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第一节 选题的缘起

选取清代江南乡村塾师为研究对象，完全是受社会史研究旨趣的影响。在社会史的研究中，关注下层普通民众生活、关注乡村社会及重视区域研究是其显著的特色。王学典先生认为：“如果说，从理论和方法上看，史学先后经历了社会学化、经济学化和人类学化的话，那么，从题材上看，史学则越来越走向民间的历史、普通民众的历史、生活深处的历史。近若干年来，则特别集中到乡村史上来，乡村社会史研究已形成为一个新的势头。”[1]乡村塾师乃是扎根在传统乡村学塾中从事初等教育的老师。几千年来，他们作为传统文化知识的承载者与传播者，对我国文化的传承、基础教育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乡村塾师群体中虽然不乏进士、举人等社会精英分子，但绝大部分还是生员和童生等底层读书人。他们长期在基层社会中默默无闻，其嘉言懿行也往往不出里巷，长期湮没于历史长河之中。所以说，乡村塾师应当属于历史上的“小人物”。

然而，像乡村塾师这样的历史小人物，却对乡村社会的风俗文化及基层教育乃至社会结构变迁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在明清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科举考试的全面推行，政府对社学、义学的大力提倡，读书识字成为当时的社会风尚，出现了几乎村村有塾的景象。作为私塾的组织者和实施者，乡村塾师自然而然地成为基层社会一个有一定规模的特殊群体，成为研究乡村社会史不得不关注的对象。吴琦先生认为：“社会群体对于史学研究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应该成为我们审视社会发展与变化的有效视角，尤其是对于方兴未艾的社会史研究，当为不可或缺的学术视点与研究路径。”[2]从这个意义上说，本研究乃是乡村社会史的组成部分，可以丰富与发展江南乡村社会史的研究。

在研究乡村塾师的时空上，选取清代与江南也有一定的主客观原因。笔者在硕博时期所学专业为古代史中的明清史，自然在选题的时代上偏向于明清。同时，研究历史上像乡村塾师这样“小人物”群体的主要问题是史料的相对缺乏，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从浩如烟海的资料中寻找只言片语。在古代史研究领域里，清朝作为距今最近的一个封建王朝，留下的历史文献资料最为丰富，所载的乡村塾师的资料超越以往的任何朝代，为研究提供了极大的可行性。再者，就研究塾师的学术史而言，刘晓东的明代塾师研究与蒋纯焦的近代塾师研究已经有著作出版（见下文学术史回顾），所剩的较佳空白年代就只剩下清代了。上述所言，即是本人选取清代作为研究时代的原因。

下面就为何选取江南作为研究乡村塾师的区域做一简单说明。在分析原因之前，首先要对本书所选取的江南的区域范围作一介绍。学术界关于江南的界定影响比较大的主要有：“八府一州说”[3]，即苏、松、常、宁、镇、杭、嘉、湖以及太仓州；“六府一州说”[4]，即苏、松、常、杭、嘉、湖以及太仓州；与“五府一州说”[5]，即苏、松、常、嘉、湖及太仓州。本书所采用的江南区域是八府一州，具体原因参考李伯重与范金民两位先生的论述，在此不做赘述。至于选取江南作为研究区域的原因主要有如下两点：一是选取江南做区域社会史研究，乃是顺应当下社会史研究的一种潮流。区域社会史既是深化社会史研究的一种方法，也是社会史研究的一种潮流。常建华先生认为，2007—2017年的社会史研究的特点是：“该时期由社会经济史研究发展演变出来的历史人类学与区域社会史研究蔚然成风，社会生活史、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发生了向日常生活史的转变，在新历史认识论影响下民间文献更加受到重视。”[6]二是江南社会文化极其发达，能够提供比其他地域更为丰富的资料。上海书店出版社于1992年出版的32册《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中，江南乡镇志就占了23册。可见，选取江南为研究区域，具有独厚的资料优势。

除了上述原因之外，研究清代江南乡村塾师与地方社会还有如下几个方面的意义。一是，我们研究清代江南乡村塾师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状况，可以再现历史上乡村社会“小人物”的日常生活，为当今社会中人们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失衡提供经验和教训。二是，研究清代江南乡村塾师在地方社会曾经发挥的作用，可以窥见当时乡村民众的生活状况和风俗民情，为当今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借鉴。三是，在当今社会上时而出现“国学热”和“私塾热”的背景下，对于江南乡村私塾中塾师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进行一定的研究和总结，也更显得具有非同寻常的现实意义。总的来说，本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能够为更加真切而清晰地反映清代基层乡村社会的历史图景做出有益的努力，为解决现实社会中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一些难题提供历史的经验与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