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学术史

张西平在学界率先提出“传教士汉学”这一概念，主要用来界定西方汉学史中介于游记汉学与专业汉学的特定阶段，其专著《传教士汉学研究》，分人物著作、汉语研究、译著评述三部分，呈现了早期来华传教士在汉学研究中的贡献。1814年，雷慕莎（Abel Remusat，1788—1832）受聘法兰西学院担任“汉、鞑靼、满语言文学”讲座教授，标志着专业汉学（或说经院汉学）的产生，汉学成为专门学科。随着专业汉学发展壮大，到18世纪70年代前后，也就是《教务杂志》创刊前后，正如熊文华所说，汉学进入后传教时期[2]。传教士汉学研究的内容取向、地位价值、特色重点，可以通过《教务杂志》窥得一斑，相关的研究在内容、方法上都在不断丰富。就本书而言，关联较为密切的研究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传教士汉学研究

传教士汉学的地位以及传教士与西方汉学的关联，从早期莫东寅《汉学发达史》、阎宗临《传教士与法国汉学》，到张国刚《明清传教士与西方汉学》、张西平《欧洲早期汉学史——中西文化交流与西方汉学的兴起》等专著，都深入阐明了传教士汉学在欧洲汉学形成中的重要地位与价值，但主要集中于明末清初天主教传教士研究方面。

专门汉学史和国别汉学史研究，如何寅、许光华《国外汉学史》、刘正《图说汉学史》、李雪涛《日耳曼学术谱系中的汉学——德国汉学之研究》以及闫纯德先生主编的《列国汉学史》系列著作，如熊文华《英国汉学史》 《荷兰汉学史》，胡优静《英国19世纪的汉学史研究》、许光华《法国汉学史》等，传教士汉学的内容在其中也得以体现。同时，从传统汉学延伸至中国学，陈君静《大洋彼岸的回声——美国中国史研究历史考察》、朱政惠《美国的中国学研究》、胡大泽《美国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仇华飞《美国的中国学研究》都多少涉及相关内容。

近年来，随着中国基督教研究逐渐集聚关注，传教士汉学研究不断深入和拓展，特别是清末至民国基督新教来华传教士，成为汉学研究新的增长点。以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和《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为先声，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吴义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近代基督新教传教士在华社会、文化与活动研究》等代表性著作，虽然关注点主要在于近代中国社会，并多于西学东渐角度探讨传教士的贡献，但已从不同侧面涉入了汉学研究的领域，凸显了新教传教士的历史地位，提供了丰富的汉学研究素材。

传教士研究专题随之不断涌现。已出版的代表性作品中，传教士汉学家专论有：顾钧《卫三畏与美国早期汉学》、王文兵《丁韪良与中国》、岳峰《架设东西方的桥梁：英国汉学家理雅各研究》、林立强《美国传教士卢公明与晚清福州社会》等。另外，宋莉华《传教士汉文小说研究》在文学方面、陈怀宇《近代传教士论中国宗教》在宗教方面、邹振环《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渐》在历史学方面、何绍斌《越界与想象：晚清新教传教士译介》在译介学方面等，也从不同学科方向上展现了传教士的汉学贡献。

（二）汉学期刊研究

期刊研究是考察汉学的重要途径。莫东寅在《汉学发达史》和《东方研究史》中，就已经注意到期刊的价值。钱锺书先生《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也专立章节把期刊作为考察的一项重要内容。

传教士汉学与基督教在华文字出版事业关系密切。在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和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等中国报刊史研究的重要作品中，以及西方的早期概论性作品和书目研究如白瑞华《中国期刊出版1800—1912》 （Roswell S.Britton：The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1800-1912），Frank H.H.King《中国口岸报刊研究指南》（A Research Guide to China-Coast Newspapers，1822—1911）中提供了大量资料。遗憾的是，对于《教务杂志》则语焉不详。[3]

近年出版的美国学者何凯立《基督教在华出版事业》、赵晓兰《传教士中文报刊史》，虽然对来华传教士办刊有了更为全面的梳理和述评，但显然对传教士在华中文办刊研究更具热忱，没有展开对《教务杂志》等西文期刊的论述，仅能提供周边状况的背景介绍。

当前以传教士为主体，以汉学研究为主导的西人在华刊物研究，已逐渐受学界关注。近年关于早期在华英文刊物的研究情况，有吴义雄《在华英文报刊与近代早期的中西关系》和邓绍根的《美国早期在华新闻史》，但研究时限止于《中国丛报》。尹文涓《〈中国丛报〉研究》（未刊博士论文）、王国强《〈中国评论〉与西方汉学》、段怀清《传教士与晚清口岸文人》、《〈中国评论〉与晚清中英文学交流》、王毅《皇家亚洲文会中国支会研究》、孙轶旻《近代上海英文出版与中国古典文学的跨文化传播（1867—1941）》都从刊物研究的角度，给予了传教士汉学研究很好的补充，但关于在华传教士外文期刊乃至西方汉学期刊的整体研究还有待提升。

（三）《教务杂志》研究

《教务杂志》的史料价值为学界所公认，但真正展开研究的并不多，主要难度在于研究资料的匮乏。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教务杂志》停刊撤出上海总部，为免于落入日本人手中，编委销毁了几乎所有原始档案，这给后续研究带来很大困难。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高度重视《教务杂志》，在他鼓励下，美国宾州州立大学（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历史学教授罗恺玲（Kathleen L.Lodwick）于1986年编撰完成《〈教务杂志〉索引》（The Chinese Recorder Index：A Guide to Christian Missions in Asia，1867—1941），按照人物、差会组织、研究主题等分类索引，是中国基督教研究经典的工具书，为本论题展开传教士汉学研究提供了便利。

近年来，关于《教务杂志》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但基本集中于某一专门方向或主题，没有系统的汉学研究甚至杂志的整体研究。海外的研究参考著作，主要有John Lang Rawlinson为其父亲——担任《教务杂志》主编长达二十余年的美国传教士乐灵生撰写的传记《乐灵生：〈教务杂志〉与中国革命》（John Lang Rawlinson：Rawlinson：The Recorder and China's Revolution）。连曦的《传教士的转变：美国新教传教士中的自由主义，1907—1932》（The Conversion of Missionaries：Liberalism in American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1907-1932）聚焦在华新教传教士自由思想的转变同时，介绍了三位著名自由派传教士胡美、赛珍珠、乐灵生。在对乐灵生的论述中，也为《教务杂志》研究提供了背景材料。

国内迄今尚没有《教务杂志》的研究专著问世，仅有专题研究文章近三十篇发表[4]。其中，上海大学陶飞亚教授的《传教运动的圈内“声音”：Chinese Recorder （1867—1941）初论》是一份相关研究的纲领性的论文，简要论述了办刊的历史、刊行状况、栏目设置与主要内容；《〈教务杂志〉研究》则较为深入，以历任主编为线索，介绍了刊物的历史与走向，也是研究的重要参考。陶先生还带动了一批博、硕士论文产生，但总体上关切重点在杂志的社会、宗教、历史研究某一具体方向，没有在汉学研究上的整体系统梳理。崔华杰的博士论文《传教士学者与中国历史研究：以〈教务杂志〉为中心的考察》是目前国内《教务杂志》研究较有代表性的成果。该文由中国历史研究的角度切入了汉学研究，但一方面研究时段以创刊至晚清为限，止于1911年，另一方面对汉学研究所涉其他方面尚存遗珠之憾，就综合理解和分析《教务杂志》的汉学研究贡献与价值而言，还有拓展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