务兵、官长”等。
（2）积极创制人民军队专用军语
随着我军建军原则的明确和军队建设的发展，一批与人民军队性质、宗旨相适应的军语不断出现。例如“指战员、政治民主、军事民主、瓦解敌军”等。许多旧军队的军语也得以改造，比如，“马夫”改称“饲养员”，“传令兵”改称“通信员”，“官长”改称“指挥员”，“司令官”改称“司令员”。
（3）引进部分苏联红军军语
随着苏联红军典令翻译的不断增多，一些苏军军语也被我军所采纳。刘伯承和左权编译的《军语解释》所选收的军语，有许多就是源自苏军。
四、中国现代军语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军建设开始了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转变、由单一军种向诸军兵种合成军队转变的历程。我军的军语建设也在这一历史进程中逐步迈入规范化轨道。
（一）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军语
1.新中国成立初期军语的初步规范
随着大规模战争的结束，我军推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客观条件逐渐成熟，包括军语规范化建设在内的各项正规化建设也摆上了我军工作的议事日程。这一时期的我军军语有3个显著特点：
（1）反映了对中国传统军语的继承和革新
在我军展开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初始阶段，大量传统军语得以沿用。在1951年9月由军委军训部军事出版局编印的《军语汇编》（初稿）中，绝大部分军语源于近代军语和土地革命战争、全面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的我军军语。刘伯承还曾参照古代著名兵书中的军事用语对一些重要军语予以规范。比如，他参照《孙子兵法·兵势》，将战役上布成的阵势即战役军团的兵力部署，称为“战役布势”，与军（师）以下为进行战斗所采取的“战斗队形”这一军语相对应。
（2）反映了我军军兵种正规化建设的初始状况
我军的军兵种建设在战争年代就已开始。至1953年，我军除了陆军，还建立了空军、海军，在陆军中不仅有步兵，还有骑兵、炮兵、工程兵、装甲兵、通信兵、铁道兵、防空部队等技术兵种。此外，属于解放军序列的公安部队已组建和发展起来。这一时期出版的《军语汇编》（初稿），已有与这些军兵种相对应的军语章节。不过这些军兵种军语有些比较陈旧。该书收录大量关于“骑兵类”的军语，例如“空马、牵马员、挺进骑兵、蹄迹线、马场编列、偏乘、驰缰、马粮带、鞍褥”等。由于当时骑兵被作为一个传统兵种保留，因此，许多饲养、管护军马的用语也列入了该统编军语中的“马政类”。例如：“幼驹、美格、骝毛、血统、饲料、废役、莫尔根种、英化诺尔曼马”等。
（3）反映了对苏军军语的学习借鉴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军比较重视学习苏军的建设经验，许多军语也源自苏军。1951年4月，军委军训部军事出版局依据日文《赤军兵语集》等军语辞典，编印了《俄华军语辞典》。在刘伯承组织军事学院编纂的《军语画一》中，每一条军语都附有俄文原文。
2.向现代化、正规化迈进中军语的不断完善
从1954年开始，我军依照军队建设总方针和总任务的要求，全面展开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指称各类军事概念的军语也随着这一历史进程不断完善。
（1）指称体制编制概念的军制类军语有所变化
这一变化首先表现为军队领率机关称谓的更新。比如，经中央书记处批准，取消了“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在设立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干部部和总后勤部的基础上，借鉴苏军体制，还建立了总军械部、训练总监部、监察部、总财务部，形成与苏军相同的“八总部”体制（1957年又恢复到传统的三总部体制）。同时，军兵种也几经调整。1955年形成陆、海、空、防空、公安5个军种，后又恢复为陆、海、空军3个军种。随后，陆军形成了炮兵、装甲兵、铁道兵、防化兵、通信兵、工程兵等6大兵种。上述领导体制和军兵种的调整，牵动了军制类军语的不断变化。在1951年出版的《军语汇编》（初稿）中，陆军兵种军语分为步兵、骑兵、工兵、装甲兵4类；在1957年出版的《军语画一》中，陆军的兵种军语则变化为炮兵、装甲坦克和机械化兵、化学兵、工程兵、通信兵5类。
（2）指称武器装备相应概念的军语更加完善
至抗美援朝后期，我军步兵基本使用苏式武器装备。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武器装备的生产进入大批仿制苏式武器装备的阶段，因此，这一阶段我军一些武器装备的称谓引用了苏军军语，例如“雅克教练机、米格歼击机”等。与此同时，我国核武器等尖端武器研制和常规武器国产化也在加快发展。关于军事科技和武器装备的军语也更加系统化。1957年出版的《军语画一》中尚无导弹类或与此相关的军语，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指称导弹相关概念的军语已在我军大量使用，例如“战略导弹、战术导弹、地空导弹、空空导弹”等。
3.十年动乱中军语的曲折发展
“文化大革命”对军队建设的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军队履行职能和全面建设在复杂背景中艰难跋涉。在这一时期的军语主要有3个方面的特点。
