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学术前史
（一）国外研究状况
20世纪60年代美国大学生运动波澜壮阔，自发生之日起，美国学者就一直很关注这个问题。首先关注这个问题的是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教育学家。欧文·昂格尔、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丹尼尔·杨克洛维奇（Daniel Yankelovich）、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刘易斯·费尤尔（Lewis Feuer）等社会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等人类学家，菲利普·G.阿尔巴赫（Phlip G.Altbach）、罗伯特·科恩（Robert Cohen）等教育学家都对美国大学生运动给予了持续的关注。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就有一些相应的成果问世。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运动起因的探讨上，采用的方法主要为社会心理学方法。
进入20世纪70年代，一些学生运动前领导人，如汤姆·海登（Tom Haydon）、托德·吉特林（Todd Gitlin）、理查德·弗拉克斯（Richard Flacks）等人陆续出版了个人回忆录，之后学生运动地下媒体的一些编辑和记者也加入了这个行列。在这批人中，托德·吉特林（社会学家）、理查德·弗拉克斯（社会学家）等人，还从事有关学生运动的学术性研究，以反驳其他学者对运动的不公正叙事和评价。
一些同情60年代学生运动的青年教授，如查尔斯·梯利（Charles Tilly）等人，对既有的社会运动理论的保守倾向不满，认为研究者过分强调了社会运动的负面效应，把发动和参与社会运动看作纯粹的非理性行为。他们对传统理论进行了梳理和批判，逐渐发展出资源动员理论以及至今在美国社会运动研究领域中仍占支配地位的政治过程理论等新理论架构。
此后，有关这次运动的历史文献、回忆录、个人传记等不断呈现，学者们对运动的精神遗产、历史影响的争论从未停息。学生运动的研究领域也不断拓宽，既有宏观的理论，也有微观层面上多层次、多视角的研究，并且，出现了社会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等多学科的交叉性研究，成果非常丰富。
综观美国学术界的研究，可以发现一大特点，即早期的研究比较注重探讨运动或革命的发生、发展的宏观规律，如社会运动（包括学生运动）的起因分析、影响和价值判断等几方面，而晚近的研究则更关心中观和微观机制，如运动参与者的利益和理性选择、组织和资源以及政治机会等问题。上述研究取向又是与美国社会运动理论的发展密切相连的，以下简单介绍一下这些社会运动理论。
1.社会心理学理论
美国的社会心理学沿袭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创始人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的理论。1895年，勒庞出版了《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一书，开创了群体心理学研究。他认为，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一个群体的时代。集体心理一旦形成，集体中的个人无论是否理性、是否存在智力差异、是否性格不一，其思维和行为方式都会趋于一致，形成有意识人格消失、无意识人格得势、集体非理性无意识的局面。在勒庞看来，任何集体行为（包括社会运动和革命）都是非理性的产物。[4]
在勒庞的群体心理学理论基础上，美国的社会学家提出了代际冲突理论和相对剥夺理论。
（1）代际冲突理论。它的基本分析框架是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尤其是其“俄狄浦斯情结理论”。1969年，刘易斯·费尤尔在《代际冲突：学生运动的特征和作用》（The Conflict of Generations：The Character and Significance of Student Movement）中提出，青年学生的抗议是年轻人仇恨父辈生活方式升华的象征；任何学生运动都是老一辈丧失权威的结果；现代史上，学生运动是代际冲突的主要表现形式。[5]与此同时，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提出了“代沟”一词，并写作了《文化与承诺：代沟研究》（Cultural and Commitment：A Study of the Generation Gap）一书。她对青年、学生的反叛问题做了分析，认为当代青年与年长者间的代沟既不能归咎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差异，更不能归咎于生物学上的差异，而首先应归咎于文化传承的差异。她的思想也为代沟问题研究和代际冲突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米德提出了代沟问题的解决途径，但是人们只用这个理论来解释运动的起因，而没有用来解释运动退潮的原因。并且，米德所言的代沟，虽然尚只限于年少者与年长者之间，但是，这个概念也是可以泛化使用的，比如“学生代”的问题，它真实地存在于20世纪60年代的大学生中间。本书试图利用这一泛化的概念，对学生激进政治的传承问题进行一些分析，以揭示激进政治发展中的断代问题。
