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谁能终古老泥蟠”：提携弟弟建立军功
一、无微不至的指授
｜一｜
离开北京之后，经过几年寒窗苦读，曾国荃终于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也就是二十四岁这一年，以府试案首（也就是在府试中考取第一）入湘乡县学，成为秀才。[1]
咸丰二年（1852年），曾国藩因母亲去世回到老家，结束了十多年的京官生活。咸丰三年（1853年），他在长沙创立湘军，开始了自己的军事生涯。
曾国荃和其他几兄弟一起，到长沙帮过长兄一段时间忙，不过他并没有动过以军功博取出身的念头。在曾国藩的几个兄弟当中，曾国荃是想在科举道路上继续奋斗下去的意志最坚定的一个。咸丰四年（1854年）他又回到家乡，一边设馆授徒，一边攻习举业。次年又考取了优贡生。
清代的科举制度并不如我们大多数人理解的那样简单，只有秀才、举人、进士三大步。在秀才和举人之间，还有很多特殊的名目。比如各省每三年可以从秀才当中选拔几名优秀者，称为“优贡生”，优贡生虽然离举人还有距离，但是已经有资格入国子监学习并授低级官职。所以这也算是一件不大不小的喜事。曾国藩在家书中说：“兹幸沅弟得进一阶，母亲必含笑于九京。”[2]家里还为此专门举行了持匾仪式。
按清制规定，这种优贡生还要到北京去参加一次例行考试，才能获国家承认。咸丰六年（1856年），曾国荃兴致勃勃从家乡出发，赶赴北京。但是行至长沙，却发现进京道路已经被太平军阻断，不能成行，在长沙等了一段时间，道路仍然未通，只好捐报了一个同知衔（同知是知府的副职）了事。
这次道路受阻，让曾国荃意识到，如果太平天国迟迟不能平定，他可能很长时间内都无法按正常节奏继续走科举之路。
｜二｜
湘军练成之后，幼弟曾国葆也曾追随曾国藩作战，企图以此谋取功名，但是他在岳阳一战临阵退缩，令人失望，被曾国藩在长沙整军时打发回了老家。
在那之后，曾国藩决心不让兄弟再参与军事。
咸丰五年（1855年）十月，他在家书中说：“带勇之事，千难万难。任劳任怨，受苦受惊，一经出头，则一二三年不能离此苦恼。若似季弟吃苦数月便尔脱身，又不免为有识者所笑。余食禄有年，受国厚恩，自当尽心竭力办理军务，一息尚存，此志不懈。诸弟则当伏处山林，勤俭耕读，奉亲教子，切不宜干涉军政，恐无益于世，徒损于家。至嘱至嘱！”[3]
曾国藩的想法是，战场至危，曾家有他一个出山带兵为国尽忠就可以了，其他兄弟，特别是天赋较好的曾国荃和曾国华，还是要以读书举业为重。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曾国藩的这个安排，很快被形势的变化打破。
咸丰六年，曾国藩所部湘军在江西被太平军团团围困，文报不通。曾国藩后来在文章中描写当时的危险情形说：“凡江西土地，弃之贼中者为府八，为州若县若厅五十有奇，天动地岌，人心惶惶，讹言一夕数惊，或奔走夺门相践死。楚军困于江西，道闭不得通乡书，则募死士，蜡丸隐语，乞援于楚。贼亦益布金钱，购民间捕索楚人致密书者，杀而榜诸衢。前后死者百辈，无得脱免。”[4]也就是说，江西八府五十多个州县都被太平军占领，处处人心惶惶，有时谣言一到，举城争逃，有人竟然在夺门而出时相互践踏而死。湘军被困，道路阻断，他重金招募了一批死士，用暗号隐语写成书信，藏在蜡丸中，前往湖南求援。但是这些都被太平军查获，前后死了一百多人，一封信也没能送达。
数月之间，曾国藩与家中不通信息，生死不明。曾家人非常焦急。先是曾国华赴湖北找胡林翼想办法去援救大哥，成为湘军统帅。之后不久又有一个叫黄冕的官员来找曾国荃。原来黄冕这一年被清廷任命为江西吉安知府，不过吉安已经被太平军占领，要想当上这个知府，先得收复吉安。黄冕想到了湘军大帅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找他商量，表示希望由他出面组织一支军队，赴援江西。
此时曾国荃正因为赴北京考试受阻滞留长沙。此时他已经三十三岁了，连举人还没考取。而到了这一年，他认识的很多人都已经通过军功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比如他曾经拜为老师的罗泽南，短短五年，就从一个穷困潦倒的老秀才变身为加按察使衔的堂堂道员。看来，他也应该跳出科举出身的思维定式了。
