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大脑中的快乐
你愿意被塞进管子里吗？头朝里的那样？
先别急着回答，我还没有说完。
你愿不愿意头朝里地被塞进一根又冷又狭窄、你还不能动的管子里？一次持续数个小时？那根管子会发出非常大的噪声——一种持续不断的咔嗒声和尖叫声，仿佛它是一只愤怒的金属海豚？
几乎所有被问及这个问题的人都会说“不”，接着急忙去找附近的安保人员。然而请你想象一下，有的人不仅同意这么做，而且还心甘情愿地主动要求这么做，甚至反复去做！这会是什么样的人呢？
那就是我啦！是的，我已经这么做过许多次了。如果再次被问到，我依然会欣然同意。我并没有什么奇怪又特异的癖好，但我是个神经科学家，一个热衷于大脑研究的学徒和科学狂热分子，所以在过去的日子里，我已经志愿参加了许多神经科学和心理学实验。从21世纪初开始，许多这类实验都需要使用fMRI来对我的大脑进行探测。[1]
MRI是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的缩写，这是一种复杂的高科技检测操作，使用强磁场、电磁波以及许多其他类型的科技魔法来获取活人体内非常精细的影像，从而揭示诸如骨裂、软组织肿瘤、肝损伤和外星寄生虫（大概吧）等问题。
不过，更加仔细的读者一定已经发现了，我前面说的是fMRI。这个“f”非常重要。它是“功能性（functional）”的缩写，所以这项技术的全称是“功能性磁共振成像”。这意味着，用来探查身体结构的同一种方法也能在经过调整后用于观察“工作中的大脑的活动”，使我们亲眼看见那些构成大脑的无数神经元之间的相互作用。听上去可能不怎么有吸引力，但这种活动究其本质而言，构成了我们心智和意识的基础，就像无数的单个细胞构成了我们的身体（细胞以复杂的方式连接形成组织，组织再以复杂的方式连接构成器官，器官进一步连接起来成为一个功能性实体，那就是你）。从科学角度来说，这已经相当牛了。
但是……我为什么要跟你们说这些呢？我们本该去找快乐的来源，说这些神经成像先进技术的细节有什么用呢？这个嘛，尽管我不否认讨论神经成像的复杂方法确实能让我快乐，但其实这里还有一个更加简单的原因。
你想知道快乐从哪里来，对吗？那么，什么是快乐呢？它是一种感觉，或是一种情绪、一种心情、一种精神状态，或是类似这样的东西。无论你怎么定义它，都很难否认，从最基础的层面而言，快乐是我们大脑的某种产物。所以好了，快乐源自大脑。这下我们用一页的篇幅就总结了一切，对吗？
错。尽管快乐源自大脑这句话在技术层面上是“正确”的，但它在本质上却是毫无意义的表述。因为从逻辑上来说，“一切”都源自大脑——我们所感知、记忆、思考和想象的一切。人类生命中的各个方面都或多或少涉及大脑。尽管重量只有几磅，[2]人类大脑的工作却繁重得出奇，每秒钟都有数以百计的不同区域在执行数以千计的各项任务，为被我们视作理所当然的存在感提供丰富的细节。所以，快乐当然是源自大脑的。这结论就和当别人问你“南安普敦在哪里”时，你回答“在太阳系”一样准确但毫无助益。
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快乐究竟源自大脑的什么地方。是哪个部分产生了它？哪个脑区是它的基础？又是哪个区域负责识别那些能够引起快乐的事件？为此，我们必须能够透视一个快乐的大脑，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想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依赖复杂的神经成像技术，例如fMRI。
瞧，我就跟你说这是有关系的吧！不幸的是，这个特别的实验目前还面临着几个障碍。
首先，一台可靠的MRI扫描仪重达数吨，耗资数百万，并且它产生的磁场强得足以令办公椅以致命的速度飞过房间。另外，即使有一台这样的超级机器供我使用，我也拿它无能为力。我已经多次进入这种机器接受检查，但那并不意味着我知道如何操作，就像搭乘过长途航班并不意味着我成了飞行员。
我自己的神经科学研究方向是记忆形成的行为学【1】。尽管这听上去令人印象深刻，它复杂而细致，但大多数时候只涉及构建精巧（但廉价）的迷宫供实验动物探索，然后看它们如何突围。有趣的确是很有趣，却意味着我有自信能驾驭的最危险的工具就只有美工刀而已——即使如此，大多数人为了以防万一，依然会在我操作时离开房间。我从未获准靠近像MRI扫描仪这么精密的东西。
然而，我的好运来了。我住的地方离CUBRIC——卡迪夫大学脑研究影像学中心（Cardiff University Brain Research Imaging Centre）——很近，也就是我志愿参加那些研究的地方。当我在卡迪夫心理学学院（Cardiff Psychology School）获得博士学位时，这个中心尚在建设中，等到它完工开放时我恰好刚刚离开。老实说，这种时序真是恶意满满，仿佛整个研究所都在说：“他走了吗？很好，现在我们可以把好东西亮出来了。”
CUBRIC是一个开展最前沿人类脑功能研究的绝佳场所，让我倍感幸运的是，我有朋友在那里工作。克里斯·钱伯斯（Chris Chambers）教授就是其中一位，他是大脑成像技术领域的著名专家和研究者。他很乐意与我会面，并讨论我那关于在大脑中定位快乐的计划。
然而，这将是个业务会议，不是社交聚会。如果我要说服一位教授允许我动用他那价值连城的设备，来展开我自己的关于大脑如何处理快乐的研究，我必须确保自己做足了功课。那么，对于大脑中快乐的机制问题，现在科学界已经知道了些什么？或者说有哪些猜想呢？
快乐化学
如果你想知道是大脑中的哪一块负责快乐，不妨先来思考一下大脑的那一“块”指的是什么。尽管大脑常常被认作一整个（丑得令人发指的）物体，但它可以被分解为大量独立的组成部分。[3]大脑有两个半球（左与右），分别由四个不同的脑叶构成（额叶、顶叶、枕叶和颞叶），每个脑叶又包含许多不同的脑区和核团。所有这一切，都是由大脑中被称为神经元（neuron）的细胞，以及其他被称为胶质细胞（glia）的生命支持细胞组成的，后者负责维持一切的功能运转。每一个细胞在本质上都是化学物质的复杂排布。所以我们可以说，与大多数器官和生命体一样，大脑也是一大堆化学物质。这些化学物质的排布形式复杂得令人窒息，但它们仍然是化学物质。
公平地说，我们还可以做进一步拆分。化学物质由原子构成，原子则由电子、质子和中子构成，后面这些又由胶子（gluon）等基本粒子构成。随着继续深究物质本身的基本构成，我们最终会陷入复杂的粒子物理学（particle physics）领域。然而，有些化学物质在大脑中的功用超越了其基本的物理结构，也就是说，在充当细胞构建材料之外，它们还有更加“动态”的功能。这些化学物质就是神经递质（neurotransmitter），它们在大脑运作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想要寻找那些最简单、最基本，同时又对我们如何思考和感知发挥着重要影响的要素，那无疑就是它们了。
