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形象学研究的四种范式”这项研究从选题到完成，都是为了遂一个未了的心愿。2006年春季我在加州大学厄湾分校认识了从中国台湾到美国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年轻华裔学者凯萨琳·刘。我们计划邀请部分香港、内地和台湾学者，分别在三地召开三次以“后摹仿：博物馆文化研究”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这项计划后来并未付诸实施。但是从那时起，在展开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思想认同的焦虑—旅行后殖民理论中的对话与超越精神”的研究工作的同时，我开始思考后摹仿时代形象学研究的范式革命这个选题，收集有关的研究资料。

该项研究旨在反思当代中国学术语境中外国文学研究和比较文学呈现的学术生态。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改革开放到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末，中国的英美文学乃至外国文学研究始终交织着三股学术思潮的影响。其一是形式主义、英国的实践批评和美国的新批评主导的文学文本细读法和以经典作家作品为研究对象和重心的治学理路。可以说在形式主义和新批评影响之下，细读法和作家作品论渗透了中国当代大学外国文学教学和研究，主宰了几代人的学术思维。其二是事实上终结了现代主义文化土壤中成长起来的形式主义、实践批评和新批评的后结构、后现代理论思潮被迅速、大量地译介、移植进入中国，后学理论与形式主义批评分庭抗礼，且呈后来居上之势。理论渐使文学本体关怀、细读法和形式主义批评逐渐远离了研究的中心，远离了学院的讲坛。其三是科学主义以及科学主义偏执论潮中泛滥的科学实证法、反人文主义、科技理性、实用主义、物质主义。毋庸置疑，科学技术话语主宰下的大学体制和机制中文学以及文学征兆的人文学科和人文精神频繁受到奚落，门庭逐渐冷落。更有甚者，以实用主义、机会主义的学术态度来从事外国文学研究之风日盛，这不仅使之变得面目全非，而且使人文知识分子丧失了应有的学术立场、思想担当和精神价值取向。

正是本着对上述思潮左右的学术生态的批判性观照，我选定了这个研究课题。整个研究的切入点是德国犹太学者埃里希·奥尔巴赫的语文学历史形象阐释。支点则是英美新批评和形式主义批评之外的四种跨学科、跨地理空间、跨文化的思想话语实践，即欧陆现代语文学、后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现象学之后文学的文化生产研究和后殖民话语。上述切入点和支点使整个研究的明面上所呈现的是后摹仿时代的文学和文化形象学范式变革—四种思想和学术话语实践分别从历史、跨文化、心理、文化生产角度进行的形象阐释和理论建构。

我们以埃里希·奥尔巴赫为切入点，不仅仅是因为在形式主义、新批评如日中天的时期，他以一本《论摹仿》展示了精湛的语文学阐释功夫、深邃的人文历史辩证思想及对欧洲文学现实主义裂变与欧洲文化的精神化运动之关联的宏大叙事建构。更为重要的是，奥尔巴赫同时征兆了一个西方文学和现代人文思想探索发生彻底革命的时刻，即无论是文学还是现代人文思想探索开始进入大学学科体制，开始在现代大学确定的学科分类和知识秩序中安顿下来，从事文学批评和人文思想探索的现代人文知识分子也开始集体迁徙到大学空间。如果说无论是俄国形式主义还是英美新批评更直接地、更实用地是大学教育体制和学科分化体制的产物，那么奥尔巴赫实际上是游走于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精神与物质、欧陆与中东和北美、宗教与俗世、纳粹迫害与自由、大学体制与知识个体的自由选择、文学批评与人文反思批判这一系列对应极点之间。这些多层关联所形成的个体生命、情感、精神和思想的网络在保持奥尔巴赫的新摹仿诗学探索的开放性、关联性、动态性的同时，最后无不统摄于两种强大的辩证力量，即欧洲文化的历史与欧洲文化的现实之间的辩证张力、欧洲文化的精神化历程与欧洲现代文明的物质基础之间的辩证关系。也就是说，奥尔巴赫本人曾思考建构，我们今天同样需要思考重构，文学与人文思想、与历史文化精神、与现实文化精神、与文化的使命和人的未来之间深层的、水乳交融的关联和辩证关系。因此，我们将奥尔巴赫以及他所代表的那个在学科、文化、历史、大学之间迁徙的人文知识分子群落确立为我们反思的起点，将他们的思想和理论之批判重构确定为我们的切入点。

