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节 主要内容、研究方法与思路
一 主要内容
本书主要以春申君传说与治水空间的关系为主题探讨春申君传说。由于太湖及太湖水系构成的太湖流域是自然环境上的自然空间,太湖流域居民在自然空间的基础上创造人文空间。据历代有关太湖记载,例如,“太湖涸,民饥”“太湖溢,害稼,饥疫”“太湖溢,谷贵民饥”。[72]可知,太湖水流对太湖居民的日常生活极为重要。于是,历代太湖居民为了维持自己的生活,格外重视水利工程。在太湖流域历来有不少水利工程,同时在该地域也流传着治水人物的传说。在这里所说的治水空间即由太湖及其水系构成的自然空间、在此基础上生活于此的太湖居民及其所构建的人文空间、当地人所共享的治水文化以及治水人物传说的传承空间共同建构的空间。
楚国丞相春申君与太湖流域的治水空间联系起来而被称为“治水英雄”。本来,太湖流域是吴越地区,后来春申君虽然领有“吴墟”(旧吴地),但是太湖流域居民如何传承作为治水人物的春申君传说?目前未有对这个问题综合性、系统性的研究。因此,本书从如下视点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从地域史的角度分析流传春申君传说的太湖流域的地域特性。尤其是关注历代在该地频繁发生的水灾状况,论述兴修水利对当地人及其生活的重要意义。再者,分析作为自然环境的太湖流域的地域特性,同时要分析作为流传传说的传承地域,通过分析民俗事象与特定地域的关系,阐明春申君传说与太湖流域的关系。
其次,主要关注太湖流域的治水,尤其是治水传说。通过太湖流域传播的历代治水传说与春申君传说的关系,探究各个传说之间的逻辑关系,论述在太湖流域治水传说体系中的春申君传说的位置。再者,通过参考传说学理论(“传说中心论”“传说圈”“传说群”“传说层”)分析太湖流域春申君治水传说的传承地域,提出“治水传说谱系”的概念而对该传说的传承地域进行探讨。
再次,春申君传说与太湖流域的关系,以地方认同为解决问题的关键进行分析。本来,认同是个人的心理作用,地方认同是人们对特定地域的归属意识。本书用地方认同概念阐明春申君治水传说在太湖居民对太湖流域的地方认同的基础上成立,并且太湖居民传承该传说。春申君治水传说在太湖居民对太湖流域产生地方认同时,扮演了强化地方认同的积极角色。也就是说,我们将要阐明春申君治水传说与太湖流域之间的逻辑关系。
最后,本书主要探讨春申君传说的传承过程,从而要谈到在现代社会上春申君传说的传承现状。在现代社会,民俗事象容易被当地政府利用,而被视为历史文化资源、旅游资源。我们要留意这个倾向,分析春申君传说在各地方被资源化的现象。与此同时,分析并探究在上海市春申君传说的个案,主要涉及春申君传说变成“春申文化”,被视为上海历史文化资源之一,被认为“申”“春申”等表示上海的地域文化符号的过程。
二 研究方法与理论
(一)研究方法
本书主要探讨春申君传说的传承与传播的过程,因此主要资料以文献资料为主。具体而言,主要依靠《中国基本古籍库》《中国方志库》及其他相关古籍、野史、文人笔记等大量资料,对于从古代至近代的春申君传说,进行收集、整理及分析。
本书也关注春申君传说与作为治水空间的太湖流域地区。笔者从2012年开始去实地考察太湖流域的上海市、苏州市、无锡市、江阴市、湖州市等城市,收集了大量宝贵资料。其中,对于上海市松江区新桥镇的春申君祠堂,笔者曾多次进行考察研究,对祠堂的管理人员进行了详细的采访调查。[73]
(二)研究理论
1.历史民俗学理论
本来,关于人物传说的产生、发展以及传播等传承过程的研究是属于历史民俗学的范畴。历史民俗学是民俗学的重要学问体系的一部分,其目的是“从现存民俗事象出发,对其形成演变进行历史向度的探寻”,“以过往的历史社会时期形成的民俗文献为依据,研究历史时代具有传承性的民间生活文化事象以及对这些民俗事象进行的记录与学理性评论”[74]。换言之,历史民俗学的关注点不是过去、现在等特定的时点,而是把过去—现在—未来联结在一起的历史过程。其中主要目的是关注民俗事象的变迁过程。与此同时,民俗事象的演变和民众对它的共同认同也是历史民俗学的研究对象。
关于民俗学与历史学的关系以及历史民俗学的重要性,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曾经说过:“各民族的风俗、习惯、信仰和民间文学,都是社会的存在,也都是历史的一部分……研究历史,不能完全摆脱民俗的研究。研究民俗,也常常要采用历史的解释。”“在‘察古明今’这一点上,历史学和民俗学是一致的。”[75]他强调历史与民俗具有共通性,并且两者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日本也有不少历史民俗学的研究成果。除了研究“常民文化”的历史演变过程的柳田国男以外,[76]还有宫田登在《“历史民俗学”札记》一文中指出:“由于民俗学者一味轻视历史文献,单纯地造成了历史文献和传承的对立。但是,只有在充分地仔细研究历史文献之后,再把重点放在传承上的姿态,才能够坚持历史文献的民俗认识的立场……‘历史民俗学’不拘泥历史文献及传承的形态之差别,在提出‘缓慢的时间’论和空间论的视角的同时,如果能够把握好‘日常性’的话,从民俗学的视角进行立论的历史研究将会更加得到充实。”[77]他指出,不需要让历史文献和(口头)传承对立,并在民俗学上利用历史文献的有效性,从而论述历史与民俗结合起来的历史民俗学的可能性与有效性。