究其本质，大脑就是一个由神经元构成的巨大而无比复杂的实体。大脑的运作依赖于这些神经元，而它的所有功能也都是由神经元在不同活动模式下产生的。单个电化学信号，也就是一种名为“动作电位（action potential）”的神经脉冲，会沿着神经元传播，当它到达轴突末端时，就会传递给下一个邻接的神经元，直到最终到达应该去的地方。你可以把它想象成1安的电流[4]，沿着电路从发电站传输到你床边的夜灯。对这么不起眼的东西而言，它的传输距离着实令人惊叹。只是我们已经对此习以为常，甚至根本不会在意。
这些信号——动作电位——的模式和频率千差万别，负责传递它们的神经元链也可能长度惊人，并且拥有仿佛无穷无尽的分支。以几乎所有功能脑区间的普遍连接为基础，人类大脑可以产生数十亿种模式，支持数万亿种可能的计算。这就是大脑如此强大的原因。
暂且稍退一步说，这些信号在哪个部位从一个神经元传递到下一个神经元显然非常重要。事件发生在两个神经元交会的地方，也就是所谓的突触（synapse）。然而，事情在这里就有点奇怪了：两个神经元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物理接触，突触本身其实是它们之间的缝隙，而不是一个实体。那么，如果彼此间都不接触，信号如何从一个神经元传递到另一个呢？
答案就是神经递质。信号传递到了神经链中第一个神经元的末端，引起神经元向突触中释放神经递质。递质随即与第二个神经元上的专用受体相互作用，在该神经元中引发神经信号，接着继续向下一个神经元传递。如此这般，周而复始。
譬如有一条重要的信息，由中世纪军队中的侦察兵密探发送给身在总部的指挥官。这条信息被写在一张纸上，由一位士兵徒步递送。他来到河边，需要将情报送到对岸的营房。于是，他把密文绑在弓箭上射到了对面。在那里，另一位士兵会把它捡起，然后继续踏上去往大本营的旅程。神经递质就好比这支箭。
大脑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神经递质，具体使用哪种特定的神经递质，会对下一个神经元的活动和行为产生明显的影响。当然，前提是下一个神经元的细胞膜上存在着对应的受体。神经递质只有在找到与其相互作用的受体时才能发挥作用，有点像一把钥匙只能打开配套的那一把或那一系列锁。回到前面士兵的比喻，这就像那份情报是加密的，只有来自同一支部队的人才能解读。
这份情报中可能包含多种不同的指令：攻击、撤退、集结部队、防御左翼等。神经递质也具有类似的灵活性。有些神经递质能增强信号的强度，有些则使之衰减；有些会终止信号，有些则干脆引起完全不同的反应。我们现在探讨的可都是细胞，而不是那些没有生命的电缆，细胞的反应方式五花八门。
正是因为这种机制具有的多样性，大脑往往会在特定的脑区使用特定的神经递质，来满足特定的角色和功能需求。因此，考虑到这一点，有没有可能存在一种神经递质——一种化学物质，专门用来产生快乐呢？或许你会感到惊讶，但这个想法并非多么不切实际。符合条件的物质甚至有好几种呢！
多巴胺（dopamine）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多巴胺是大脑中一种具有多种功能的神经递质，但它最确定也最广为人知的功能之一，就是在奖赏与愉悦中的功能。【2】多巴胺是支撑中脑边缘系统奖赏通路（mesolimbic reward pathway）中一切活动的关键神经递质，基于这一事实，这条通路有时也被称为多巴胺能奖赏通路（dopaminergic reward pathway）。每当大脑发现我们做了让它认可的事情（口渴时喝水、从险境中脱身、与伴侣亲密接触等）时，一般都会对此加以奖赏，即通过释放多巴胺来让我们体验到短暂但强烈的愉悦感。愉悦感就会带来快乐，对不对？多巴胺能奖赏通路就是负责处理这一过程的脑区。
还有证据提示，一种奖赏或体验的“意外”程度也会影响多巴胺的释放。一件事情越是出乎意料，就越能让我们乐在其中，而这似乎取决于大脑派发了多少多巴胺。【3】“意料之中”的奖赏伴随着最初的多巴胺快速释放，之后便消退了。而“意料之外”的奖赏会在奖赏体验之后的更长一段时间内，都保持更高水平的多巴胺释放。【4】
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情况来说明，就是如果在发薪日你看到账户里多了一笔钱，那就是可预期的奖赏。反过来，如果在一条旧裤子的口袋里翻出20英镑，那就是意外之财了。后者的金额要少得多，却有“更大”的收获感，因为你本身并没有任何预期。而这个，起码就科学家们所知，会引起更多的多巴胺释放。【5】
同样的，预期奖赏的“缺失”（例如发薪日你的银行账户没有收到工资）似乎会造成多巴胺显著“下跌”。类似的事件都会令人不快且备感压力。因此，对我们享受生活的能力而言，多巴胺显然不可或缺。
但是，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支持愉悦和奖赏只是多巴胺在大脑各部分所发挥的众多不同功能之一。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化学物质，在引起愉悦方面更加专一地发挥着作用呢？
当然，神经递质内啡肽（endorphin）是众多引起愉悦的化学物质的“爹中爹”。无论释放的原因是大啖巧克力，还是激情的性爱，内啡肽都能带来美妙而强烈的、令人目眩又温暖的感觉，使人浑身舒畅，直呼妙不可言。【6】
内啡肽的效用是不应该被低估的。如海洛因和吗啡这种强效阿片类药物之所以能发挥作用，就是因为它们能触发我们大脑和身体内的内啡肽受体。【7】显而易见，这能带来愉悦感（因此滥用者的数量多到触目惊心），但这些药物也会很明显地造成衰弱。那些陷入强效阿片类药物引起的“嗨”状态下的人，除了目光呆滞和偶尔流涎之外再做不了什么事情。而且某些估算结果提示，海洛因的效能“仅有天然内啡肽的20%”！比最具成瘾性的毒品还要强效5倍的物质，居然就在我们的大脑里徘徊着——我们还能有所作为简直就是个奇迹。
对那些追求快感的人来说，这可能是个坏消息，但对人类机能运作而言却是个好消息：大脑在运用内啡肽时非常谨慎。大脑释放内啡肽最常见的情况是去应对严重的疼痛和压力，分娩就是个不错的例子。
母亲们会用许多词汇去描述分娩，包括“奇迹”“不可思议”“惊人”等，“令人愉快”这种说法却鲜少出现。尽管生育将女性的身体机能逼至极限，她们还是撑过来了，而且往往还会再次尝试。这是因为人类女性已经演化出许多不同的适应性策略来帮助分娩，其中之一就是在过程中蓄积和释放内啡肽。
大脑释放出内啡肽来减轻疼痛，使之不至于达到令心跳停止的程度（这是有可能发生的【8】）。内啡肽也是促成女性在婴儿出生的那一刻体验到欣喜若狂之感的原因之一（当然也可能只是因为她们终于解脱了）。要不是因为有它，生孩子这件已经够折磨人的事情还会变得更糟。
上面只是一个极端案例。其实还有许多别的方法可以让我们经受足够的疼痛和压力，诱发内啡肽的释放。譬如作为一个男人，却要去告诉母亲们其实分娩的体验还不算太坏，或者让身体经历其他生理极限。跑马拉松的人们会描述一种“奔跑的快感”，那是因为当身体被压榨到一定程度后，大脑会使出全部撒手锏来压抑所有酸痛，产生极度美妙愉快的体验。
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内啡肽的功能并不是用来引起愉悦，而是避免疼痛。或许给内啡肽贴上“引发快感”的标签，就像把消防车描述为“让东西变得湿漉漉的机器”：没错，它的确可以做到这一点；但是不对，这不是它的“用途”。
