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货币专题研究

20世纪以来，传统货币研究突破既有学科藩篱，广泛借鉴、吸纳历史学、考古学、金融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视野与研究理路，重视宏观研究与专题研究、通史研究与断代研究的有机结合，在货币政策、货币理论、货币职能、出土货币等相关领域产生了一大批重要学术论著，将中国货币学研究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鞠清远[8]、王孝通[9]、李剑农[10]、岑仲勉[11]、加藤繁[12]、吕思勉[13]、韩国磐[14]、王仲荦[15]、胡如雷[16]等前辈学者在唐代币制、柜坊、飞钱、便换、私贮、禁钱、短陌、流通等领域进行了开拓性研究，为展开唐代货币的专题讨论开辟了不同路径。值得注意的是，民国时期已经出现《绘钱会志》（1899年创刊，日本帝国绘泉协会主编，自印本）、《钱业月报》（1921年创刊，上海市钱业同业公会发行）、《古泉杂志》（1927年创刊，古泉学社出版）、《古泉学》（1936年创刊，上海书店出版）、《银钱界》（1937年创刊，上海市银钱业业余联谊会主编）等专门研究钱币的学术刊物。其中，中国泉币学社于1940年7月至1945年9月编辑出版的三十二期《泉币》（双月刊）杂志，代表了民国时期泉货界研究较高水准。此外，由陶希圣主编的《食货》（上海新生命书局，1934年12月至1937年7月出版）等杂志，也有多篇论文关注古代货币制度的变迁与运作。

（1）货币理论。加藤繁《唐代绢帛之货币的用途》（傅安华译，陶希圣主编：《食货》第1卷第2期，上海新生命书局1934年版）在考察唐代绢帛经济职能的基础上，揭示了唐代不同时期绢帛与铜钱货币地位的升降变化。穗积文雄《唐代的货币思想——新、旧〈唐书〉所载的货币思想》（《东亚经济论丛》3-1，1943年2月）主要利用正史《食货志》资料，揭示唐代理财之臣秉承的货币思想和财政观念。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系统讨论了刘秩、陆贽、韩愈、杨於陵等唐代理财之臣的货币理论。喻明高、郭彦岗《历代通货膨胀问题商榷》（《上海金融研究》1984年第5期）对通货膨胀的时间跨度、空间跨度和影响深度，私铸恶钱与通货膨胀的关系，纸币膨胀的历史规律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尤其注意到唐代作为“通货紧缩型”社会的基本特征，以及唐代因钱币短缺恶钱发挥的通货补充作用。巫宝三主编《中国经济史资料选辑》（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搜罗魏徵、刘秩、刘晏、杜佑、杨於陵、韩愈、白居易、元稹、李珏等人的货币理论史料，为本研究提供了资料便利。桑田幸三《中国经济思想史论》（沈佩林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全面讨论了中国古代生产思想、流通思想、货币思想、财政思想、通商思想，部分章节涉及唐代钱法问题。赵靖主编的《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对隋至五代时期刘秩、裴耀卿、韩愈、元稹、李珏等人的货币思想进行了归纳和阐释。

（2）货币政策。早在1930年代，即有学者开始关注唐代货币政策问题。黄君默《唐代的货币》（载陶希圣主编：《食货》第4卷第11期，上海新生命书局1936年版）透过物价变迁，对唐代恶币驱逐良币、收缩货币策（Deflation of Monoy）、膨胀通货策（Inflation of Currency）等货币政策进行了分析。齐涛《中国古代经济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在“货币政策沿革”一章对西汉以降历代工商货币政策进行了系统梳理，对“钱帛兼行”等唐代货币政策进行了讨论。刘玉峰《唐代货币制度和货币流通浅论》〔载《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分析了唐代钱帛兼行货币政策的形成与影响，认为钱帛兼行制度本身存在着明显缺陷，使得流通中通货紧缩的问题日益严重并且无法较好解决，极大地阻碍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Tan Mei Ah（陈美亚）“Monetary Policy as Key to State Authorityand Income in Tang China”（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o.64-January 2017）一文探讨唐代钱帛兼行之货币供应问题及货币政策，提出皇权与收入是唐室的主要考虑；并借用现代经济学原理，分析刘秩“钱轻由乎物多”之谬误、禁盗铸钱所引起之“市井不通，物价腾起”现象，以及中晚唐之大量窖藏，兼采钱币学与考古学成果证成若干论点。

（3）货币职能。货币具有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世界货币等基本职能。此外，由于唐代实行绢钱兼行、以绢为本的二元货币制度，因此，关于唐代钱法的系统研究尚需给予绢帛问题必要关注。至1930年代，以货币职能为中心所展开的关于唐代钱货的系统研究全面展开。代表性成果如戴振辉《五代货币制度》（载《食货》第2卷第1期，上海新生命书局1936年版）对五代时期铜币、铁币流通问题的讨论，秦璋《唐代货币之一考究》（载《中国经济》1933年第1卷第2期）对唐代不同地域货币铸造与流通的探讨。李埏《略论唐代的“钱帛兼行”》（载《历史研究》1964年第1期）认为，唐代继承魏晋以来钱帛兼行之余绪，铜钱流通相对受限，铜钱流通尽管比以前有所扩大，然而仍长期地存在城郭外少有见钱的现象。唐代商品种类仍很有限，在许多场合，交换仍以绢帛作为直接流通手段，而不必借助于铜钱。李伯重《略论唐代的“日绢三尺”》（载史念海主编：《唐史论丛》第二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探讨了唐代“日绢三尺”的实质和依据，及其产生和存在的客观条件，认为“日绢三尺”是丁男劳动所创造的劳动力的价值。黄永年《唐天宝宣城郡丁课银铤考释》〔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4期〕认为，唐代将金银和珠玉等玩好同样看待，天宝时宣城郡用于丁课的银铤是制造珍贵器物的原料，进而否定加藤繁“唐代金银货币化”的观点。冻国栋《唐代的商品经济与经营管理》（武汉大学出版社l990年版）深入讨论了官府对国内工商业、物价、货币的管理。李锦绣《唐后期的虚钱、实钱问题》〔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2期〕指出：“唐后期时政上的许多棘手问题的产生（如两税折纳、盐铁记帐、内外官俸差异、和籴、和雇、宫市弊民等）都以虚实钱为根本原因。”孙文泱《中国古代铜铸币货币贬值的特征》〔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指出，铜币的货币贬值导致价格标准混乱、引起劣币驱逐良币等，这些是纸币通货膨胀所不具备的特点。郭彦刚《中国历代货币》（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对唐代蓄钱禁和金银绢帛货币职能问题进行了专门讨论。潘祥福《五代十国的货币》（《能仁学报》第8期，2001年）讨论了五代十国时期多种铜钱的铸造、规格和流通问题。高桥弘臣《宋金元货币史研究》（林松涛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日本宋学研究六人集》第二辑）从票据历史渊源角度分析了唐代柜坊、便换等金融工具。辛瑞、杨红丽《丝绸之路的“绢帛”输出对唐代货币流通的影响》（载《新疆财经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从货币流通角度讨论了“绢帛”被输出唐境后对内地货币流通的影响。朱成实《魏晋南北朝恶钱研究——兼及实物货币的流通及其质劣化》（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2016年）探讨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虚币、减重钱、恶钱问题，对于查明唐代恶钱和大钱的行用具有参考价值。此外，还有多篇学位论文对唐代货币流通[17]、唐代钱荒[18]、绢帛货币地位[19]、货币经济[20]、金银货币化[21]、五代币制[22]等重要问题进行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