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女性生存困境的文化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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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个人体验与创作动机

文学创造的客体是文学的反映对象,是整体性的、经过审美提炼后具有审美价值的作家体验过的社会生活。文学的反映对象及文学创造的客体不仅包括现实生活,还包括作家的个人情感与经验,个人情感与经验中甚至包括弗洛伊德所谓的“个人无意识”与荣格所谓的“集体无意识”等深层心理经验。在文学创造的过程中,文学创造的主体——处于文学生产活动中并具有主体性的即自由自觉的创造者[7]——既有作为审美者和“旁观者”对个人利害的超脱,又有“移情者”自我意识、情感、人格的主动移入。奥兹有着明显的恋母情结[8],但12岁时其母自杀,奥兹一生都生活在这一悲剧事件的影响之中,这一事件深刻地影响了作家的创作。

“创作动机是由需要产生的,在作家心理失衡的情况下容易形成易感点,遇有外部刺激的触动,于是产生了带有极强行动力量并对整个创作过程起支配作用的或隐或现的意图或意念。”[9]书写创伤是奥兹的创作动机之一。“我母亲对我的人生影响很大,她是个讲故事的高手,这些故事启迪我的奇思妙想,而她的自杀,给我留下了永远的痛。写作也是一种疗治心灵创伤的方式,我想很多作家会对此生共鸣。”[10]在谈及《爱与黑暗的故事》的创作时,奥兹称“这是一种预后治疗。只有当我的内心不再有愤怒,不再有对自己的愤怒,不再有苦涩时,我才能来讲述我的父母,仿佛他们是我的孩子般来讲述”[11]。书写创伤给创伤幸存者提供了一个重塑自我、重构意识形态主体以及重新评价过去的平台,它能够帮助创伤经历者缓解症状,最终治愈创伤。[12]奥兹具有书写创伤的本能,“实际上,我小时候具有一种奇怪的冲动——愿意赋予某件事情第二次机会,而它不可能拥有这次机会——至今,这一模一样的冲动仍驱动着我前行,不管我何时坐下来写小说。”[13]通过这种书写,奥兹得以重塑自我并重新评价过去。

关于母亲的自杀与《爱与黑暗的故事》一书,奥兹坦言“我的父亲有点孩子气,没有任何幻想,但他又是一个非常温和大方的人。有一段时间我很生他的气。开始写这本书时,一切都已散去,书中留下的是一团谜,为什么两个善良的人,两个既不偏执也不疯狂的人,他们的婚姻会破裂,直到以悲剧收场”[14]。奥兹自觉进行女性想象,在不同的小说中重构母亲的生活场景与生存境遇。思考母亲自杀的原因、赋予母亲及母亲生活第二次机会也是作家的创作动机之一。“在文学创作中,创作动机的实现(即产品完成)固然要依赖材料的储备和艺术发现获得,但实际上创作动机却常常是暗中支配和决定作家搜集材料的范围及其艺术发现方向的潜在操纵力量。有什么样的创作动机,实际上也就暗示了作家某一具体作品或其一生文学创造在选材和艺术沉思上的走向”[15]。所以,母亲的感情问题、母亲的生存困境、母亲失败的婚姻、自己对母亲的复杂感情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呈现于奥兹的小说中,成为奥兹文学创造的对象和进行创作的不竭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