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海丝学”学科建设的思考

陈耕

（福建省闽南文化发展基金会）

摘要：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是该学科沿着共同的逻辑程序，在两个方面的深化和展开：一方面是该学科研究对象的深入和扩展；另一方面是该学科自身理论的建设和发展。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又反过来指导前者。学科的理论建设离不开具体研究对象的扩大和拓展；但是离开学科的理论建设，具体问题的研究也就难以深入揭示事物的实质及其内在的发展规律。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

“一带一路”的宏伟愿景与行动，催生了“海丝”文化研究的热潮，一门具有独特而又宏达的研究对象，多学科综合的“海丝学”，正在孕育之中。除了各自学科展开的“海丝”研究，应该更多地关注“海丝学”学科理论的建设，思考“海丝学”的概念、范畴、研究方法和学科标准。

关键词：“海丝”；学科；学科标准

一 问题的提出

目前，伴随着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愿景与行动的不断推进，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媒体及公共舆论都在热议着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关于“海丝”和“海丝”文化的研讨和著作，如雨后春笋，推动着一个新的学术研究高潮的到来。

但是，以往的研究更多聚焦于“海丝”的历史，而今天关于“海丝”和“海丝”文化的研究是在更加广阔宏大的时代背景下展开，不仅仅是历史的研究，还必须紧紧围绕人类前所未有的共同发展、联合行动的伟大实践，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并将其提升到学理的高度，为实践提供思想的力量。

中共中央政治局于2016年4月29日下午就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进行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一带一路”建设是我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推行互利共赢的重要平台。我们必须以更高的站位、更广的视野，在吸取和借鉴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以创新的理念和创新的思维，扎扎实实做好各项工作，使沿线各国人民实实在在感受到“一带一路”给他们带来的好处。

习近平指出，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人文基础。要坚持经济合作和人文交流共同推进，注重在人文领域精耕细作，尊重各国人民文化历史、风俗习惯，加强同沿线国家人民的友好往来，为“一带一路”建设打下广泛的社会基础。

“海丝”文化不仅仅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海丝”文化不仅仅是各美其美，更是美美与共。海上丝绸之路也远不局限于经济合作，在文明的互相借鉴和观念上的互相交流，同样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随着时代的变迁，如今的海上丝绸之路涉及的国家与古代大不相同，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宗教、不同的制度与不同的文明，我们要借助国家扩大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这一宏大愿景的历史机遇，加快与世界各国交流融合进程。

海上丝绸之路的包容性，要求我们具备很多新的视角和思维方式。我们应该意识到，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无论规划还是设计，都不是一个国家能独立完成的，应当是各国共同参与的系统工程。“海丝”文化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本身就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包容的；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

2015年11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关于《文化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力量》文章中，习近平同志指出：“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关键基础。”

从这样宏伟的背景来看，毋庸讳言，作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学术支撑和理论基础的学科体系尚未真正建立，相关基础研究还十分薄弱。可以说，“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在理论准备并不充分的情况下提出的，是对理论研究工作者的重大挑战。我们看到许多应景的研究论文和缺乏理论基础的对策研究，更多的是媒体的报道和公共意见领袖的声音，呈现出理论研究落后于实践发展的严重问题。

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海丝”）既然是绵延千年的历史，又是今日中国伟大复兴的宏伟战略，而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学者都在关注中国提出的这个议题，有许多也已经开始参与到这一议题之中，其研究就不应是急就章或兵来将挡式的短期对策研究，而必须以全球的视野、长远的目光筹划理论研究学科体系。

一个全方位、多视角、包容性的“海丝学”学科体系，是更快更好构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必不可少的重要理论前提。“丝路学”“海丝学”，正在广阔的国际空间和悠远的历史背景之中迅速地酝酿，乃至成为21世纪的一门显学。

