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现代货币理论”启蒙读物恰逢其时
从2019年美国政治讨论遭受大肆抨击和质疑，到2020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引发广泛关注和讨论，“现代货币理论”这种“异端邪说”自始至终面临着各种误解和歪曲。2020年5月以来在我国上演的“财政赤字货币化”争论，则进一步加剧了这些误解。现代货币理论被等同于财政赤字货币化，而近两年来的全球通货膨胀回潮恰恰被归咎于这种赤字货币化实践，因而现代货币理论被斥责应为这次通货膨胀负责。现代货币理论这种忽视或低估通货膨胀风险的“不负责任”和“极端危险”的理论，已然被现实的通货膨胀所证伪，在疫情之初或许有用武之地，但在如今已生不逢时。
事实上，在众多误解中，这个赤字货币化的“锅”可谓对现代货币理论最大的曲解。造成如今种种误解的原因有很多，其中的主要原因或许在于，没有一本入门级的启蒙或科普读物介绍现代货币理论。尽管国内已引进了现代货币理论的相关教材，作为经济思想史研究者的我们也大力通过讲座、报刊文章和微信公众号等形式厘清既有误解，但它们通常过于学术化，因而一般读者更倾向于从各种网络媒体上获取对现代货币理论的片面理解和偏颇评价。而《赤字迷思》这本启蒙读物的出版则适逢其时，有助于我们真正理解现代货币理论。
《赤字迷思》英文版在2020年甫一面世，便在亚马逊网站销售一空。该书作者斯蒂芬妮·凯尔顿正是现代货币理论的主要代表和重要贡献者，她在世纪之交发表的关于货币、税收和政府债券的两篇经典论文，奠定了现代货币理论的重要基础。凯尔顿于1998—2015年一直在密苏里大学堪萨斯分校担任教职，在这个现代货币理论研究的大本营，与雷、福斯塔特（Mathew Forstater）和切尔涅娃（Pavlina Tcherneva）等共同致力于发展现代货币理论的思想。笔者在2012—2013年曾获国家公派资格在该校访问交流，其间听了凯尔顿的课印象深刻——她讲课富有激情，十分具有感染力。2015年，凯尔顿辞去教职前往华盛顿，在美国参议院预算委员会担任民主党首席经济学家，开启了现代货币理论对政界的影响之旅。在《赤字迷思》一书中，凯尔顿基于自身心路历程和亲身经历体会，向读者娓娓道来，回顾了她是如何从一开始接受和相信主流经济学、抵触和排斥现代货币理论，到后来通过自身的研究和学习转变成一位坚定的现代货币理论经济学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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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字迷思》全书结构清晰，逻辑明确，文笔流畅。除了前言，一共包含八章。前六章依次论述和破除了阻碍一国进步的六个赤字迷思，探究这六个迷思背后的错误思维，并以确凿的证据加以驳斥。第七章论述了我们需要考虑的真正重要的赤字。第八章则讨论如何应对这些真正重要的赤字，建设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惠民经济。
第一个也是最为根本的迷思在于，主权货币政府应该像制定家庭预算一样编制政府预算；而现实则在于，与家庭预算不同，主权货币政府可以发行自由使用的货币。之所以会产生这样一个迷思，是因为未理解主权货币政府的与众不同这一重要事实。作为货币发行者，它们与家庭、企业和地方政府这些货币使用者存在着根本性区别。这一区分是现代货币理论的核心。不同于传统所理解的适用于货币使用者的先征税和借款、后支出的支出方式，作为货币发行者的主权货币政府则是先支出、后征税和借款，不用依赖税收或借款来为支出融资。征税和借款均承担和发挥着其他非融资性角色。税收扮演为国家提供所需的商品和服务、应对通货膨胀、调节收入分配以及激励或约束经济行为等角色。为借款发行债券则是一种货币政策操作，作用在于稳定利率。因而主权货币政府并不面临预算约束，而是实物约束，真正面临的限制在于通货膨胀。这是现代货币理论揭露的一个基本事实。
第二个迷思在于，公共赤字是政府过度支出的证据；而现实却在于，过度支出的证据是通货膨胀，历史上赤字通常太小，以至于以牺牲就业为代价。传统关于通货膨胀的理解深受货币主义的影响，产生的一个基本判断在于，一定量的失业率是保持通货膨胀稳定所必需的，可依靠中央银行调节基准利率来间接控制通货膨胀压力。该政策框架有赖于对“自然失业率”或“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的估计和发现来调节货币政策，预设失业率存在着最低的安全下限。现代货币理论认为，这让央行承担了太多的责任，基于货币政策的主流宏观经济稳定框架存在重大缺陷，低估和忽视了财政政策的作用。为此，该学派提出了就业保障计划，利用真正的充分就业来帮助稳定物价。就业保障通过提供一个更平稳的宏观经济、固定基本工资和维持充足的就业后备军三个方面，有助于稳定通货膨胀。同时，为了防范过度支出风险，应当将通胀风险而非赤字风险纳入政府预算编制考量。但在不存在通货膨胀风险时却拒绝承担支出责任，同样是对权力的滥用。