恰在此时，有人主动把机会送上门来，而且还顶着“救援家兄”的名头，曾国荃迅速决断，一口答应下来。史载他“念兄国藩急，慨然曰：‘方吾兄战利，吾从未至营相视，今坐困一隅，义当往赴”。[5]
我哥哥战事顺利的时候，我一次也没去过。现在他被困了，我自然应该前去援救。
曾国藩的弟弟这块招牌果然管用。这一年十月，曾国荃招募两千人，会合湘军老将周凤山部，进军吉安。此军名字就定为“吉字营”。曾国荃弃文从武，开始了带兵生涯。
｜三｜
曾国荃在曾家兄弟当中，是一个“综合型人才”。曾家人之所以认为他最有可能走通科举之路，主要不是因为他文笔最优（单论文笔，还属老六曾国华最好），而是因为综合素质特别是意志力最为突出。
科举之路是漫长而艰苦的，锲而不舍的精神和才华同样重要，有时甚至比才华还要重要。曾国荃是一个特别争强好胜且意志力特别强的人，用湖南话说，吃得苦、霸得蛮，做事一条道走到黑。
此外，曾国荃还颇有办事之才，头脑比较清楚，口才也出众。曾国藩曾在咸丰八年（1858年）十月二十七夜信中说“弟善说话”[6]。曾国藩刚刚办理团练时，曾国荃就为他“画治兵三十二策”，出了三十二条主意。据说“其后，国藩勇与提标兵哄，乃叹曰：‘三十二策，惟一策未用，乃至此！’以是奇公”[7]。这个说法显然有点夸张了，不过曾国藩确实曾说过曾国荃“吏才”尤胜于其“将才”，可见他对曾国荃的办事能力、协调能力一直比较认可。
此外，曾国荃身上还有一股江湖气。他性格直爽，脾气火暴，乐于助人。赵烈文说他“为人笃厚无比，任事之勇，为事之敏，亦世希（稀）有”[8]。《中兴将帅别传》说他“性爽迈，不屑屑于小节。轻财好义，为人谋衣食常恐不足。推心置腹，任人不疑，故豪杰乐为之用”[9]。性格豪迈，不拘小节，轻财好义，给别人帮忙总是尽心尽力，非常热情。对人也是推心置腹，用人不疑，所以大家都愿意跟着他混。从这些描述来看，他颇有江湖大哥的素质。
这种才干和性格，是比较适合带兵的。
然而对于曾国荃从文转武，曾国藩一开始不是特别赞成。曾国藩经常劝另外两个弟弟曾国华、曾国葆不要一门心思吊死在科举这棵树上。但是这话他从来没有对曾国荃说过。曾国藩还是希望九弟能走正途出身。
听说曾国荃也开始带兵后，他写信给曾国荃说，吉安之战后，“无论战之胜败，城之克否，即可敬谢速行。或来章门与余相见，或归里门侍奉老亲，无为仆仆久淹于外也。此事登场甚易，收身甚难，锋镝至危，家庭至乐，何必与兵事为缘？”[10]劝他打完吉安最好还是回家读书。曾国藩说，不想让他带兵，是因为带兵打仗风险太大，并不如想象的那样易于建功[11]。
但曾国荃却不同意。他虽然初出茅庐，出师却极顺利，沿途攻破安福等几座太平军营垒，很快进逼到吉安城下。打了几个胜仗之后，曾国荃越发相信自己有带兵才能，铁下心来，要以军功作为出身之路。
在几次战役过后，曾国藩也放下心来，他发现曾国荃行军布阵颇有章法，对曾国荃的表现也越来越肯定。他在家书中这样汇报：“九弟治军严明，名望极振。吾得两弟为帮手，大局或有转机。”[12]
曾国藩判定这个弟弟在军事上会大有作为，因此开始了对曾国荃的着力培养。就像当初在家书中耐心教导他如何写文章一样，此时他又开始通过家书，详细指授曾国荃如何打仗。
他在家书中分析与曾国荃合作的湘军老将周凤山的为人特点，告诉国荃如何与周军相处。又教导他，在战场上最重要的是“澄心定虑”，事乱心不乱：
曾国荃像
他告诉曾国荃，太平军的用兵特点，是习惯挟裹大量流民以壮声势，所以刚刚和他们交手的人，很容易被他们的阵势吓倒。当初曾国葆之所以失利，就是因为如此。另一个是太平军耐心极强，习惯和对手“揉来揉去”，慢慢等你露出破绽：
他教曾国荃如何围城：“围城之法，扎营不宜太近。一则开仗之势太蹙，一则军事尚隐尚诡，不宜使敌人丝毫毕知也。”[15]
他教导弟弟，带兵也要有恒心，像读书一样，日夜专注于此，专攻一经，其他万事皆要置于脑后：“现在带勇，即埋头尽力以求带勇之法，早夜孳孳，日所思，夜所梦，舍带勇以外则一概不管。不可又想读书，又想中举，又想作州县，纷纷扰扰，千头万绪，将来又蹈我之覆辙，百无一成，悔之晚矣。”[16]
我们看曾国藩与诸弟书中，写给曾国荃的信不但数量最多，而且质量最高，从用兵、为人到做事，无不层层分析、耐心指点。曾国荃在曾氏其他兄弟当中后来成就最大，与此关系至巨。
｜四｜
