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海德格尔的道缘
海德格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比较多地公开谈论中国的“道”。这个事实往往造成了这样的印象，即他只是从40年代后期才开始关注道。可是，实际上，早在1930年，海德格尔就已经能在学术研讨会中随机地援引《庄子》来说明自己的观点了。当年的10月8日晚，海德格尔在不来梅（Bremen）做了题为《论真理的本性》的演讲。这就是他思想“转向”后期的开端。第二天，又在克尔勒（Kellner）家中举行了学术讨论会。当讨论涉及“一个人是否能够将自己置于另一个人的地位上去”时，遇到了困难。于是，海德格尔向房子的主人索取一本德文版的《庄子》。一位叫亨利希·比采特（H. Petzet）的参加者回忆了当时这个戏剧性的场面：“海德格尔突然对房屋的主人说：‘请您借我《庄子》的寓言集用一下！’在场的听众被惊呆了，他们的沉默让海德格尔感觉到，他对不来梅的朋友们做了一件不很合适的事情，即当众索取一本根本无人知晓的书并因而会使克尔勒先生难堪。但是，克尔勒先生却一秒钟也没有迟疑，只是一边走一边道歉说他必须到书房去找。几分钟以后，他手持布伯（M. Buber）翻译的《庄子》回来了。惊喜和如释重负，人们鼓起掌来！于是海德格尔读了关于鱼之乐的故事［即‘秋水第十七’末尾的‘庄子与惠施濠上观鱼’的一段］。它一下子就更强地吸引住了所有的在场者。就是那些还不理解‘真理的本性’的演讲的人，思索这个中国故事就会知道海德格尔的本意了。”29
这样一个事实表明了什么？《庄子》绝不是一本易读的书，要能贴切地引用其中的寓言来阐释思想更要求长期的、反复的阅读和思考。而且，一般读道家著作的顺序是先《老子》后《庄子》，或起码在读庄子时要“解老”。再者，海德格尔的治学从来都是厚积而薄发，除非有大量的阅读和思想上的对话做后盾，他绝不轻易提到某位思想家及其言论。所以，从比采特的这个回忆可以推断，海德格尔起码在1930年之前的一段时间内，就已认真阅读过《庄子》《老子》，并与之产生了思想上的共鸣和交流。这对于一位受过天主教神学训练、以重现西方思想的本源为己任的大思想家来说，是极不寻常的事情。他必定是在道家学说中找到了某种与他最关切的思路相关的东西，才会有这种令当时的德国人先是“惊呆……沉默”、既而“惊喜和如释重负”的非常之举。而且，更具体地说来，阅读老庄很可能与他思想的转向有某种内在关系。
30年代的大半时间里和40年代前半期，海德格尔生活于纳粹统治下的德国。他始而积极投身，希望借此潮流一展自己“匡时济世”的抱负，但旋即失望退出。“道”如何伴随他度过这一段时间，我们还不得而知。30可以肯定的只是，老庄的思想并未离开他。因此，当40年代中期，天翻地覆的人世和个人遭遇使他进一步脱却了“人们”（das Man），退隐于思想的最深处时，让他得到安慰的是中国古人的智慧，而他的第一个愿望就是要到老子的五千言中去寻求一个新境界。1946年春，萧师毅与正在接受占领军当局审查的海德格尔在弗莱堡的木材集市广场相遇，由此引发了两者之间的这样一段对话：
在这段叙述中，海德格尔的那种“被夹在两者之中”的状态以一种令他本人苦恼的形式表现了出来。但是，他却没有或无法到天主教会或任何一种西方的意识形态中去得到最需要的支持，反倒是被一个东方哲人的话“深深打动了”。他的思想特点、这种思想的命运，以及他本人对东方的亲近感，于此可见一斑。而且，他当下主动提出的建议是翻译萧师毅那天并未提及的《老子》。这样一个严肃的、要消耗大量时间和劳作的愿望也绝不可能出于一时冲动，而应是多年宿愿的及时“开启”（Erschlossenheit）和“显现”。
海德格尔与萧师毅合作翻译《老子》的过程和结尾也是富于含义的。1946年夏季学期一结束，每个星期六，萧师毅就到海德格尔的山间小屋去进行这项工作。很可能是在海德格尔的提议下，他们并不参照其他人的翻译，而是直接与《老子》的原文打交道。而且，他们也并不严格按照此书的顺序进行翻译，而是先着手于那些涉及“道”的章次。海德格尔不只是要从文字上翻译出《老子》，他更要与这本书的中文文本进行直接的对话，并首先获得对于“道”的语言体验。由此看来，他多年阅读德文本的老庄的经验已在他心中聚集了要直接理解中国“道”的要求。海德格尔进行这项合作的具体方式更是说明了这一点。