但是，问题来了。

首先，有这个学科吗？这个学科的标准是什么？其次，“海丝”文化、“海丝学”的概念是什么？最后，新的学科有何新的方法？

二 关于学科和学科标准的思考

找不到学科，这是当前从中国问题出发的新的学术研究都会碰到的大问题。“国学”找不到学科，在教育部的学科体系里面找不到。听说教育部正在研究，头疼的问题是，国学的学科标准是什么？总要有个标准，这个标准还要跟中文、历史、中国哲学对接。可是国学经、史、子、集四大块，除了史可以和它对上号，其他怎么对啊？

国子监当时是有标准的，可能人为的因素不小，但还是有一个或许不那么明确但大家认可的朝廷标准。100多年来引进西方，奠定了当代中国大学的学科标准，实际上是西方的学科标准。从国子监到北京大学，标准变了，按照西方的学科标准来研究国学。中文、中国历史、中国哲学，三个系、三个学院分解了国学。我们原来的大师，都是文、史、哲贯通，标准一变，基本消灭了文、史、哲贯通的人才。中西戏剧、中西医学、中西美术等，都涉及标准问题。

中西学科的比较，可以发现，关键是标准不一样。问题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我们许多人根本不认为有什么“中国的标准”。就算有，也是不科学、不清晰的标准。笔者是学戏剧的，老师讲中、西戏剧的比较，说早年西方的话剧，不能唱歌，是写实主义的，跟生活一样。歌剧、轻歌剧，“你吃饭了吗”都要用唱的、不能讲话的。舞剧《吉赛尔》里面有大量的哑剧，不能讲话、不能唱歌，用哑剧的舞蹈动作来表达，叫“讲究艺术门类的纯粹”。而中国戏曲唱作、念、打是综合的。20世纪20年代以后，西方戏剧开始学东方，包括印度、日本、中国的戏剧，又说又唱又跳。他们现在最流行的是音乐剧，就是学东方戏剧，是综合的。这些年，我们又开始学习西方的音乐剧，但戏剧学院、舞蹈学院、音乐学院都感到困难，缺师资，没有反思中国戏曲演员的培养方法、培养标准。

所以，西方的学科标准值得我们思考，大学设置的西方学科标准很纯粹、很单一。但是，中国的国学、国史、方志到家族宗族的谱牒都是综合性的。这个综合也有它的纯粹，这个区域（地域）、家族，所有的都综合在一起，就像中国戏曲的唱念做打，不是割裂开来的。纯粹和综合，各有各的优势，综合也有它的优势。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华传统文化也有好东西，完全用西方的学科标准来设计我们的大学，怎么能学到中华的优秀传统文化呢？

当然，西方学科标准有科学的宝贵的东西，对我们100多年来的科学研究、文化教育居功至伟，我们还要继续学习、不断学习，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我们自己的就没有标准吗，就不能构建标准吗？

问题是创建新学科的导向。学科建设本身提出的问题：学科标准。从这里开始我们创新学科的起步。“海丝学”当然应该有自己的标准，这是大前提，没有标准动辄得咎。建立新学科，从新的标准建设开始。

多学科综合的标准，当然不是短时间可以解决的轻而易举的问题。文化学的标准、历史学的标准、经济学的标准，如何融合？何况“海丝学”不是两三个学科的融合，全球视野，不同国别的视角，也要融合，融合成为一个基本一致的标准，谈何容易！

这个问题的提出，只是开始，而且，只能在现有各自学科对“海丝”的研究中逐步地解决。由于其长期性、艰巨性，只能寄希望于年轻的学者。但是我们应该有在“海丝学”研究中创新综合性学科的目标，建立中国学科标准的目标。

三 概念与范畴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其特定的概念和术语，这些概念和术语有的是被系统地阐释过；有的则是长期以来相沿成习、约定俗成的，它们都具有稳定的内涵和明确的指代。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门学问能否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涉及的一些基本概念是否稳定明确，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作为研究“海丝”文化的学者和文化人，应该有学科的意识，要从海上丝绸之路的表象中挖掘它的文脉、挖掘它延续2000多年的文化精神，并真正地把“海丝”文化作为一门学科来研究、来建设、来推动。如果概念还没搞清楚，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还没有划定出来，也没有取得共识，就漫无边际地去研讨，我们的讨论就会失去方向指引，也没有规范的学科范畴，就会偏离学科研究的轨道；就可能出现鸡同鸭讲的现象。这种情况在过去的研究中也是很常见的。所以，从“海丝学”学科建设的角度来讲，我们首先要更多地关注概念。