曾国荃带兵后不久，咸丰七年（1857年），父亲曾麟书在家中去世，曾国藩委军奔丧乡居。
从咸丰七年九月到咸丰八年六月，这几个月期间，曾国藩给在前线的曾国荃写了很多长信，详细指教他用兵为政。这些信是现存《曾国藩家书》中的精品。一方面，曾国藩一生难得像这次这样享有大把无用的时光；另一方面这是曾国藩一生中最深入最痛苦的反思时段。他向皇帝伸手要官不成，反被冷落解职，因此在家不停地反思自己为官带兵以来方方面面的得失，信中所言，都是自己一生经验教训的结晶。
他教曾国荃如何与绅士相处，告诉他不要一到什么地方，就批评当地绅士，而是要以表扬奖励为主：
他教弟弟如何做人。强调待人不要用机心，要以“诚”以“愚”对人，时间长了，人家也就不和你钩心斗角了：
他教弟弟如何在官场生存，告诫他不要动不动就发牢骚、发脾气：
他不停地反省自己以前居官的错误，要求弟弟不要重蹈他的覆辙，要勤通信，信中辞气要平和谦虚：
我们看这一段曾国藩家书，似乎又回到了当初他在北京写信教导诸弟读书的情形，自己一有所见，就毫无保留地教给弟弟，不惮千言万语：
｜五｜
在湘军诸部中，没有其他将领可以像曾国荃这样得到曾国藩呕心沥血的教导。曾国荃是站在曾国藩的肩膀上开始军事生涯的。
曾家人的做事风格有相似处，那就是都能耐得烦、吃得苦，善于做扎实刻苦的功课，这也许是在曾麟书私塾中熏陶出来的结果。曾国荃虽然年轻气盛，但是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处理具体事物能做到老老实实下功夫。在曾国藩的指授教导下，曾国荃部成为贯彻曾国藩战术思想最为坚定的一支部队。吉字营是湘军诸部中体现曾国藩“结硬寨、打死仗”风格最明显的部队。
湘军打仗风格，用一个字总结，就是“笨”。
曾国藩用兵，极为谨慎。他首重“自固”，就是先要保存自我，然后再争取胜利。所以他反复强调，不能浪战，要“以静制动、反客为主”。
湘军刚刚成军出战的时候，营地经常受到太平军的突然袭击，损失不小。曾国藩的应对之策就是“扎硬寨”，或者说是“站墙子”。也就是说，每天扎下营盘之后，不管军队多么劳累，都必须首先环绕营地挖出两道深沟，筑起两层高墙，把自己保护起来。壕沟的宽度深度和营墙的高度厚度都有明确要求：“作壕之法，外内重设，外壕广六尺，深八尺，内壕半之。”[23]就是说，外面的一条壕沟宽要达两米，深要近三米。里面的一条，尺寸减半。“作墙如城，其高七尺，子墙半之，墙厚六尺”[24]，营墙也是两层，外面的一层，高两米多，宽两米。里面的一道尺寸减半。[25]
修好之后，晚上再把军队分为三班，两班睡觉，一班轮流站岗。从此湘军就不再担心太平军偷袭营地了。
但是这种做法确实极为笨拙，因为修墙挖壕是极为费工费力的事。湘军行军作息表，是每天要花四小时行军，走三十里。到了一处，再花四小时挖沟修墙，“以昼四十六刻率之，行十六刻而三十里，其十六刻以筑营垒，余十二刻而后昏暮，则神暇形壮，可以待敌。故百里而趋利者蹶，此军家之大忌也”[26]。这样，湘军就从一支军队变成了“民工建筑队”，行起军来如同蜗牛爬行，每天行程不过三十里。
曾国荃初出茅庐，不知战争深浅，对长兄这些规定当然是严格遵照执行，但心中不免有所怀疑。但是时间长了，才发现长兄这个笨办法，是吃了多少亏，死了多少人之后才总结出来的，所以每天挖沟，从不马虎。后来咸丰九年（1859年），李鸿章奉曾国藩之命赴吉字营学习军事，见曾国荃军中天天不过是挖沟砌墙这一套，很不以为然，事后对人说：“吾以为湘军有异术也，今而知其术之无他，惟闻寇至而站墙子耳。”[27]殊不知，曾国藩做事的诀窍就是“不谈过高之理”[28]，把简单的事做好。
事实上，这套笨办法不但在一开始保证了曾国荃的安全，后来还成了曾国荃一生屡克名城、终成大功的法宝。
原来，太平军战争经验丰富，要攻下太平军把守的城池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坚城之下，如果强攻，则死亡率极高。如果缓攻，因为自身立足不稳，太平军与援军往往会寻找机会，里外夹击，导致攻城失败。
在曾国藩的指授下，曾国荃运用“挖沟法”来攻城。吉字营发挥自己“民工建筑队”的特长，在吉安城外，挖了两道长壕，把吉安城围困起来，里面的一道长壕，是为了断绝城中的粮草接济；外面的一道长壕，是为了抵抗外来援军的攻击。