通过该研究，我试图阐明以下六个紧密关联、逻辑性展开的论点。

一、人文研究的核心理论命题是历史、文化、社会中的人自身的价值诉求和精神化运动，即我们探究的身份认同问题。而身份认同研究根本性地涉及形象的阐释、建构和批评。这要求我们从形象学的角度来重新认知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批评理论和人文研究中波推云涌，完全不同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奠定的古典摹仿诗学的文学及人文研究变革—一场持续的思想和学术象征革命意义上的摹仿诗学革命。正是多源纷起的摹仿诗学革命，奠定了形象研究的多维视域，为系统的多元形象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和思想基础，呈现出历史形象研究、跨文化形象研究、心理形象研究、文化生产研究的认知图谱。

二、形象学研究的革命征兆的思想和学术象征革命滥觞于四大根源，即：埃里希·奥尔巴赫立足欧陆罗曼司语文学传统、基督教保罗形象阐释传统和维柯人文主义的新摹仿诗学；爱德华·萨义德立足奥尔巴赫思想、美国比较文学、跨文化视域的后殖民再现论；以弗洛伊德心理分析为源头、弗朗茨·范农的反殖民种族创伤理论及美国耶鲁学派的创伤研究为标志的创伤叙事研究；从爱德蒙·胡塞尔和马丁·海德格尔推动的欧陆现象学革命的烈火中诞生的罗曼·英伽登的文学现象学、伽达默尔对话阐释学、沃尔夫冈·伊瑟尔的文学人类学以及皮埃尔·布迪厄的生成-结构文学社会学。因此，顺着语文学、心理分析、现象学这三个源头，绘制一幅不同批评思潮及其形象阐释理论旅行迁徙的路线图，有益于我们鸟瞰形象学范式变革的全息图景，把握英美新批评、形式主义批评和当代后学理论之外西方批评理论起承转合的不同节点及其深厚的思想底蕴。

三、形象学研究的革命不断突破并重构文学的边界，不断僭越学科的疆界，也不断跨越地理和文化的藩篱。发轫于每一个思想理论源头的河流，起步于每一个学科的思想之旅，其实都给我们以生活在别处、思想在他乡、变异求新在异域的感受。这别处，这他乡，这异域，是文学新的疆土，是思想在新的学科中的居所，是人文学术研究执著的精神之旅在新的文化生态环境中的延伸和再生。因此，形象学研究的革命先后汲取了语文学、比较文学、后殖民文学、心理分析、哲学、社会学、文化研究、人类学、媒体研究等学科研究领域的营养，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生发成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论。

四、形象学研究的革命，至少从历史形象研究、跨文化形象研究、心理形象研究、文化生产研究这四个向度来看，都旨在继承的基础上丰富和完善西方的阐释学传统。这种丰富和完善更具象的表现是将文学阐释与人的三面融合。第一面是始终朝向人和人类共同体的民主、自由、独立和解放的精神化运动。精神化的运动不是形而上的沉思或虚无的慰藉，而是通过文学和艺术实践、以文学和艺术为载体的价值诉求和沉淀。第二面是始终朝向真切的文化境遇，揭示文学艺术在新的文化境遇中的文化传承和创新功能。第三面是始终面向社会现实，将批评阐释与对社会现实中人的德行还有和谐交往有机融合，从文化和历史依附其上的文化物质中发现精神嬗变的轨迹。因此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阐释学走出了纯学术的深闺，它将文本细读、文化和社会批判、人本价值的阐发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在坚实地扎根文本阐释和思想批判的土壤的同时，从其他学科中积极有效地汲取方法论的精粹。