（2）相对剥夺理论。“相对剥夺感”是美国社会学家斯托弗（S.A. Stouffer）于1949年在《美国士兵》（The American Soldier）一书中首先提出的。他在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士兵的士气和晋升的关系时，发现士兵不是依据绝对的、客观的标准来评价他们在生活中所处的位置，而是根据他们相对于周围的人所处的位置来评价，如果自己处于较低地位，就会产生“相对剥夺感”。1968年，社会学家罗伯特·金·墨顿（Robert King Merton）在《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中具体阐释了“相对剥夺感”的定义：它是指个体或群体对于自身相对状况所持的态度，是一种主观的心理感受。个体或群体将自己的利益得失与参照物进行比较，若认为自己比参照物得到的少，就会有不公平感产生。
相对剥夺理论被广泛应用于社会不平等态度研究，在美国，最早被用在黑人民权运动的研究上。1970年，特德·罗伯特·格尔（Ted Robert Gurr）在《人们为什么要造反》（Why Men Rebel）一书中开始借用这一理论来解释学生运动的起因。他认为，当社会变迁导致社会的价值能力小于个人的价值期望时，人们就会产生相对剥夺感。相对剥夺感越强烈，人们造反的可能性就越大，破坏性也越大。
代际冲突理论和相对剥夺理论从社会心理学、青年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了青年学生的心理情境对大学生运动兴起的作用，为大学生运动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研究层次。遗憾的是，两种理论的应用仅仅局限在对这场运动的起因分析上。
2.结构功能理论
以托考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为代表的美国结构功能主义学派注重社会秩序、均衡，以及社会体系各部分的相互适应，得以整合的规范和价值，较少关注社会变迁问题。他们认为，美国政治制度、阶级结构、经济体制与社会的共同价值观是一致的。由于美国体制或社会阶级中不存在基础性的分裂，因此不可能出现改变社会秩序的重大政治企图。[6]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运动只是对结构紧张的反应。在解释结构紧张的原因时，结构功能主义学派实际上秉持的还是心理学观点，认为这是人们的非理性行为所致。
在结构功能主义学派中，尼尔·斯梅塞（Neil Smelser）是社会运动、集体行为研究领域最有成就的社会学家之一。1962年，他写作了《集体行为理论》（Theory of Collective Behavior）一书，认为集体行为、社会运动和革命的产生，都是由以下六个因素共同决定的：有利于社会运动产生的结构性诱因，由社会结构衍生出来的怨恨、剥夺感或压迫感，概化信念的产生，触发社会运动的因素或事件，有效的运动动员，社会控制能力的下降。这六个因素都是集体行为（或社会运动和革命）发生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随着上述因素自上而下形成，发生集体行为的可能性也在逐渐增加。一旦全部具备了六个因素，集体行为就必然会发生。[7]斯梅塞的集体行为理论也强调这是非理性的行为，很显然，他的理论也是用来解释运动发生原因的。
3.资源动员理论与政治过程理论
这两种理论是在批判传统的心理学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资源动员理论最终与政治过程理论合流，形成统一的政治过程理论，也是美国目前占主流地位的社会运动解释理论。
其中，最具影响的是社会学家查尔斯·梯利（Charles Tilly）。1978年，他在《从动员到革命》（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一书中提出了动员模型，认为一个成功的集体行为是由以下因素决定的：运动参与者的利益驱动、运动参与者的组织能力、社会运动的动员能力、个体加入社会运动的阻碍或推动因素、政治机会或威胁、社会运动群体所具有的权力。[8]
