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戏仿的发生及其特征

一 从“模仿”到“戏仿”

从戏仿的构词来看，二者构成偏正短语，“戏”带有滑稽、戏谑色彩，构成性质，“仿”即模仿、模拟，代表本质，戏仿的核心之一即是模仿。戏仿在古希腊的词根意思为“重复曲”,“重复”必然包含模仿的意思。在西方，从古希腊时期就开始存在的模仿说，这是一种典型的再现说文艺观。在苏格拉底之前，希腊的思想家们认为文艺是模仿自然的，赫拉克利特就提出过艺术是模仿自然的，是以自然的面貌出现的观点。从苏格拉底开始，文艺观念出现了人文主义转向，突出了社会人生这一文艺模仿的对象。亚里士多德继承了苏格拉底的这一思想，并对模仿说做出了较为深入的论述。他认为文艺起源于模仿，“史诗和悲剧、喜剧和酒神颂以及大部分双管萧乐和竖琴乐——这一切实际上是模仿，只是有三点差别，即模仿所用的媒介不同，所取的对象不同，所采的方式不同”。[12]中国古代的《易·系辞》中就有“观物取象”之说，代表了中国独有的模仿论。模仿是人类共有的艺术表现手段。东西方的“观物取象”和“模仿说”虽然各有其背景和含义，但都共同地强调文学作品与世界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文学不仅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和再现，也是对其自身的“模仿”与再现。

综观戏仿在西方的发展历史，其中一个重要现象就是，最初在诗歌领域出现的戏仿，经过若干历史时期的发展，在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时期却大量存在于小说之中。这种现象的出现，应该与西方文体发展历程密切相关。“西方的文学理论家经常把‘史诗’（epic）看成是叙事文学的鼻祖，继之以中近世（中世纪）的‘罗曼史’（传奇）（romance），发展到18和19世纪的长篇小说（novel）而蔚为大观，从而构成了一个经由‘epic-romance-novel’一脉相承的主流叙事系统。”[13]戏仿在西方文学中的发展大致也遵循了这个叙事系统。古希腊罗马时期，古典文学中模仿诗十分盛行。阿里斯托芬的剧作中就有模仿欧里庇得斯和其他作家的作品，其中最著名的作品是《蛙鼠之战》，讲述一只老鼠去青蛙家做客，青蛙图谋不轨被杀，奥林匹斯山上诸神介入战争的故事，这个故事是对古代神话战争的滑稽模仿。[14]文艺复兴时期，塞万提斯创作出闻名于世的《堂吉诃德》，小说以戏仿的方式颠覆了当时流行一时的骑士小说。堂吉诃德沉溺于中世纪英雄传奇的美梦之中，他在现实中的形象和行为与骑士相去甚远，制造出一系列荒诞可笑的场景。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的兴盛和发展，为戏仿提供了实践的广阔土壤。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潮流的出现赋予戏仿更为复杂的内容和形式，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实践中，戏仿已经溢出了小说的范畴，朝向建筑、音乐、美术、戏剧、影视发展。应该明确的是，戏仿经由最初的修辞技巧发展到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阶段一种相对稳定的文体，还是基于小说这片广阔的“沃土”。

需要追问的是，在戏仿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它一直处于“边缘化”的地位，为何到了现代尤其是后现代阶段，文学艺术已经不单模仿和再现除自身以外的世界，而转向模仿和再现自身？大面积出现的戏仿创作具有哪些可能性和必然性？这些问题不是本书的论述重点，但这能为我们理解中国新时期以来文学艺术中的戏仿现象提供重要的参照价值。中西方的文学传统，历来是以现实为依据的。现实不断地发展并超越文学的表达能力，文学创作则必须随之发展和深化。面对大量复杂的社会新现象、新问题，传统的意义变得含混而暧昧，因此出现一些反传统而行之的创作，比如文学中的戏仿现象，它是包含了反讽、嘲弄、拼凑等技术的“大杂烩”。戏仿模糊了现实与幻想之间的距离，并注入了思想上的荒诞意味、形式上的不协调、艺术上的滑稽幽默效果。1976年，美国后现代小说家约翰·巴斯发表名为“枯竭的文学”一文，认为文学几乎穷尽了某些可能性，某些形式也被用空，他发表此文旨在在后现代语境中寻求新的文学或小说的审美原则。巴斯认为戏仿扩大了后现代小说的艺术可能性，戏仿这类“故意模仿”区别于亚里士多德式的传统“模仿”，它虽然不直接再现生活，却是再现了已经是生活的再现。后现代主义作家们的有意识尝试和探索也让戏仿文体变成一种可能并趋于稳定。约翰·巴斯身体力行，创作出《烟草经济人》 《马里兰姑娘》《羊童贾尔斯》等作品，巴尔塞姆的《白雪公主》、纳博科夫的《洛丽塔》、约翰·福尔斯的《法国中尉的女人》也都包含鲜明的戏仿色彩。戏仿作品并未失去“模仿”现实的维度，只是刻意增加了“喜剧”的因素，尽情暴露自己的“模仿”行为，达到对现实的质疑和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