五、作为特殊的文化象征革命，形象学征兆的摹仿诗学革命深刻地嵌入了现代性的肌理，成为文学现代性一路奔跑呐喊的强音。我们可以自豪地讲，在将作家、诗人、艺术家推上文化场中浊世独立的俗世文化圣像之位的同时，文学现代性也将摹仿诗学革命的英雄们树立为思想和精神的代言人。他们或在纳粹和其他极权主义猖狂之际为人类历史和文化的延续而焦虑，或在将人类隔离开来的文化厚墙前直言不讳，或在种族暴力的血火中敞开嘹亮的思想喉舌，或在全球化高歌猛进之时为世人指点迷津。因此摹仿诗学的革命是文学现代性进程中文学批评及人文研究的自我变革和思想焦距的调整，是新的研究范式的熔炉，是文学疆域的不断拓展。

六、在回顾反思形象学研究范式变革的时候，我们必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当代文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何在？在西方文化生态中，20世纪先后涌现了林林总总的研究思潮。当这些思潮被移植到中国文化语境中之后，它们很多时候导致迷茫、迷失、失重甚至无助。一方面，我们紧赶慢赶，却始终无法消化不断更新变化的新理论、新思潮。另一方面，我们黄灯枯卷，却发现三十年来如一梦，此岸已是万山绿。无疑本书探讨的主题，揭示的西方文学现代性历程中摹仿诗学革命嬗变的轨迹，有助于我们更清醒、深入地思考。我们没有现成的答案，也不可能找到一劳永逸的文学批评公式，更不可能找到一只包罗万象的方法论圣杯。如果说当代世界中文学从来没有这样有过不能承受之轻，那么这恰恰证明了文学研究应有的坚守及其对独特文化境遇中人的教化和救赎之必要性。这是一个哲学意义上的悖论，这是文学现代性内在的逻辑，这是人文学者的思想炼狱。文化价值元素的提炼，文化规范的匡扶，文化品格的塑造，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是那么必须、必要和必然。

围绕上述六个方面，本书的研究共分为四章。

第一章《埃里希·奥尔巴赫的新摹仿诗学：历史形象》的研究重点包括：从历史学、哲学、地理三个维度切入20世纪上半叶奥尔巴赫的新摹仿诗学牵引的欧陆语文学变革；系统分析奥氏的新摹仿诗学的方法论、新摹仿论及新文化史学论这三个层面及其融文学文本细读、文学史建构、文艺诗学重构和文化史反思于一体的鲜明特色；以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辩证的力量》为例举证奥尔巴赫之后新历史主义诗学对西方古典摹仿诗学持续的历史批判。

第二章《爱德华·萨义德与殖民/后殖民再现政治：跨文化形象》研究的重点包括：从思想史、思想内在的深层同一性和学科内在的演变及转向这三个层面分层递进地分析萨义德与奥尔巴赫代表的西方语文学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的思想渊源，贯穿他整个思想体系的世界性思想，他与美国比较文学学科演变的关系，以及他的后殖民研究推动的人文学术研究的空间地理转向；揭示萨义德、霍米·巴巴和G.C.斯皮瓦克共同推动的后殖民摹仿诗学革命三重位移现象以及由此生成的后殖民文化形象诗学，即萨义德的文化他者原型论和文化抵抗政治、巴巴的文化他者原型和后殖民自我的双重解构以及斯皮瓦克对后殖民文化形象的解构；进一步反思当代全球化后民族氛围下的文化想象和文化形象政治。

第三章《弗洛伊德、心理分析与创伤研究：心理形象》重点研究：1915年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的转向及其创伤心理分析的四部曲—忧郁症、死亡本能、文明内在的冲突、遗忘与记忆交织的创伤历史；从桑多尔·费伦齐的心力投入理论派生出的两派客体创伤理论，其一是尼古拉斯·亚伯拉罕和玛丽亚·托罗克的秘穴和代际间幽灵论，其二是梅拉妮·克莱恩之后英国学者D.W.维尼柯特的过渡客体理论和克里斯托弗·博拉斯的转换客体理论；批判西方当代的后殖民、种族研究、心理分析话语和创伤话语对弗朗茨·范农的跨文化种族创伤理论的话语压制暴力，重构范农种族创伤研究的两个领域—跨文化种族文化心理创伤研究和殖民与反殖民战争暴力创伤研究；聚焦两位犹太人劳雷尔·弗洛克和多丽·劳布发起，以耶鲁大学为发源地，以多丽·劳布、杰弗里·哈特曼、肖莎娜·费尔曼、凯茜·卡鲁思为中坚的创伤研究耶鲁学派，分析该学派以文学批评为界面、以大屠杀为对象、以解构主义为范式基础、以审问历史为精神导向的突出特征及其创伤叙事理论。