与前几种理论不同，政治过程理论强调运动参与者的理性动机（利益和兴趣），运动不是病态的社会行为，社会运动或革命是政体外的成员因为无法进入政体内而采取的打破政体的激进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是一个政治过程，运动参与者的利益和理性选择、组织和资源以及政治机会等，在社会运动的发起和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发展过程中，政治过程理论也吸收了西欧社会运动理论如新社会运动理论和国家理论的一些成果。目前，政治过程理论的视角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政治机会结构、运动动员结构、运动文化和运动话语的形成以及运动与新闻的关系。此外，在社会运动研究中，研究者还关心警察行为与运动的关系、社会运动的周期性特征、国际性社会运动和西方社会运动社会等问题。[9]
政治过程理论注重政治过程分析，立足于中观和微观层面的分析，通过几个独特的视角对集体行为、社会运动或革命进行立体式的网状分析，能基本呈现社会运动的全景。这种理论的分析方法，如新闻舆论分析、运动话语分析等，都是值得借鉴的。不过，和其他的理论相似，这一理论的解释重点仍不在对社会运动消退因素的分析上，而在对社会运动的起因和过程的透视上。
4.文化革命理论
文化革命理论与西欧的新社会运动理论一样，倾向于从正面肯定这场运动的价值，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查尔斯·A.赖克（Charles A. Reich）、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Rockfeller）、托德·吉特林以及约翰·C.麦克威廉姆斯（John C.McWilliams）等人。
1970年，查尔斯·A.赖克在《美国的新生：青年革命是怎样尽力保持美国的活力的》（The Greening of America：How the Youth Revolution Is Trying to Make America Livable）一书中指出，美国正处在青年革命的路口，青年革命是一场能使人们的思想、人们所在的社会以及人们的生活与早已经发生的科技革命相一致的运动。1973年，约翰·D.洛克菲勒在《第二次美国革命》（The Second American Revolution）中把青年人的反叛称作“第二次美国革命”和“人本主义的革命”，它是崇尚人性而且扎根在我们的传统之中的革命，给美国社会带来了新价值。约翰·C.麦克威廉姆斯在《六十年代文化革命》（The 1960s Cultural Revolution）一书中，也将20世纪60年代新左派运动、反文化运动等统称为“文化革命”，并评价了这场革命的得失。
无疑，文化革命理论关注的是如何评价这场运动的价值这一问题，因而对这场运动的原因分析也着墨不多。
如上所言，美国社会运动理论的研究重点在社会运动的起因、过程分析、影响与价值分析上，但是对其终结的原因重视不够，因而也影响了在这一方面的研究。据笔者掌握的资料，关于大学生运动退潮的原因，至今学者们还没有做过综合系统的分析。通常，大学生运动或新左派的研究者们对这次大学生运动退潮的原因的阐释比较浅显，论证较少。
弥尔顿·坎托（Milton Cantor）的《分裂的左派：美国的激进主义，1900～1975》对美国左派的发展演变史做了深刻的分析。该书在谈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新左派运动消亡的必然性时列举了以下几点：青年学生并没有被新左派运动所吸引，他们的政治观点消极、社会观点保守、道德观点传统，主要关注自己的追求；新左派运动的反智倾向，决定了其不可能创立自己的激进理论；反战虽然加剧了国内社会的紧张，但是不构成革命运动的基础；领导人来自受过良好教育的特权阶层，他们没有帮助工人理解社会，没有取得大众的支持。[10]这些看法是很有见地的，值得借鉴。
一些研究者提到内部原因，如欧文·昂格尔在《运动：美国新左派的历史，1959～1972》（The Movement：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New Left，1959-1972）一书中，在分析学生新左派的中心组织——学生争取社会民主组织（Students for a Democracy in Society，SDS）的分裂时，指出运动内部的各种压力决定了SDS与新左派的命运。这些压力包括妇女解放运动、少数族裔争取权利运动、同性恋解放运动以及黑豹党的解放运动，尤其是进步劳工党对SDS的操控。
一些学者提出了社会运动的循环论。阿瑟·莱文在《当梦想和英雄们死亡——今日大学生素描》中指出，社会就像人一样。他们在经历清醒、奋发的甚至是疯狂的行动之后，就必须休息。清醒时期、休息时期、再清醒、再休息时期，不断循环。[11]而70年代中期正是处于休息时期。他对大学生运动的周期性解释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莱特（Ladd）和埃弗莱特（Everett）将莱文的方法用来分析美国高等教育史，他们提出，这一时期美国已经跨越了校园抗议阶段。[12]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促使学生运动平息的基本因素是越南战争。美国考克斯（Cox）委员会在对1968年哥伦比亚大学骚乱进行调查后得出了这一结论。哥伦比亚大学教务长戴维·B.杜鲁门（David B.Truman）指出，越南战争是几乎所有的学生最关注的问题，应该立即结束战争。[13]
