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 批评的维度

论伟大文学的标准

什么是伟大的文学？当代中国为什么不能出现文学大师？当代文学离世界文学究竟有多远？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些命题就一直是当代中国文坛不绝于耳的吵闹声，尤其是在近年内，随着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接触面越来越广，中国作家不断地在别国获奖，以及每年一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所引发的话题，使作家、学者、读者都情不自禁地参与到这些命题的谈论中，使这一命题逐渐成为一个随时都能引发的重要主题。比如，王蒙2005年4月在中山大学演讲，他在回答一位记者的提问“中国作家为什么不够伟大”时，调侃道：“就是因为自杀的人太少了。”结果，他最后的这句话成了新闻的标题，引发了国内对作家、伟大与自杀的关系的热烈探讨。同年10月，美国籍华裔作家哈金在《南方周末》发表了《伟大的中国小说》，引发了中国内地很多作家和读者的争议。[1]评论家郜元宝、作家苏童等都参与了这场讨论。到2007年4月至5月，贝塔斯曼公司和新浪读书联手推出了“当代读者最喜爱的100位华语作家”活动，在即时投票的前20名中，韩寒、郭敬明、安妮宝贝三位青春文学写手的票数甚至超过苏轼、李清照、朱自清、徐志摩等人。这一结果又一次引发人们对当代文学、“80后”作家以及什么是伟大作家的一系列争议。针对这些问题，著名评论家雷达曾于2006年在《光明日报》发表题为《当前文学创作症候分析》一文，分析了这个时代为什么产生不了伟大作家的主要原因。该文发表后，立刻引发了全国各地作家和评论家的关注，《光明日报》为此特开辟了讨论专版，讨论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2015年5月中旬，雷达又在第三届文博会上演讲时重申了这一主题，尖锐地指出了当代文学的精神缺失，也回答了为什么在我们这个堪称伟大的时代里却涌现不出伟大作家的问题。

这些事件的发生，使“伟大文学”的概念进一步凸现，但正如王蒙所言，每个人对伟大的理解是不同的，所以也就无法深入地探讨下去，最后只能是不了了之。但事实上，这些事件的发生和发展表明，我们必须对“伟大文学”进行一些规律性的研究和总结，必须回答这个问题，而不是回避。

探讨这一主题，可以解决当下文学创作与批评中的一些难点问题。首先是为当代文学的发展提供积极、可靠、真实的精神资源。伟大与否往往是一种感觉，修养不同，感觉也不一样。在消极相对主义的影响下，“伟大”与“渺小”往往被偷换，使伟大成为一种虚无的象征。这种特点在每一次的文学争论中都会涌现出来。如王朔对鲁迅的猛烈攻击与否定便是一例。在王朔那里，虚无主义本来就是其创作和思想的根本。“我是流氓我怕谁”“我是文坛钉子户，就是不搬”“爱你没商量”等这些宣言都表明王朔的无理性本质。王朔从来没有超越“私我”的界限，但是，鲁迅不同，“我以我血荐轩辕”“俯首甘为孺子牛”等宣言何其壮观，何其“超我”。同样，当王蒙先生说伟大的作家没有标准时，也透视出其精神世界的犹豫不定，甚至虚无。这种现象不仅仅存在于当代那些著名作家身上，而且成了一种景象。当前整个文学创作一片苍白的背后，其实是精神资源的极度匮乏。相反，在那些优秀作家的心中，“伟大”其实一直是他们心中的标高，慢慢地靠近，再慢慢地超越。残雪在其博客中写道：“我心目中的伟大作品，是那些具有永恒性的作品。即，这类作家的作品无论经历多少个世纪的轮回，依然不断地影响着人类。”面对当下缺乏“伟大标准”的混乱局面，她无奈地说：“既然没有标准，我选择沉默来保护‘伟大’的完整性。”因此，探索什么是伟大文学的标准，也就意味着为作家寻找一种可靠的精神资源。探讨这一标准意味着对古往今来的伟大文学进行一次规律性的总结，而这些标准将成为今后作家（不仅仅指中国作家）努力的方向。