当然，由于所处环境、占有资料和认识问题角度的不同，人们在一门学科学术研究的开始一般是不可能取得共识的。

厦门人说，“海丝”文化就是“沙茶面”。沙茶是东南亚来的，闽南水面是厦门的，二者相加就成了厦门最具特色的小吃“沙茶面”。

马来西亚马六甲的人说，“海丝”文化就是“岜岜”“娘惹”。爷爷是中国来的，奶奶是本地的。

各说各话、各有各的道理，又都并不完整。这是正常的，也是所有学术研究开始阶段必然要经过的历程。这就需要有更多的交流平台，通过各说各话、各自阐述自己对这门学科的认识和见解；通过交流、争论和辨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明晰思路、明辨是非，最终取得共识。

其实，这种通过交流研讨来求同存异的过程本身，就是推动学术发展的重要契机。实际上，在科学文化发展的历史上，很多概念的研讨是伴随着整个学科发展始终而不断推进的。现代的闽南文化研究，如果从20世纪20年代厦门大学设立国学院算起，快要100年了，“闽南文化”的概念也还没有一致的意见。在学术研究的领域，甚至可以说完全正确一致的概念永远都不可能达到。它就像真理，我们各自从不同角度认识它、追求它、逼近它，但永远没有终极。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正是不同学术观点的碰撞交流，才能碰撞出思想的火花，不断推动学术的发展。理论永远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

就拿海上丝绸之路这个名词来说，中国人讲海上丝绸之路，也叫海上瓷器之路、茶叶之路；阿拉伯人、印度人讲“香料之路”，但这些叫法的不同并不影响我们共同认可“海丝”文化的包容、互利、共享、共荣。正是这种相互包容的价值观，把东西方不同民族和国家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延续下来，并成为人类宝贵的历史记忆和文化遗产。因此，在研究讨论时不同的视角，会有不同的结论，这并不可怕，而恰恰是揭示真理的必由之路。我们需要整个“海丝”沿线60多个国家一起来探讨“海丝”文化，首先是明确我们共同要讨论的是什么？概念的研究就是明晰是什么。

概念是由范畴决定的。

社会科学的历史，就是概念与范畴发展的历史。文化即人；人即文化。随着时代的进步和人的活动范围的延伸与发展，文化的边界也在延伸和拓展，文化的概念也会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不断丰富。要明白“海丝”文化的概念，就需要研究“海丝”文化的范畴。研究的边界在哪里？这是讨论“海丝”文化的前提，也是确定“海丝”文化的必需条件。研究“海丝”文化应该紧紧抓住学科的概念和范畴进行。

“海丝”文化的范畴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空间的范畴。

“海丝”文化在空间上涵盖了包括东亚、南亚、中亚、西亚和非洲、欧洲，甚至美洲的广大地区。“海丝”文化因彰显和平、友谊、合作、发展、共赢的精神而被世界众多国家和地区认同。研究和确定“海丝”文化的空间范畴，要用唯物的、历史的眼光做具体的分析。过去，我们往往认为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的“海丝”之路，好像海上丝绸之路在空间上只是中国。实际上海上丝绸之路在空间上不是几个点，仅我们中国现在申报海上丝绸之路的城市就有9个，但是海上丝绸之路就只有这9个城市吗？当然不是。海上丝绸之路不仅仅是几个点，“海丝”文化的研究也不能局限在几个点上，而应该在更加广阔的空间范围内，以更大的视野着眼和落笔。

海上丝绸之路也不能仅仅局限于几条线，不仅是从中国港口出发到东南亚和中东及欧洲的几条线路，而是“海丝”沿线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相互之间以互利互惠为目的进行的多种经贸交流的综合，也是文化的彼此交融和影响所产生的新的文化。这是一个十分广阔的空间范畴。

