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第二次路线之争

一代名相、秦朝制度的总设计者李斯，在第一次路线之争中赢得了最终胜利。在这场重要的廷议中，秦始皇站在了他的一边。或者说，是他站在了秦始皇一边。李斯由此跨上了位高权重、改写历史的最后一步。

第一次议论分封制度时，“群臣皆以为便”，秦国朝堂上持分封观点的官员也是占多数的，可见秦始皇改革的阻力不只在关东地区。面对巨大的阻力，也许李斯并不是想讨好秦始皇，而是因为李斯是唯一与秦始皇有着令世人匪夷所思之孤独理想的同道之人。

第一次路线之争时，李斯还没有当上丞相，在朝堂上的人事影响力仍然有限。此外，秦朝在全国的郡县制官僚体系还没有铺开。李斯虽然代表的是法家理念，但这次更趋向于个人的立场。秦始皇与李斯于朝堂联手，面对全天下的质疑，一往无前。此后，秦朝的国体和制度得以确立，路线之争仿佛已经结束了。对于制度的落实，一切都在秦始皇强大的权威与声望之下有序地进行着。

其实在《秦始皇本纪》里，秦始皇被描绘得犹如一件不折不扣的历史工具。以秦朝建立为起点，他的所有功绩，都源于秦朝制度和集权政治；他的所有罪过，也是因为秦朝制度和集权政治。我们不知道他有过怎样的忧伤，不知道他爱着什么样的女人，不知道他有什么爱好和娱乐，我们看到的，是他怀着的亘古未有之功业心、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执念。我不觉得同吃五谷杂粮，同有伤痛疾病却精明如此的秦始皇，会真的相信飞升成仙、长生不老。和后来痴迷于道家丹药的皇帝一样，秦始皇广招方术士炼丹，也无非是将人人都无法逾越的生死命数死马当活马医罢了，是想为自己创立的新国家多掌一会儿舵吧。毕竟暗潮汹涌，拥有最强大权威的他在任内能多解决一些问题，他心里能安稳些。

秦始皇心里不安吗？是的。一个安心的皇帝，不会每天强行批阅一百二十斤的奏牍才让自己睡觉。一个安心的皇帝，不会放着安全舒适的宫殿不住，常年奔波在千里之行的路上，而且依旧要批阅那些奏牍。很多人说那是享受。可是，在那个没有平滑的柏油路面，车轮连橡胶圈与简单的减震功能都不具备的时代，相比待在各种物质一应俱全的深宫中，即使车辇再豪华，巡游也终归是颠簸疲惫的旅途——那还是昔日敌国的土地，有人不止一次在路上刺杀过他——他最终也确实累死在路上。本应主宰别人且能够完全自主的秦始皇，为了这庞大的大秦王朝活成了无法停歇的强迫症患者。掌控天下的他，到底在怕什么？

《史记·封禅书》记载，秦始皇称帝的第三年，“与鲁诸儒生议”之后，遵从儒家倡导的礼仪，封禅泰山。在宋代儒家的理学革命之前，儒学越往前，越是充满神秘主义。泰山地处儒家圣地，在周公的封国鲁国境内，紧邻儒学殿堂和治学中心曲阜。作为第一个皇帝，依儒礼封禅泰山，其实是表示对儒家的尊敬和重视。从这里可以看出，秦始皇在称帝之初是极力拉拢儒生的。但封禅之时，秦始皇遭遇暴雨，十分狼狈。即使儒生以礼法不一刁难，即使儒生“闻始皇遇风雨，则讥之”，嘲笑秦始皇，也未见秦始皇有报复之举。从封禅泰山第一帝的角度来看，凭西方定天下后再依齐鲁之礼来泰山封禅，这本身就是招抚东方人心的举措。

秦朝的博士至少有七十多人。确立皇帝称号、改制等大的国策方针的制定，都有博士参与制定和进行廷议。儒学作为先秦最大的学派，当世显学，教育普及的第一线，李克及其学生伏胜、淳于越、鲍白令之、桂贞、茅焦、叔孙通等十七个有名可考的秦朝博士，全都是儒生。而且，叔孙通是秦二世时期的博士。秦始皇临死前，博士也依然活跃，曾奉命作《仙真人诗》。可见，秦始皇称帝之初，并非对儒家刻意打压，而是有意拉拢。即使到他驾崩时，也没有对儒家彻底罢斥。

