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具特色的中国文论研究

——《中国日记文学理论研究》序

张全之

八年前，我读到刘中黎教授的《日记文献辑校与中国日记文学理论建构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书，得知他有志辑录我国历代日记文论资料，并以此为基础建构具有我国传统文论特色的中国日记文学理论。我对这个选题很感兴趣，当时为中黎教授提供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今天，我终于读到中黎教授的新作《中国日记文学理论研究》，心里颇为惊喜。

日记是我国最传统、实际效用很大，但又最受轻视、相关理论研究也最为薄弱的写作样式和治学方法之一。自西汉初年王世奉日记牍以来的两千多年间，我国历代文人、学者、作家、教育家等各行各业的有心人士都撰写了大量日记，以及为日记撰写序言，或发表对日记只言片语的看法与感触，或总结日记写作的经验，或评述他人的日记作品。总之，我国历代以各种形态存在的日记文论资料非常丰富，但大多是以只言片语、单篇杂感的形式沉积在历史的故纸堆里，显得零散、杂乱，缺乏系统全面的辑校、整理和提炼。

我与中黎教授共事多年，对他的为人、治学颇有了解。中黎教授为人耿直，待人热情，在学术上，他长期致力于中学语文教学研究，其中对母语写作教育研究极有心得，也颇有成就，是当时重庆师范大学语文课程与教学论专业的骨干教师之一，颇受学院器重，也深得学生喜爱。在2014年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时，他没有申报与其专业相近的教育科学类课题，而是拿出了一个关于中国日记文学研究的课题，当时我有些诧异，但他说他思考这个问题已经很久，也有了丰富的积累。我看了他的初步论证之后，认为这个选题很有意义，而且之前很少有人涉足，如果论证过硬，是很容易立项的，所以当时就给了他一些建议，供他参考。他经过认真思考和论证，对课题申报书做了反复修改和润色，当年这项课题就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立项，这给了他很大鼓舞。经过几年的努力，最终产出这样一份沉甸甸的成果，弥补了我国传统文论研究的一个空白，完全配得上“国家项目成果”的名号。

在中国古代，日记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特别门类一直存在着，但有关它的理论阐述却十分匮乏。到了现代文学时期，日记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才得到充分重视，郁达夫、周作人、朱光潜、施蛰存等，都对日记文学提出过精辟的见解，鲁迅在《马上日记》等文中对日记的特点也进行了论述，这都为日记文学的理论建构奠定了重要基础。但在文学研究界，日记文学理论研究一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相关成果十分有限，中黎教授这本书，算是在这一领域的重要成果，也应该是建设中国特色文学理论所取得的可贵成就之一，必定会为今后的日记文学研究提供重要参照。

我仔细读完全书，发现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文本细读与理论建构并重。

书的名字是《中国日记文学理论研究》，但作者没有被题目困住，而是将研究的视野扩大：在论述日记文学理论的同时，也对每个时代的日记文学代表作进行了分析评述，指出了这些日记文学作品的独特价值。这样一种写法，可能也是出于无奈，因为日记文学理论在古代不被重视，相关理论没有形成体系，甚至专论都难得见到。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没有日记理论的时代或者日记理论隐没于日记作者的叙写实践时，却去研究日记理论，自然无从下手。所以在古代部分，作者论述更多的是日记文学作品及其所体现的日记文学观。这样一种权宜之计，倒是使这本书增色不少。因为作者在从事中学语文教学研究时，曾经致力于文本细读研究，所以在这方面，作者有着颇为深厚的理论基础和文本细读能力，本书充分体现了这一优势。如苏轼的单则日记《记承天寺夜游》全文仅八十余字，被后人称为“妙品”，但到底“妙”在哪里，则是见仁见智。作者采用“言语生命动力学”母语写作理论，对这则“夜记”进行了分析，认为从中可以看出苏轼追求的“另一境界”：“审美意境的宁静与热烈、生命状态的闲适与忙碌、文本体制的通俗与精雅等多重对立的因素，是多么和谐地交融于一体！”随后作者从文本入手，对这一看法进行了精细的剖析，可谓洞幽烛微、开合自如，把读者引向文本深处。在现代文学部分，胡适的《胡适留学日记》一直被现代文学研究者作为资料库，很少有人将这些日记作为独立文本进行研究。在本书中，作者将胡适的这些日记作为一个整体性文本，阐发其意义，认为“胡适将‘起居注’式的传统日记改造为对重要学术问题的思想‘杂记’，用日记实录和还原一位新文学倡导者内心世界的多重对话、并承担起‘思想’锻炼者的角色和担纲新文学经典文献撰写前的‘草稿’”。这样的认识，不仅有助于日记文学研究，就是对胡适研究也有启发意义。在当代文学部分，作者将杜鹏程的日记与小说《保卫延安》进行对比阅读，从背景与理念、矛盾与情节、多彩的战地人物画廊等维度比较战争日记与小说《保卫延安》对“延安保卫战”的叙写，这一新的视角不仅有利于人们加深对杜氏日记的认识，而且对重评《保卫延安》也有借鉴作用。