有些人认为，内啡肽只有在达到“可检测”的浓度水平时才具有减轻疼痛的功能，这时它的功能才会被人们注意到。【9】然而有证据表明，较低浓度的内啡肽能发挥更基础的作用，也就是协助行为调控和任务管理。通过与调控压力和动机的神经系统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10】内啡肽系统帮助我们感知到某件事情“已经完成”。当有重要的任务需要执行时，我们就会产生压力；而当我们完成这项任务后，大脑会释放微量的内啡肽来让我们产生“完事收工”的感觉。确切地说，这算不上什么愉悦感，却有益身心，并且能减轻压力，促进我们的健康和幸福感。【11】这也进一步证明了内啡肽的预防性功能有助于维持快乐。
关于多巴胺和内啡肽的解读都存在同一个问题，那就是假设“快乐”等同于“愉悦”。尽管很有可能（甚至很常见）人在体验愉悦时会感到快乐，但真正的快乐所需要的远远不止这一点。人生可不是一连串极乐时刻。快乐还取决于知足、自得其乐、爱、人际关系、家、动力、健康，以及许多其他在社交媒体上被广为转发的鸡汤词汇。是否有什么化学物质能够支撑这些更加“深远”的东西呢？或许吧。
催产素（oxytocin）就是有力的竞争者之一。它声名显赫，常被称为“迷情荷尔蒙”，或是“拥抱激素”。无论现代媒体持怎样的观点，人类基本上还是一个非常友好的物种，为了得到快乐，一般会积极地“寻求”与他人建立社会纽带。这种纽带越亲密、越强烈，就越具有重要性。爱人、亲属和密友之间的社会纽带，往往会让人们获得长期的快乐。催产素对以上种种都至关重要。
让我们再次回到分娩过程。催产素最为人熟知的一面，就是它是一种在生产和哺乳阶段大量分泌的化学物质。【12】它是人类个体间最基本联系的关键，能够促进母亲与婴孩间瞬时建立起牢固的纽带。它存在于乳汁中，并且会刺激乳汁分泌。【13】然而，催产素后来被发现与别的许多不同的情境也有关系：性欲的激发和反应、压力、社会交往、忠诚度，此外毫无疑问还有更多。
这就带来了一系列奇怪的后果。例如，催产素对于形成和巩固社交纽带非常重要，但它也会在性交的过程中释放。这或许就解释了为什么所谓的“床伴关系”（即有肉体上的亲密接触，但没有稳固的关系或承诺的朋友）竟如此难以维系。有赖于催产素的帮助，性行为可以显著改变我们对伴侣的感受，将单纯的肉体吸引力转变为发自内心的情感和渴望。催产素在“造爱”的过程中“造出了爱情”。
尽管催产素对女性的影响大过男性，但它对男性的影响也不容小觑。举例来说，有一项研究结果显示，服用催产素后，有伴侣的男性会比单身男性更多地在社交场合中与有魅力的女性保持距离。【14】该研究的结论是，提高催产素的水平能让男性对他们的伴侣更忠诚，使他们更多地意识到自己的行为给对方造成的影响。也就是说，他们会更加谨慎地与陌生美女互动，尤其是有其他人在场的时候。大体上，我们可以认为催产素能强化已有的浪漫关系。但是仅靠它并不能“凭空创造”出这种表现，因为单身男性并无类似的行为。
可以讲的东西远不止这些，但我想说明的重点是，催产素对于人类大脑感知爱情、亲密、信任、友谊和社交纽带都不可或缺。就算是最善于讽刺挖苦的虚无主义者也应该会认同，这些东西对持久的快乐来说非常重要。那么，是不是催产素就能带来快乐呢？
并非如此。和大多数事情一样，催产素也有它的阴暗面。譬如说，增强我们与某一个体或群体之间的社交纽带，可能相应地会增强我们对处于纽带之外的其他人的敌意。一项研究发现，服用催产素的男性会更快地将一些负面特点归咎于其文化或族裔背景之外的人。【15】或者换另一种方式来说，催产素会让我们成为种族主义者。如果种族主义是快乐的基础要素，那我还真不确定人间是否值得。
当然也没有必要这么极端；你或许也曾目睹某人（或者这个某人就是你自己）在看见自己心仪的对象与另一个人进行过分热情的互动时，表现出强烈的嫉妒和鄙夷——甚至还有憎恶。而“激情犯罪”这回事的存在本身，就足以体现这种反应有多么激烈并具有破坏性。可以用很多词汇去描述一个妒火中烧或被无端猜忌控制住的人，“快乐”却显然不在此列。催产素或许对社交纽带至关重要，但并不是所有的社交纽带都能带来快乐。事实上，它有时可能把我们引向另一端。
也许我们的整个探讨方式有点舍近求远了？既然愉悦和亲密被视为能“带来”快乐，那么任何引发这两者的化学物质就仅仅是间接地“引起”快乐了。有没有什么化学物质能够直接让我们快乐起来呢？
5——羟色胺（serotonin）或许能做到。这是一种在许多神经生物过程中会被用到的神经递质，因此它也具有多种功能，例如促进睡眠，控制消化，以及——与我们关系最密切的——调节情绪。【16】
5——羟色胺似乎对我们能否达到一个好的情绪状态，也就是“快乐”，至关重要，目前最常用的抗抑郁药就是通过增加大脑中5——羟色胺的水平来发挥效用。我们现有的认知表明，抑郁的产生就是因为5——羟色胺水平的降低，而这是一种可以改善的情况。
百忧解（Prozac）及类似药物都被归至缩写为SSRI的类型，即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elective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当被释放到突触中发挥信号传递作用后，5——羟色胺并未被降解或摧毁，而是被重新吸收回到神经元。SSRI类药物基本能够阻止这种重吸收的发生，使5——羟色胺不再是在突触中如昙花一现般发挥短促的活性，而是能够长时间地产生效用，因为它一直完整地存留在突触中，不停地触发相关受体。你是否经历过烤面包机老化的情况？它总是在面包烤好之前把它们弹出来，所以你不得不设置更长的时间才能得到想要的烘烤程度。5——羟色胺的情况就与此类似，而且这样做能治疗抑郁症。因此，5——羟色胺显然就是那个带来快乐的化学物质了，对吗？
不对。事实上（迄今为止）没有人真的知道5——羟色胺的增加在大脑里究竟“做”了什么。如果单纯只是因为缺乏足够的5——羟色胺来引起快乐，那抑郁症应该是可以轻易解决的问题。考虑到我们的代谢速度和大脑的运作方式，SSRI类药物几乎可以说在瞬间便让5——羟色胺的水平上升了。但是，绝大多数SSRI在正常剂量下都需要服用数周时间才能起效。【17】很显然，快乐的情绪不仅仅依赖于5——羟色胺，一定还有什么别的东西在间接地发挥作用。
或许问题的核心正是这种探讨方式。我们大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把强大的神经特性归因于简单的分子，但这并不代表事实就是如此。如果我们审视四周，就会发现许多文章和专栏都在传授如何破解“快乐荷尔蒙”或是类似的技能，声称一些简单的饮食和锻炼技巧就能提高大脑中相关化学物质的水平，给我们的人生带来持久的满足和享受。遗憾的是，这是对一系列超级复杂进程的过度简化。
总而言之，把快乐构建在某种特定化学物质上的方法似乎是错误的。这些化学物质都有参与，但并不是原因。一张50英镑的纸币有价值，而且它由纸张印制而成，但是它的价值并不在于它是张纸。或许上述提到的化学物质之于快乐，就像纸张与货币之间的关系。它们令快乐成为可能，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它们的作用还是偶然的。