其次，探讨这一标准，还可以为当代作家的创作树立一种理想。哈金在其《伟大的中国小说》一文里说：“早在1868年，J.W.Deforest就给伟大的美国小说下了定义，至今这个定义仍在沿用：‘一部描述美国生活的长篇小说，它的描绘如此广阔、真实，并富有同情心，使得每一个有感情、有文化的美国人都不得不承认它似乎再现了自己所知道的某些东西。’表面看来，这个定义似乎有点陈旧、平淡，实际上是非常宽阔的，并富有强大的理想主义色彩。它的核心在于没有人能写成这样的小说，因为不可能有一部让每一个人都能接受的书。然而，正是这种理想主义推动着美国作家去创作伟大的作品。纵观美国文学，我们会发现每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后面都有伟大的美国小说的影子--《汤姆叔叔的小屋》《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白鲸》《大街》《愤怒的葡萄》《奥吉·马奇历险记》等巨著都是如此。”他还援引了印度文学的发展。哈金还认为：“目前中国文化中缺少的是伟大的中国小说的概念。没有宏大的意识，就不会有宏大的作品。这是为什么现、当代中国文学中，长篇小说一直是个薄弱环节。”哈金的话不无道理。当我们把《红楼梦》确定为我们古典文学中最伟大的小说时，后世就有很多人以《红楼梦》为超越点。贾平凹的《废都》在暗地里是与《红楼梦》和《金瓶梅》较劲的。而中国当代那些现实主义作家又往往是以托尔斯泰、巴尔扎克、马尔克斯等为标准的，现代主义作家又是以卡夫卡为目标的。

最后是为文学批评提供一种基本的价值尺度。比如，近年来，无论作家还是评论家，甚至政治家，都在谈“伟大的文学”或“大师”，但“伟大的文学”或“大师”的标准是什么，却一直难有定论，甚至无从谈起。这就使得这些言论成为一种虚无缥缈的奢望，也使得这些言论缺乏必要的依据。如果有了一些基本的尺度，而且绝大多数人都认可，那么，文学批评和言论便有了基本的标准。

但是，要讨论“伟大文学的标准”这样一个宏大的主题是有很大难度的。在古代，每一个国家或民族都相对独立，文化的传统也相对统一，在这种情况下，伟大文学似乎是无须讨论的。但是，在今天这样一个世界文化相撞和众声喧哗的时代，这个命题不仅随着文化的强弱而显得重要，而且要讨论这样一个主题格外困难。究竟应以什么样的范式来进行讨论？在历史上，有哪些重要人物进行过这样一项可供依循的工作？它的研究范围是什么？等等。这些问题都必须解决。

显然，这个问题过去有不少人意识到了，但都没有进行研究和梳理。能够依循的方法实在不多。不过，在世界文化融合的当代，有一条研究的道路是明了的，那就是越来越多的学者都开始从“人类”和“世界”的角度去研究和梳理问题。这就是我们讨论什么是伟大文学的一个基本思路。如雅斯贝尔斯在其《大哲学家》里提出了一些著名的哲学概念：世界方向、世界哲学、世界公民、世界意识等，说到底就是“人类性意识”。他认为，凡是那些伟大的哲学家、文学家、宗教领袖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具有这种人类性意识。在这本著作里，雅斯贝尔斯将整个人类的伟大哲学家进行了概括，挑选出了三类共十五位哲学家，其中，中国的孔子和老子分别被他归入思想范式的创建者和原创形而上学家两大类中。他是德国哲学家中第一个把研究的视角延伸到中华文明的，也就是说，他研究的范围再也不是欧洲中心主义的，而是世界的、全人类的。可以说，雅斯贝尔斯的这种对伟大哲学家的“发现”给我们评价伟大文学提供了标准。他对大哲学家的“伟大作品”的标准有三：（1）哲学思想是超越时代的；（2）独创的思想；（3）拥有并非一成不变的内在独立性。

