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史学与中医学的渊源

按现代学科属性分类，史学和中医学分属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两个不同的学科体系，其学科地位和社会作用亦各不相同，但它们都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结晶，都是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土壤中生长起来的，具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特征。关于文化的定义，中国古代哲人认为“文化”是“人文化成”，即所谓“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经·贲卦》）。文化即人化，通过观察人类的文采，可以推行教化以促成天下昌明（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也就是说，文化是通过人的行为与活动而逐渐积累和建立起来的。《辞海》从广义上定义“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由此，我们看到文化是由人类社会实践产生的，其表现形式分为内在的精神层面和外在的物质层面。胡适说：“文明是一个民族应付他的环境的总成绩，文化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方式。”由此可见，文明是一个民族的总成绩，是一个总的概念；而文化是形成文明的一部分，是人们各种生活方式的表现，是一个分的概念。梁漱溟说所谓一家文化不过是一个民族生活的种种方面，总括起来，不外三方面：精神生活、社会生活、物质生活，所以说“文化是人类生活的样法”。史学与中医学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中国人在社会实践中不断继承与发展而来的，所以说二者本身已经各自成为文化，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宝贵财富。

上文已经提到史学的核心就是史料，中华民族很早就有深刻的历史意识，如《尚书·召诰》曰：“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这具有“以史为鉴”之意识，所以我国很早就开始记录史事。随着历代史官、史家的精勤不倦，史著代有新出，记史方法也在不断进步，而“史”也被列为古代四大图书分类之一，史学成为中国古代传统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学是中华民族在长期与疾病斗争中不断积累经验并借鉴古代哲学思想进行创造性发展而构建起来的、具有中国原创特色的医学理论体系。所以，从中医学的形成与发展来说，中医学不仅是一门科学技术，也受到各个时期社会环境、文化氛围等的影响。与此同时，中医学是最关系生命的学问，历来受到政府的重视，历朝历代都设有专门的医官以确保统治者的健康。可以说，中医学与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有关联，因而具有人文社会科学属性。许多中医知识都保留在历代的史学著作中。几千年来，中国传统医学，包括许多民族医药卫生发生发展的历史，都可以在历代史著中找到线索。史著中所记载的医药学内容非常丰富，是可靠性很强的医学史录，也是研究和学习中国传统医学传承与发展的重要文献，尤其对于构建中国医学史、发掘中医历史发展规律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

历代史学著作记载了许多医事制度、医学教育、医学人物、医学文献、民族医学等方面的内容。从史著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医事制度形成、发展、演变的大致轮廓。夏商时萌芽、发端。西周时首次设置全国最高医事长官——医师，食、疾、疡、兽的医学分科制度基本确立。春秋战国时，医事经验不断积累。秦汉时期，医事制度开始奠基，朝廷保护、整理医药文献的政策首次出台，医官队伍初步组建。魏晋南北朝时，医事组织出现，太医署、尚药局、药藏局等机构先后建立。到了隋唐五代，医事制度日趋完善，国家药典修订颁行，医药律令增加。两宋时期，医事制度鼎新革故，校正医书局成立，官办药厂、药店诞生，医药慈善机构增多。辽、金、元时，南北医事制度交错结合，医学提举司、官医提举司等机构诞生，医生的地位提高。明朝时，医事制度相对协调发展，有机统一的医事体系初步形成。到了清朝，医事制度由盛转衰，逐步废弛。