去让你开心的地方
那么，如果快乐不是由特定的化学物质引发的，那么它可能来自大脑的哪个部分呢？是否存在一个专门负责处理快乐的“脑区”呢？这个脑区是否从大脑的其他部位获取与我们的体验相关的信息，然后进行评估，识别出它们应该让我们快乐，继而引发这种令人苦苦探求的情绪状态呢？如果把那些化学物质比作燃油，这个脑区岂不就是发动机了？
这种可能性肯定是存在的，但想要得出任何结论都必须小心谨慎。具体原因如下。
我撰写这部分内容的时间（2017年中期），正是作为神经科学家的好时候。关于大脑及其运作方式的科学研究在主流媒体上大放异彩：美国和欧洲公布了重金投资的重大脑科学项目，【18】探索大脑及其工作机制的书籍和文章目不暇接，关于大脑的最新突破或发现成为日常新闻头条，诸如此类。对神经科学来说，这真是令人兴奋又充满机遇的时代。
但是，这种主流关注也有其不利的一面。比方说，如果你想要在报纸上报道什么，它必须能够被读者理解，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不是受过训练的科学家。因此，就需要对报道进行简化，并去掉各种专业术语。另外，它还必须足够精简，这在如今竞争白热化、对吸引眼球和概括提炼的追求达到极致的媒体环境下简直是金科玉律。如果你曾阅读过任何科学出版物，就会知道大多数科学家不这么撰写报告。所以，要把以精巧设计的实验为基础的、烦冗难懂的技术报告翻译成简单易懂的版本，意味着要对其进行大刀阔斧的修改。
如果足够幸运，那么操刀进行修改的或是训练有素的科学记者，或是经验老到的科学通讯作者。他们理解主流媒体的需求，同时也对内容有充分的把握，清楚哪些信息是重点，而哪些为方便理解可以删除。不幸的是，很多时候负责修改的并不是这类人。此人可能是报社里一个经验不足或不合格的记者，甚至是名实习生，[5]也有可能是完成相关研究的大学或研究所的宣传部，想要给自家的工作和努力争取知名度。
无论是谁，他们的修改编辑往往会扭曲原初的故事，甚至做出错误的解读。如果我们再考虑一下其他可能导致真实信息被歪曲的因素（为了吸引关注而进行夸张，某些报纸为了宣扬特定的意识形态而片面强调某个问题等），就不会奇怪为什么许多新闻里的科学报道与产生它们的实际研究相去甚远了。
对神经科学这样的学科来说，尽管它已经得到很多报道和关注，但其底层的科学事实还很模糊，依然属于尚未被充分理解的新兴科学。上面提到的种种歪曲，就可能导致对大脑如何运作的理解遭到过度简化并广泛传播。【19】
此类说法中最常出现的一种，就是大脑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有特定的“脑区”或“中枢”与之对应。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报道，涉及与投票偏好、宗教，或是热衷于苹果公司产品，或是与清醒梦境，又或是与社交媒体成瘾有关的脑区（以上种种我都看过白纸黑字的印刷版）。那种把大脑当作模块化实体，由许多边界清晰的部分组成，每个部分各司其职（就像宜家的橱柜，不过没那么让人困惑）的说法更是众人皆以为然。但是，真相实际要复杂得多。
大脑特定部分负责特定功能的理论已经存在数百年之久，其中某些历史片段甚至会让人冒冷汗。就拿颅相学（phrenology）来说，这个理论声称人的头颅形状可以用来研究此人的性格特点。【20】具体逻辑相当直白。颅相学认为大脑是一系列独立思考的脑区协同合作的集合，每种想法、行为或性格都在大脑中占有特定的位置。并且就像肌肉一样，哪个脑区使用得越多或能力越强，它的体积也越大。所以，举例来说，如果你更聪明，这就意味着你负责智力的脑区更大。
然而，在我们还是小孩时，我们的颅骨尚未定型，它会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固化。根据颅相学者的说法，是大脑的形状在影响我们颅骨的形状，或大或小的脑区决定了颅骨的凸或凹。而且他们相信，这些可以用来评估或确定大脑的类型，进而判断个人的能力和性格。前额扁平的人智力偏低，后脑勺隆起不那么明显的人缺乏艺术天赋，诸如此类，简单明了。
这种理论唯一真正的问题在于，它诞生于19世纪早期。在那个时代，用充分翔实的证据来支持一种理论只是个“不错的想法”，而不是标准操作。颅相学根本就不靠谱。颅骨的确在幼年时期“更软”，但它毕竟是几块相对致密坚固的骨板，为了保护大脑不受外力冲击才演化出来。而且，这还没把包绕大脑的液体和膜纳入考虑范畴。
由海绵状灰质构成的脑区在体积上的微小差异，可以让我们坚实的颅骨产生可测量的扭曲，还能与个人性格特征一一对应，并且在每个人身上都屡试不爽，这种想法本身就荒谬可笑。幸运的是，即使在当时，颅相学也只算相当“非主流”的科学，后来更是渐渐失去人们的信任而不再流行。另外还有一件幸事，它的用途常常惹人嫌恶，例如“证明”白种人比其他种族优越，或是女性在智力上更低劣（因为她们体型更小，所以相应的颅骨也更小）。这一点，再加上缺乏主流科学界的认可，让颅相学可谓声名狼藉。
颅相学的另一个不那么明显但依然影响恶劣的后果，就是让一部分同时代的神经科学家开始反对大脑的模块化理论，也就是大脑有特定区域负责特定事务的观点。许多科学家认为，大脑更具“同质性”，其结构在整体上无分化，因此大脑的每个部分都会参与各项功能。特定的脑区做特定的事情？那听上去就像是“颅相学”，所以任何理论稍有这种倾向，就要冒被批判的风险。【21】
这一点很不幸，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大脑确实有许多特定的区域专门执行特定的功能。只不过这些脑区负责的是更为基础的方面，而非性格特征，并且它们显然不能通过颅骨上的凸起被探查到。
举例来说，有个位于颞叶（temporal lobe）、名为“海马”（hippocampus）的脑区，[6]被公认是与记忆编码和存储有关的重要部位；而梭状回（fusiform gyrus）则被认为负责面部识别；布罗卡氏区（Broca's area）——一个位于额叶（frontal lobe）的复杂多样的脑区——负责语言；位于额叶后侧的运动皮层（motor cortex）则负责意识对运动的控制。像这样的脑区还有很多。【22】
记忆、视觉、交谈、移动，这些都是基础功能。但是，让我们回到本书的主旨，是否存在一个脑区负责比较抽象的东西——例如快乐呢？或者，像过去的颅相学理论和当今媒体所曲解的那样，这种想法会不会是对大脑结构的过度简化，走向了不合逻辑的极端呢？
有证据提示，将快乐归因于某个脑区并不一定只是笑谈，有一系列脑区似乎确实与特定的情绪相关。以杏仁核（amygdala）为例，这是一小块邻近海马、负责赋予记忆“情绪背景”的关键脑区。【23】简而言之，如果关于某事物我们有一段恐惧的记忆，那么为其加上恐惧感的就是杏仁核。缺失杏仁核的实验动物似乎都记不起自己应该对哪些事物感到害怕。
另一个例子是岛叶皮层（insular cortex），它位于大脑的深处，额叶、顶叶（parietal lobe）和颞叶之间。与岛叶皮层有关的功能之一就是处理恶心的感觉。当我们闻到恶臭的气味、看见断肢或任何类似的令人不适的画面时，它都会被激活，甚至在注意到他人露出嫌恶的表情，或者仅仅想象令人恶心的东西时也会更加活跃。