（1）一些军语被蒙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
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导致相关概念指称形式的军语也呈现出一些不正常的现象。例如“突出政治、四个第一、活学活用、兵农结合、三支两军、军管、军宣队”等。“以身作则”等普通词语也被正式收录1972年版《军语》。此外，还有一些传统军语被其他指称形式所取代。例如“军官”被“干部”取代，“士兵”被“战士”取代。
（2）与特殊时代军队建设状况相应的军语变化
1972年版《军语》没有再出现《军语汇编》中收录的骑兵、马政之类的军语，也没有出现《军语画一》中收录的军邮之类的军语。在该版《军语》中，导弹、火箭、核武器和“三防”类的军语更加系统化。
（3）反映当时体制编制和军事战略相关概念的军语特征明显
1966年6月6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做出了以原公安部队领导机构为基础，与军委炮兵领导机构中管理战略导弹部队的机构合并，组建第二炮兵的决定。同年8月1日，基本建设工程兵组建。这两个新兵种的建立，促使指称相应军事概念的军语在类别上进行了整合和充实。指称与战略导弹相关军事概念的军语被归入“第二炮兵军语”，指称为基建工程相关军事概念的军语被归入“基建工程兵军语”。此外，在这一特殊历史阶段的我军军语中，还有一些与当时军事战略、军事方针相适应的军语，例如“大打、早打、打核战争，备战备荒，援越抗美，拣弱的打”等。
（二）改革开放后我军军语在新军事变革浪潮中的发展变化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全军随即展开思想上、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后，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改革开放形势和世界新军事变革浪潮，都对我军军语的演变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军事科技和武器装备进步引领军语演变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其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特别是大批高新技术武器装备不断涌现和在实战中使用，世界军事领域出现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变革。与此同时，各种着眼未来的新理论、新观念、新知识也似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军事转型、精确闪击战、快速决定性作战、全谱作战、数字化部队、目标部队”等为数众多的全新术语出现在人们的视野，成为世界新军事变革的重要标志。指称高新军事科技、新型武器装备和信息化建设相关概念的新军语开始大量地进入我军军语体系，例如“新概念武器、国家导弹防御系统、C4ISR系统、C4I2WS系统、第四代作战飞机、第四代核武器、化学失能剂、纳米武器、智能化弹药、新概念炸弹、高能激光武器、基因武器、精确制导武器、隐身武器、机器人士兵、微波弹、气象武器”等。
2.军事战略和军事思想变革牵动军语发展
军事科技和武器装备的飞速发展，推进了军事思想的革新，“新军事变革、军事转型、全谱优势、机械化与信息化双重任务、跨越式发展、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等一系列反映新军事思想和军队建设新理念的军语不断出现。同时，指称新军事战略的军语也从各个方面渗入我军军语体系，例如“太空威慑、前沿威慑、战略威慑、全谱威慑、太空战略、核遏制战略、信息威慑、信息安全战略、国家安全战略、多元化安全威胁、非传统安全威胁、军事危机控制、非国家行为体威胁”等。
3.作战行动和战争样式更新促成军语变化
在全球化的新军事变革中，指称新的作战样式的军语层出不穷，例如“非线式作战、非对称作战、非接触作战、空地一体战、空天一体战、空地海天一体战、全维作战、全谱作战、信息战、网络战、心理战、天战、导弹拦截战、卫星攻防战、天基对地攻击战、精确闪击战”等。指称新的作战行动的军语也令人目不暇接，例如“制敌机动、全维保护、精确打击、非战争军事行动、海上打击、舰对目标机动、即时后勤补给”等。
4.体制创新和编制调整实践加速军语新生
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武器装备的变革，推进了军队体制编制的发展变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新军兵种相继在我军诞生，指称相应概念的军语也随之出现，例如“海军陆战队、陆军航空兵、陆军防空兵、特种侦察兵、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等。与此同此，反映新作战编成方式的军语也在军事领域广泛应用。例如“数字化部队、数字化士兵、模块化师、电子战部队、网络战部队、太空战部队、快速反应部队、全球打击部队、全能军队、航空航天远征部队”等。随着军衔制的恢复，指称军衔制相关概念的军语也成系统地在我军军语体系中恢复了应有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