雅斯贝尔斯的这种研究和概括已经越来越多地被当代哲学界和思想界所认可，如在当代，世界史不断地被历史学家重新编写就是这样一种思想在暗中涌动的结果。世界文学史也在不断地被改写，而改写的主要问题就在于对于世界文学来说，哪些文学作品才能称得上是世界性的。

根据雅斯贝尔斯的做法，首先得概括和限定世所公认的伟大文学。反过来说，要从这些文学中概括出伟大文学的标准。综观中外文学史，可以从四个范围来进行总结：一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文学作品及其特征。二是世界古代伟大文学及其特征。三是一百多年来现实主义伟大文学及其特征。之所以将其单独提出来，是因为自19世纪以来现实主义文学成为世界文学的主流，而且中国现当代作家受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影响也最大，所以有必要对现实主义伟大文学进行一次大致的比较。四是一百年来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文学及其特征。虽然诺贝尔文学奖不能概括一百年来所有世界级的文学成就，但它所尊崇的理想精神被公认为是伟大的，它所评选出来的作品很多也的确是举世公认的伟大文学典范。前两类文学是经过数百年甚至数千年历史和文化的考验的经典性作品，几乎无人怀疑，后两类文学受历史和文化的考验尚不足，但它们不仅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的社会，而且还在影响当下的文化和生活。所以，这四类文学可以代表整个人类的伟大文学。

对这四类文学进行归类研究，就会发现如下一些共性：

一是深刻、广泛、丰富地反映一个时代人类的生存现状和精神追求，甚至一个民族的演进历史，如诗史。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基本上都是一个时代的“百科全书”，同时又是一个时代的精神谱系。当然，这种百科全书不是表象的，而是去了表象之后的本质袒露。它们对时代的揭露和表现往往是传神的，也不取媚于任何势力与团体。《荷马史诗》《浮士德》《唐·吉诃德》《诗经》《红楼梦》等，都属于这一类作品。匈牙利著名的现代哲学家、美学家和文艺理论家乔治·卢卡契曾对现实主义伟大文学作过整体的研究与总结，提出了“伟大的现实主义”理论，他说：“现实主义不是一种风格，而是一切真正伟大的文学的共同基础。”[2]

二是对人类正面价值的肯定与弘扬。人类所有伟大的文学作品，都体现了人类所追求的一切正面价值，如正义、理想、善良、宽容等。有一些作品可以是名著、奇书，但不能称为伟大的文学。如当下正在网络上被热议的《金瓶梅》，很多人都认为它是奇书，也已经是名著，但又觉得它与《红楼梦》《三国演义》等不能等同，总觉得有些问题，但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又一时说不清楚。古人将其定为“淫书”，鲁迅讲它是“世情小说”“尽其情伪”，郑振铎形容其是“伟大的写实小说”。淫与不淫牵涉到价值判断，而鲁迅的评论只是小说类别的判断，并非价值判断，郑振铎则是从写作手法来形容，但称其为“伟大”，不免过分。其实，所有对此书进行研究和判断的人最终进行价值判断时都以其中的“性爱描写”为重点，若仅仅以此进行判断，以现代人的观念来看，它一点也不淫。既然性爱内容不淫，又为何仍然是禁书，为何人们还是莫衷一是？其实，判断一本书淫与不淫，或正与邪，并非以其中的性爱描写为要义，而应该以其中的伦理关系为要义。因为从现代人的观念来看，性爱是美好的，性爱的快乐功能是正常的，无须指责的。《金瓶梅》正是描写了这种欢乐的性爱场面，何罪之有？判断淫与不淫的主要尺度不是性爱，而是伦理。若伦理混乱，便为乱伦，是为淫，若伦理未乱，其性爱越是快乐越是能够体现当代人对爱的需要。《金瓶梅》的问题恰恰在于伦理的混乱。同时，从《金瓶梅》全书来看，尽管如鲁迅所说的“尽其情伪”，但呈现在读者面前的除了欲望，便是利与害，是悲凉的人生。整部小说中几乎很难见几个正面的价值形象，即使是武松，在《金瓶梅》中仍然也以负面价值形象出现。少有的几个清官也是见利忘义的。一种向下的、向着负面价值行进的叙事向度的确是“尽情”地暴露了冷色、悲凉、虚无的人生，人性深处“恶”的形象赫然站立，撕人心魄。相反，人性深处善的一面荡然无存，正面价值漂泊无依。这就是《金瓶梅》只能是一部奇书，却不能成为“伟大的小说”的重要原因。

