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科技创业的创新扩散
创新扩散理论的提出者埃弗雷特·罗杰斯认为，创新是“一种被个人或其他采纳单位视为新颖的观念、时间或事物”[1]。
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把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最早提出创新创业的思想。他认为创新是个人价值观念、管理技能、经验和行为的组合体。具体而言，包括观念文化、制度文化及环境文化三个层面。[2]
观念文化指个体性和群体性的创新理念、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价值体系、价值取向及创新精神等。制度文化指有助于自主创新活动的体制、机制、政策中的文化因素的总和。环境文化主要指创新成为社会共识，社会对创新者所能提供的各种服务与支持等。
为更好地解释文化创新，我们可以结合运用英国社会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所分析的文化三个分层：符号器物、习俗制度、观念价值。熊彼特主要讲到了制度和观念层面，他所说的环境文化中的创新共识与创业氛围可归入观念层面，社会提供各种创业服务与支持则可归入制度层面。通过这样的整合，可以提出考察文化创新创业的三个层面。
●符号层面：创业者成为成功的偶像、社会的榜样。
●制度层面：有助于创新的体制、机制、政策，以及社会创业氛围。
●观念层面：个体、群体与社会的创新观念、理论、方法以及价值观和创业共识。
美国硅谷的发展，以及中国创业浪潮，都可以从这三个层面来进行复盘。
一、美国科技创业创新
硅谷（Silicon Valley）正是观念、制度和符号文化驱动的科技创业典范。从历史的视角来看，硅谷是美国继“西进运动”后第二次西部大开发。与以往不同的是，硅谷的开发基于科技和创意，带动美国从工业社会跨入信息社会。
硅谷一词最早由唐·霍夫勒（Don Hoefler）在1971年提出。集聚在圣塔克拉拉谷的半导体企业，都以高纯度的硅作为生产原料，硅谷由此得名。
回溯硅谷的形成史，斯坦福大学教授弗雷德·特曼和晶体管的发明者威廉·肖克利是绕不开的两个符号式的人物。
1951年，特曼教授构想成立斯坦福研究园区（Stanford Research Park），供小型科技创业公司办公。这样一来可以就近转化斯坦福大学的科技成果，二来毕业生可以就地找到理想的工作，不用一窝蜂地跑到东部去就业。特曼于1955年到1965年任教务长，他在学校里选了一块空地，指导学生发展“风险投资”（venture capital）事业。其中两个学生以538美元在一间车库里建立了惠普公司。大学和产业的共生关系，形成了创业的观念、制度和符号文化。
1955年，“晶体管之父”、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威廉·肖克利回乡创业，他的半导体实验室群贤毕至。其中八名年轻科学家于1957年集体从实验室辞职创业，被肖克利称为“八叛逆”。
他们创立的仙童半导体公司，成为硅谷的“黄埔军校”。随后八人又各自创立了公司。硅谷有70家半导体公司是“仙童系”公司[3]，包括英特尔、美国半导体、AMD（超威半导体）等。循着晶体管、集成电路、芯片、操作系统、软件的发展路径，硅谷创业公司引领了信息时代的创新。
在硅谷，“大学辍学＋车库创业”，几乎成为经典的创业元素。比尔·盖茨、乔布斯都从哈佛辍学创业，惠普、亚马逊都诞生在车库中。这种精神被中国的创业者引入，在北京中关村创业大街上就能见到“车库咖啡”，这家由苏菂创办于2011年、以创业投资为主题的咖啡厅，将车库符号化，它也成为多个币圈和区块链创业者的创业起点。
同时，资助创业的风险投资路径也逐渐成熟，形成独特的制度文化。
在创业成功后，创业者们反哺新创业者，为新的创业公司提供资本支持。仅“仙童系”中就分化出红杉资本和KPCB（凯鹏华盈）等全球知名的风险投资公司。成立于1972年的红杉资本投资过苹果、谷歌、思科、甲骨文、雅虎、领英等公司；以约翰·杜尔为合伙人的KPCB，投资标的包括网景、美国在线（AOL）、亚马逊等多家高科技公司。
创业观念文化、制度文化、符号文化的交融，使硅谷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创业动能，从比尔·盖茨到扎克伯格，创业者人才辈出；从微软到谷歌，从Twitter到Facebook，硅谷不断孵化出独角兽、超级独角兽；从操作系统到移动终端，从门户到社会化媒体，从算法到人工智能，创新领域不断扩展。
硅谷创业企业已经成长为全球互联网巨无霸，具有代表性的如GFAAN，即谷歌、Facebook、亚马逊、苹果、Netflix，它们不仅创业成功，成为美股领涨动力，更深刻改变和重塑了当代社会的生活方式。目前，上千家高科技公司的总部都设在硅谷。硅谷不但开拓了美国的信息高科技产业，更成为全球高新技术创业的中心：创业成为人生价值实现的最佳方式；拥有完善的风险投资、孵化器、股份期权、科技园、纳斯达克等制度；创业独角兽不断涌现，创业者登上富豪榜，成为时代偶像。
硅谷创业文化和创业模式的成功，随着全球化不断地创新扩散。
二、中国的四波创业浪潮
作家柳青写过一部小说《创业史》，记录了中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进程中农民的创业。铁人王进喜、大庆油田则是工业创业的典型符号。上述语境下的创业，指的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创业，其激励机制是人民群众当家做主、打破冷战封锁、实现新中国工业化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英雄情怀。现代化中国的基础就是通过几代人的辛苦创业造就的。中国共产党被称为“中国近代以来最伟大的创业团队”[4]。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和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各行各业迎来了全新的创业发展机遇。
在国家层面的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下，创业观念文化勃兴、制度创新不断、创业者不断涌现，个体化、市场化的创业蓬勃展开，前后形成了四波创业浪潮。[5]
第一波创业浪潮始于改革开放。
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为创新创业准备了前所未有的制度文化；中国社会穷则思变，期待个体的“富”和国家的“强”，这为创业准备了观念文化；一批个体户、万元户的涌现，成功带动了创业的热潮。