本书在涉及春申君传说的传承过程时,参照如上所提的历史民俗学的论考。具体而言,本书并不是从历史学的角度来分析春申君传说,但探究这个传说的传承及其原因、传承机制时,要在历史语境下探究这些问题。
2.历史地理学理论
本书采用历史民俗学来进行纵向研究,同时还关注太湖流域这一特定空间来进行横向研究。在这里,空间可以说是区域,“区域是地理空间的一种分化,分化出来的区域一般具有结构上的一致性或整体性”[78]。
众所周知,区域是由地理环境及其背景下的政治、经济、思想、历史等人文要素共同构成的。在特定区域产生的文化(区域文化)绝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变迁不断变化的。关于区域文化与其历史之间的关系,周振鹤指出:“任何文化现象的历史演变总有地域上的表现相伴,而任何区域的文化面貌又总是特定历史过程的产物,所以文化的全息图景必须由时间与空间这两个坐标轴来表现。”[79]他认为,区域文化与历史之间有着密切关系,研究区域文化的历史过程是极为重要的。
如上所述,区域研究属于地理学的范畴,因此本书采用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关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鲁西奇认为“历史地理研究必需考虑到其研究对象在历史时期的区域状况,其区域的设定与划分,即必然以某一历史阶段的共同性和某种社会经济文化特征等特点为依据”[80]。本书所提出的地域对象是现在的太湖流域,其时代范围涉及从先秦时期到现代。
在春申君传说中有不少作为开拓水利工程的春申君形象。例如《越绝书》载:“春申君时盛祠以牛,立无锡塘。去吴百二十里。”“无锡湖者,春申君治以为陂,凿语昭渎以东到大田。田名胥卑。凿胥卑下以南注大湖(太湖),以写西野。去县三十五里。”[81]
除了这些记载以外,还有春申塘、黄埠墩等遗迹,也有黄浦、歇浦、黄浦江、春申江等河名。由此可见,在江南地区被传承下来的春申君传说当中,有关他兴修水利的比较多,这与该地区的地理环境有着密切关系。
江南一带历来是水源丰富的地区。从太湖流出了三条河:娄江(今浏河),淞江(吴淞江,今苏州河),东江(今黄浦江)。历代,当地人为了灌溉田地、水运以及军事,开凿运河。因此,水利工程对为政者来说是极为重要的项目,与此同时,江河的泛滥对当地民众的影响也可想而知。
3.传说学理论
传说是与神话、民间故事等类似的民间口头散文叙事,也是构成民俗、民间文化的重要元素之一。历来,国内外民俗学者格外注重传说研究,且已有相当丰富的研究积累。关于其代表作品,例如西方德国格林兄弟的《德国传说》、中国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集》、张紫晨的《中国古代传说》、程蔷的《中国民间传说》、黄景春的《民间传说》、日本柳田国男的《传说论》等。这些专著和传说的相关研究,积累了许多相对成熟、可供后来学者借鉴与参考的传说学理论与观点。
(1)“传说中心论”与“传说圈”
日本学者柳田国男提出了两个传说理论。即“传说中心论”与“传说圈”。所谓传说中心论是,每个传说都有中心,在其中心点必有与传说相关的纪念物。这表示传说的地方性特征,也是传说与具有普遍性的故事之间的区别。“传说圈”是传说在传承与传播上的特定流传范围,如果同一类型的传说同时存在于同种类、同内容的传说圈相互接触的地方(甚至有重叠着的部分区域),两个传说之间或者发生征服,或者发生博弈,而最后渐渐地趋于统一。[82]
柳田认为“传说圈”有中心,在其中心有作为纪念物的风物。然而,按照他的看法,传说中心是一个“点”,因而他不太考虑传说的地域范围或传说流传到具有共同点的地域的状况。
(2)“传说群”
顾希佳在《传说群:梁祝故事的传说学思考》中,以梁祝传说为例论述传说的传承形态及其编辑、再创造,从而提出了“传说群”的概念。[83]
他所述的“传说群”,通过在传承过程中的编辑和传说与具体风物的结合,使传说的母体(其实很难认定哪个是传说的母体或定型的)和从传说母体分离开的新的传说成为一体。可以说,如果传说的母体是一棵树,那么与其相关的传说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从树干长出的枝叶。就是说,相关传说本来是从传说母体产生的,所以是构成“传说群”的一部分。
他所举的梁祝传说在传承过程中,受到加工、编辑。通过这个程序,新的传说和相关遗迹不断地被创造出来。值得注意的是,新的传说因素的创造不能完全与梁祝传说母体分离开来,像树叶的产生必须依托其树干这一母体一样,它们构成了一个“传说群”。
(3)“风物传说圈”与“传说层”
乌丙安在《论中国风物传说圈》中关注风物传说,通过风物与民族、历史人物及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对“风物传说圈”加以分析。