所以，已经有两块脑区是用来处理被许多人视为感觉或情绪的东西——和快乐没什么两样。那么，有没有什么脑区负责的是快乐本身呢？
其中一个候选项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了，那就是中脑边缘系统奖赏通路。它位于中脑（大脑下方靠近脑干处一片位置较深且“资历也更深”的区域），负责在我们做了某些令人愉快的事情后提供奖赏性的感受。当涉及快乐而不是愉悦时，某些研究结果显示，必须激活腹侧纹状体（ventral striatum）才能产生持久的快乐。有一项研究表明，左侧前额叶（prefrontal cortex）的活动会在快乐的感觉持续期间增强，【24】而另一项研究则称活跃的是右侧楔前叶（precuneus）。【25】基本上，顶尖的科学家们一直在大脑中搜寻生产快乐的脑区，但每次都得出不一样的结论。
这结果并没有听上去那么奇怪。大脑是一个无比复杂的结构，而对其进行细致研究的各种技术从科学上来说都相对较新。至于使用严密的分析方法和先进的技术手段来研究难以捉摸的情绪状态，那就更是新上加新了。这也就意味着，将快乐筛检出来的“最佳方法”或“正确手段”都仍在探索中，现阶段可以预期会存在一些令人困惑或前后不一致的情况。这不是科学家的过错（好吧，一般来说不是），因为有许多因素都会引起混淆。
其中最明显的，就是研究者让他们的研究对象“快乐”时所使用的方法。有些使用问卷或提示的方法来引出快乐的记忆，有些使用令人愉悦的图像，还有一些则使用信息和任务来诱导快乐的心情，不一而足。到底这些方法能让人快乐到什么程度见仁见智，并且毫无疑问，不同受试者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归根结底，这些实验通常依赖受试者报告自己的快乐程度，而这又增加了另一重困惑。
许多心理实验都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即试图在实验室条件下分析人类在特定场景中会怎么做。而实际情况是，在实验室中参与实验对于大多数人不是一种日常状态，因此他们或多或少会感到不自在，甚至可能有点被吓到。这意味着他们更有可能按照身边的一个权威角色所说的去做。不可避免地，这种“权威角色”就是研究者本人。受试者最终会下意识地说出他们觉得研究者想听到的话，而不是研究者真正想听的（也就是对其内心状态尽可能准确的描述）。另一种风险也总是存在，那就是受试者为了“帮助”研究者而故意夸张或修饰他们的真实感受。（例如，他们会想：“这是关于快乐的研究，如果我说我不快乐，可能会毁了整个项目。”）尽管他们的初衷是善意的，这其实却是在帮倒忙。
综上所述，在人类大脑中寻找快乐显然充满挑战。我们当然有可能绕过这些障碍，只要我们能设法找到这样一个受试者：这个人必须无比熟悉实验室的环境，不会被研究者或他们的奇怪设备震慑住，有充足的知识能够完全准确地报告内心状态，还能独立设计实验甚至分析自己的数据……
那问题就解决了！我不用去问钱伯斯教授能不能借用他的MRI设备，我要问他“我能不能成为被扫描的人”？这完全说得通：我知道我是不是快乐，周遭环境几乎不可能影响我，这让我的任何读数都更加真实可靠，能够提供有价值的信息。所以，我要做的就是钻进扫描仪内，把它打开，让自己进入快乐的状态，然后去看数据。搞定！
当然，在我提出这个想法的同时，立即就有人表示了担心，认为这件事非常可笑，或者干脆就太奇怪了。幸运的是，哪怕只是粗略地一眼扫过关于快乐的研究，我们也能发现事情往往都变得非常奇怪。
快乐无觅处
在2016年早些时候，我听了一场莫滕·L.克林格巴赫（Morten L.Kringelbach）教授的讲座，他是欢愉转化性研究组（Hedonia:Translational Research Group）的领导者。你可以想象一下由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Benedict Cumberbatch）饰演一位丹麦科学家的样子，那基本上就是克林格巴赫教授了——除了后者更矮一点。
克林格巴赫教授的欢愉研究组进行的是英国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与丹麦奥胡斯大学（Aarhus University）的合作项目。【26】他们研究让人们体验愉悦的各种方法，尤其是它们与健康和疾病的关系。在这一天的讲座中，克林格巴赫教授探讨的是他们发现的一件怪事。
研究者们想要找出究竟是音乐中的什么东西令人如此享受，甚至情不自禁地翩翩起舞。许多人都很享受跳舞，也有许多人享受观看舞蹈表演。舞蹈给很多人带来快乐，但并不是所有人。有些人就是不喜欢跳舞，至少是不愿意在会被人看到的地方跳。不过，即使对于这类人，也有某些特定的歌曲或旋律能让他们“舞动”起来，哪怕这所谓的舞动只是有节奏地拍腿、点头，或者是在他们认为四下无人时的摇摆。如果那是他们主动厌弃的行为，为什么还会有这些表现呢？
正如克林格巴赫教授解释的那样，我们的大脑青睐的其实是某些特定的音律属性。这个研究组的实验显示，若要让人产生愉快反应并引发相关躯体动作，音乐里必须存在中等水平的切分音（或者说不可预测性）。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音乐要有节奏感，但节拍又不能太细碎，只有这样才能让人们喜欢到愿意舞蹈的程度。【27】
我们的亲身体验很可能足以验证这一点。单调的节奏并没有什么娱乐性（你大可以试着伴随节拍器的节奏去跳舞，看会有什么结果），它们往往只有极少的切分音，显然不会让我们有跳舞的冲动。相反，纷乱莫测的音乐，例如自由的即兴爵士乐，尽管包含大量的切分音，却几乎无法让人随之舞蹈——就算有也极其罕见。当然，肯定有人对此持有异议。不过话又说回来，无论一件事情多么令人或不快，或感觉奇怪，或无法理喻，我们总能在某处找到喜欢着它的人。是的，人类就是这么优秀。
上述两种情况的折中状态（像詹姆斯·布朗[7]的放克音乐就是研究者中引用率最高的形式，也是当时克林格巴赫教授为了搏大家一乐而翩翩起舞的背景音乐）正切中了可预测性与混沌不可知之间的美妙平衡点，对此，我们的大脑表现出强烈的偏爱。大多数现代流行乐都落在这个范畴之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激烈地痛恨某一首流行歌曲，公开宣称自己讨厌与它相关的一切，却发现自己在逛街听到它时不由自主地用脚打起拍子。
我想说的是，由于某种原因，在可预测性和混沌不可知之间达到特殊平衡的旋律，会在我们的大脑中引起愉悦的感觉，让我们达到能够被驱使着做出身体反应的快乐程度。显然，我们的大脑判断什么使我们快乐的这个潜在过程并没有那么明确直接。某样东西能否让我们快乐，答案并非简单的是或否，而往往是这个东西达到“特定的程度”后才令我们感到快乐，过多或太少都只会起反作用。不妨把它想象成盐：食物里的盐太少了就不好吃，盐太多了味道也不好，只有盐的分量刚刚好，东西的口味才会好，这时那个可怜的服务生才总算能去服务下一桌的客人。
