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论
任何理论都有其产生的时代，都有其所面对的重大社会现实。同样，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理论，有能够指引时代发展并塑造时代精神的理论。因此，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断言：正是在理论与现实的双重激荡中产生了伟大的理论，并由此实现了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要真正揭示并彰显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思想价值、创新其内容，并对其作出“当代阐释”，就必须在思想史和现实的双重维度中进行。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38]因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解释力和生命力不仅在于其所具有的真理性和科学性，更在于它能在时代的变迁中同各种学术理论思潮展开对话，回应各类社会思潮以及观照当代中国乃至世界的重大现实问题。
基于此，对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当代阐释，理所当然地必须“回到”其诞生的思想史和时代背景之中，把握其思想的本质。当然，这种“回到”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另一个方面，我们还必须审视“当下”和“未来”，即思考当代学术理论思潮、时代背景下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问题。在我们看来，较之于诞生时的境遇，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在当代所面对的学术理论思潮和社会现实的挑战更为严峻。从当前学术发展的态势看，真正对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构成挑战的学术理论思潮大致可概括为三种：以自由主义为底色的西方学术思潮；以保守主义为核心的儒学复兴思潮；以“回归马克思”为指归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潮。以中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为例，倘若以1982年由徐崇温主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书的出版为标志，中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在当代中国学术发展的历史上，中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已是一个标志性的学术事件，其所取得的成果是有目共睹的，并毋庸置疑地构成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是，在这一研究中也存在诸多的问题，如，过分注重人物研究而忽略问题研究；只强调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讲了什么，而忽略其为什么这样讲，以及这样讲的真实目的何在等背景的关注；未能积极有效地汲取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华，使其融入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库之中，等等，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只是就研究而研究，失去了研究的目标和根本宗旨，甚至有可能在研究中因为缺乏“问题意识”和“中国问题”而陷入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域中，甚或落入其所设置的“陷阱”之中。因此，对于当前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来说，在积极吸取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华时，必须保持客观的心态，既要从理论源头上反思国外马克思主义兴起的思想史和时代背景，又要在理论内容上把握其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在深层逻辑上区分异同，在思想上划清“界限”，正如有学者所主张的，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研究中倡导“划界意识”，在基础的层面上可以表述为：应当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涉及的各种流派、人物和观点的客观的学术影响力和现实影响力做出切实而恰当的评估，从而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突出重点和核心层；在深层次上可以表述为：在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对象的学术影响力和现实影响力做出评估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对每一具体研究对象的价值取向、基本观点，特别是其同马克思思想的真实关系做出具体的区分性评价，至少要明确一点：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研究同关于马克思思想在当代思想界和社会实践中的影响的研究是有区别的。[39]因此，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我们应当坚持“双重解读逻辑”：一是“理论逻辑”，即要揭示不同理论流派和理论观点的内在的理论逻辑，揭示其同马克思思想的内在逻辑关系；二是“现实逻辑”，即要揭示这些理论观点，包括它们对马克思恩格斯原初观点的创新或修正同特定时代的人类实践的逻辑关系。惟其如此，我们才能对国外马克思主义这一重要学术思潮有透彻的把握，才能在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对话中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事实证明，国外马克思主义者提供给我们的并不是具体的思想观点，而是他们立足于本国和人类历史发展的现实，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域，从而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方法论路径。因此，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阐释，需要我们与包括国外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类学术思潮展开平等的对话。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要在当代中国学术生态或者学术结构当中保持主流地位，就必须与当代各类学术思潮展开充分的对话。只有在学术思潮交锋当中，我们才能面对提升当代中国学术的水准，才能丰富和发展中国学术的内涵，进而彰显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性。
从当代中国乃至世界发展局势看，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当代阐释当然也离不开我们对当代中国乃至人类发展的社会现实作出科学的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不只是属于中国，作为人类文明的活的灵魂，它应该是世界的。这就要求我们，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方法论原则，对中国改革开放以及人类的伟大实践做出理论的阐释，进而将这一过程所形成的理论置放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库之中。
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同‘宗派主义’毫无相似之处，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固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恰恰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是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40]因而，在我们看来，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当代阐释，最为根本的路径在于，在面对当代中国乃至全球性的问题中拓展其理论的视野，丰富其理论的内涵，开拓其理论的境界。具体言之，有三个主要的问题需要加以阐释：当代中国所面对的社会现实；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发展、新动向；世界历史境遇中的人类未来。在这里，我们以当代中国所面对的社会现实为例加以阐释。概括起来，当代中国问题实则就是改革、发展以及创新的问题。改革，就是要变革固有的社会关系，使之与生产力发展的节奏相适应，在这个过程当中的社会阶层关系的再造、公平公正制度的建立、民主法治的推进等等，都极为重要。发展，就是要从“又快又好”变革为“又好又快”发展。这不仅仅是发展内容的变迁，深层的则是思想理念的变革。创新是一个民族发展的不竭动力。只有不断地创新，才能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与发展。应该说，当代中国所面临的诸多问题，诸如，市场经济建设、社会转型问题、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经济体制改革、法制建设、城乡差距问题、收入分配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生态环保问题、道德建设问题、当代中国现代性话语的重建，等等，都是需要通过“改革、发展、创新”来解决的问题。