他指出,在“风物传说圈”里有作为“可信物”的风物,并且通过对柳田国男所提倡的“传说中心论”“传说圈理论”进行批评,特别关注风物传说与地缘共同体的“乡土生活”和“地缘观念”之间的关系。
另外,乌丙安将各个时代在特定地区存在的风物传说圈定义为“传说层”。这个理论揭示了历史人物传说与特定地域风物的关系,而且深入地分析了在特定地域传播与传承的几个人物传说之间的历史性脉络。
然而,乌丙安在具体分析过程中,只选定某个特定地区,不太考虑人物传说与其相关风物的地域性,并且他只按照历史前后罗列出历史人物,没说清楚历史人物之间的关系。
(4)记忆论
记忆是历史学、人类学以及社会学等学科领域的重要概念之一。关于记忆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后问世了重要的研究成果。首先,法国学者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关注集体的记忆,关于集体记忆,他解释说:“尽管集体记忆是在一个由人们构成的聚合体存续着,并且从其基础中汲取力量,但也只是作为群体成员的个体才进行记忆。”[84]他主要分析记忆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其次,法国学者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创造出“记忆之场”(记忆场所)概念并且讨论公共记忆。再次,美国社会学者保罗·康纳顿(Paul Connerton)在《社会如何记忆》中提出“群体的记忆如何传播和保持”[85]。谈到群体记忆与其维持,还有与社会之间的密切关系。
以上三位学者的论述,是记忆论研究上最重要的论考。他们的问题意识反映了民族国家、国民意识等近代社会现象。这些研究都属于社会学、历史人类学的范畴。本来,记忆是在人们大脑里留下的过去的事情。有的记忆是随着时间流逝就消失,也有的记忆是经过重新记忆的,甚至是有再创造的记忆。就是说,记忆与人们对某件事情的传承有着密切关系。
本来,在“传承之学”的民俗学研究里,采用记忆论来进行分析的研究还是为数不多。不过,近年一部分中日学者提出,记忆可以作为民俗学研究方法。首先,赵世瑜认为,关于传承与记忆之间的关系,“在探索传承机制的过程中,记忆的机制是不可或缺的内容,因为传承得以实现主要是凭借集体或个人的记忆。”“关键在于作为民俗学方法的记忆是服从与‘传承’的,是关于‘传承’的‘记忆’。”[86]赵世瑜论述记忆在传承与其过程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记忆是在民俗学研究领域上,构成了传承的一部分。其次,日本学者岩本通弥在《作为方法的记忆——民俗学研究中“记忆”概念的有效性》中对“民俗学”下了这样的定义,“民俗学就是不借助记录,而是以‘记忆’为对象,通过‘访谈记录’的技法,通过人们的‘叙述’、‘对话’来研究人们的生活和意识的学问”。再说“对民俗来说,记忆成了最本质性的存在”[87]。他认为,作为方法的记忆的重要性,记忆是民俗学的本质性的东西。再说,王晓葵关于“社会记忆”也有如下议论,“社会记忆是我们维系文化传承的基础,而任何一个社会的记忆都是不断被重新建构的,这个重新建构的过程也就是生活文化传承的过程”[88]。他认为,社会记忆是不断地再建构,还有这些过程与人们的生活文化有密切关系。
如上所述,近年来有些学者承认记忆论对民俗学研究很有帮助,同时采用记忆论来进行研究。本书也采用这个研究方法。春申君传说可以说是从先秦时期到现在流传下来的典型的人物传说。就是在其传承过程中,由口头传承、文字记载以及遗址等多样方式传承下来。在这个过程中,重要的是传承人(特定群体)的记忆。如果他们的记忆被破坏或消失(集体记忆或社会记忆),口头传承就会中途消失,文字记载也没有,遗址、纪念碑也无法建立。再说,在传承过程中,人物传说不断地被再创造,其内容也被选择,有时被排除,有时附加新内容等,就是说传承是动态的。这点与记忆是相同的,“记忆是一个带有可塑性的动态系统”[89]。由此可见,对人物传承的集体记忆(或群体记忆、社会记忆)的研究是研究其传承过程的重要部分。
三 写作思路
本书主要探究春申君传说与太湖流域的治水空间之间的关系。春申君传说遍布于中国各地,其中该传说密集在太湖流域。太湖流域属于吴越地区,楚国丞相春申君本来与该地域并无关联。从太湖流域春申君传说的具体内容来看,比较多的是春申君在太湖流域各地兴修水利的治水传说。
于是,我们可以推知春申君传说在太湖流域的传承与该地域的治水空间有关联。关于太湖流域春申君传说的传承与传播,目前未有系统地、综合性地分析其具体传承与传播状态、春申君传说的地方化过程与分布状况,以及该传说的传承机制和传承原因等问题。另外,春申君传说并非过去的产物,而是自古传承至今的,因此,考察其传承的过程必须涉及其在现代的传承现状。本书为了阐明如上所提的问题,分以下六章展开讨论。
第一章 春申君传说的历史语境