这个策略很有效，唯一的成本是时间。咸丰六年底，曾国荃围困吉安，开始挖沟。直到咸丰八年八月，将近两年之后，围困才最终达到目的：城中粮草消耗净尽。曾国荃在家书中说：“日来吉郡情形，城贼穷蹙思窜……迭讯贼供，均称城内粮食将尽，看来中秋前后必可得手也。”[29]果然，八月中旬，曾国荃终于拿下了吉安。
曾国荃拿下吉安后，曾国藩写信给他，对他的能力充分肯定：
长壕围城从此成为曾国荃攻城的法宝[31]，长壕在他手中，不再仅仅是自固的手段，同时也是攻敌之利器，在后来的安庆、天京战役中，他的办法也都是挖沟围城，一围就是几年，围得城里没有吃的，最终将其攻陷。曾国荃因此得了一个著名的外号，“曾铁桶”。
吉安拿下之后，曾国荃因功被擢升为知府，取得功名远比国华、国葆顺利，可见曾国荃确有军事才能，也可见曾国藩对他的指授提携非常有效。[32]
二、对九弟的破格关照
｜一｜
当然，曾国藩对曾国荃的帮助，不止于军事经验的指授。
“吉字营”在湘军中成军很晚，却建功极速。曾国荃以后起之辈的身份，很快取得了与鲍超、彭玉麟等湘军名将平起平坐的地位。这离不开曾国藩在扩军和供饷方面的“破格关照”。
同治元年（1862年）五月十五日，曾国藩在给曾国荃、曾国葆的信中说：
因为军饷供应困难，也因为坚持精兵战略，湘军对扩军控制很严。曾国藩规定，各军增募兵源必须事先经他批准，否则粮台拒绝供饷。但是曾国荃却贪多求快，每每擅自增募，曾国藩事后也只好承认，供饷如常。有一次，曾国荃居然还瞒着曾国藩，私自把降兵编成三营。这在湘军绝对是违反军纪的大事，所以一开始他没敢把此事告诉曾国藩，而是自己寻找财源，“暗贩”私盐，供给军饷，后来财源断绝，才不得不向曾国藩和盘托出。事见同治元年六七月份曾国荃致曾国藩信：
曾国藩去信质疑，曾国荃还百般搅赖，说这三营，只有选字营建立之时，因为忙着打仗，忘了写信告诉你了。其他两营，我都在报捷信中顺便提过。你说你从来没听说过，可能是公务太多，记不住这些小事了。我是因为官盐、官钱两项都裁撤了，这三营口粮无着，不得不向你正式汇报这三营的成立。要不是遇到这样的事，我到现在还不会汇报呢。这是我的疏忽大意之处，也是我的倔强不求人之处，请你原谅。
此事正当曾国荃进攻南京之际，确实有扩军需要，曾国藩也只好事后承认了。
正是因为有了曾国藩不停的破格“通融”，曾国荃部才能迅速扩充到后来的五万人。
曾国藩治军，本以“公正严明”为本，对待诸将，大体能做到一碗水端平。但是对自己的弟弟，他却做不到这一点。通过曾国藩兄弟往来家书，我们可以看到，湘军粮饷的分配，几乎就是在他们兄弟私下商量之下决定的事情。
同治元年，曾国荃与彭玉麟水师合作，夺取了长江要塞金柱关，曾国藩打算在这里设置一个税关，抽取往来商人的厘金以供军队军饷之用。曾国藩打算把抽到的厘金分给自己的两个弟弟。曾国荃分十分之八，曾国葆分十分之二（曾国葆此时再次出山，带兵追随曾国荃）。
曾国藩对自家兄弟的偏心，让曾国荃都感觉有点不好意思。他写信给曾国藩说：
也就是说，不如给雪琴（彭玉麟）也分二成，把我的降为六成，这样才公道。因为这次水师猛攻这个关口，代价不小，死伤也多。而且以后我们抽长江的厘金，全靠水师帮着稽查呢。
曾国藩收到曾国荃此信，才发觉自己居然把彭玉麟这一支忘得一干二净。这对彭玉麟未免太不公平。他于是回信说：
由这些往来书信，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曾国藩对待自己的两个亲弟弟和其他诸将时是如何“内外有别”。
｜二｜
曾国藩一生，对待朝廷可称得上“忠”，对待他人可称得上“诚”，为人处事可称得上“无私”。但是有一点例外，凡涉及自己兄弟曾国荃之处，他却一再“特殊关照”。除了在军饷上的倾斜，在战略战术的具体安排上，曾国藩也往往偏向自己的兄弟。
咸丰八年，曾国藩再次出山，与胡林翼合军一处，准备进攻安徽。进攻安徽的重点是拿下重镇安庆。
关于安庆地理位置的重要，裴士锋曾经有过描写：
在曾国藩出山之前，胡林翼本来已经做好了进军计划，进攻安庆的主力将由湖北的湘军来承担。具体战术也已经确定，那就是“围城打援”之法。