第三个迷思在于，国债意味着我们和子孙后代背负着沉重的债务负担；而现实却在于，不管怎样，国债都不构成任何财政负担。传统阵营无论是“赤字鹰派”还是“赤字鸽派”，都将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视作问题，认为它们会给我们的子孙后代带来沉重的负担，分歧仅在于究竟是通过削减社会福利还是增加税收来解决这一问题。而现代货币理论经济学家则持有凯尔顿所创造的所谓“赤字猫头鹰派”的观点，意味着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全方位地系统看待赤字问题，既看到国债作为政府债务的一面，也看到国债作为金融资产的一面。面对财政赤字，我们不需要解决债务问题，而是需要解决思维问题。国债本质上是一种类似货币“绿色钞票”的“黄色钞票”，并没有实质性的债务义务，并不存在非自愿违约风险。发行主权货币的国家永远且随时可以偿还这些债务，将这些附息的“黄色钞票”转换为“绿色钞票”。主流经济学家所着眼的财政可持续性条件（r＜g）本身并不是问题，因为主权货币政府始终可以通过控制和影响利率r来保持这一条件，而永远不需要接受市场利率。这无论是在二战期间的美国还是当前的日本都看得很清楚。总之，我们应当换个角度来看待国债，不是从融资角度，而是从货币政策（钉住利率）和宏观经济需要（安全资产）角度来看待。
前三个迷思容易理解和引发共鸣，无需经济学的教育背景，而后三个迷思则没有那么通俗易懂，需要运用主流经济学的专业术语。第四个迷思在于，政府赤字挤出了私人投资，使我们更加贫穷；而现实却在于，财政赤字增加了人民的集体财富和储蓄。传统观点（即挤出效应论）认为，财政赤字需要政府借款，迫使政府与私人部门争夺有限的可用储蓄或降低国民储蓄，从而使利率这种借贷成本上升，导致私人投资下降，经济增长放缓。然而，通过基于宏观经济核算恒等式的部门收支分析，现代货币理论以两个水桶之间的货币流动作为类比说明，财政赤字对应于非政府盈余，因而并没有吞噬我们私人部门的储蓄，反而增加了储蓄，只不过因为不同的赤字开支方式而产生不同的分配效果。挤出效应论所预设的“可贷资金利率理论”并不成立，信贷并不受限于稀缺的金融资源。即便主权货币政府通过发行国债弥补赤字，也可以控制国债利率，而不代表利率上升不可避免。相反，从资产负债表实际操作上看，赤字所产生的“准备金效应”将对隔夜利率产生下行压力，利率最终的变化取决于央行货币政策的干预。总之，挤出效应可能适用于当今的非货币主权国家，而对于货币主权国家更有可能产生“挤入效应”，进而带动经济的良性循环。
第五个迷思在于，贸易赤字或逆差意味着该国是输家；但现实却在于，一国的贸易逆差其实是产品的顺差。人们通常对贸易赤字也充满恐惧，认为贸易赤字意味着外国人把本国人的钱赚走了，会导致一国产业空心化和工作流失，因而应当通过关税保护等方式消除贸易赤字来使产业回流和就业恢复。现代货币理论认为，贸易赤字本身不值得恐惧，从资源的角度而非货币的角度看，进口是收益，出口是成本，因而贸易赤字实际上意味着净收益。并且，像美国这样的主权货币国家不需要发动贸易战将赤字清零来保护就业和重建社区，只要利用其财政能力便可以维持国内充分就业，从而打造一个更好的世界贸易新秩序。凯尔顿将部门收支分析拓展到三个部门，利用三个水桶之间的货币流动来思考贸易差额问题发现，只要政府赤字大于贸易赤字，私人部门就会恢复盈余状态。凯尔顿认为，没有充分就业就没有公平贸易，各国应改变依靠出口导向的“零和”就业政策，转向依托国内的充分就业政策。主权货币政府通过实施上述就业保障计划，自由贸易就不再是对充分就业的威胁，也就不需要通过贸易战来防止失业。这样，我们可以将重点转向贸易的质量，关注劳工基本权益和环境可持续性这些更为重要的问题。
第六个迷思在于，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等福利项目在财政上不可持续，我们再也负担不起了；而现实则在于，只要愿意付钱，主权货币政府总是能够负担得起这些项目，重要的是，我们的经济有能力长期生产人们所需要的真正商品和服务。近几十年来，绝大多数人为社会保险、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等福利项目的成本感到恐慌，认为它们成本增长太快，正在吞噬政府预算，在财政上不可持续，会让经济破产。这些福利项目一直遭受攻击，并在不断得到削减。本来被视作有权利享有的福利，却被视为道德上的失败或软弱的表现，被贴上负面的标签。这源自对社会保险的重大误解，该误解由罗斯福建立社会保险时将政治重点放在资金来源而创立信托基金所引发，它让人们误以为社会保险依赖于有限的资金池，因而在财务上不可持续。现代货币理论认为，这些福利项目可以持续，只要国会给予政府法律授权，主权货币政府就有财政能力承担，它们并不会耗尽资金。关键问题在于，经济能够提供真正的福利项目的生产能力，确保创造出真实的产品和服务，让福利可以买到这些东西。为此，需要通过正确的投资提高经济的长期生产能力，将注意力转向真实资源限制。