第二，时间的范畴。

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究竟从什么年代开始，又终止于什么年代，即“海丝”文化研究的时间边界在哪里？

中国有自己的历史阶段划分，马来西亚也有自己的阶段划分，可能其他国家还有他们自己的划分，因而多国学者之间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划分肯定是不相同的。

“海丝”文化既然是国际文化，那么它研究的时间边界就应该得到国际上学者和专家的认同。它究竟产生于哪个时代，以什么时间节点为标志？沿线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学者会有不同的认识和观点，在时间边界上如何取得认同和共识，是需要学者们认真讨论的问题，也需要打造进一步交流的平台。

第三，内涵的范畴。

鸦片战争以后，东、西方海上交通贸易，尤其是不平等的鸦片贸易算不算海上丝绸之路呢？有的人觉得算，因为这是一种历史事实；有的人认为不能算，因为鸦片贸易违背了“海丝”文化互利、共享、共赢的价值观。中国输出去大量的丝绸茶叶，而英国输进来的是鸦片。鸦片贸易算不算海上丝绸之路？还请学者们探讨。

从中国文化的视角，我们会把促进社会和人民交流发展进步的东西肯定下来，而把那些阻碍社会和人民进步、幸福的东西剔除出去，这是中华文化一个很大的特点，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抑恶扬善、忘记仇恨、放眼未来。

“海丝学”作为一门边缘性和交叉性的独特学科体系，应该具有其学科独立的研究对象。“海丝学”，不是仅仅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交通贸易路线，其研究对象应该是以区域研究包括海域研究为视角，以海上丝绸之路的起源、演变及其盛衰为主线，对区域或海域内有关国家涉及海上丝绸之路的政治外交决策、区域的商贸往来、物质生产方式和精神生活方式的相互影响以及民族的迁移、人口的流动等商贸网络、人文网络进行综合性、整体性研究，并揭示海上丝绸之路演变及区域有关国家外交政策、经贸和人文网络变迁之间的内在逻辑结构与联系。

我们应该在怎样的平台上共同认知“海丝”文化，正确地界定它的概念与范畴，使“海丝”文化对构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有一个正向的推动。这是我们应当思考的。或许永远没有所谓正确统一的概念，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需要从不同角度思考，从不同的视角分析理解，以便使“海丝”文化这一概念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尽快得到学者的认同，以利于“海丝”文化核心价值的挖掘和现实意义的弘扬。

四 方法问题

“海丝学”如果真正能够成为一门新的学科，是不是也需要自己的研究方法呢？历史学、文化学、经济学、海洋学、艺术学等学科都会参与进来，如果只是各自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标准、方法来研究，而没有融汇产生一种新的方法、新的标准，恐怕还不能说是一门新的学科。

“海丝文化学”的研究，现在参与更多的是历史学的学者们。历史学家对“海丝历史”很早就开始研究，而且从20世纪以来持续不断、交流不断，有许多出色的成果是我们今天研究的重要基础。但是，仅从历史学的方位出发来研究“海丝”文化显然是不够的，而多种学科的研究必然会面临不同学科的标准和研究方法之间的差异和对立问题。

例如，很多历史学家批判闽南的族谱里面有许多假冒的祖先，不是名门，就是望族，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说确实是假的。但是，还有另一种历史事实是不容忽视的：800多年来，闽南（全中国）秦姓人没有一个会说自己的祖宗是秦桧，而姓岳的无不称自己的祖宗是岳飞。这怎么可能呢？但这是800多年来的历史事实，它已经成为历史。

我们骂秦桧断子绝孙，其实他的后代是很多的。可是，不到三代，他的子孙都不敢、都不愿、都不想认他，因为他做了大汉奸。如果历史学家告诉秦姓的人，你祖宗是秦桧，最大的可能是得到一个巴掌。这就是中国文化很大的一个特点，从历史学的角度讲这是造假；从文化的角度说它是抑恶扬善，通过抑恶扬善来推动文化、人性的正向发展，引导人们向上向善。

有朋友问笔者：你这是说“历史学家有知识，没文化吗？”

