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选题背景

一、世界城镇化进程是研究中国城市规模体系的历史背景

近300年来，城镇化是人类文明的一大奇迹，并且，城市的功能趋于综合型，金融、贸易、服务、文化、娱乐等功能得到发展，城市集聚能力日益增强，成为推动地区和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力之源。城镇化是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过程，这个过程表现为两种外在形式：一是城镇数目的增多，二是各城市内人口规模不断扩大。

首先，世界城镇化率快速提高。自城镇出现[苏美尔的加泰土丘，被认为是世界第一个城市，出现于公元前7800年到公元前5700年（约翰·里德，2010）]到公元1700年的漫长时期，世界城镇化率长期处于3%以下。工业革命开启了人类城镇化的新时期，1950年世界城镇化率达到29.2%。“二战”后，随着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全球城镇化水平迅速提升，到2014年，全球城镇化率达到53.86%，其中发达国家城镇化率为75%~80%，发展中国家城镇化率为48.4%，全球约有38.8亿人生活在城镇（UN, 2015）。相比较而言，直到1949年，中国的城镇化率一直低于11%；1949—1978年，中国的城镇化率也仅仅上升了不到7个百分点，为17.92%；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城镇化水平稳步提升，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4年城镇化率为54.77%（按常住人口计算）；如果按照户籍人口统计，仅为36.7%。

其次，大城市数量急剧增加。根据20世纪70年代末的统计，全世界约有162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其中人口超过200万的有66个，超过500万的有18个，超过1000万的有4个[经济地理，1981（2）]。到2005年，全球超过百万人口的城市达到360个，其中人口超过千万的城市达到24个，人口超过500万的城市有55个，178个城市的人口超过200万（陈启尤，2005）。具体到中国，1978年中国城市为193个，小城镇数量为2173个；到2011年末，中国有657个城市，建制镇19683个，其中有30个城市的常住人口超过800万，13个城市的人口超过1000万。

最后，大城市的人口膨胀。1850年，伦敦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人口达到232万；之后的50年，伦敦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1900年，伦敦的人口超过658万。1920年世界第一大城市从伦敦变为纽约，当时纽约人口达到849万，超过伦敦748万的人口规模。20世纪四五十年代，纽约是世界唯一超过1000万人口的大都市。2000年，东京成为全球最大的城市，人口超过2600万。《华盛顿邮报》报道，2010年全球人口规模最大的城市仍是东京，整个大东京都市圈的人口达到3670万。与之相比，中国人口规模最大的城市通常是政治中心或经济中心。1850年至今，北京和上海分别在不同时期是中国最大的城市；北京的人口规模从1850年的164.8万降至1875年的131万，1908年再降至66.2万；随着清末新政的实施，北京人口改变了长期持续萎缩的趋势；1908年之后，北京人口逐渐增长，到1932年，人口规模重新超过100万。与北京相反，1840年通商开埠后，上海人口经历了爆炸性增长，1900年上海人口首次突破100万，成为当时中国第一大都市；至今上海都是中国的第一大都市，人口规模达到2425.68万（2014年）。

二、新型城镇化道路是研究中国城市规模体系的政策背景

2011年，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预言了“中国的城镇化和以美国为首的科技革命将成为影响人类21世纪的两件大事”。新型城镇化道路的提出，无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六大以来，在历次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和政府规划上，都突出城镇化战略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2003年党的十六大提出的以大中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为初步内涵的“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成为中国新型城镇化的雏形。《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简称“十一五”规划）（2006）第一次将新型城镇化提升为“新四化”（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型城镇化升级到国家战略层面。党的十七大报告（2007）要求，利用科学发展观推进新型城镇化，将新型城镇化表述为：坚持以人为本，以新型工业化为动力，以统筹兼顾为原则，推动城市现代化、城市集群化、城市生态化、农村城镇化，全面提升城镇化质量和水平，走科学发展、集约高效、功能完善、环境友好、社会和谐、个性鲜明、城乡一体、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建设路子。“十二五”规划（2011）提出，坚持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科学制定城镇化发展规划，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新型城镇化开始全面指导全国城乡建设。党的十八大报告（2012）在肯定先前城镇化实践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城镇化水平明显提高，城乡发展协调性增强”，肯定了新型城镇化、信息化、新型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新四化”道路，指明了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建设方向。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2013）指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基本公共服务的城乡一体化、均等化。《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2014）成为中国首部城镇化规划，标志着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与信息化进程的结合。《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要在2020年实现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并且将大交通、大信息网络作为破解特大型城市发展“瓶颈”的措施和手段。