美国历史学家戴维·斯泰格沃德在《六十年代与现代美国的终结》一书中对美国的新左派运动和大学生运动失利的原因有所阐述，他认为1968年的芝加哥示威使新左派“走向自我拆台的冲突，在国家政治活动中更加边缘化”。[14]
美国学者理伯卡·E.卡拉奇在《分裂的一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中提到，学生运动组织SDS内部的分裂，加剧了内部的消耗，并且，它向矛盾和暴力的转变，使许多人疏远了，尤其是早期的行动主义者，都选择了退出。
1980年，SDS前领导人、社会学家托德·吉特林撰写的《新左派运动的媒介镜像》（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一书很有价值。它是一部从政治过程理论的运动与新闻关系这一视角来研究新左派运动的专著。书中考察了运动与新闻媒介在20世纪60年代的历史时空下的复杂关系，认为两者形成了共生关系：新闻媒体利用文化霸权对新左派运动进行有选择的报道，或歪曲，或吹捧；而新左派运动却在运动内部结构、领导方式、政治政策、策略和技巧方面迎合大众媒体的偏好，以取得大众媒体的同情和支持。托德·吉特林的著作虽然是以20世纪60年代的实例来证明大众媒体对公共文化生活无所不在的霸权的，但是它也说明新左派运动、大学生运动失败的一个因素：在利用媒体聚光效果的同时，付出了毁灭性的代价。该书也为进一步探究70年代大学生运动的媒体镜像在运动退潮中的催化作用提供了参考。
1987年，托德·吉特林又出版了回忆录《六十年代》，他提出1970年的大学生反战运动缺乏SDS这样的全国性组织来“保持运动的激情，将反战的能量转换到普通的行动中，使各地的领导人保持联络，保持学生间的联系性”[15]，因而是无法持续的。
爱德华·K.斯潘（Edward K.Spann）在《民主的孩子们：六十年代的青年反叛和理想的力量》（Democracy’s Children：The Young Rebels of the 1960s and the Power of Ideals）一书中，谈到“新的怀旧情结”唤醒了青少年对20世纪50年代流行文化的关注，而70年代“婴儿潮一代”进入成年人之列促使青年反叛者分化等问题，虽然只简单论及，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以上几种因素分析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远不够全面，不足以反映历史的真实面貌。
（二）国内研究状况
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生运动爆发以来，国内学界较长时间内没有对这一问题给予充分的重视。究其原因，这与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中国政治和学术的走向有关系。在政治上，由于受到“文革”运动的影响，人们对社会运动抱有疑虑，将之与“颠覆”等字眼连接在一起；在学术上，由于受到路径依赖的影响，社会学在重建之初，接受的是当时美国最流行的组织和分层理论，对社会变迁、集体行为的研究甚少。[16]也有学者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不认为存在“学生阶级”，因此很少将之作为一种历史活动的主体来研究。[17]
这种状况直到90年代才得到改变，这一时期有关西方社会运动的研究得以真正起步，学界在西方社会运动理论研究、新左派研究、大学生运动研究和反文化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
在西方社会运动理论研究方面，目前，多数学者尚停留在对西方理论流派的理论梳理和翻译介绍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陆续译介了一些有关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的著述，比如古斯塔夫·勒庞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塞缪尔·亨廷顿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曼瑟尔·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塞奇·莫斯科维奇的《群氓的时代》以及西德尼·塔罗的《运动中的力量》等。也有一些学者著文对西方社会运动研究的前沿进行过介绍，如冯仕政的《西方社会运动的研究前沿》（《学习时报》2003年7月28日）、《西方社会运动研究：现状与范式》（《国外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王瑾的《西方社会运动研究理论述评》（《国外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王冠华的《晚近西方社会运动研究》（《东岳论丛》2006年第5期）等。