在太平天国战争之中，双方战略战术均有可圈可点之处，太平军的得意之笔是围魏救赵、指东打西，用这个计策多次解了天京之围。而湘军在军事史上最大的贡献就是“围城打援”，这一战术在安庆之战中运用得淋漓尽致。所谓“围城打援”，是指围城的主要目的从拿下城池变成吸引援兵，然后通过打援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这就跳出了过去以一城一地得失为胜负标准的旧的战争观念。因此胡林翼打安庆，不光是为了收复这个旧省城，更是为了吸引太平军主力前来救援，以进行战略决战。所以他在给湖北湘军统帅多隆阿的信中说：“今天下之大局，不以得城为喜，而以破援贼为功。盖发逆自粤西起事以来，每以坚城坚垒牵缀我兵，而转于无兵及兵弱之处狡焉思逞。故贼日见其多，兵日见其少；贼处乎有余，而我转处于不足。善乎！李左车戒韩信之言，曰：‘顿兵城下，情见势绌’，实为古今不易之论。”故“用军之道，全军旅为上策，得土地次之；杀贼为上策，破援贼为大功，得城池次之”[39]。安庆之战不仅是要夺取安庆，打开进攻南京的大门，更要力求歼灭太平军主力陈玉成部，从而解决战争的胜负问题。
曾国藩加入收复安徽的决策过程之后，对胡林冀的这一计划双手赞成。他们一致同意将进攻安庆的湘军兵力一分为多，以一支围城，多支打援。
但问题是，谁来围城，谁来打援呢？
显而易见，大家更愿意承担围城任务。因为围城打援，任务最重、压力最大的是打援者。打援部队守在交通要路，需要通过一次又一次的硬仗来消灭有生力量，所处境地最危险，面临的战斗也最激烈，但是最后论功行赏的时候，人们记住的却往往是直接拿下城池的队伍。
在曾国藩再度出山之前，胡林翼准备以湖北湘军承担攻打安庆的主攻任务。但是曾国藩却提议，这一任务改由曾国荃的吉字营担任，湖北湘军的多隆阿部、李续宜部、鲍超部，将承担在外围阻挡援军的任务。
这一安排明显有利于曾国荃，而不利于湖北湘军。
曾国藩最早是借湖北湘军中与自己私交极好的李续宜之名，向胡林翼提出这个意见。他在复胡林翼的信中说：“昨夕熟商进兵事宜，希庵之意，以敝部（实即曾国荃部）围怀宁，多公围桐城，希统各营暂扎青草塥，为怀、桐援应……”[40]
曾国藩提出这一建议，主要是让弟弟通过这一战成名。这当然很难获得胡林翼及其麾下多隆阿、鲍超等人的首肯。所以胡林翼迟迟没有回复。曾国藩又写了一封信来催促：“进兵之略，鄙意仍守希庵前议，以朱、李（朱品隆、李榕，此二人皆曾国荃所率将领）进安庆，多公进桐城，希军扎青草塥，不知尊意有更改否？季公即日至英山，请其一决。”[41]
后来，还是与曾国荃私交极厚的左宗棠（左宗棠与曾国藩关系波折较多，但前期与曾国荃却一直关系不错，因为曾国荃肯恭维他）出面帮着曾家兄弟说话，这个提议才在胡林翼那里通过。《胡文忠公年谱》称：“李公续宜至军。曾公议三道规安庆，以其弟国荃率朱品隆、李榕进集贤关，多隆阿公进桐城，李公续宜为援兵助二军。就公议，久不决。适左公宗棠来英山视公，曾公为迎致宿松，其议乃定。”[42]
于是计议已定，直攻安庆任务由曾国荃负责。多隆阿则驻桐城挂车河，李续宜驻青草塥，鲍超的霆军驻扎机动位置，负责打援。
｜三｜
曾国荃闻讯当然非常振奋。他以前虽然攻下过吉安和景德镇，但那毕竟只是中等城市，这次却是在整个太平天国战争中位置极为关键的名城、省城安庆。通过这一战，他的名字必将传扬天下。
于是他率军迅速扫清外围，进驻安庆城下，然后发扬“民工建筑队”的本色，开始修建双层壕墙，挖了两道足足七十里长的长壕，又沿壕修起长墙。这两道壕墙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湘军居于内外壕墙之间，以逸待劳，以壕墙代兵，从而达到反客为主、以守为攻的目的。这一工事修得非常扎实，后来拿下安庆后巡视战场，曾国藩对壕沟的深与宽颇感惊讶。
但是，整个安庆战役中，战功最大的，其实是多隆阿。
多隆阿是一个旗人，乃是达斡尔族出身，隶属满洲正白旗，素来擅长指挥马队。1856年，他被湖广总督官文调至湖北，归胡林翼统领，按湘军营规带领马队，遂成为湘军中的一员。
由于出身特殊，多隆阿作风与其他湘军将领有所不同，官军习气严重，“意忌情深，忮心尤胜”[43]，谁都瞧不起。但是此人骄傲有其理由，确实多谋能战，故后来与湘军第一名将鲍超齐名，有“多龙鲍虎”之誉。他驻守挂车河，成了保护身后曾国荃部的一道有力屏障，打了多次硬仗。特别是咸丰十年（1860年）十月，素来有“用兵如神”之名的陈玉成提兵来攻，联营四十余座，在挂车河与湘军展开激战。陈玉成部包括陈玉成本人的家眷，大都在安庆城内，所以这次救援他们是出了死力，杀红了眼。然而多隆阿指挥有方，大获全胜，歼敌万余名，解散胁从一万多名，重创了太平军有生力量。第二年，陈玉成又联合洪秀全新派来救援安庆的大部队再次对挂车河发动猛攻。又赖多隆阿作战勇猛，用兵机智，以一当十，多次打退敌军，让陈玉城只能绕道而走。应该说，安庆之战中的大部分险战、恶战，都是多隆阿打的。