在强调城镇化战略的同时，逐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城镇化进程。《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国发〔2014〕25号）的颁发进一步提出户籍制度改革的要求，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稳定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覆盖。进一步调整户口迁移政策：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有效解决户口迁移重点问题。同时，切实保障农业转移人口及其他常住人口合法权益：完善农村产权制度；扩大基本公共服务覆盖面；加强基本公共服务保障。

三、新常态下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升级是研究中国城市规模体系的现实背景

经济新常态到来，更加凸显了中国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性。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要增强信心，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新常态的主要特点是：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中国政治呈现出新常态；中国社会建设呈现出新常态。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时期即将结束。从1978年到201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速达到9.8%；但是自2008年以来，受到美国次贷危机的不利冲击，中国经济增速呈现下降趋势。从2007年到2014年中国的经济增速分别为14.2%、9.6%、9.2%、10.6%、9.5%、7.7%、7.7%和7.4%。进入2015年，中国经济增速下滑就更加明显。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2015年第一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为7%，低于上年同期的7.4%，“新常态”特征更为显现，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刻不容缓。美国全球性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的爆发，引发了中国出口的外需不足。传统依靠投资拉动的经济发展方式除了消耗大量能源、资源外，还引发了大量社会、环境和健康问题。国内外经济发展环境的变化，客观上要求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创新驱动转变。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提出，使之成为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动力，也是“新常态”的必然要求。长江中游城市群（2015）成为中国践行《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的开端，可以预见，未来中原、哈长、西咸一体化等城市群也会成为国土空间均衡开发、引领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当前中国已形成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成渝城市群和长江中游城市群5大经济增长极，合计占到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的50.4%，更加说明了城市群在中国经济未来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四、大城市与小城市发展模式之争是研究中国城市规模体系的理论背景

在第八届北京国际科技博览会（2005）上，诺贝尔奖得主James Mirrlees指出，一个城市的规模不一定能够决定国家发展的趋势，关键在于每一个个体单位的发展程度。时任国家发改委地区司副司长高广生对于Mirrlees的观点持肯定态度。他认为，多年以来中国对大中城市的发展比较重视，但是对县域经济的发展重视不够；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要发展一大批中小城市。与之相反，中科院可持续发展研究组组长、中科院首席科学家牛文元强调，中国城市首位度比较低，对经济发展贡献较低，城镇化率更是不足，因而，有必要进一步加快大城市的发展。Au和Henderson（2006）利用中国数据证实了实际工资与城市规模的“倒U形”关系；虽然城市的集聚经济提高了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但是中国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限制移民措施，导致中国的城市规模仍然较小，远未达到最优的城市规模。柯善咨和赵曜（2014）从产业结构的视角，重新证实了Au和Henderson（2006）的结论——中国的城市规模小于最优规模；他们计算得出中国城市平均最优人口规模为629万（当服务业就业人数与制造业就业人数之比为1.44时），并且最优城市规模从东部、中部到西部地区依次递减。不同学者关于中国城市最优规模的争论，更加凸显在中国的新型城镇化道路中，研究中国城市最优规模的理论意义。

《全国城镇体系规划（2010—2020年）》（2010）确定了北京、上海、广州、天津和重庆五大国家中心城市，后来又确定了武汉和郑州的国家中心城市地位。这也引发了其他区域性中心城市，沈阳、杭州、南京、西安等在制定城市规划时，力争在不远的将来或更长时期内成为国家中心城市。这些城市的常住人口均超过800万（2013年数据），可以预见，未来这些城市将成为人口超过一千万的超级都市，这不禁让人疑惑：中国需要多少个国家中心城市？又需要多少个区域性中心城市？国务院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指出，当前中国城镇化进程存在如下问题：大量农业转移人口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市民化进程滞后；“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建设用地粗放低效；城镇空间分布和规模结构不合理，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不匹配；城市管理服务水平不高，“城市病”日益突出；自然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不力，城乡建设缺乏特色；体制机制不健全，阻碍了城镇化健康发展。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本书研究不同时期内中国城市数量变化、城市规模的分布以及地理空间分布变化、不同地域（地区、省域和城市群）范围下城市规模的时空变化，运用中国数据验证最优城市规模理论，并分析最优理论规模与实际规模差异产生的原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本书的研究结论也为中国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实施提供重要的政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