第四章《现象学之后的科际融合：象征形象》重点研究：揭示现象学以降的文学本体诗学与文学的文化生产重构隐含的自律原则与他律原则、文学本体论与文化本体论之间的张力；通过梳理沃尔夫冈·伊瑟尔有关阅读行为、虚构化行为和文化转化行为的文学人类学理论，以及伽布里埃·施瓦布从现代和后现代诗性语言、书写文化叙事、创伤叙事征兆的接触空间中的文学感知和认知入手对文学边界的重构，揭示后伽达默尔文学阐释学的人类学向度；总结西方现象学阐释学在当代中国语境中的批评接受，指出阐释学中国化的三种模式，即译介引入模式、打通融合模式、中国本土阐释理论构建模式，揭示阐释学理论转化的西中跨文化向度；分析皮埃尔·布迪厄的现象学式生成结构论及其对法国资产阶级文学场也是文学现代性的起源重构，揭示现象学的文学社会学向度；通过分析乔纳森·卡勒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之间有关文学想象的对话，阐述文学叙事、文学想象与民族-国家起源的关系，即文学现代性的文化物质基础，揭示文化摹仿诗学的文化物质向度。通过对文学的人类学、社会学和文化物质三个向度的探究，我们最后提出的理论观点是：现象学源头上泛滥开来的文学诗学或文化诗学主要关注动态的文学行为，因此对形象的形构让位于文学行为主导的虚构、想象、圣化、同质化等动态的拓扑描摹；主要从文学人类学、文化生产、文学社会学、文化物质等视角来揭示作为人类精神化过程的摹仿-认同行为内在生成-结构机制和内在的转化-生成能量。

革命有时是疾风骤雨式的，充满了暴力和血腥，例如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革命有时是悄然无声的，如地壳下岩浆的奔涌沸腾，如水滴石穿。摹仿诗学的革命其实是一个漫长的、不断重复的、充满了延续与更新张力的过程。这样一个过程米歇尔·福柯在《词与物》和《知识考古学》中称之为知识型骤变和历史断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单一的现代性》中称之为历史分期。我选择用革命这个词汇。因为从古罗马到文艺复兴，再到18世纪乃至19世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诗学一直处于被修正的也是正统的和统领的地位，而只有在20世纪波澜壮阔的诗学革命中摹仿从狭义的文学领域走出来，与历史学、心理分析学、人类学、文化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知识领域结缘，产生一种仅仅局限于文学学科而无法把握其力量、观察其风向、勘测其深度、分辨其色彩的学科知识模糊感和晕眩感。恰如在政治革命中，每个身处激流和漩涡中的个体都或多或少、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感受到冲动和无助、兴奋和盲目。只有革命的潮流消退之后，只有革命的终极宿命重新显露出真实的面孔，我们才恍然大悟，如梦初醒。我选择用革命这个词汇，因为人文思想理论必须始终观照生活的现实境遇，在传承与创新之间推动人类文化的精神化运动，在精神化运动的进程中匡护自由、独立、和谐、民主的人文主义信念。我选择用革命这个词汇，因为西方20世纪人文思想自身的不断调整和超越同样给我们一种启示，即我们必须立足自身的本土文化语境和世界文化的大潮，追求思想创新，推动价值重释、重估和重构，在对作为文化精神载体的文学不离不弃的同时，以批判的精神架构文学批评新的向度。我选择用革命这个词汇，因为我们必须始终警醒权威、体制、主导的理论话语、思想的习惯和惰性等形成的厚厚的思想庸常性茧壳包裹我们，窒息我们，钝化我们的锋芒。在生命的轮回中，在生活的场景中，在历史的潮汐中，思想和知识的革命尽管表面上悄然无声，我们却能于无声处听惊雷，于静水处探流深，于此岸畔观心潮，于变幻之中窥恒常。

陶家俊

2016年5月6日，于北京外国语大学东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