儒家是周制的最大摇旗者和吹鼓手，周制的核心理念之一就是分封。秦代儒家的核心主张就是分封建国。儒家也是关东舆论的主要代言人，是有教无类的识字教育第一线的工作者。他们能够引导民间舆论，也能有效获取民间诉求。这样一个学派，不只是汉武帝不敢得罪，连儿子都不封的秦始皇也要予以拉拢。但秦始皇除了拉拢名儒为博士，给少数顶尖大儒参政议政权外，却没有对遍及天下的普通儒家子弟开放汉武帝后来那样的入仕渠道。儒家作为一个以知识分子为主的学术集团，其实也是想登堂入殿，实践本学派的治国理念的。但只有议政权，没有行政权，这种不满会积聚，最终成为一股浪潮。

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以前，秦始皇没有焚书坑儒，没有独尊法家，而是给予各学派一定的包容，对儒家进行招揽。按说儒家强调秩序和忠君，只需配合秦朝国体在学术上进一步改造，应该能与秦朝廷有起码的和谐共处。但秦朝的儒家其核心主张就是分封，岂会对秦始皇让步？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的寿宴上，竟意外爆发了第二次路线之争。还是分封与集权之争，还是第一次路线之争时熟悉的配方和味道。儒生博士淳于越的这次发难，距离王绾与李斯之争已经过去了九年。秦朝的中央集权郡县制度，已经确立了九年。

博士、齐人、儒生淳于越再次提出分封，引发了更为激烈的路线之争。“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今（仆射周）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这已经是直接谴责秦始皇采纳集权方案是过错，是不泽后代的道德问题了，指责秦始皇的言辞十分激烈。皇子们又被推到了舆论和政治斗争的前沿。这是把秦始皇架在道德的火炉上烤啊，不分封就是对不起祖宗和后代。以华夏族的宗法观念之深，可想秦始皇心中应当是很愤怒的。

但君主居中决策，选择性采纳意见，而不轻易站队表立场，是权力运作的基本手段。秦始皇没有直接发难，而是依规矩“下其议”，即为解决这次争端，再次举行大规模的廷议。丞相、法家代表、第一次路线之争的胜利方李斯，再次出面抗衡。李斯这次对儒家与淳于越，也不像对站在秦国利益角度提出温和意见的王绾那样客气了。他不仅批驳了淳于越的说法，还请求皇帝：“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这就是禁书、焚书事件，以及全面树立独尊法家的“以吏为师”的开始。自此以后，法家独大，李斯迎来了权势巅峰。

这次路线之争背后，不仅是双方各自的政治伦理、文化意识和制度理想不同，更是因统一而进入权力中枢渠道受阻的关东士人与遍布中央与地方的法家职业官僚的利益之争。已经施行九年的郡县制如果被剜掉一大块，将是多少职业官僚“丢饭碗”的导火索。以吏为师，其实是李斯为稳固身后庞大的法吏集团的入仕途渠道之举，这是对进攻方儒家的一次防守。这次路线之争，贵为丞相的李斯不再是一个人了。他的身后，是一个以他为首，已经运作了将近十年的、新兴的、庞大的、郡县制下的法家职业官僚利益集团。

抑制着被指责之愤怒的秦始皇再次做出决策：“可。”仅一个字，秦朝政治开始走向不可预知的新方向。这个“可”对政治平衡的破坏，将是秦朝爆发的一连串困局中倒下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秦朝的皇子，除了富有、尊贵，在爵位等级上并未得到可名正言顺传袭的正式贵族身份，与民无异，真的就是淳于越所说的“匹夫”。这是秦始皇刚驾崩，他除了胡亥以外所有儿女就全被杀死的根源。淳于越说皇子都是匹夫，秦朝一旦有变“何以相救”，从后续发展来看是非常有道理的，这一点不应否认。

秦始皇没想到的是，紧随焚书而来的，就是储君问题的白热化。储君问题爆发的开端，是所谓的坑儒事件。坑儒，坑的又是儒家。儒家注定了与秦朝的灭亡，与分封和集权的路线之争有着不可分割的博弈当事方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