在理论上有所创新的当属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赵鼎新。2006年，他在国内出版了《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一书，对美国社会运动理论发展脉络作了非常清晰的梳理，并对美国主流学派——政治过程理论学派的社会运动理论进行了批判分析。他认为政治过程理论及其研究视角无疑是比较成熟的，但是，它以四个主要研究重点和视角（政治机会结构、运动动员结构、运动文化和运动话语的形成以及运动与新闻的关系）来阐释和展现的社会运动产生、发展和演变状况，却是散乱的、微观的，同时也是失之偏颇的。
据此，他提出了研究社会运动和革命的三大新视角：社会变迁、国家和社会的结构及结构性行为以及社会运动的话语（变迁、结构、话语）。所谓变迁，指的是由现代化、人口变迁、自然灾害、大规模疫病流行、外来思潮入侵等原因所引起的种种社会变化。所谓结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家的结构及其行为方式，二是社会结构及其社会行动者的结构性行为。国家的结构包括国家的性质（如民主的、威权的或独裁的），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如法律-选举型的、意识形态型的或绩效型的），以及国家在社会结构和政治文化共同作用下形成的特有的行为方式，等等。社会结构包括相对独立于国家之外的各类社会中层组织的发达程度及其性质（如多元化程度），以及人与人之间在经济生产中建立起来的各种关系（如资本家-工人关系、地主-佃农关系等）。话语则包括社会运动的意识形态、参与者的认同、口号或话语策略、行动过程中的突生规范，以及塑造运动话语的文化，等等。
赵鼎新的三大研究视角——“变迁、结构和话语”是很有理论价值的，它是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的综合，是对美国政治过程理论过分注重微观层次而忽略宏观层次分析倾向的矫正。这些新视角不仅适合对西方民主社会的社会运动研究，也适合对威权国家的社会运动研究。同时，变迁、结构和话语三个视角既可以用来研究社会运动的缘起问题，也可以用来研究社会运动的终结因素，值得借鉴。
在美国新左派研究方面，学者起步较早，取得了更丰富的成果。这方面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方面。
一是对新左派理论家如米尔斯、马尔库塞、弗洛姆等人思想的研究，以及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流派——法兰克福学派思想的研究。这些研究最早主要集中在西方哲学和历史学领域，随着后现代主义在学术界的兴起，现在已经扩展到文学、美学、新闻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其中，主要的作品有傅永军的专著《控制与反抗：社会批判理论与当代资本主义》（泰山出版社，1998），徐友渔的《自由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及其它》（《天涯》1997年第4期），郑春生、李宏图合写的论文《论马尔库塞对消费社会的批判》（《求索》2008年第3期）等。
二是对新左派的内涵、组成、性质和特点等问题的研究。研究成果集中在公开发表的论文上。
钟文范的《美国新左派运动诸问题初探》（《世界历史》1983年第3期）是国内可见的最早的关于新左派研究的成果。文章指出，新左派成为当时方兴未艾的民权运动、学生运动、反战运动、贫民运动和文化运动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新左派的政治思想体系，是人道主义的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改良主义三种主要思潮的奇特混合物。其理论、战略和策略的荒谬，注定运动最终必将瓦解；它并不触动现存经济占有形式，关注的只是企图使现存的各种制度和文化组织“合理化”，以适应已变化的社会关系，使那个正在发展、受到良好教育的“白领”阶层的价值准则、信念和利益制度化。这一论文对新左派的研究是基础性的，且带有较强的意识形态因素。
温洋的《美国六十年代的“新左派”运动》（《美国研究》1988年第3期）一文，是笔者搜集到的第二篇关于新左派问题的成果。它对新左派的产生背景、思想渊源、特点、新左派与老左派的区别进行了初步的概括，文中也粗略地提到对新左派衰落的看法，认为其客观原因在于右翼势力的反弹、科技的发展、从越战撤退等因素，主观原因在于内部的解体。
赵林的《美国新左派运动述评》（《美国研究》1996年第2期）也是较早研究新左派的论文。该文对美国新左派运动的社会背景、发展过程、价值体系和思想理论等作出综合性的述评。文中未分析运动失败的原因，但在谈到其价值体系和思想理论的时候，赵林指出，学生的高度流动性导致了新左派在思想和策略方面的不连贯性；美国新左派不同于法国的学生运动，它始终与工人阶级处于对立状态；美国新左派运动并没有在破坏的同时建立起一套系统的、切实可行的代替物，它在摧毁了一个旧坐标系以后却不能建立起一个新坐标系。这些观点，颇有见地。