从史著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古代医学教育发展的基本线索：春秋战国时期，确定了师徒传授的制度。魏晋南北朝时，设立太医署，兼管医学教育，并首次设置太医博士、太医助教等医教官职。隋唐五代，医学校诞生，太医署发展为庞大的教育机构，除了国家设有医学、针灸、按摩、禁咒等博士和助教外，各主要州府也分别设有博士与助教，负责当地的医学教育工作。两宋时期，医学教育体系已渐臻完善，太医局成为专门的教育机构，国子监中设医学，并形成一整套选拔、考核、分配、罢黜的制度和措施。金、元时，设医学提举司，“掌考校诸路医生课义，试验太医教官，校勘名医撰述文字，辨验药材，训诲太医子弟，领各处医学”（《元史·百官志》）。同时，太医院和诸路总管府都设有医学教授，负责各地的医学教育工作。到了明朝，中央医学教育隶属太医院管理，医生主要从各地世业医生中考选，设立了世医制度，要求业医者世代从医，从而为太医院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生源。同时，在地方设置郡县医学，大大推动了地方医学教育。清代的医学教育由太医院直接负责，院使、院判掌考九科之法，主持医绩考核与培训生员。清末成立京师专门医学堂，相当于大学性质的高等医学学府，中西医分科学习，公开招收学生。

从史著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大量的医学人物。两千多年前，司马迁撰写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时，就正式为医学家立了传记。《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以其实事求是的论述方法和鲜明的褒贬态度，记述了战国名医秦越人（扁鹊）和西汉名医淳于意（仓公）。此后，历代史学家继司马迁之遗风，在历代所修的前代史书中，都为当时著名的医学家撰写传记。二十六史中，正式立传的医家有一百五十人，他们之所以能名垂千古，被史书记载，都与其对人民、社会、国家的贡献有关，他们守卫了中华民族的健康。此外，二十六史中还记载了很多虽然未有专门立传但亦对医学有所贡献的人物，他们都是中国传统医学的继承者和发扬者，值得被历史和后人铭记。

从史著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大量的医学文献目录和介绍医学著作的内容。医药文献是医学知识的载体。二十六史中的《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以及《清史稿·艺文志》都设专门部类载录历代医学文献，这在中医目录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另外，除上述艺文志、经籍志外，二十六史中的医家传记等部类也涉及了部分医著的绪端。同时，在通志类史著的“艺文略”和通考类史著的“经籍考”中，不但记录了历代医药文献书目、作者、卷帙、时代，有的还说明梗概，考镜源流，很受学术界的重视。

除了上述这些内容外，史著中还有许多关于临床各科资料、药物及其功效、少数民族医学、医理养生、环境卫生、防病保健等方面的记载，如二十六史中记载的各种病名达二百六十多种，基本囊括了临床各科的常见多发病和许多疑难杂症。二十六史中记载的一百多种内、外、妇、儿、五官等各种诊疗方法，对研究专科医学史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再如史著中记载的各类药物，虽然没有专门的论述，也无具体的部类可依，但保留下来的药名、药物的功用、产地及采收的记录对于中国药学史的研究无疑是有所裨益的。又如，从史著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有关少数民族医学的资料。由于这些史料比较分散，只是零星可见，所以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然而这些史料确实是我们研究藏族医学、契丹族医学、女真族医学、党项族医学、回族医学、蒙古族医学等不可缺少的资料，也是中国传统医药学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需要被重视和深入研究。总而言之，史学著作中保留了极为丰富的中医学史料，这对中医学的发展具有直接的影响。

综上所述，从传统史学的具体史料中找出中医学的内容，从而以史学的角度来探索中医学在几千年历史中的传承与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第一，它对现代的医学教育及各类医学人才的培养具有很好的帮助和促进作用，对制定和评价我国医学工作的方针政策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第二，它可以增加人们对中医学发展历史的了解，开阔人们的知识视野。人们可以从中吸取前人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只有对过去充分了解，才能提高自身的中医修养，才能更好地汲取前人的经验而为今天所用。正如青蒿素的发现与提取就源于东晋葛洪（人称“葛仙翁”）《肘后备急方》（图1-3）“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的启发。第三，它不但可以为我国传统医学的继承与发扬提供借鉴价值，也可以为现代医学的科研设计、选题、研究方法提供有益的启示，还可以提高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加强我们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自豪感，增强文化自信。这也正是本书写作的基本出发点。

图1-3　《肘后备急方》书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