这里还有另一个诡异的发现：决定我们是否快乐的可能甚至都不是我们的大脑，而是肠道。尽管一些老掉牙的俗语常言早就提到过我们的大脑和消化系统之间的关系（例如“掌握了男人的胃就拥有了他的心”或“肚子不饱脑子不转”之类），但是如果知道有很多科学证据表明肠道对我们的精神状态确实有直接和深刻的影响，人们可能还是会感到震惊。
需要特别牢记的是，我们的胃和肠并不单纯只是扭来扭去的管道，让有用的小块食物由此通过。它们本身就已经无比复杂，更不用说还拥有自己专属的精密神经系统[即肠神经系统（enteric nervous system），在某些情况下可以独立运作，因此也常常被称为“第二大脑”]。我们的肠道中还居住着数以十万亿计的细菌，分属成千上万种不同的株系和类型。它们都可能在我们的消化过程中发挥某种潜在作用，决定哪些物质会被吸收到血液，继而被输送至身体各处，对每个器官和组织的活动造成影响。总的来说，我们已经确认这些细菌对我们的内在状态有着直接的影响。
要知道，无论大脑的复杂度多么令人眼花缭乱，它依然只是一个器官。它不仅会受我们从外部世界中感知到的事物影响，也会受制于身体内部的各种情况。荷尔蒙、血液供应、氧气水平，以及人类生理学不胜枚举的其他方面，都会影响大脑的运作。考虑到肠道（和居住其中的细菌）对体内环境的关键作用，或许我们可以预见它能对大脑的功能产生间接却非常显著的影响。[8]科学家们也认识到了这个事实，并创造出“肠—脑轴”（gut-brain axis）的概念。【28】
这种复杂关系的后果之一，就是肠道与抑郁症的发病之间存在强关联性。【29】有研究显示，拥有某些特定菌株和类型的肠道细菌是出现应激、抑郁以及类似情绪障碍的先决条件。【30】这些证据中的大多数目前都还局限于动物模型，尚不确定人类的肠道和情绪之间是否也存在类似的“显著”关联。但是，这至少不是空穴来风。
人体内90%的五羟色胺，也就是对好心情来说似乎至关重要的神经递质，都存在于肠道。我们也研究了特定的神经递质如何决定我们的情绪和对愉悦的感知。这些神经递质由神经元产生，因此神经元为了合成神经递质需要稳定可靠的物质和分子供应。这些基础材料一般来自我们摄入的食物，而肠道细菌在此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所以，如果肠道内摄取合成神经递质所需的代谢产物（即通过代谢过程从较大、较复杂的化学物质中获取的组成成分）的特定细菌类型有所欠缺，或是数量过剩，那么我们大脑中可供调配的神经递质数量也会随之改变。这显然会影响我们的情绪——至少你可能会这么想。
尽管“肠道细菌会影响我们的心情”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但它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肠—脑关系及其所构成的系统是极度复杂的，而这种描述并没有体现这一点。[9]肠道中的五羟色胺，至少以我们目前了解到的情况来说，似乎与大脑中的那些没有关系，最起码缺少任何有功能意义的关系。更确切地说，如果要聚焦于身体的某一部分如何影响我们的某项大脑功能，就相当于打开了泄洪闸，所有类似情况的一切可能的排列组合都会奔涌而出，根本不可能研究得过来。所以，不妨直接抓住重点：能够对大脑令人快乐的能力造成影响的东西，远远不止我们的经历和个人偏好。
然而，还是有人执着地想要给“什么令人快乐”这个难题找出简单的答案。媒体常常会报道某种公式或方程，号称通过它们能够预测什么让人们开心，一年中最快乐的是哪一天，以及哪一天最令人郁闷等。鉴于我们到目前为止关于快乐的复杂本质所做的各种讨论，如果能通过一个公式或方程来解释，那似乎相当惊人。我们也确实应该对此感到惊讶，因为这根本做不到。
这些毫无根据的公式之所以存在，是有一系列原因的，其中之一就是所谓的“物理妒忌”。【31】无论你怎么看，物理学和数学都是非常 “基础”的学科：它们的研究对象是数字、粒子和基本力的属性，都是构成宇宙和现实世界的基本要素。这些东西一般都遵循复杂但确定的法则，意味着几乎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对它们进行预估和测量。因此，只要已知所有的变量，就可以用公式对其加以定义。
不过，建立在更加“柔软”的生物学基础上的科学，尤其是心理学，却无法在硬性法则和可预测性上与之相提并论。一个有着特定重量的物体无论在世界何处掉落，都会以同样的加速度下降。但是，同一个人则可能表现出完全不同的行为或应答方式，这取决于他们身处的房间、谈话的对象、距离上次进食过了多久，或者他们具体吃了什么东西等。
由此造成的结果之一，就是物理学和数学往往被认为是更“正统”的科学。而其他领域的专家学者，或许在潜意识里都希望自己能像物理学同行那样被严肃对待，并试图在各自的领域中复制物理学和数学的方法，例如用公式去定义无比复杂的人类行为和情绪——譬如快乐。
所以，在把上述的一切都考虑进去之后，我知道了如果要研究快乐，哪些陷阱必须得小心避开，以及哪些事情不应该去做。那么，我现在的任务是什么呢？此时此刻，已经做完调查并将各种因素考虑在内的我，制定出了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计划。我想知道快乐源自大脑的什么部位。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需要一台MRI扫描仪来检测一个活跃的、快乐的大脑。因为招募对此类研究并不熟悉的人类受试者会产生许多问题，我认为最佳选择就是使用我自己的大脑，毕竟我有相关的背景和经验。所以我需要：
1.一台可用的MRI扫描仪；
2.进入这台设备；
3.让自己开心起来（或许会需要一些令人愉快的刺激或类似的东西，但如果计划已经进展到了这一步，十有八九我已经足够开心）；
4.找个人来扫描我的大脑；
5.审视结果，找到大脑的哪个区域更加活跃，那就是快乐的来源！
就是这么简单明了！那么现在我就需要去找这位拥有上述资源的教授，然后说服他让我实施计划了。
神秘的钱伯斯
我到达了与钱伯斯教授会面的地点，那是他办公室附近的一家不错的卡迪夫酒馆，我们约好在这里吃午餐。他已经在内堂就座，在我进门时向我挥手致意。
克里斯·钱伯斯教授是一个看上去非常闲适的澳大利亚人，年龄不到40岁。与全世界对澳洲人的刻板印象几乎完全一样，他那天穿着一件T恤衫配宽松的休闲短裤（尽管外面还在下雨）。同时，他还是个彻底的大光头，秃到发亮的那种。我已经遇到过好几个发量稀少甚至光头的年轻男教授了。对此我的理论是，由于他们强大的大脑功率太高，所以产生的热量从内部把毛囊都烧焦了。
话说回来，我打算开门见山地直接说出我的诉求：“我能借用你的MRI扫描仪，让我在快乐的时候扫描自己的大脑吗？我想知道快乐源自大脑的哪个部分。”
差不多过了5分钟，他总算不再当着我的面大笑了。即使最乐观的人也必须承认，这不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在接下来的一个多小时里，钱伯斯教授向我详细解释了为什么我的计划如此可笑。
“其实fMRI不是这么用的，或者说不应该这么用。当fMRI在20世纪90年代刚刚被研发出来时，也就是被我们称为神经影像学的‘艰苦岁月’时期，出现了很多所谓的‘团块学’[10]研究：把人塞进扫描仪，然后去寻找大脑中活跃的团块（blob）。”