王恩铭的《美国新左派运动》（《史学月刊》1997年第1期）认为新左派的催化剂是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兴起的民权运动，1962年的《休伦港宣言》（Port Huron Statement）正式掀起美国新左派运动。王恩铭把这次运动失败的原因归为内耗和外部打压所致。
此外，还有一些关于新左派的研究文章，如张永红的《20世纪60年代美国新左派运动历史背景之分析》（《南京师大学报》2005年第1期），江洋、吕梁山的《美国新左派运动研究综述》（《理论界》2006年第3期）等，介绍了新左派产生的背景及其研究状况。
国内对大学生运动的研究，开始时间比较晚，成果主要集中在2002年之后。
沈汉和黄凤祝合著的《反叛的一代——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生运动》（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一书是最早出版发行的关于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生运动的专著。书中对一些问题的探讨具有开拓性。比如革命的学生运动的基本特质界定，认为它主要不是社会运动，而是包含着文化和政治目标的，提出的纲领和口号的主要内容限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大学教育、社会文化和日常生活的批判。又如，对学生运动特点的归纳，“语言上有戏剧性和夸张性”的特点，“庄严和浪漫、革命和戏谑、激情和荒诞、信仰和乌托邦交织在一起”。
程巍的博士学位论文《六十年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2002）注重从文学批评的角度而非历史的角度来分析美国20世纪60年代大学生运动的原因和价值，他从同龄人的代内认同、政治意识、象征形式以及性质与遗产等四方面对美国20世纪60年代大学生运动进行了探讨。程巍认为，这场革命是一场不危及既定政治体制和经济结构的文化革命和生活方式革命，是一场语言革命，也是一场象征革命，形式是第一要素，而革命只不过为形式提供了一个展现形式的契机和语境。运动退潮的时间，作者认为在1968年；而对于运动退潮的原因却没有具体地提及。
2004年，许平、朱晓罕合作出版了《一场改变了一切的虚假革命——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生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这一著作是对20世纪60年代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意大利尤其是法国大学生运动的考察，立足点在于对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生运动的历史定位，也即对西方社会运动的历史评价上。两位学者认为，学生运动承载着文化变迁的历史使命，它的主张是非经济性的、非物质性的，也是非政治性的。它的出现，是对现代文明的异化现象——包括异化的官僚等级制度、工具化的教育制度和管理制度，以及异化的消费社会——的反抗。它是一场虚假的“政治革命”，却是一场真实的改变了一切的“文化革命”。它促进了社会的多元化，促进了高等教育的改革，构建了新的价值观，也促进了“后现代”的兴起。
由于立足点的差异，书中没有对这场运动的退潮作出具体分析。但是它提出革命发生变质，青年学生为主体的恐怖组织的出现，背离了主流，超出了人类社会伦理道德的底线，这也使其在社会上陷入孤立，沦为各国共同打击的对象。
两位学者认为这场运动自始至终存在政治话语与文化话语悖论，政治话语是反资本主义的、高度意识形态化的，与自由主义的主流政治话语相对抗的，而文化话语却是享乐主义的，与文化自由主义有高度的契合性，与资产阶级的价值观相通。两种政治话语的分裂是致命的，政治革命的失败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必然性。以上两种观点已经反映了这场运动退潮的实际状况，但还留有较多的探索空间。
吕庆广所著的《60年代美国学生运动》（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一书，是一部美国学生运动历史专著。文中用很小的篇幅归纳了这次运动终结的原因：内部因素是学生组织的松散、内耗，学生与工人没有结成阵线，后期的暴力倾向和在“大拒绝哲学”[18]指导下学生拒绝工作引起民众反感；外部因素归为权力机构被破坏、压制和镇压，美国强大的保守主义传统与深厚的群众基础，美国从越南战争的撤退，科技成就动摇反科技信念，持久繁荣的突然中断；等等。同时，书中指出，美国社会强大的吸纳能力也消解了这场运动。这些观点的总结有一定的道理，但只是简单的列举，作者没有进行详细的论证和说明。