萧师毅写道：“海德格尔实质上是在考察，深入地、不知疲倦地、无情地询问。他追究原文中的符号关系，这些关系之间的隐秘的相互引发，以及在这种相互引发中产生的每一种可想象得出的意义的上下文。只有各种意义的完全整合到位才使他敢于去决定一个思想形式的轮廓，并由此去将中文原文的多层含义清楚地、和谐地转化为西方的语言。”32可以想见，这种研究式的或海德格尔式的“翻译”不会进行得很快。到整个夏天结束时，他们只搞了八章。萧先生虽然意识到这个合作的成果会带来轰动性效应，但是，正如他所说的，“我必须承认，在我们的工作中我无法摆脱掉一种轻微的焦虑，那就是海德格尔的笔记已超出了翻译的范围，这种倾向使我这个翻译者和中间人感到不安”33。萧师毅的“不安”确有道理。很明显，海德格尔的目的和做法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翻译，即按照萧师毅告诉他的意思用德文相应地写出《老子》的译文。他最需要的乃是一种摆动于两个语言之间的思想上的实际交流。通过这种没完没了的“自身缘构发生式的”（ereignend）询问，海德格尔想获得对于“道”的直接语言经验。不过，这并不是说海德格尔是在打着“合作翻译”的幌子而利用他人。海德格尔的一生中似乎没有出版过什么翻译作品，尽管他精通不少种外文。因此，在这次空前绝后的翻译工作中他几乎完全是个新手。很自然地，他是在用他平日读书、写作、教学的风格来从事这项工作的，而这却会令萧师毅感到“焦虑”，因为他只习惯于一般意义上的翻译方式。终于，萧先生决定不再继续这项合作了。直至60年代，当萧师毅再次携友访问海德格尔时，后者还不无遗憾地提及萧师毅的退出34。确实，思想的分量毕竟比单纯的翻译沉重不知多少倍！
尽管这次合作没有取得翻译成果，却深远地影响了海德格尔，形成他与道家关系中的一段大因缘。波格勒这样讲：“虽然这次对老子的翻译没有进行很久，它却是一个要使西方哲学的源头与伟大的东方传统中的一个源头相遭遇的努力。这次经历在一个关键的形势中改变了海德格尔的语言，并给了他的思想一个新的方向”35。说这次遭遇给了海德格尔思想“一个新的方向”，可能有些夸大了，因为海德格尔与道家的交流不会晚于20年代末；而且，作为一个整体的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观从来就不是隔膜的。但是，说这个经历“在一个关键形势中改变了海德格尔的语言”，却有几分道理。从1947年的《出自思想的体验》和《关于人道主义的信》开始，海德格尔的作品中的语言有了越来越多的道家痕迹。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次合作所提供的“中文经历”，海德格尔对于自己的“道性”信心大增，以至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几次在正式出版的著作中言及“道”和老庄，形成了他与“道”相沟通的高潮期。在公开出版的海德格尔的著作中，已发现五处与道家有关的文字。两处直接说到“道”，三处引用《老子》和《庄子》的原话来阐发自己的思想。本书附录的第一部分已译出了全部有关的段落，最后一章的第三节也将直接讨论它们的含义，这里只做一个先行的说明。
在《同一的原理》（1957年）中，海德格尔将“中国的主导词‘道’（Tao）”与古希腊的“逻各斯”以及他自己思想中的主导词“自身的缘构发生”（Ereignis）相提并论，认为它们所显示的乃是思想最原发的体验境域，因而是“难于［被现成的概念词汇］翻译”的。这些思想的充分实现将导致技术机制的消解，即从它当今的统治地位回转到在一个缘构发生的境域中的服务。在这样一个生动的、和谐的、充满原初意义的境域中，人将更真态地赢得自身的缘发本性36。《语言的本性（Wesen）》这篇文章出于海德格尔1957年12月和1958年2月在弗莱堡大学做的演讲，收入《在通向语言的道路上》。在这里，海德格尔直接讨论“老子的诗化思想”中的“道”的含义。他认为这个词的原本意义是“道路”；而且，与绝大多数的注解者不同，他不认为这个“道路”的意义可以被抽象化为更“高”的什么东西，而就应该在“道路”（Weg）的原初意义上理解它。对于海德格尔，如上节讲到的，与人生和天地相沟通的道路不只是连接两个现成点的线路，而是引发本源境域的几微，而且就是这自身引发着和维持着的终极境域本身。他这样写道：