1949年，福克纳在诺贝尔奖获奖演说中说：一个作家，“充塞他的创作空间的，应当仅只是人类心灵深处从远古以来就存有的真实情感，这古老而至今遍在的心灵的真理就是：爱、荣誉、同情、尊严、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如若没有了这些永恒的真实与真理，任何故事都将无非朝露，瞬息即逝”。他还说：“人是不朽的，这并不是说在生物界唯有他才能留下不绝如缕的声音，而是因为人有灵魂——那使人类能够怜悯、能够牺牲、能够耐劳的灵魂。诗人和作家的责任就在于写出这些，这些人类独有的真理性、真感情、真精神。”[3]刘再复在《百年诺贝尔文学奖和中国作家的缺席》[4]中说：“瑞典文学院选择了福克纳，而福克纳的这席话又充分地体现瑞典文学院所把握的诺贝尔的‘理想主义’和评价准则。一百年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确实共同展示了一种‘心灵的真理’，宇宙的理性，这就是爱、荣誉、同情、尊严、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反此真理的另一极，即仇恨、暴力、堕落、冷漠、自私等等，瑞典文学院则给予断然拒绝，不管他们拥有多大的才能。”

因此，对于伟大文学来讲，其伟大正表现在对人类这些正面价值的树立、弘扬，给人类以生活的理想、信心，甚至永恒的期盼。

三是人类性，世界性。凡是伟大的文学都应该拥有一种超民族、超国界的精神，也就是人类性。百年以来，尽管在诺奖评奖中有政治、民族、信仰等方面的局限性，但是，绝大多数诺贝尔奖获奖文学作品都基本体现了“理想性”“人类性”。当美国作家赛珍珠获得诺奖时，评奖委员会给她的评价是：赛珍珠杰出的作品使人类的同情心跨越了种族的鸿沟，并在艺术上表现出人类伟大而高尚的理想。“近年来，瑞典文学院对所谓第三世界国家文学或者所谓边缘文学的注重是有目共睹的，欧美作家已经越来越难于问津诺贝尔文学奖了……他们不想站在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立场来评价其他文化的作品，也并不主张各种文化之间互相对立、排斥和较量，而且主张互相联系、融合甚至介入。”从诺奖的这一动向可以看出，诺奖在尽可能地体现其“人类性”，从而显示其价值的“伟大”。

四是超我的精神启示。西方一位评论家说，读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就仿佛是进入了一座教堂，接受了一次灵魂的洗礼。意思是说，凡是伟大的文学作品，都有一种庄严的、宏伟的、超我的精神，对读者有一种精神的启示作用。还有人说，好的文学与读者之间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仍然是说，伟大的文学是有教育功能的，是能够改善自我的。弗洛伊德将人的精神分为本我、自我与超我。超我是人类追求的最终目的，它是制约本我和解放自我的真正力量。因此，超我精神乃伟大精神的必备条件。当我们阅读一切伟大的文学时，我们都能感受到这种超我的精神，它给我们启示，使我们反照自我的善恶、美丑，在不经意间改变了自我。这种超我的精神和启示的作用在傅雷为《约翰·克利斯朵夫》所作的中文译著献辞中被充分地表达了：《约翰·克利斯朵夫》“所描绘歌咏的不是人类在物质方面而是在精神方面所经历的艰险，不是征服外界而是征服内界的战迹。它是千万生灵的一面镜子，是古今中外英雄圣哲的一部历险记”。[5]