除此之外，吕庆广还在《当代资本主义内部的反叛与修复机制——60年代美国学生运动分析》［《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一文中，对美国社会的吸纳能力和反叛修复机制进行了详细分析。
王俊勇在2004年写成的硕士学位论文《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大学生运动》中，也对这一场运动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剖析。关于运动失败的原因，他归纳了新左派的无政府主义、松散的运动组织、运动目标的基本实现以及美国社会保守主义的回潮等四个因素。但是由于立足点的不同以及文章的篇幅限制，他对此类因素也只是列举，缺乏实证。
丁雪明的硕士学位论文《20世纪60年代美国校园反叛运动探析》（湘潭大学，2006）也基本是沿袭原因—过程—影响三段论来分析的。
沈汉的《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生运动的若干特点》（《史学月刊》2004年第1期）一文，谈到了西方学生运动不同于以往社会运动或革命的特点。孙益的《校园反叛——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运动与高等教育》（《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6年第4期）关注的是学生运动对高等教育的影响，但它没有论述美国高等教育系统是如何应对校园危机的，以及新的治理方式对学生运动的退潮产生多大影响这一实质性的问题。
郑春生的《公民不服从理论的现实困境——以六十年代美国学生运动为例》（《浙江学刊》2007年第4期）一文，以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生运动中公民不服从行动为例，阐释罗尔斯的“公民不服从理论”在基本前提、合法性及反抗手段等方面遭遇到的一系列困境。对学生运动的阐述，落脚点依然只在起因分析上。该学者的另一文章——《“权力”和“权利”的双重呐喊——1960年代美国学生运动原因论》［《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也是从权力和权利的双重角度对美国大学生运动的起因做了分析。
2008年以来，随着资源动员理论等社会运动新理论、媒介理论等被系统地介绍到国内，历史学界已有学者意识到了探讨20世纪60年代美国大众传媒与大学生运动之间关系问题的学术价值，因而开始了摸索与尝试，并取得了一些成果。如：郑春生的两篇文章《摇滚乐与20世纪60年代美国青年的反叛》（《史学集刊》2009年第4期）、《试论20世纪60年代美国媒体对马尔库塞的形象塑造》（《世界历史》2009年第5期）分别探讨了摇滚乐与青年反叛结合的历史缘由以及媒体对马尔库塞的形象塑造过程及其影响；谢文玉的《〈纽约时报〉与“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衰落》［《历史教学》（高校版）2009年第3期］、《〈纽约时报〉对汤姆·海登形象的重塑》［《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20世纪60～70年代好莱坞电影与美国青年反叛运动》［《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2年第7期］等文章探讨了《纽约时报》在“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衰微过程中的影响问题，《纽约时报》对汤姆·海登形象的重塑所体现的媒体与主流意识形态的高度一致性问题，以及好莱坞电影对青年反叛运动的关注与缘由问题。这些都为研究社会变迁对大学生运动的影响提供了很好的视角。
在反文化问题的研究方面，成果也日渐增多，主要有王锦瑭的《美国的反主流文化运动——嬉皮士运动剖析》（《世界历史》1993年第3期）、吴怀连的《美国文化大革命》（《国外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赵梅的《美国反文化运动探源》（《美国研究》2000年第1期）以及李雯的《美国青年反主流文化运动滥觞的原因》（《青年研究》2002年第8期）等文章。2008年，王恩铭出版的专著《美国反正统文化——嬉皮士文化研究》，是国内一部全面论述反正统文化兴起、内容与历史意义及其遗产的专著。
综上所述，国内外对美国大学生运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运动的分析理论、运动的起因、运动的进程、运动的思想来源、运动的组织和网络以及运动体现的精神和价值等方面，而对这场运动的终结因素，国内外学者们至今还没有做过具体的实证分析。笔者认为，将之简单地归结为内耗与外压，或者美国从越南撤退的刺激，或者“谋杀”等偶然因素，都不足以解释这场运动力量耗尽的缘由。要解释这场运动衰退的缘由，必须深入地挖掘各种潜在因素，包括历史、社会、经济背景，国际形势变动，高等教育因素等，从多个层面、多个角度对它进行综合全面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