由此简单的说明和引证已可看出，中国的道在海德格尔心目中代表了最本源的一条思想道路，与他本人最深切关注的问题——语言的“全部秘密之所在”、技术对人的统治、作为存在本义的“自身的缘构发生”等等——以及思考这些问题的基本思想方式息息相关。至于在什么意义上或以什么确切的方式相关，则正是这本书要一步步地去揭示的东西。
在1958年发表的《思想的根本原则》一文中，海德格尔引用了《老子》第二十八章中的“知其白，守其黑”39。又在1962年做的 《流传的语言和技术的语言》的演讲文章中援引了《庄子》“逍遥游”末尾关于“无用大树”的一段话40。这两处直接讨论的都是技术问题。在海德格尔看来，现代技术与西方形而上学有着重要的思想关联。它只去追求揭蔽状态的光明和有用，以至产生出了原子弹爆炸时“比一千个太阳还亮”的致命的光明，并将一切包括人生形态按照单一的有用标准“冲压”成型。它看不到，“黑暗”的、“无用”的维度对于人生的极端重要性。一个清新真实的人生和世界一定是那能够巧妙地发生于这两者之间、并维持住“黑暗的光明”和“无用之大用”的缘构境域。这“发生”和“维持”，却都与“技艺几微”（technē）和“诗意的构成”（Dichtung）有关了。
在出版物中，还有一些被别人报道出来的有关海德格尔与道的关系的事实。比如，据萧师毅和另外一些人的回忆，海德格尔的书房中挂着他请萧师毅写的一对条幅，上书《老子》第十五章中的两句话：“孰能浊以止，静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动之徐生？”萧师毅并在中间加一横批：“天道。”41萧师毅在其回忆中又提到，海德格尔在弗莱堡的保鲁教堂所做的《技术与转向》的演讲中讲道：“如果你要用任何传统的，比如本体论的、宇宙论的、目的论的、伦理学的等等方式证明上帝的存在，你就贬低了他；因为上帝就像道（Tao）那样是不可被言说的。”42波格勒则报道海德格尔在1960年于不来梅做的题为《象与词》的演讲中，使用《庄子》第十九章“达生”中的“梓庆为
”的故事来拒绝在美学讨论中流行的质料与形式的二元区别43，等等。
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海德格尔还在出版物和一些场合讲过他对“东西方思想”的“交汇”的看法。他50年代的言论是比较积极的，希望“使欧洲和西方的说（Sprache）与东方的说进入对话，以便在此对话中有某些东西从一个共同的本源中涌流出来、被歌唱出来”44。到70年代就变得比较谨慎了。下面这段话说出了他的愿望和遇到的困难之所在：“对于我，与那些相对于我们来说是东方世界的思想家们进行对话是一桩一再显得急迫的事情。在这个事业中的最大的困难，就我所见，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欧洲或在美国，除了很少几个例外，几乎没有什么［思想家能］通晓东方的语言。另一方面，将东方的语言翻译为英文，就如任何一种译作一样只是一种权宜之计。”45对于海德格尔，与东方思想的对话是“一桩一再显得急迫的事情”。但困难来自这样一个事实：他和大多数西方哲学家无法阅读用东方语言写成的原文。结合前一段的引文，可以看出，“语言”“说话”在海德格尔与东方思想的对话中是一个最令他牵挂或烦心（Sorge）的问题。这也正可说明他与萧师毅合作的前因、进程和后果。他的思想需要直接的语言环境就像鸟需要空气、鱼需要水一样。
有了这样一番疏通，我们就可知道，当海德格尔于1966年《明镜》记者访问时讲“只有一个上帝能救我们”和“思想的转变只能通过同源同种的思想”46时，他并非又回头皈依了靠教会维持的天主教或完全否认东西方实质交流的可能，而只是在否认那种达不到源头——原本意义上的“语言”或“说”——的概念式的东西方思想的比较和搬弄。而他心中的“上帝（神）”和“逻各斯”，如前面所提到的，乃是与“道”有着深切关联的思想的本源。顺便说一句，海德格尔从未对“道”说过任何迟疑性的话。而且，在他的已经发表的公开出版物中，唯一被讨论和推崇的东方哲理思想只有“道”。于此可见他治学之谨慎和与“道”的特殊因缘。费舍 – 巴尼克尔记叙道：虽然海德格尔从早年就与日本学者多有来往，“但从中国人那里学到了更多的东西”47。而且，读了上一节的人会看出，海德格尔对于中国道的长久、深刻的兴趣不只与他的学术思想相关，在更深切的意义上是来自他天性中质朴自然而又充满诗境的那个维度，也与他在田野道路上和托特瑙山间的原初体验大有干系。因此，他的乡土意识并不妨碍他与万里之遥、千载之上的一个异国思想的沟通，并可以用“施瓦本和阿雷曼地区的方言的古老用法”来解释“道”的开路本性。而他心目中的古希腊和基督教的“神”，也竟可以与中国的“天道”发生合乎时机的对话。