第一章首先主要分析春申君与战国晚期楚国政治的关系,尤其是作为楚国丞相的春申君对楚国政治做出的贡献。其次,关于春申君的个人问题,参考以往研究进一步分析。关于春申君的既有研究,由于史料有限,主要集中在春申君的身份(封号、出身等)、“春申”之名及生卒年等个人问题。本书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论述春申君政绩与他的身世和身份,但是作为春申君传说的基础,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整理和探讨,并且提出自己的看法。
第二章 春申君传说的历史演进
第二章根据《中国基本古籍库》《中国方志库》及春申君的相关资料,通过整理、分析从战国到民国时期的春申君相关记载,进行探究春申君从历史人物到传说人物的过程。对于历史人物的传说化,当然会有产生、发展及演变等过程,并且这个过程与时代变迁同时进行。
第二章主要关注春申君传说的流变性,梳理分析每个朝代的春申君相关记载,具体分析“食客三千人”“珠履”“李园策谋”等故事产生、春申君传说的地方化过程、诗歌作品所见的春申君形象、春申君相关遗迹、春申君传说的传说圈形成等问题。
第三章 春申君传说与地域空间
第三章主要探讨春申君传说传承与传播的地域空间问题。首先,按照历史地理学理论,论述地理空间的区域区分的任意性、统一性、整体性等特征。其次,根据历代史料,探讨春申君传说密集分布的江南地域,并且论述的核心地带就是太湖流域。最后,太湖流域历代频繁发生干旱、洪水等自然灾害,由此导致当地人的日常生活被破坏。第三章的讨论也涉及太湖流域这一治水空间,为了改善生活环境,历代较为重视治水工程。在这样的自然与生活环境下,形成了治水空间。
再者,用地理学理论来对特定地域与民俗事象的关系加以分析,在此基础上,专门讨论春申君传说与太湖流域的关系。
第四章 春申君传说与太湖治水传说谱系
第四章首先要探讨太湖流域流传的大禹、吴太伯、伍子胥及范蠡的治水传说,从而分析春申君治水传说与这些治水传说之间的关系。再者,对于太湖流域春申君传说的流传,依靠传说学理论(“传说中心论”“传说圈”“传说群”及“传说层”),分析该传说的分布情况与传承载体。
其次,通过如上分析的太湖流域治水传说的结果,提出“治水传说谱系”的概念,并证明春申君传说属于太湖流域治水传说系统之一。
第五章 春申君治水传说与地方认同
第五章按照第一章到第四章的考察结果,主要探究太湖流域春申君治水传说的传承机制与传承原因。首先,阐明太湖流域春申君传说的传承母体。其次,着重关注地方认同,按照这个概念分析该传说的传承者对太湖流域的地方认同,并且探讨其与春申君治水传说之间的互动关系。在论述过程中,要关注该传说的传承形式,即口头叙事、物态叙事(景观叙事)、民俗行为(祭祀活动等)。通过观察各个叙事所说的该传说的传承内容,进一步分析该传说的传承与地方认同之间的关系,从而论述该传说的传承机制与传承原因。
第六章 春申君传说与现代上海
本书的主要关注点是春申君传说与太湖流域的治水空间。在这个研究过程中,我们还要涉及该传说的当代传承。对春申君传说在上海的流传,根据文献资料、民间故事及相关遗迹(春申君祠堂、黄渡社区)进行个案分析。上海与春申君,由春申君开凿上海的“母亲河”黄浦江的传说而结合,历来两者之间一直有着密切关系。
然而,在现代城市空间下,是否存在口头叙事的传说的生存空间?本书关注城市空间的民俗事象传承,具体分析现代上海的城市民俗。此后,以“春申文化论坛”“告慰春申君”(庆祝申博晚会的主题歌)、“风情上海滩——春申君之传说”(纪念上海世博会的纪录片)为资料进行探讨现代上海的春申君传说。通过这些分析,我们论述春申君传说的历史文化资源化、地域符号化及“公共化”。
[1] 相当于丞相,“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官僚机构中地位最高的官职。其地位仅低于楚王,为百官之长。”石泉主编,何浩、陈伟副主编:《楚国历史文化辞典》(修订本),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2页。
[2] 公元前238年,春申君被他的食客赵人李园谋杀。
[3] (清)于琨:《(康熙)常州府志》卷十八,清康熙三十四年刻本。
[4] (明)佚名:《(洪武)无锡县志》卷三下,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 转引自邹明华《专名与传说的真实性问题》,《文学评论》2003年第6期。
[6] 钟敬文:《民间文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183页。
[7] 张紫晨:《民间文学基本知识》,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第24页。
[8] 田兆元、敖其主编:《民间文学概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1页。
[9] 万建中:《民间文学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9页。
[10] 程蔷:《中国民间传说》,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4页。