五是对人类当下存在的终极价值进行怀疑、追问、批判和回答。虽然这是一个哲学问题，但是，伟大的作家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哲学家，只不过他不是用哲学的方式而是以文学的方式来进行这一切活动。哲学是对存在问题的理论阐释与回答，而文学则要呈现形象，呈现过程。在轴心时代，人类最早的伟大经典的文本形式既是哲学又是文学。如柏拉图的《理想国》里有人物形象，有故事内容，还有哲学命题与回答；庄子的文章既有形象、故事，又在语言风格上独树一帜。即使是《圣经》，也是最美的抒情诗或叙事诗。而从中古以后，西方文学一个重要的特征表现在对轴心时期和公元元年前后确定的哲学、宗教思想的怀疑、批判与认同。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实际上是早期歌德对上帝精神的怀疑，在找不到人生意义时的一种虚拟自杀，而在《浮士德》中，饱学之士浮士德仍然持此态度，但是，在他经历很多事件之后，在他死后，又回到了上帝身边。也就是对至善的一种认同。在托尔斯泰那里，对至善、和平、爱、同情心、大悲悯、非暴力等人类最高理性原则进行了全新的解释。在《约翰·克利斯朵夫》里，罗曼·罗兰以贝多芬为原型，塑造了一个一直在探讨人生与艺术真理的艺术家形象，他早年怀疑上帝存在，而在晚年时才谦卑地低下头来，皈依上帝。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的作品几乎完全都是对存在合理性的怀疑和判断，而他的一生也分为两个时期，前半生是怀疑，后半生是对上帝精神的确认。在这些伟大作家的作品里，表现出来的是对人类当下存在的彻底的终极性的追问，和对这些问题的形象的回答。

中国明清时期的小说《红楼梦》，充分展示了曹雪芹对以儒释道为终极价值的怀疑、批判，成为中国古典小说中少有的对终极价值进行追问的作品。就是有这种追问，他才塑造了贾宝玉、林黛玉这两个与当时儒家价值完全对立的形象。在这两个人物身上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实际上都是对价值的追问与回答。小说开头与结尾相呼应，表达的仍然是作者对人类当下存在的否定精神。而这种否定精神，又在道家和佛家那里成为一种肯定的精神。这就是《红楼梦》通篇为何贯通着一种忧伤、悲凉、哀叹气息的主要原因，同样，这也是《红楼梦》高于其他小说的主要原因所在。

即使在现代派作家那里，对当下存在的追问与对终极价值的试图回答也是他们的最高理念。卡夫卡的《变形记》、加缪的《局外人》以及艾略特的《荒原》都是对存在进行反向追问、批判与书写的文本。尽管他们不像古典时代的伟大作家那样能够回答这些追问，但是，他们意识到了存在的问题。如果对古今中外一切伟大作家进行分析，就会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几乎所有的伟大作家都有对终极价值的追问与关怀。这是因为他们本身具有哲学家、思想家的深度，同时，他们锐利的目光和深刻的文字总是在关注人类存在的矛盾处境。那些一般作家总是津津乐道于语言的华丽、故事的精巧、市场的流行，他们在乎的是读者的喜好，往往不触及人类存在的悲剧性所在。

六是对人性新的发现与探索。但丁被恩格斯称为“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世纪的第一位诗人”，其《神曲》表明他是第一个反映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想的诗人。莎士比亚的每一部戏剧都可以说是对人性深掘的作品，其精彩对话句句都透露着诗人对人性的深刻把握。加缪的《局外人》尽管受到这样那样的质问，但熟知加缪思想的读者深知，其主人公莫尔索的一系列行为并非真的愚昧、无人性，而是有原因的，这原因便是强大的虚拟化的人类文明的秩序，它与个人的一切构成了一个荒诞的世界。加缪所揭示的是人类存在的悲剧性，这也便是人性的泯灭。最具代表性的还是歌德与托尔斯泰。歌德的《浮士德》虽然不是小说，是诗剧，但是，与此前的宗教诗剧和小说不同，浮士德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学者，在受到魔鬼靡非斯特的诱惑后开始过一种欲望化的生活。虽然浮士德终归彼岸，但是，其奋斗的整个过程显示的是人性的巨大成功。整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文学大师们，几乎都是对人性的重新发现。到了托尔斯泰那里，人性中的所有善恶问题都成为作家要重新探讨的命题，就像伟大的科学家总是在对既定的公理进行证明时才发现新的定理一样，伟大的作家也在这种对公理式的古老命题进行论证时发现了新的人性领域。