当然，曾国荃也不是吃素的。他在安庆一战中，也表现出非同一般的能力。
咸丰十年四月，曾国荃挖长壕开始围城，围困到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安庆城内终于断粮。太平军将士和城内百姓开始时每天喝粥，后来吃城里的猫和老鼠，再后来只能吃树叶草根。饿死的人越来越多，活着的人无力掩埋，只好堆在露天，白骨沿路，惨不忍睹。洪秀全见状，倾尽全力进行救援，派出洪仁玕、林绍璋、吴如孝以及黄文金等部，分别从天京、庐江、芜湖赶来，加入陈玉城的救援战斗，准备用尽全力，最后一搏，解救安庆。这一年七月，他们与多隆阿再次激战，仍然不能得手，只好安排一部分军队牵制住多隆阿，其他军队迂回三百多公里，绕道西北再转东南，分成十余路，直扑曾国荃部的长壕。同时安庆守将叶芸来也从城内出兵，攻打内壕。试图夹击之下，打破封锁。
决定安庆命运的决战开始了。太平军冲锋部队每人背上背着一大捆草冲向湘军的长壕，到了壕边就掷草填壕，填满后就越壕冲击。曾国荃命令部队开足火力，在壕前织起了一道猛烈的火力网，太平军尸如山积。但后续太平军完全不顾生死，将同伴尸体搬开一层，又复冒死冲突。
赵烈文描述战况说：
也就是说，湘军用大炮轰击太平军密集冲锋队伍，每一炮都会轰倒一片部队，轰出一片血泊。但是太平军毫不畏死，仍然连续突进。湘军八百杆抬枪鸟枪片刻不停，太平军一片片倒在阵前，以致后面的军队无法进攻。所以太平军专门派人抬开死尸，清出道路，继续进攻。
太平军连续猛攻十二次，苦战一日一夜，就是不能攻破湘军壕墙，付出的代价是一万余人的伤亡。“凡苦战一日一夜，贼死者万数千人，我军死者百余人，用火药十七万斤，铅子五十万斤。”[45]湘军方面，仅这一日一夜，就消耗火药十七万斤，铅子五十万斤，双方战斗之惨烈可见一斑。
湘军之所以能顶得住，除了双层壕墙之力外，还得益于主帅曾国荃性格之“坚忍”。曾国荃有一股异乎常人的蛮劲。无论形势多么危险，他都能咬牙坚持到底，绝不动摇。有他的坚定指挥，湘军才能死守壕墙，寸步不退。
在这次战役中，曾国荃甚至亲身参与战斗：
湘军向太平军扔的“火包”，类似后来的手榴弹，因为引线过长，落地未炸，被太平军又拾起扔回了壕内。恰好扔在壕内火药密集处，引燃火药，轰死不少守军。守军惊溃，退逃十余丈远。有七八名太平军抓住这个机会，冲过了壕沟。曾国荃一看军情紧急，亲自挥刀冲向太平军，斩倒数名敌人。向后奔逃的湘军看到主帅亲身冲锋，遂再度返身作战，这才堵住缺口。
在这一战中，双方已经将英勇这一品质发挥到了极限。陈玉成一看确实无法突破曾国荃的防线，只好引兵稍稍后退。
咸丰十一年八月初一日，湘军挖成地道，用火药轰塌数十丈城墙，像决堤的洪水般涌入城内。安庆城中的守兵已经多日没吃到任何东西，“饥极僵仆”[47]，一万余人皆被杀死，安庆城陷。城外的陈玉成等人在远处遥望安庆的满城大火，知道情势已无可挽回，只好相望长叹，率军退走。
安庆的战功，多隆阿与曾国荃贡献最多，多隆阿某种程度上作用更大。曾国荃通过这一战也对多隆阿非常佩服。咸丰十一年的九月，他在给曾国藩的信中说：“多公材智胆略冠绝群雄，实可将四五万人。”[48]但是在战后论功行赏之时，正如曾国藩所预计的那样，曾国荃所获却是更多，“道员曾国荃智勇兼施，著赏加布政使衔，以按察使记名遇缺题奏，并加恩赏穿黄马褂，以示优奖”[49]。不久又实授为江苏布政使。而多隆阿仅与杨载福等均“著加恩赏给云骑尉世职”[50]。这个奖赏连曾国藩都感觉太薄了。他在家书中说：“安庆克城，人人优奖，惟多公尚嫌其薄。”[51]
多隆阿自然非常生气，安庆之战结束后不久就离曾国藩而去。
注释：
[1]次年又因考试成绩出色被补为“廪膳生”，即秀才中的第一等。
[2]《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306页。这年七月，他听说兄弟们在家乡参与办团练带勇，写信回家说：“带兵之事，千难万难。澄弟带勇至衡阳，温弟带勇至新桥，幸托平安，嗣后总以不带勇为妙。吾阅历二年，知此中构怨之事、造孽之端不一而足，恨不得与诸弟当面一一缕述之也。诸弟在家侍奉父亲，和睦族党，尽其力之所能为。至于练团带勇，却不宜过于出头。”也就是说，带兵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不但容易给自己惹麻烦，搞不好还会造孽于世间。所以希望兄弟们老老实实待在家里，不要出头。