[11] 高丙中:《中国民俗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36页。
[12] 程蔷:《中国民间传说》,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9—10页。
[13] [日]柳田国男:《传说论》,连湘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9、32、26页。
[14] [日]柳田国男:《传说论》,连湘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绪论“传说学理论”。
[15] 黄景春:《民间传说》,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年版,第169、176、184—185页。
[16] 万建中主编:《新编民间文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106页。
[17] 高丙中:《中国民俗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36页。
[18] 毕旭玲:《20世纪前期中国现代传说研究史》,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8年,第8页。
[19] 姜南:《云南诸葛亮南征传说研究》,民族出版社2013年版。
[20] 张晨霞:《帝尧传说与地域文化》,学苑出版社2013年版。
[21] 田兆元:《神话的构成系统与民俗行为叙事》,《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22] 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
[23] (宋)范成大撰,陆振岳点校:《吴郡志》卷五十《杂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669页。
[24] (清)金友理撰,薛正兴校点:《太湖备考》,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535—538页。
[25] (清)金友理撰,薛正兴校点:《太湖备考》,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535—538页。
[26] 《太湖水利史稿》编写组:《太湖水利史稿》,河海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68页。
[27] 此外,还有余味:《春申君黄歇》(历史小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余味:《未了春申情》,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这部书是笔者访问春申君相关遗迹的旅游记录)。市政协淮南市谢家集区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春申君黄歇》,2000年12月(这部书是主要介绍春申君相关史料与诗歌作品)。
[28] 《史记》卷七十八《春申君列传》,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387页。
[29] 《史记》卷七十八《春申君列传》,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394页。
[30] 于束华:《论楚春申君治吴及其政治谋略》,《湖北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
[31] 骆科强:《春申君迁吴及其对开发江东的贡献》,《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
[32] 马育良:《春申君、楚寿春城与晚楚文化的东渐》,《皖西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
[33] 李家勋、哈余庆、苏希圣:《春申君〈上秦王书〉及晚楚时期春申君的历史贡献》,《皖西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
[34] 《史记》卷七十八《春申君列传》,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395—2396页。
[35] 宛晋津:《建邑前后的寿春》,《六安师专学报》(综合版)1998年第3期。
[36] 李家勋、哈余庆、苏希圣:《春申君〈上秦王书〉及晚楚时期春申君的历史贡献》,《皖西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
