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一 史诗是属于特定历史范畴的文学现象

史诗是属于特定历史范畴的文学现象。原始史诗萌芽产生于原始社会的晚期。与人类神话思维有关联的社会与自然、人与动物的原初结合，艺术与宗教、哲学和伦理的复合性，客观现实与幻想世界的最初结缘都在史诗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反映。史诗大体上分为创世史诗和英雄史诗。从世界各民族的文学发展史来看，史诗大致都是按照神话、创世史诗、英雄史诗的顺序发展的。原始史诗大约是在神话的发达阶段萌芽并在神话的衰落阶段进入了繁荣时期。

从发生学的角度看，英雄史诗是“英雄时代”的产物。军事民主制正好相当于这个阶段，这是从氏族制度向阶级社会和国家过渡的一种社会制度形式，它一方面要完成组织战争的使命，另一方面还要坚持某种程度的氏族民主原则。这一时期，战争是全氏族部落的日常劳作任务，为崇信武力的精神意识的形成提供了社会条件。如果说人类对神话进行了没有艺术自觉的加工，那么对英雄史诗则已经进行了带有共同体意识的加工；如果说从人、神到自然现象、野兽禽鸟都可以成为神话中的主人公，那么在英雄史诗中基本上是人（包括按照人类创造的神）成了史诗主人公。黑格尔在其巨著《美学》中论述正式史诗的时候认为，史诗就是一个民族的“传奇故事”“书”或“圣经”，史诗表现的是全民族的原始精神和意识基础。[1]美国符号美学家苏珊·朗格论述道：“史诗……是文学出现之前的诗。它是所有诗歌类型的伟大母亲。艺术的各种手法都或早或迟地——但绝不是同时地——出现在史诗中。”[2]

氏族贵族的膨胀和氏族制度的解体、阶级的分化和国家的发育，这一切为史诗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世界上还有许多史诗起源、形成于封建社会阶段。譬如说，法国的《罗兰之歌》、德国的《尼伯龙根之歌》、俄罗斯的《伊戈尔远征记》等都属于这种情况。除此之外，还出现了文人的模仿史诗。

但是，“正式史诗”形成的社会历史和心理条件在现代社会已经不复存在了。正如卡尔·马克思论述的：“就某些艺术形式，例如史诗来说，甚至谁都承认：当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它们就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因此，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3]因为黑格尔早已经指出，“（至于近代）缺乏产生史诗的那种原始的诗的世界情况”。[4]有的人把20世纪初的革命运动题材作品（著名史诗艺人演唱的作品另当别论）当作蒙古英雄史诗发展阶段中出现的作品，这实际上是并不符合古典史诗学的理论和知识的。

蒙古民族有丰富的英雄史诗遗产。纵向看，可以分为原始史诗、完整史诗和变异史诗；横向看，可以分为卫拉特—卡尔梅克史诗、巴尔虎—布里亚特史诗、喀尔喀—科尔沁史诗等不同地域、部落的史诗。从地域、部落的不同美学特征来看，以《阿拜—格斯尔—胡博衮》为代表的布里亚特史诗明显保留了狩猎文化、萨满教影响和神话痕迹等远古特征；以《江格尔》为代表的卫拉特史诗不同程度地反映了游牧文化和萨满教与佛教的影响，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蒙古英雄史诗的古典美的形式；而科尔沁史诗则渗透了农业文化的影响，不同程度地吸收了本子故事[5]和胡仁乌力格尔的特色，奏响了蒙古英雄史诗的谢幕曲。

粗野的狩猎、游牧，定居的农业文化（这里狩猎、游牧文化形态占主导地位）和萨满教与佛教的影响在英雄史诗发展的不同阶段为其提供了不同的背景、社会条件基础并在英雄史诗中得到了反映。

作为蒙古民族语言艺术经典形式的蒙古英雄史诗同时包含了诗歌的抒情、小说的叙事和戏剧的冲突，这无疑对后来的文学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蒙古英雄史诗显然成为蒙古民族第一部书面经典《蒙古秘史》的艺术土壤和宝库。《蒙古秘史》不仅继承了史诗的一些基本母题、史诗的主题、史诗精神（譬如英雄主义、武力崇拜、安达的义气、部落联盟、野蛮好战的氛围）等，还明显传承了史诗中出现的艺术原型（英雄手握血块诞生、感光受孕或者履迹受孕）以及格律等。

蒙古民族不同氏族部落、不同地域的英雄史诗在整体上有以下三个基本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