“这方面我最喜欢的例子来自我第一次参加的学术大会，当时展示了一项名为‘下棋与休息的fMRI’的研究。简单来说，就是让人们躺在扫描仪里，有的人下棋，有的人则什么都不做。整个大脑都是活跃的，但是在不同情况下有不同的活跃形式：下棋时，大脑中某些区域显示出更高的活跃度。根据这一结果，他们声称这些区域负责与下棋有关的功能。这项研究里用到了大量的逆向推断：某个部位活跃了，同时我们在棋局中进行了某种操作，所以这个部位负责的一定是该项功能。整个都反过来了。他们把大脑视为一辆汽车的引擎，认为每个脑区都必须做点什么，并且只做这一件事。”
“这种方法得出了各种错误的结论，一旦看到某个脑区有活动，就赋予它某项特定的功能。但这完全是错误的。许多功能都涉及多个脑区，而这些都由认知网络——它复杂极了——来处理。这是神经影像学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而当你要探究的是像快乐这类主观的东西时，问题就更大了。”
尽管我表面上也跟他一起嘲笑那些自以为能用fMRI找到负责下棋的脑区的傻瓜，实际上我心里已经快要尴尬死了。我自己想做的也是非常类似的事情。用我刚刚才学到的术语来说，我也是个“团块学家”。
事实证明，使用影像学的工具来研究诸如视觉等领域是一回事：你能够可靠地控制受试者看到的东西，确保每个受试者看到的是同样的影像，以保证研究的一致性为前提，用这种方式来定位和研究视觉皮层。但是，要研究钱伯斯教授所谓的“主观的东西”，也就是类似情绪或自控这类更高级的功能，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问题不应该是‘快乐从大脑的哪里来’，这就像在问‘听到狗叫声的感觉源自大脑的何处’一样。一个更好的问法是‘大脑如何实现快乐，是什么网络和处理过程使它成为可能’。”
钱伯斯教授也谈到了我早先提出的一个问题：从技术角度来说，快乐究竟是什么？“你是在什么时间尺度上提问的？问的是那种即时的快乐，例如‘这杯酒棒极了！’？[11]还是更加宽泛和长期的快乐，例如你的孩子让你感到快乐，或是为某个目标而努力、实现令你满意的生活、心情平静又放松之类的事情？你的大脑中有许多不同层级的功能在支持着前面提到的一切，你打算如何分析呢？”
到了这会儿，我已经放弃了一切关于做实验的希望，并且完全承认自己的想法太不成熟。尽管我之前很担心钱伯斯教授会被我这弱智儿逼到出离愤怒，但他对整件事的态度还是很友善的。他表示，一般而言，他都会很愿意让我去尝试一下，哪怕只是作为对这种技术的一次有用的演示。不幸的是，fMRI的运行成本实在过于高昂，而且有好几个研究组一直都在竞相争取它的使用权。如果他浪费了宝贵的扫描时间，只为让一个呆子到自己的大脑皮层中探寻快乐，估计很多人会因此而感到愤慨吧。
我考虑过自己负担研究的成本，但是这确实过于高昂。不是每个作家都是J.K.罗琳[12]，而且尽管我的图书公关索菲小姐在处理那些提交给出版商的报销费用时非常慷慨，但他们在看到这样的申报时依然会感到头痛：一张火车票48英镑，一个三明治5英镑，一杯咖啡3英镑，一天fMRI实验13,000英镑。我不敢奢望这张票据能够逃过财务部的法眼。
为了不让这次会面沦为彻底的失败，我决定问一问钱伯斯教授，关于fMRI这种方法我还需要考虑什么别的问题，以便后续把自己的想法改造成更“可行”的版本。结果我发现，一旦涉及现代神经影像学研究以及整个心理学领域存在的各种问题，钱伯斯教授就变得非常积极而较真。他甚至写过一本《心理学的七宗罪》（The Seven Deadly Sins of Psychology），【32】书中全都是关于现代心理学可以并且应该如何改进的话题。
有几个关于fMRI的重要问题让我意识到，我想用它来做实验寻找快乐是多么难以实现。首先，如上所述，它非常昂贵。所以用它来进行的研究一般规模相对较小，受试对象数量有限。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研究对象越少，取到的结果就越难以确定是否具有显著性。研究对象的数量越多，所得结果的“统计学效力（statistical power）”【33】就越大，其有效性就令人更有信心。
以掷骰子为例。你掷出20次，有5次得到了六点，也就是概率为25%。你或许会觉得这不太可能，但是也完全有希望实现，似乎看起来没什么特别之处。现在假设你掷了20,000次，得到六点的概率依然是25%，也就是掷出了5,000次六点，这种情况就很奇怪了。你或许会认为这个骰子有点问题，它可能被动了手脚或者灌了东西。心理学实验也是一样：在5个人中得到同样的结果只能算是有趣，但是如果从5,000个人那里都能得到同样的结论，就应该是重大发现了。
在一个人身上做实验，像我之前期望的那样，从科学的角度来说基本毫无意义。幸好我在开始之前就知道了。
钱伯斯教授接着解释道，如此高昂的成本也意味着很少有研究能够得到重复。科学家身上背负着发表阳性结果（即“我们发现了什么！”而不是“我们想去发现什么，但没找到！”）的沉重压力。这类结果有更多发表在期刊上的机会，被同行及更多的人读到，同时令研究者的职业生涯和经费申请等各方面得到改善。但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最好对实验加以重复，证明所得的结果不仅仅是侥幸。遗憾的是，科学家身上的压力驱使他们继续进行下一项研究，去做出下一个重大发现，因此许多有趣的结果往往无人挑战，【34】尤其是fMRI的结果。
所以，倘若我可以进行我的实验，无论结果如何，我都确实很有必要重复做上多次，哪怕由此产生的数据有违我的预期。不过，这又是另一个问题了。
由fMRI产出的数据远不及主流媒体报道中暗示的那么清晰。首先，我们讨论的是大脑中哪个部分在研究期间表现“活跃”，但正如钱伯斯教授指出的，“这基本上是句废话。每时每刻，大脑的各个部分都处于活跃状态。这就是大脑工作的方式。问题的关键在于某些特定脑区更加活跃的程度，以及它们的活跃程度是不是显著高于平常的水平。”
就算是按照“团块学”的标准，我们依然必须判定扫描仪上的哪个团块是“有关联”的。对于监控大脑某个区域的活跃度[13]这种精密操作，要回答这个问题可不容易。首先，到底怎样才算是活跃度的显著改变？如果大脑的各个部分每时每刻都处于时强时弱的活跃状态，到底活跃度要增加多少才能被算作有关联性呢？它必须达到的门槛在哪里？不同的研究对此有着不同的答案，这就有点像在一场当红巨星的流行音乐会上通过尖叫的音量来判断谁是头号歌迷：可行，但绝不简单，而且工作量巨大。
而这，就像钱伯斯教授解释的那样，又引发了一个令人目眩的新问题。
