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创立的思想史背景

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诞生、创立和发展有着深厚的思想史背景。按照列宁的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有三个来源：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7]应该说，列宁比较准确地把握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来源。但是，这样的分析是以将马克思主义划分为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部分为代价的。在我们看来，作为人类文明的活的灵魂的历史唯物主义，绝不能仅仅将其局限在“某种学科”的视野内加以看待，而是要在“超学科”的意义上以“整体性”的视域加以把握。[8]因此，在思想史背景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探索，就意味着要揭示其形成的包括哲学在内的各学科（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等）思想或社会思潮的大背景，以期展示马克思思想诞生的原初思想语境，彰显其科学性。大致来讲，这一思想史背景可以概括为观念论、启蒙思想、政治经济学。

（一）摆脱观念论的桎梏

任何理论都是人类自我意识的产物。因而，任何理论都可归结为观念论。只不过在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哲学层面的观念论达到了顶峰。这集中体现为近代以来唯心主义哲学的发展。自笛卡尔以降，观念论犹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至黑格尔达到顶峰。因此，在马克思的思想资源中，基于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观念论（或者唯心主义哲学）的思考与反思占据了很大的空间。

认识何以可能？这是整个近代西方认识论哲学的核心问题。当康德在感性—知性—理性的三维向度中将认识归结为先天知性范畴和感性共同作用的结果，并强调认识只能止步于理性世界的时候，不可知论就成为其必然的结果。如何突破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知性与理性的二元对立，黑格尔在思辨哲学的层面作出了探索。在黑格尔看来，哲学研究的目的就是用思维和概念去把握真理。因此，黑格尔不屑于像康德那样，在教人进行探究上帝以及事物的本质等问题之前，先对人的认识能力加以考察的做法，而是强调，要揭示思维运行的整个过程，确认思维运行的逻辑和客观事物自身发展的逻辑的一致性，从而在经验与现实的和解中寻求真理。这也就决定了，黑格尔所关心的只能是思想的客观性和逻辑的必然性。为此，黑格尔强调辩证法的重要性，当然，这里的辩证法主要是思维的辩证法，即“认识到思维作为理智必陷于矛盾，必自己否定其自身”[9]。以此为根基，黑格尔在精神哲学的层面，把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历史的追溯同人类历史的发展相提并论，“世界历史在一般上说来，便是‘精神’在时间里的发展，这好比‘自然’便是‘观念’在空间里发展一样”[10]。由此，黑格尔以唯心主义的方式全面地揭示了人的自由本性和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

青年马克思及其同时代人，可以说都是在这一哲学思潮的影响下成长的。虽然马克思一再表示自己不喜欢黑格尔哲学离奇古怪的调子，但是在面对“现实的东西和应有的东西”之间的对立的时候，依然“从头到尾阅读了黑格尔的著作”[11]，并成为青年黑格尔派的成员。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为马克思打开了一扇认识现实世界的窗户，透过它，马克思开始反思人的自由本性的问题，观照现实世界的不平等和不公正，例如，探究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的，拷问普鲁士政府出台的书报检查令，展开对《林木盗窃法》的辩论，等等。所有这些都可以视为马克思在继承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观念论的基础上所做的理论反思。

但是，马克思并没有执迷于这样的观念论，而是在反思中实现了超越。他很快意识到，尽管哲学观念论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人的思维的本质过程，刻画了人的自由本性，但是，这种揭示和刻画是建立在“思维自身”的基础上的，即哲学观念论错误地以为，思想才统治着世界，或者说，“观念、想法、概念迄今一直统治和决定着人们的现实世界，现实世界是观念世界的产物”[12]。因此，破解观念的禁锢，把人从观念的意识形态之中解放出来，并由此真实地面对现实的生活，以创造属于人自身的生活，才是马克思进行哲学思考的最终目标。

（二）弘扬启蒙精神

站在整个人类思想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审视哲学观念论，我们会发现，它最大的贡献就在于，科学地揭示了人的主体能动性，并由此揭示出，人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理性存在物。人不仅能够认识外在的世界，还能够将其改造为属于人自身的世界。这样，在长达上千年的组织化宗教统治之后，人们在观念论的熏陶与影响下，开始从宗教的虔诚信仰和统治中走出来，追求个体自我的自由解放。“人类终于开始意识到，他们的本质就在于自由和自我规定”。[13]可以说，观念论发展的这一本质目标和启蒙思潮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康德指出，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14]。这意味着，启蒙的实质就是人类理性的自觉，即从蒙昧走向文明，从对上帝（观念、思想）的信仰走向对人类自身理性的信仰。在这个意义上，启蒙的核心和重点在于倡导个体的自由与解放。

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在以观念论（唯心主义思辨哲学）为底色，以宗教的统治为形式的思想乌云的笼罩下，人只能是抽象地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坚持、弘扬启蒙理性，展开对统治人类生活的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破解观念论主导下的唯心主义思辨哲学的意识形态是推动人的解放和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由此可以断定，马克思的哲学思考必然是受到启蒙理性影响并倡导启蒙精神的产物。只不过不同的是，马克思并不是简单地针对启蒙思想作出了批判，而是对其生存的现实基础及各种表现形式作了清理。这既体现为马克思对现实社会各种不公正现象的批判，也体现为对劳动异化、社会分工、资本剥削乃至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方式、社会关系、所有制形式等的批判。对于马克思来说，启蒙的本质就是实现人的解放，就是“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15]。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各种共产主义的批判中，也可以从《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制度的批判中看出。

（三）走出政治经济学的迷雾

自近代以来，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与人文科学的快速衰落形成鲜明的对照。就在此时，伴随着整个西方社会的转型所导致的资本主义发展，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发展起来。作为一门研究物质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规律的科学，国民经济学家们宣称，已经找到了创造财富的基本规律和法则，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分工、信用、货币等资产阶级生产关系都是固定的、不变的、永恒的范畴。由此，他们论证得出，资本主义才是为人类创造财富、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的唯一社会制度，并且是永恒的制度。这样，国民经济学家们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构建起了一个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体系。

对此，马克思持有异议并要求“从国民经济学的各个前提”（私有财产、劳动异化、资本等）以及“当前的经济事实”（劳动异化、工人的贫困等）出发，来透视国民经济学所构建的意识形态“幻象”。他看到，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生产的越多，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其生活就越贫穷。是什么造成这样的境况？为此，马克思把矛头直指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国民经济学。在他看来，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因此，它们肯定同其所表现的社会关系一样，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这样，马克思彻底揭示了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和意识形态本质——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一切思辨哲学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人的压迫和剥削。由此出发，他全面考察了资本主义的财产私有制，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及资本的本性，揭露了剩余价值产生的来源等等，并在基础上揭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阶级斗争、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等一系列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

当然，在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观念论、启蒙思想、政治经济学等并不是整个社会思潮的全部，但在一定程度上，这些思想或思潮影响了马克思，我们今天阅读其著作，依然能够真切地感受到马克思是如何在继承与超越中实现思想的创造。事实证明，“任何一种理论都不可能凭空产生，它总是在一个理论家置身于其中的、由人们在传统和现实生活中所使用的话语编织而成的知识基质上诞生出来的。”[16]因此，当我们今天想要对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实现彻底的当代阐释的时候，就需要去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观念论哲学、启蒙思潮和国民经济学等马克思所处时代的理论思潮进行反思。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置之不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