就日记理论的研究而言，作者从两个层面入手：一是从时代入手，从宏观层面概述某一时代主流的日记文学观；二是选择代表性的日记文学作家分析他们对日记文学的看法，这两个方面的结合，使文章的论述达到点、面结合，有广度也有深度。如唐代是中国日记文学写作的第一个高峰，在论及唐人的日记文学观时，作者指出，唐人赵元一在《奉天录·序》中指出：日记乃“萤烛之光，将助太阳之照”，这一说法形象阐述了唐宋时期人们对日记性质的认识。但针对具体的日记作品，也出现了激烈争论，如围绕《舒王日录》，王安石自辩此部日记是他“上言开陈事，退辄录以备自省”的自省之作。但是，因为日记真实地记录了北宋王朝最高统治者、年轻的神宗皇帝在政治上不自信的一些表现，没有刻意为尊者讳，故引起了守旧派文人陈瓘之流的严词批评，其以经学家、道学家的心态臆想王安石撰《舒王日录》的目的是因为后悔变法中的所作所为、为掩盖过错而写，美归自己，错归神宗，武断指责王安石的日记是“诋讪君父”的“矫诬之书”；陈瓘的看法一度成为南宋舆论的主流。这些争论反映了人们在日记作品评价上的分歧。这些论述使我们看到日记文学在历史上错综复杂的命运。民国时期，是日记理论发展的高峰期，所以本书的这一部分得到充分展开，从七个方面对民国时期的日记理论进行了综述，内容全面丰富，对深化日记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本书有时间的长度也有视域的宽度，颇为系统地对中国日记文学的发展和理论建构进行了系统梳理，到目前为止这还是第一次重要尝试。本书从出土的西汉王世奉的“木牍日记”谈起，直到论述《吴宓日记续编》结束，时间横跨了两千多年。在这两千多年中，中国的日记文学理论和日记文学作品自然是琳琅满目、汗牛充栋，作者通过概述，对某一时代的日记文学理论和重要的日记文学作品进行总体评述之后，选择有代表性的作品进行条分缕析的剖析，为我们呈现了两千多年来中国日记文学发展和理论建构的全貌，这种奠基性的工作，对未来的日记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三，日记虽然是一种极为私人化的文类，但作者在选择和论述日记文学作品和理论建构时，多选择具有重大历史价值、与历史和社会发展具有密切关系的日记作品进行考掘、评析，使日记这一文体的价值得到充分彰显。如在论述宋代日记文学时特别关注到朝臣的日记，这些日记是朝政决策者、参与者和目击人对当时军政大事处理情形的个人记忆，这在起居注、实录、时政记、正史等官方史著之外为后世认识一个鲜活真实的已逝年代打开了一扇窗户。事实上其意义不止于此。这些朝臣日记，为我们研究历史提供了重要的佐证，其中为正史所遗弃的大量内容，成为认识那段历史的重要资料。在论及晚清日记时，强调了当时盛行的“使西日记”，事实上，这些日记成为西风东渐的重要路径，对晚清社会变革和文化转型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在具体论述时，作者也站在时代政治或民族国家的高度，评述这些日记的价值，不仅立意高远，对发掘日记文学的价值也是十分有益的。

第四，本书解决了一个语言文学界无心去研究、教育界或无力来解决的跨学科交叉领域的重难点问题。

中黎教授的本行是中学语文教学研究，在这部看似与中学语文教学无关的著作中，他也夹带了“私货”——从日记文学理论研究，顺手过渡到对中学语文教学的反思，强调日记写作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重要性。看上去偏离了主题，却也留下了他自己的独立思考，而在我看来，这部分内容也不乏精彩之处。

中学语文教学在本质上是母语教育，应该属于语言文学和教育科学这两者间的交叉学科，在这个交叉地带存在许多语言文学界无心去研究、教育界或无力来解决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中，以我国母语写作教育的有效性、体系性、科学性不足和学生作文的真实感往往不尽如人意等最为社会所诟病。近半个世纪前的一九七八年，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就在《人民日报》刊文指出：从小学到高中阶段的基础教育，十年时间里有2700多个课时在学本国语文，可是教学效果很差，许多中学毕业生语文水平低，其学习内容少、进度慢、效果差、费时多，可谓“少、慢、差、费”，这“岂非咄咄怪事！”吕叔湘先生批评的这种现象在中学写作教学中尤为突出、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近年来，《中国青年报》、《南方周末》、《中国新闻周刊》、新加坡《联合早报》等国内外有影响的媒体纷纷载文（如《83.3%的人承认上学时写过撒谎作文》《会说谎的作文》《不说“假话”写不了作文，语文教育哪里出了问题？》等）批评这种现象。中学语文教学存在的这些问题，本质上都是语言文学和教育科学二者之间交叉地带的问题，许多是语言文学界无心去研究、教育界或无力来解决的跨学科交叉问题。