在破除了这六个赤字迷思或“伪”赤字之后，凯尔顿阐述了我们面临的真正重要的赤字。它指的是我们所拥有的与所需要的之间的差距，意味着“数量和质量上的不足”，或“能力或功能上的缺乏和损害”。这些赤字包括在良好的工作机会、储蓄、医疗保健、教育、高质量的基础设施、清洁的环境和可持续的气候，以及民主等方面的不足和危机。这些就业、教育、健康、养老等方面的赤字，才是对民众影响最大的赤字，是任何体面社会的核心之所在，但却因为上述赤字迷思而被忽视了太久。通过将预算的讨论从对债务和赤字的关注转移到对这些真正重要的赤字的关注上，现代货币理论赋予了我们构想新政治和新经济的力量，使我们不再执着于关注缺少了什么，而是更关注于我们有机会能做些什么。
基于对现代法定货币如何运作的现实描述，以及关于如何将其转化为更好的公共政策的启示和构想，现代货币理论破除了阻碍人类社会进步的有关货币、债务、税收和贸易的流行迷思和误解，为构建一个崭新的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惠民经济打开了一扇窗，开辟了广阔的政策空间，有赖于此可以充分利用尚未开发的潜力。为此，需要将经济的方向盘转交给财政部门，降低货币政策的重要性，将功能财政政策提升为稳定宏观经济的主要工具，并利用某种保险政策来保障政府能够妥善使用主权货币的权力。一方面，增加就业保障这个强大的新型自动稳定器，提升政府强制性自动驾驶支出。这种就业保障计划在罗斯福新政时期就实施过，近年来在现代货币理论经济学家的推广和设计下，也在阿根廷等国家局部实行过。另一方面，筑牢自由裁量权的财政调整防护栏，增加可自由支配的支出，以解决上述真正重要的赤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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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见，现代货币理论是一场关于对宏观经济运行，尤其是赤字及其与经济的关系的理解的哥白尼式突破或革命。凯尔顿在这本书中致力于围绕各种深入人心的赤字迷思的辨析和破除，来阐释现代货币理论的革命性内涵。主流经济学或流行的迷思如同托勒密的“地心说”，将纳税人或市场视作货币宇宙的中心：政府需要我们的钱提供资金，要么通过征税，要么通过发行债券为支出筹集收入开支，因而必须平衡预算，基于货币收入来编制财政预算，防止赤字问题的发生。相比之下，现代货币理论犹如哥白尼的“日心说”，将主权货币政府视为货币宇宙的中心：我们需要政府的钱来开支，政府征税事实上并没有为政府获得任何货币收入，政府也不需要征税或发行债券来支出，因而应当平衡经济，基于真实资源来开展负责任的财政预算，将财政收支作为功能财政的手段来解决经济问题。
之所以会产生这种“范式转换”，看到其他人没有看到的一个全新的世界，主要是因为现代货币理论意识到“货币的发行者”与“货币的使用者”这二者存在着根本区别。旧世界是从货币使用者角度出发去打量的，新世界则是从主权货币政府这种货币发行者角度出发来审视的。这种简单的视角转换，带来的却是深刻的变化，揭示了我们现实经济当中存在的巨大潜能和机会。为此，现代货币理论将我们面临的真实存在的实物资源限制，与幻想中非必要的、自我施加但却有能力改变的限制区分开来。发行一国货币的主权货币政府并不面临内在的预算约束，钱对他们而言并不是问题，问题在于资源，以至于政府支出会面临通货膨胀约束。因此，与开头提及的误解恰恰相反，现代货币理论将通货膨胀而不是限制支出作为讨论的核心问题，并提供了一系列比当今任何措施都更复杂的方法论来管理通货膨胀压力。
可以说，凯尔顿这本书在传达和普及现代货币理论这一核心要义方面做得十分出色。当然，由于更多从赤字视角出发来启蒙和科普现代货币理论的思想，该书对现代货币理论的阐述也并非面面俱到、详尽无遗。例如，凯尔顿并未在此书中深入讨论税收驱动货币的机制、银行货币在现代货币体系中的运行，以及政府法定货币与银行货币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关于这些问题，感兴趣的读者朋友还是需要去阅读现代货币理论的教材。然而，就这本书作者所设定的目标，即为推动视赤字为问题的人群数量趋近于零而打破那些影响公众论述的迷思和误解而论，该书的确是一剂强有力的“清醒剂”和“解毒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