[3]《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309页。
[4]《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94年，第243页。
[5]熊治祁编：《曾忠襄公年谱》，《湖南人物年谱》（第四册），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99页。
[6]《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440页。
[7]熊治祁编：《曾忠襄公年谱》，《湖南人物年谱》（第四册），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98页。
[8]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三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392页。
[9]朱孔彰撰，向新阳、朱英士标点：《中兴将帅别传》，岳麓书社，1989年，第114页。
[10]《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329页。
[11]他举例说：“李次青上年发愤带勇，历尽千辛万苦，昨日抚州一败，身辱名裂，不特官绅啧有烦言，即其本邑平江之勇亦怨詈交加。兵犹火也，易于见过，难于见功。弟之才能不逮次青，而所处之位，尚不如次青得行其志，若顿兵吉安城下，久不自决，以小战小胜为功，以劝捐办团为能，内乖眷令之义，外成骑虎之势，私情公谊，两无所取。弟之自计不可不审。”也就是说，带兵一事，容易犯错招怨，不容易建功。李元度也是文人带兵，虽然历尽千辛万苦，还是没取得什么好成绩。你的才能资历都不如李元度，最好不要陷入军事当中来。
[12]《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335页。
[13]《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333页。
[14]《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337页。
[15]《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341页。
[16]《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358～359页。
[17]《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342页。
[18]《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363页。
[19]《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357页。
[20]《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357～358页。
[21]《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348页。
[22]《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345～346页。
[23]王闿运、郭振墉等：《湘军志 湘军志平议 续湘军志》，岳麓书社，1983年，第160页。
[24]同上。
[25]曾国藩在《陆军得胜歌》中这样描述具体要求：“六尺墙脚八尺壕，壕要筑紧墙要牢。正墙高要七尺满，子墙只有一半高。”
[26]王闿运、郭振墉等：《湘军志 湘军志平议 续湘军志》，岳麓书社，1983年，第160页。