对于学生“作文说谎”现象突出的问题，中黎教授指出其主要根源有二：其一，近百年来，语文教育界在设计母语写作教学体系的核心范畴时存有失误，主要是将“文章”“作文”“日记写作”“写作”等四大概念混为一谈，这导致了母语写作教学的范畴模糊、目标不分、笼而统之，并因而成效低下、“作文说谎”突出。其二，从我国的语文教学现状看，许多教师在设计母语写作教学过程时犯了分环节指导与训练不到位的失误，从而造成他们没有教会学生敏锐捕捉生活中的细节、掌握细节表现的技巧、真实还原生活中的典型细节，并把“真的”写得“像真的”；也没有教会学生掌握诸如“既出人意料之外，却又在情理之中”的虚构艺术原则，并训练学生掌握一些虚构、想象或编造的技巧，让他们把“假的”也写得“像真的”，使编造的文字符合生活逻辑的真实，这是“作文说谎”现象突出的另一根源。为此，中黎教授借鉴我国历代有成就的文人、学者、作家、教育家等都重视日记写作的经验，主张彻底颠覆传统的以“作文”为核心范畴的母语写作教学体系，重构一个以“日记写作”为核心范畴，由“文章”“作文”等范畴来辅助补充，以“写作”范畴来统领全盘，四大概念范畴彼此分工、相对独立，又能相互渗透、通力合作的母语写作教学体系。以典范的文章（作品）样式为指引，引导学生写出既富有个体生命体验、言语生命意识和精湛学识、深厚学养，又具规范、纯正、巧而守法之言语表达技巧的文章，有条不紊全面有效地提升学生的母语写作修养。如此，我国基础教育阶段学生作文的创造性、个性化、意趣性不足和“作文说谎”现象突出等问题都可迎刃而解。日记写作可以帮助人们将日常的读书学习、生活体验、感悟思考、自我发展和言语文字训练、各体文章习作等项目联为一体，对促进我国历代有成就的文人、学者、作家、教育家等人的成长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将传统的日记写作树立为母语写作教学体系的核心范畴，构建一个以其为核心，其他三个范畴相对独立又彼此发展并与日记写作这个核心范畴构成互补关系的全新体系，这需要语言文学界提供我国历代文人、学者、作家、教育家等在日记写作方面的诸多经验、教训和理论思考，为该母语写作教学体系的实践范式奠定坚实的学术基础，但这项工作此前没有学人来做，语言文学界无心去研究这个在他们看来与其关系不大的问题，教育界或许无力来解决这个表面看来是文学理论范畴，实质却是母语写作教育范畴的问题。中黎教授担任过多年中学语文教师，后获中国古典文学硕士学位，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又师从母语写作教育专家、“言语生命动力学”母语写作理论的奠基人潘新和教授，自感有责任来辑录我国历代日记文献，从中总结经验、寻绎规律，并建构中国日记文学理论，这不但可以完善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体系，而且对奠定新型的母语写作教学体系也构成强大的学术支撑。于此而言，中黎教授的研究解决了一个语言文学界无心去研究、教育界或无力来解决的跨学科交叉领域的重难点问题。

自然，该书的特点绝非上述四个方面，这仅是个人的一点阅读感受而已，不足以指导方家们的阅读。该书也有值得进一步推敲或斟酌的地方。如在古代部分，虽然标题均冠以“日记观”，事实上更多的是论析日记作品，这与相关材料的匮乏有关，但读起来感觉有些偏离标题；对一些日记文本进行细读的时候，有时没有从日记文学的文体特征入手，将日记文学作品当成了普通作品来分析，这自然就无法充分地呈现日记文学的特殊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有关日记文学的理论十分丰富，出版的日记也数量众多，但该书这一部分内容明显薄弱。尽管如此，作为一部系统的日记文学理论研究著作，自有其成就和价值，将来从事日记文学研究的学者，可能很难绕过这部著作。

作为朋友和曾经的同事，借此机会向中黎教授表示祝贺！中黎教授还年轻，未来的学术道路还很长，愿他在未来的学术研究中取得更大的成就！

2020年中秋

于上海闵行

（序文作者张全之教授系鲁迅研究专家，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知名学者，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导师、长聘教授，曾担任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