[37] 马育良:《春申君、楚寿春城与晚楚文化的东渐》,《皖西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
[38] 李家勋、哈余庆、苏希圣:《春申君〈上秦王书〉及晚楚时期春申君的历史贡献》,《皖西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
[39] 李玉洁:《楚国史》,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01—402页;张正明:《楚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58页。
[40] 魏昌:《楚国史》,武汉出版社2002年版,第312、315页。
[41] 《史记》卷七十八《春申君列传》,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387页。
[42] 《史记》卷一百二十四《游侠列传》,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183页。
[43] 蒋晓莹:《战国四君之称号考》,《青年文学家》2009年第6期。
[44] 张兴杰、王秋梅、李文高:《公子乎?士人乎?——春申君身份新论》,《甘肃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
[45] (清)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03页。
[46]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外一种》,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39—443页。
[47] 骆科强:《春申君的身份及其生年的大致推定》,《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
[48] 何琳仪:《楚陵君三器考辨》,《江汉考古》1984年第1期。
[49] 何浩:《陵君与春申君》,《江汉考古》1985年第2期。
[50] 陈直:《史记新证》,中华书局2006年版。黄德馨编:《楚国史话》,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3年版。魏昌:《楚国史》,武汉出版社2002年版。
[51] (清)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03页。
[52] 骆科强:《春申君的身份及其生年的大致推定》,《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
[53] 郑威:《楚国封君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165页。
[54] 《史记》卷七十八《春申君列传》,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394页。
[55] 钱林书:《战国“四公子”的君号》,《文史知识》1997年第8期。
[56] 刘泽华、刘景泉:《战国时期的食邑与封君述考》,《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3期。
[57] 童书业:《童书业历史地理论集》,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57页。
[58] 郑威:《楚国封君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166页。
[59] 钱穆:《史记地名考》,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532页;郑威:《楚国封君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167—168页。
[60] 骆科强:《春申君相关问题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06年,第16页。
[61] 《汉书》卷二十《古今人表》,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949—950页。
[62] 骆科强:《春申君相关问题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06年,第28—58页。
[63] (清)黄式三撰,程继红点校:《周季编略》,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281页;缪文远:《战国史系年辑证》,巴蜀书社1997年版,第233页。