“fMRI存在一个被我们称为‘研究者自由度’（researcher degrees of freedom）的巨大问题。人们一般不会事先确定好如何分析数据，甚至有时候连要问什么问题也不确定，直到他们完成了自己的研究。他们就直接出发，开始探索，然后遇到‘歧路花园’[14]的问题：即使在最简单的fMRI研究里，也有数千个分析决策需要确定，每一个决策都会令所得的结果发生轻微的改变。所以，研究者们的做法就是在研究结束后再挖掘自己的数据，从中找到一个有用的结果。”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分析复杂数据的方法有许多种，某一种方法组合可能会产生有用的结果，而其他的则不会。这或许听上去很不诚实，就像用机枪对一堵墙进行扫射，然后在弹孔最密集的地方画一个靶子，声称自己打得很准。没那么糟糕，但有类似的性质。可是，考虑到你的职业生涯和成功都取决于能否击中靶心，而你又拥有这样一个选项，还有什么不选的理由吗？
这还只是与fMRI实验有关的诸多问题的冰山一角。钱伯斯教授对于这一切问题给出了可能的答案和解决方案：在开始研究之前先报告分析方法；将不同研究组的数据和研究对象汇集起来，增加研究可信度的同时降低研究成本；改变目前给予科研基金和职业机遇时评判科学家的方式。
这些都是很好、很靠谱的解决方案，但没一个对我有帮助。我来参加这次会面的初衷，是要使用某种高科技魔法来定位我脑中的快乐从何而来。现在可好，我的脑子里全是前沿科学正面临的各种问题，这很显然让我感到不快乐。
会面结束后，钱伯斯教授回去继续工作，我则失望地踏上了回家之路。我的脑袋嗡嗡作响，始作俑者绝不只是我在谈话期间喝下去的那两杯啤酒。我最开始认为，要知道什么让我快乐以及快乐从何而来是一件相对轻松的事。现在看起来，就算被我寄予厚望的科技手段简单明了（事实上并不是），快乐——一种每个人都曾体验，每个人都渴望，并且每个人都认为自己能理解的感觉——这个研究对象也远比我想象中复杂得多。
我把它看作一个汉堡。每个人都知道汉堡是什么，每个人都理解汉堡的概念。但是，汉堡从何处来呢？一种显而易见的答案可以是“麦当劳”或“汉堡王”，或是你偏爱的任何食品商。如此简单。
可是，汉堡并不是从一个快餐厅厨房里以完整的形态凭空出现的。首先你要有牛肉（假设是牛肉汉堡），它是由供应商碾碎并制成肉饼的，而原料牛肉又是从屠宰场来的；屠宰场的上游是牲畜供应商，他们在牧场里照料和饲养牲口，而这又需要消耗大量的资源。
汉堡还需要用到面包，它们来自不同的供应商和某种类型的面包师。他们把面粉、酵母，还有许多其他原材料（甚至可能还在上面撒一层芝麻）混合后放入烤箱，而后者还需要持续消耗燃料来产生烘焙所需的热量。另外，别忘了还有酱料（大量的番茄、香料、糖，通过工业水平的处理流程完成包装）和配菜（专门种植蔬菜的农田通过复杂的基础设施实现收割、运输和存储）。
上述种种还仅仅提供了汉堡所需的必要材料，你依然需要专人进行烹调和装盘。这是由活生生的人来完成的工作，他们需要进食、饮水、接受教育和赚取薪资。而贩售汉堡的餐厅需要电力、供水、供暖、维护等才能运转起来。所有一切，这些对普通人来说几乎不会意识到其存在的、永不止息的资源和劳动力环流，最终汇聚成你面前餐盘里的一个汉堡——你却心不在焉地吃着，眼睛始终盯着手机屏幕。
这或许是一个绕了许多圈子的复杂比喻，但我的目的正在于此。如果仔细审视，你就会发现，汉堡和快乐似乎都是从复杂得近乎荒谬的资源、处理流程和行动网络中产生出来的，为人所熟悉又令人愉快的终产品。如果你想要理解这个整体，那也必须看清它的每一部分。
那么，如果我想要知道快乐是怎么回事，就需要认真审视让我们快乐的不同事物，并搞清楚为什么。所以，我下定决心就这么办——等我吃完一个汉堡就开始。
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特别想吃汉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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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注
[1]必须承认，我为了制造戏剧效果而刻意让它听上去比实际情况糟糕很多。你也能巧言令色地使一些日常体验听起来糟糕透顶，例如：“你想不想被扒光衣服后塞进一个高科技棺材里，再让有害辐射轰炸你的全身？”这听上去是个十足恶劣的体验，但实际上，太阳灯浴床可是非常受欢迎的。——作者注（若无特殊说明，本书脚注均为作者注）
[2]人类大脑约重3磅，相当于1.3千克至1.4千克。——译者注。
[3]在此声明，在任何情况下你都不应该真的试图把大脑从物理上分割成各个部分。这会让你的研究对象立即死亡，你也会被终身囚禁。
[4]“安培”与“放大器（ampere）”在英文中缩写类似，此处为作者的小幽默，但中文语境下并无有效类比。——译者注。
[5]科学新闻至今依然常被许多主流平台视为“小众”，所以相关负责人员往往层级较低。我曾经不得不帮助一家英国著名报业负责报道科学新闻的人去进行一次采访。那个充满困惑的可怜小伙承认，直到前一周，他都仍在娱乐版工作。
[6]在此额外说明一下。大脑由左右两个半球组成，正如上文提到过的那样。一般某个半球会占“主导”，因此人们会分为左利手（左撇子）或右利手，但两个半球在结构上几乎一模一样。所以，当我提到任何特定脑区时，例如“海马”，大脑中实际上都存在两个：一个在左侧，另一个在右侧。两个平行的脑区通常协同运作，或者彼此互为备份。由此可见，大脑中存在许多的冗余。不过，在文中为方便起见，都以单数名词指称。
[7]詹姆斯·布朗（James Brown，1933年5月3日—2006年12月25日），美国黑人歌手，有“灵魂乐之父”的美誉，也被认为是“放克”（Funky）这一音乐形式的开创者。——译者注。
[8]你或许会以为这只是一种单向关系，但大可不必担心，大脑常常会以许多意外且往往有害的方式主导甚至无视消化系统。与此有关的大部分内容都已经在我的第一本书《是我把你蠢哭了吗》（The Idiot Brain，后浪出版公司于2020年引进。——编者注）中进行过介绍。
[9]卓越的科普作家埃德·扬（Ed Yong）在《我包罗万象》（I Contain Multitudes，后浪出版公司于2019年引进。——编者注）一书中详细介绍了肠道细菌至关重要且无比复杂的作用。有兴趣的话不妨一读。
[10]Blobology，并无此学科，是研究界的戏称。——译者注。
[11]我们在酒馆会面，所以我给我们俩各买了一杯啤酒。既然他提到了这杯酒，而我又在这里进行了如实报道，那么它就算是一项正经的业务支出，我要去将它们进行申报抵税。
[12]J.K.罗琳（J.K.Rowling，1965年7月31日— ），《哈利·波特》系列小说的作者。——译者注。
[13]雪上加霜的是，fMRI根本就不是用来干这个的。它的工作原理是探测原子如何对无线电波进行散射，也就是说，它检测的是大脑中某些特定区域血氧水平的改变。大脑组织与其他组织一样，运作的时候需要消耗氧气。所以，越活跃的脑区也就需要用到越多的氧气，从而导致该区域的血氧水平发生更大的变化，被fMRI检测到。尽管得到的结果也是有效的，但毕竟是一个评估大脑活跃度的间接指标。这或许和你之前预期的不太一样。
[14]The Garden of Forking Paths，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也被译为《小径分岔的花园》。——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