质言之，都是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和谐发展和综合创新来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也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如果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置这些问题于不顾，而只是一味地研究“纯学术”问题，作为思想武器的马克思主义就可能在时代的变迁中陷入“钝化”的境地。在我们看来，新时期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发展和创新，其关键就在于能够在不断回答时代提出的“改革、发展、创新”的问题，即通过理论的创新来推动社会改革和发展的问题。正如陈先达提出的，对中国来说，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不是数量的问题。我们面临的是如何总结我国的实践经验，把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的创新变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的问题和研究课题。[41]这进一步告诉我们，经济社会越是发展，越是需要哲学的理论创新，这需要中国的哲学研究者凝聚智慧，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以自己的话语方式来提升中国的经验，言说“中国的道路”，讲述中国人自己的“故事”。尤其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日益成为全球化发展之不可或缺的部分之时，更不能简单依靠西方的学术理论，更不能妄想西方学者为中国的发展“出谋划策”，我们需要架构中国人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
在《在世纪之交看马克思主义的命运》中，胡绳指出，“没有一种思想是万世永存的”。同样，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也不命中注定就是万古长青的理论。作为超越传统形而上学，开启人类解放新征程的哲学变革的产物，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使人类获得了新的方法论原则，它既不同于思辨唯心主义，也不同于旧唯物主义，它是以“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为内容，以人与世界的否定性统一关系为焦点，以人的解放和自由为宗旨的学说。今天，我们在思想史和现实的双重维度中对其展开研究，其根本目的在于，客观地揭示这一真理性理论诞生的历史过程，并在时代的变迁中推动其发展。毛泽东曾倡导，我们不能像那些“本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那样，“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42]，并进而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由此观之，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当代阐释必然要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域中，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社会现实中展开。惟其如此，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才能成为人类文明的活的灵魂！
[1] 参见孙正聿《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哲学研究》2007年第3期；孙正聿《历史唯物主义的真实意义》，《哲学研究》2007年第9期。
[2] 孙麾：《写在稿纸的边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3页。
[3] 陶德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两个问题的理解》，《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
[4] 胡绳：《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2期。
[5] 梯利：《西方哲学史》上卷，葛力译，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9页。
[6] 陈先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与文本解读》，《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7] 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10页。
[8] 参见孙正聿等《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9] 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1页。
[10]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66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6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6页。
[13] 斯蒂芬·霍尔盖特：《黑格尔导论：自由、真理与历史》，丁三东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37页。
[14] 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2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页。
[16] 俞吾金：《从康德到马克思：千年之交的哲学沉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4页。
[17] 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何兆武、李约瑟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5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7—608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
[20] 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荣震华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4页。
[21] 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荣震华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5页。
[25]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97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
[27] 波德：《资本主义的历史：从1500年至2010年》，郑方磊等译，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版，第90页。
[28] 参见麦克法兰《现代世界的诞生》，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1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5页。
[30] 波德：《资本主义的历史：从1500年至2010年》，郑方磊等译，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版，第126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15页。
[3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页。
[3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22页。
[34]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32页。
[35]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9页。
[3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94页。
[3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4页。
[38]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39] 衣俊卿：《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现状的审视》，《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年第5期。
[40]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09页。
[41] 陈先达：《哲学研究要以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为动力》，《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12月27日。
[42]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