绝无此意，笔者要说的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注重运用多重史料尽可能做到真实准确地还原历史，而文化学在价值理念上，则更注重宣扬人性善的一面，人为地避开或者是否定丑恶的一面。历史学的结论并没有错，文化学者和民间百姓的理念也没有错，不是要相互指责，而是要有不同学科视角的思考意识。一个强调真、一个强调善，难道就不能相互包容吗？又如何得以相互包容呢？这才是我们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不仅仅学科之间需要协调，不同国家和地区更需要协调。在“海丝学”学科建设的过程中，不同国度、不同地区的不同文化立场与关注是需要我们去重视和解决的。

例如，我们大力宣传的嘉庚精神。一方面陈嘉庚先生是著名的爱国华侨领袖，他一生为中国民族教育、抗日战争、新中国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以个人行动时刻提醒中国社会一个广大的海外华人社会的存在，彰显着榜样的力量；另一方面，嘉庚先生和中国华侨在马来西亚奋斗多年，与马来西亚人民一道将马来半岛从蛮荒之地改变成美好家园。他以“取诸社会，用诸社会”的精神，出资创办和扶植了许多当地的学校。毫无疑问，陈嘉庚先生对中、马两国都做出过重要贡献，堪称中、马两国的共同遗产，是中、马两国友谊的纽带；他可以拉近两国人民的心理距离，也为来自中国的新移民融入本地社会树立了榜样。

但是，我们宣传的往往只是他爱国爱乡、回家兴学、报效祖国。这就在马来西亚受到了质疑：嘉庚先生把马来西亚赚的钱拿回中国，中国剥削了马来西亚。“如果一带一路就是这样，那我们马来人不欢迎。”这就是他们的视角。我们认为好的，理所当然的，站在他国的立场，也可能是错的。因为各自的利益不会都是重合的。全球视野、互利共赢，就必须学会换位思考。

东南亚是一个多样性和统一性相结合的地区，历史上从未形成自己统一的、区域性政权。因此，建设海上丝绸之路和命运共同体，首先要尊重东南亚地区文明和文化多样性。我们应该意识到“海丝”不是中国一家的事。我们是倡导者，建设则需要沿线所有国家和地区人民共同的认同与努力。学术研究同样需要换位思考、需要全球视野。

构建“海丝学”学科体系的行动，为我们提供了厘清因国家立场不同而引发对立的契机。这就需要我们更加注重照顾各国人民的感情，寻找从文化的不同、从对立走向融合。

在“海丝学”学科的建设中，人文学科的历史学、文化学、宗教学、艺术学是我们拓展的重点，而这些领域研究的推进，反过来又会促进丝绸之路沿途各国人民互动的层面和质量的提高。

“海丝学”学科建设的关键，在于承认和尊重各学科研究方法差异的基础上，在实践过程中，寻求从对立走向融合的合理方式；“海丝”文化的研究，需要多种学科的相互支持和相互刺激，也需要不同国家的学者相互换位思考，寻求从对立走向融合的合理方式。或许这将是“海丝学”研究的方法之一。

同时，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全球化、信息化和科学的高速发展，世界的问题越来越复杂纷繁，单一的学科往往表现出力不从心，需要系统学的思维、创造性思维。像我们今天围绕一个“海丝”文化主题的论坛，或许将成为多学科、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的一个方法，一个不可替代的学术平台。达沃斯论坛、博鳌亚洲论坛，正是探索研究综合性复杂问题的平台。

除了平台，在各自单位建立起从个人的单打独斗到跨学科系统团队，也是值得推动的提高综合性系统性研究能力，探索综合性系统性标准的路径。这也是我们这个体制的优势，也是当初我们提倡联盟的初衷。

无论我们承认或不承认，一门关于“海丝”和“海丝”文化研究的新学科，已经呼之欲出。从一年多来的研究看，人们对“海丝”的研究正在从经济的议题延展到文化的议题，从中国的议题延展到世界的议题。在这样的发展背景下，我们应当顺潮流而动、顺势而为，推动“海丝学”学科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