七是不可比拟与摹仿的文本形式的创造。每一种新文本的产生，其实都源于作家对生活和人类存在处境的重新发现和解读，并非简单的形式的更新。傅雷在《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中文译著献辞中这样写道：“《约翰·克利斯朵夫》不是一部小说，——应当说，不只是一部小说，而是人类一部伟大的史诗。”“是贝多芬式的一阕交响乐。”的确如此，《约翰·克利斯朵夫》不仅改写了以往小说重视外在故事情节和单调的叙事模式的文本形式，重新创造了一种纯粹摹写内在精神生活的复调式的小说，而且成为后世作家们所崇拜的小说范式。马尔克斯被誉为魔幻现实主义的创造者，但是，他本人非常反感这样的评论。1982年，哥伦比亚黑绵羊出版社推出了加西亚·马尔克斯与另一位哥伦比亚作家兼记者普利尼奥·阿普莱约·门多萨的谈话录《番石榴飘香》，在这部书中，马尔克斯说，评论家都太自以为是了，“他不过是想给自己的童年经历找一个合适的归宿而已”，至于小说为什么这样写，他也是寻找了很久，最后才像“老祖母讲故事一样写小说”。他还说，在他的眼里，这根本不是魔幻，而是历史，真实的历史。

在文本的创造方面，我们还能列出一大堆名字，如莎士比亚、陀思妥耶夫斯基、乔伊斯、普鲁斯特、梅里美、卡夫卡、博尔赫斯，等等。总之，伟大作家的文本与其本人一样，都是独特的，难以摹仿的。卢卡契在探讨现实主义的伟大标准时说：“形式不过是最高的抽象，是简练地表达内容并把它的安排推向最高潮的最高方式。”[6]也就是说，这些文本的创造，并非这些作家像人们所说的那样进行文字游戏，而是他们对生活的伟大发现。

一种新的文本的产生，常常会带来一种新的文学现象，甚至是文学的革命。如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之后，在世界范围掀起了一场魔幻现实主义运动，尽管他本人对此不屑一顾。在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出版后，一场意识流写作、散文化小说的风气也悄然兴起，尽管很多追随者根本不懂得普鲁斯特伟大、深邃、忧伤、敏感甚至疾病的内心世界，只是摹仿其皮毛。

伟大文学的标准也许还有，但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以上几点。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伟大文学与伟大作家的关系，因为这两个概念常常混在一起。从表面看，它们显然不是一个概念，比如，《诗经》是中国古代伟大的经典，但不能说其作者个个都是伟大的（当然，如果把《诗经》的作者抽象化，再加上孔子的融合，这个作者仍然可以称为伟大的作家）。再比如，作家与宗教领袖和哲学家往往不同，后者更具榜样性，其受众对其往往存在一种“宗教情怀”，自然产生了一种伟大的敬畏感，而作家往往缺乏这样一种榜样性。但如果我们从本质上进行对比就会发现，伟大文学与伟大作家其实是表与里的关系，一个心灵矮小的作家怎么都不可能创作出伟大的文学来。只不过，作家在人们的心目中更为日常化，更为人性化，因为作家要呈现的是欲望与精神共有的形象。相比之下，那些被称为伟大的宗教领袖与哲学家不同，他们在人们的心目中突出了神性，去掉了日常性和人性，是与欲望相对立的存在。作家比他们多了一种欲望化的、人性化的、日常化的存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