[27]刘体仁：《异辞录》，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3页。
[28]《曾国藩全集·日记》，岳麓书社，1994年，第539页。
[29]曾国荃撰，梁小进主编：《曾国荃集》（第五册），岳麓书社，2008年，第72页。
[30]《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421页。
[31]咸丰九年冬，曾国藩曾在给胡林翼的信中说，“前此武昌之围、九江之围、瑞州、吉安之围，其要在长濠，其妙亦在水师”。《曾国藩全集·书信》，岳麓书社，1994年，第1152页。
[32]咸丰九年阴历五月，太平军再次攻入江西，进驻景德镇。曾国荃率军进攻景德镇，三战三捷而夺之，使太平军损失及半，因功又升任道员。
[33]《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833页。
[34]曾国荃撰，梁小进主编：《曾国荃集》（第五册），岳麓书社，2008年，第137页。
[35]曾国荃撰，梁小进主编：《曾国荃集》（第五册），岳麓书社，2008年，第139页。
[36]曾国荃撰，梁小进主编：《曾国荃集》（第五册），岳麓书社，2008年，第122～123页。
[37]《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829页。
[38]［美］裴士锋著，黄中宪译：《天国之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07页。
[39]胡林翼撰：《胡林翼集》（第二册），岳麓书社，1999年，第695～696页。
[40]《曾国藩全集·书信》，岳麓书社，1994年，第1284页。
[41]《曾国藩全集·书信》，岳麓书社，1994年，第1299页。
[42]熊治祁编：《胡文忠公年谱》，《湖南人物年谱》（第三册），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97~98页。
[43]胡林翼撰：《胡林翼集》（第二册），岳麓书社，1999年，第394页。
[44]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三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200页。
[45]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三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200～201页。
[46]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三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200页。
[47]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三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188页。
[48]曾国荃撰，梁小进主编：《曾国荃集》（第五册），岳麓书社，2008年，第106页。
[49]熊治祁编：《曾忠襄公年谱》，《湖南人物年谱》（第四册），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06页。
[50]《达斡尔资料集》编辑委员会，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编：《达斡尔资料集》（第七集），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285页。
[51]《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7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