1 托马斯·席汉（Thomas Sheehan）：《海德格尔的早年：片断的哲学传记》 （Heidegger’s Early Years：Fragments for a Philosophical Biography），载席汉主编《作为一个人和一位思想者的海德格尔》（Heidegger: The Man and the Thinker）（Chicago：Precedent Publication，1981），第3页。席汉在这里引用的是P. Huehnerfeld关于海德格尔的一句话。
2 关于海德格尔引用《庄子·秋水》中“濠上观鱼”（庄子与惠施争论人是否能知水中的鱼之乐）的事实，见帕克斯（Graham Parkes）主编：《海德格尔与亚洲思想》（Heidegger and Asian Thought）（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87），第52页。又见本书附录三·1。
3 海德格尔：《八十诞辰纪念集（由他的家乡梅斯基尔希镇编辑）》（Zur 80 Geburtstag von Seiner Heimatstadt Messkirch）（Frankfurt am Main：Vittorio Klostermann，1956），第8页。
4 海德格尔在后期著作中常用“交缝”（Fuge）或“间隙”（Riss）这样的词来形容“技艺几微”（technē）的引发机制。参见以下第8章第一节。另外，“Fuge”又有“赋格曲”的意思。
5 此段话末尾的“Gebirge des Seyns”又可译为“存在的隐藏之处”。海德格尔：《八十诞辰纪念集》（Zur 80 Geburtstag von Seiner HeimatstadtMesskirch），第10页。
6 海德格尔：《八十诞辰纪念集》（Zur 80 Geburtstag von Seiner HeimatstadtMesskirch），第11页。
7 海德格尔曾用“相互对视”解释他后期的主导词“Ereignis”（自身的缘起发生）的词源义。参见《同一与区别》（Identitaet und Differenz）（Pfullingen：Guenther Neske，1957），第25页。而且，引文中给出德文原文的词大多也是他用来表达纯思想的词。
8 海德格尔：《八十诞辰纪念集》（Zur 80 Geburtstag von Seiner HeimatstadtMesskirch），第14页。
9 克兹尔：《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起源》（The Genesis of Heidegger’s Being and Time），第3页。
10 海德格尔：《八十诞辰纪念集》（Zur 80 Geburtstag von Seiner HeimatstadtMesskirch），第13 — 15页。
11 参见附录一·2、三·7。
12 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道路上》（Unterwegs Zur Sprache）（Pfullingen：G. Neske，1986），第260页注释。
13 海德格尔：《朝向思想的实情》（Zur Sache des Denkens）（Tuebingen：Max Niemeyer，1976），第81页。
14 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道路上》（Unterwegs Zur Sprache），第96页。
15 席汉主编：《作为一个人和一位思想者的海德格尔》（Heidegger: The Man and the Thinker），第22页。
16 参见以下第16章第二节的讨论。如果可能的话，读者在读完了本书第2章后，就应先读这一节，然后再顺序往下进行。它给出了有关海德格尔思想方式的形成的重要线索。
17 参见第4章第106页注释②。