[64] 骆科强:《春申君纳李园妹辨及其相关问题》,《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65] 例如,“上海的别称之一‘申’,追溯起源,要回溯到两千年前的战国时代,楚灭越后上海是楚相春申君黄歇的封邑”。刘敏:《上海与航海》,《航海》1982年第6期。“湖州地处太湖南岸,历史悠久,自战国楚春申君筑建菰城至今已有2300多年的历史,素有‘丝绸之府、鱼米之乡、文化之邦’的美誉。”姚新兴:《湖州湖笔》,《上海工艺美术》2001年第4期。“江阴古称暨阳,简称‘澄’。春秋战国时江阴为吴公子季札、楚相春申君黄歇的封地,故又有‘延陵古邑’‘春申旧封’之称。”张敏载:《江尾海头处 渡江第一船》,《风景名胜》1999年第7期。
[66] 无锡市吴文化研究会:《吴文化》特辑《春申君黄歇》总第28期,江南晚报社2007年版,第33、5—6页。
[67] 蔡利民、贠信常:《苏州城隍庙》,宗教文化出版社2011年版,第40页。
[68] “黄浦一名春申浦,相传春申君凿,黄其姓也”《(正德)松江府志》。“黄浦为松江府南境巨川。战国时楚灭吴,封春申君黄歇于故吴城。命工开凿,土人相传称为黄浦,又称春申浦”《江南经略》。
[69] 龚家政:《春申君和申江正误》,《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曹竟成:《黄浦江究竟是谁开凿的》,《治淮》1995年第6期。
[70] 周雨烨:《春申君与上海地域形象建构研究》,载《俗文学与民间文化学术研讨会暨第八届民间文化青年论坛论文集》,华东师范大学,2010年7月。
[71] 本书所提到的以往研究之外,还有考古学方面的研究。关于1992年在苏州真山D1楚墓出土的铜印中的文字“上相邦玺”,曹锦炎在《关于真山出土的“上相邦玺”》中指出:“由于‘上相邦玺’出土于战国晚期的楚墓中,说明墓主曾担任楚国‘上相邦’之职,结合该墓的墓葬规格、随葬品特点,苏州又是春申君的封地等多种因素考虑,我才提出此墓‘属于春申君的可能性最大’。”(曹锦炎:《关于真山出土的“上相邦玺”》,《故宫博物院院刊》1999年第2期。)骆科强在《“上相邦玺”新考》中认同曹锦炎的看法,对“上相邦玺”进一步解释。请参阅骆科强《“上相邦玺”新考》,《东南文化》2005年第6期。
[72] (清)金友理撰,薛正兴校点:《太湖备考》,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535—538页。
[73] 具体访谈调查日期:2012年5月16日,2013年6月19日、9月11日、12月13日,2014年6月13日、6月22日、12月19日。
[74] 萧放:《中国历史民俗学的理论与方法论纲》,《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75] 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46—748页。
[76] “常民”是柳田国男提倡的概念,指的是民俗传承的主体。
[77] 王晓葵、何彬编:《现代日本民俗学的理论与方法》,学苑出版社2010年版,第126页。
[78] 李孝聪:《中国区域历史地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79] 周振鹤:《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绪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80] 鲁西奇:《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页。
[81] (东汉)袁康、吴平辑录,乐祖谋点校:《越绝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5页。
[82] [日]柳田国男:《传说论》,连湘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26—27、49页。
[83] 顾希佳:《传说群:梁祝故事的传说学思考》,《民俗研究》2003年第2期。
[84] [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0页。
[85] [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导论,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86] 赵世瑜:《传承与记忆:民俗学的学科本位——关于“民俗学何以安身立命”问题的对话》,《民俗研究》2011年第2期。
[87] [日]岩本通弥:《作为方法的记忆——民俗学研究中“记忆”概念的有效性》,王晓葵译,《文化遗产》2010年第4期。
[88] 王晓葵:《记忆论与民俗学》,《民俗研究》2011年第2期。
[89] 王晓葵:《记忆论与民俗学》,《民俗研究》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