从乡镇到科学界，改革开放激发出创业改变生存境遇的干劲。返城知识青年、农民、知识分子纷纷动手创业，个体户大量涌现，“万元户”成为成功符号。乡镇企业创业代表有年广久的傻子瓜子、鲁冠球的万向集团等；知识分子创业代表有王选的方正、柳传志的联想等。科研成果的市场化转化，体现出知识和科研的市场价值。制度创新和社会转型是这一阶段创业的动力，为生活所迫、改变生存际遇的生存型、被动型创业成为这一阶段的显著特征。
第二波创业浪潮发生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
从制度文化层面来看，中共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市场经济为创业提供了全新的制度激励。从观念文化层面来看，辞职离开体制“下海”，私营企业批量涌现，使创业成为创富、思变的代名词。从符号文化角度来看，一大批离开体制和单位，告别“铁饭碗”的成功者成为榜样，俞敏洪的新东方、潘石屹的SOHO中国、王传福的比亚迪等都是这一时期的创业者符号。
第三波创业浪潮形成于20世纪末。
硅谷互联网创业的成功，激发起全球创业、投资梦想，形成了互联网创业观念文化；硅谷创立的“技术路径＋商业模式＋风险投资”，为互联网创业提供了新的制度文化；一大批留学归国或较早接触互联网的创业者，了解和掌握互联网的观念文化，形成了创业精英群体。
硅谷的业务模式开始在中国得到扩散，C2C（copy to China）式的创新扩散迅速缔造出“中国的AOL”“中国的雅虎”“中国的谷歌”“中国的Twitter”“中国的YouTube”等。搜狐、新浪、网易等门户网站，百度等搜索引擎，阿里巴巴等电商，腾讯等即时通信，今日头条等算法推荐相继出现，构建了当今中国互联网世界的基本版图。门户和平台之外，垂直细分领域的携程、京东等也创业成功。硅谷的风投模式掀起了第三波创业浪潮的高潮。风投消除了创业者的掣肘，帮助创业者走得更快、走得更远，迅速完成出生到长大的跨越，不断更新一夜创富的创业神话。
第四波创业浪潮基于移动互联网的迭代而迅速兴起，并受到“建立创新型国家”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号召的激励。
创业与就业一样成为毕业生和年轻人的可选项，观念文化的改变使创业成为每一个人改变人生和社会的手段。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为互联网提供了升级转型的风口，4G技术使音视频、直播内容得以在移动端传播消费，内容的消费升级迅速到来。人与产品、服务的精准再连接，为传统产品产业带来了转型压力。社会化媒体释放出群体创作和传播的能量，算法和人工智能使电脑成为内容的生产者和分发者，新的内容生产板块强势崛起。无数的草根而不是知识精英，成为第四次浪潮的创业主体，这些符号拉近了创业与每一个人的距离。
三、从“难民效应”到“企业家效应”
改革开放以来的四波创业浪潮都有各自的时代背景，创业所面临的制度文化、环境文化和观念文化也有所差异，这些因素影响到创业群体的构成、创业动力和方向。
研究表明，由失业刺激的创业活动，被称为“难民效应”（refugee effect）；而创业活动降低失业率、增加就业，被称为“企业家效应”（entre-preneurial effect）或“熊彼特效应”（Schumpeter effect）。[6]在四波创业浪潮中，两种效应多有叠加。但可以看出，第一波、第二波创业浪潮有更明显的“难民效应”，即返乡知识青年、农民、下海公务员等，为解决失业、为改善生存状况进行创业。而第三波、第四波浪潮由留学归国创业群体、草根创业群体带动，“企业家效应”更为明显。正如《创业简史》[7]一书所说，即便创业者唯一的目的是生存，创造新牟利体系的过程以及这一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也注定会给社会带来广泛的、通常不可预见的影响。
四波创业浪潮所显现的差异，如镜子般折射出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创业经历了从一张白纸、补传统产业空白，到与新经济同步、局部创新领先的进程。
在四波创业浪潮的进程中，中国更深度地嵌入全球化、现代化的世界创新体系之中。特别是第三波、第四波创业浪潮，体现出中国创业者对标世界水平的眼光、整合全球资源的能力，使中国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创业基本与世界同步。
中国社会创业实践的背景，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和完善，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完善，更是个人的思想解放、创意释放和行动解放的日渐深入。创业解放了社会生产力，推动了个人的发展、文化的创新、社会的进步和综合国力的提升。
随着中国发展进入“新常态”，创业不再是精英们的专属特权，而是每个人都触手可及的行动。“互联网＋”使“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有了更为现实的路径。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在改革开放前半场，中国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体现在劳动力的充沛供给，而后半场则体现在知识、观念和行动都具有创新性的创意阶层的崛起。
注释
[1]罗杰斯﹒创新的扩散［M］．5版﹒唐兴通，郑常青，张延臣，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
[2]陈向军，陈金波﹒创新创业文化及其发展［J］．宏观经济管理，2015（9）．
[3]罗杰斯，拉森﹒硅谷热［M］．范国鹰，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5：62﹒
[4]宣言﹒艰苦奋斗再创业［N］．人民日报，2018-02-23﹒
[5]蔺雷，吴家喜﹒第四次创业浪潮：全面创新引领的创业时代［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
[6]THURIK A R，CARREEM A，VAN STEL A，etal﹒Does self-employment reduce unemployment？［J］．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2008，23（6）．
[7]卡伦﹒创业简史：塑造世界的开拓者［M］．王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