18 克兹尔：《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起源》（The Genesis of Heidegger’s Being and Time），第8页。
19 同上书，第81页。
20 同上书，第72页。
21 克兹尔：《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起源》（The Genesis of Heidegger’s Being and Time），第315页。
22 《海德格尔全集》（Gesamtausgabe）（Frankfurt：V. Klostermann），第20卷。
23 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Kant und das Problem der Metaphysik）（Frankfurt：Klostermann，1991），ⅩⅤ。
24 《海德格尔全集》（Gesamtausgabe），第65卷。
25 席汉主编：《作为一个人和一个思想者的海德格尔》（Heidegger: The Man and the Thinker），第27页。
26 席汉主编：《作为一个人和一个思想者的海德格尔》（Heidegger: The Man and the Thinker），第28页。
27 同上书，第29页。
28 同上书，第28页。
29 海因里希·比采特（Heinrich Wiegand Petzet）：《不来梅的朋友们》，见《回忆马丁·海德格尔》（Erinnerung an Martin Heidegger）（ed. Guenther Neske，Pfullingen：Neske，1977），第183 —184页。
30 由于新材料（见本书末尾附录的一·5）的发现，我们现在知道海德格尔于1943年撰写了《诗人的独特性》一文，其中引用并翻译《老子》第十一章，以便理解荷尔德林的独特性所在。他的讨论涉及“存在论的区分”“存在”“时间”“历史”“诗性”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对于这个材料的介绍和分析，参见本书作者的另一部著作，即200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海德格尔传》第二版第17章。
31 帕克斯主编：《海德格尔与亚洲思想》（Heidegger and Asian Thought），第94 —96页。
32 帕克斯主编：《海德格尔与亚洲思想》（Heidegger and Asian Thought），第96页。
33 帕克斯主编：《海德格尔与亚洲思想》（Heidegger and Asian Thought），第98页。
34 同上。
35 同上书，第52页。
36 海德格尔：《同一与区别》（Identitaet und Differenz），第24 —26页。
37 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道路上》（Unterwegs zur Sprache），第198页。
38 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道路上》（Unterwegs zur Sprache），第197 —198页。
39 参见附录一·3。
40 参见附录一·4。
41 帕克斯主编：《海德格尔与亚洲思想》（Heidegger and Asian Thought），第100页。
42 同上书，第9页。
43 同上书，第55 —56页。
44 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道路上》（Unterwegs zur Sprache），第94页。
45 海德格尔1970年写给在夏威夷召开的“海德格尔与东方思想”的会议的信。见《东西方哲学》（Philosophy Last & West）杂志，20卷，30期，1970年7月。参见附录二·2。
46 席汉主编：《作为一个人和一位思想者的海德格尔》（Heidegger: The Man and the Thinker），第62页。
47 参见附录三·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