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研究缘起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吴芳吉（1896—1932）是一个颇具异质性的诗人，在“文学革命”的历史语境之中，他深感古典诗体的表现力已与时代脱节，但又肯定其高度的艺术价值，不遗余力地提倡“以旧文明种子，入新时代之园地”[1]，力图使中西、古今诗歌之长融合在一种新体诗里，乃创制了风行一时的“白屋诗”，有史家称其为中华民国的“开国诗人”[2]。在精神价值层面，吴芳吉宗守儒家立场，遵循严格的道德主义，修身淑世，发愿以一己行迹挽回世风浇漓，因此又有“伟大之道德家”[3]的评价。

吴芳吉的思想与行止，是民国早期文化风姿与时代风气的镜像。吴芳吉享寿不永，但他36岁的生涯却见证了中国历史上变动最为激烈的时代。在经历了近两千年的稳定发展之后，处于支配地位的儒家思想体系轰然崩塌，沿用数千年的文言文隐入历史的地平线，新文化、新文学横空出世，传统与现代、保守与革命成为激荡时代的核心命题，对这一命题的回答与选择，衍生出形态各异的政治立场、文化面貌与精神世界。

毫无疑问，在被动卷入“现代性”的现代中国，任何对传统的眷恋与赞美都有可能招致严厉的谴责，时代的风向和社会的心理都站在“前进”和“革命”一方。这背后的心理是痛感国族不振的中国人念兹在兹的“救亡图存”“改造中国”与文明重建。这种思潮背后的文化逻辑则是，无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在文化领域，借由彻底的革命，饱经列强蹂躏的“老大中国”即可进入一个“新天新地”。对“新天新地”的向往，不仅成为中国精英阶层矢志不渝顽强奋斗的动力，而且也大大解除了破旧立新的心理压力。

于是，一个颇为令人深思的奇观出现了：尽管政治立场上存在左派或右派的差异，五四以来的文化领军人物在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方面达成了惊人的一致。无论是主张个体权利的自由主义者，还是呼唤社会平等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都将改造传统文化视为中国文化更新的必由之路。虽然在21世纪初期的中国，在“民族复兴”的旗号下，传统文化以“国学”的面目重新受到肯定，但这并不意味着，五四新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否定性扬弃就失去了价值。相反，正是因为五四新文化对传统文化的重估，切除了中国文化腐烂的肌体，让中国文化走出了迷信盛行、权威崇拜的历史惯性，从此走向不断更新与创造的“文化春天”。

文化创造有其吊诡之处：为了保存，必须打碎；为了肯定，必须否定。对于累积了数千年之久的中国文化而言，抖落历史的风尘，擦拭层层的污垢，乃是尤为必要的一步，非如此，我们就不能得见中国文化的本来面目和清澈源流。“真金不怕火炼”，中国文化的精华是反也反不掉，打也打不倒的，相反，它异化或腐朽的部分，是一切卫道士想保存也保存不了的。美好的或有价值的东西，在其内在是相通的，无论古今，无论中外，当它们相见的一刹那，唯有相见恨晚的欣喜，唯有默契于心的欢愉。正如尼采所说：“在我们最崇高的艺术与哲学之间，在真正被我们所认识到的古代之间是不存在矛盾的，它们相互支持又相互容忍，我的希望皆在于此。”[4]明了于此，文化的变动、革新乃至劫毁并非如卫道士们想象得那么可怕，因为在人类的历史上，文化的创造就是在一次次的变动下重组，革新中成长，劫毁里新生。

文化的变动、革新乃至劫毁之所以有意义，乃是因为在新与旧、今与古、外来与本土的激烈对撞之中，会产生一种奇特的张力，激发文化进入“新体新用”[5]的创造状态。因此，我们礼赞文化革新的先驱和勇士，我们也不能忽视那些为保存传统文化而显得可笑或迂腐的文化保守者们。正是文化保守者的存在与坚守，文化创造才始终与传统保持藕断丝连的联系、产生新旧融合的效应，这就在革新与传统、破坏与保存之间构成了必要的平衡。

在这种文化理念的启示下，我们重新发现了吴芳吉：一个试图为中国文化延续命脉的儒者，一个试图消解新文学对传统的敌意和对立情绪的诗人，一个试图在文化的“普遍性”和“差异性”之间寻求某种平衡的折中者。在他的身上，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余晖，体现了新文学与旧体诗的微妙联系，也体现了儒家信念与时代潮流的深刻矛盾。与那些引领风潮的先锋人物相比，吴芳吉的文化形象和文化人格显得过于混沌和模糊（也可以说是某种意义上的稳健），正因如此，他不为当时和后世的主流文化所注意，却在最大程度上保留了一个边缘人物最重要的文化秉性——冷静的观察、客观的体验、纯粹的坚守。

吴芳吉的身上交织着诸多的矛盾，革命与保守、传统与现代、道学与性情，诸种冲突与对撞如影相随、至死不休。对于这样难以“类型化”的非主流的人物，研究者能从更多的侧面窥见时代风气、社会背景、文化心理的表现与变迁，从而获得正统历史书写之外的真实感与现场感。如果我们把目光从“爱国诗人”这一最为瞩目的标签上稍稍移开，就会发现吴芳吉的文化身份其实相当丰富和复杂，他是辛亥革命的同路人、“新文化”的呼唤者、传统文化的守夜人、新诗的实践者、旧体诗的迷恋者、一心救世的志士、漂泊无依的流浪者、深情的家庭观念的维护者……解读吴芳吉，无法用某种干瘪的理论去描述，也无法用某种定型的框架去分析，我们只有通过还原时代的现场、追踪人物的心路历程、细读遗存的文字和史料，犹如拼图一般，时代的印痕与心灵的全貌才会慢慢展现出来。“文学即人学”，这不仅是说人具有内在的本质性，也提醒我们回到个体本身，以此为起点才能厘清更大背景之下的种种因缘关系，同时在整体视野的观照之下，才能去除种种人为的因素——诸如历史偏见、意识形态、审美习惯所造成的误解与偏见，从而与真实的生命素面相见。

与此同时，由于还原了个体的真实性，我们才有可能还原时代的真实性。这是相辅相成的逻辑：人与时代同构。单面的“人”的棱镜，看到的是“单面的时代”；多面的“人”的棱镜，看到的是“多面的时代”。吴芳吉所经历的时代是一连串的剧烈变动，晚清维新变法的余音、民族革命的兴起，新文化运动的突进，乃至随后而起的军阀混战、国共相争，都在吴芳吉的生命历程中留下鲜明的印记。我们对吴芳吉的研究兴趣也来源于对已逝去的历史的好奇，即如何透过一个人，呈现历史、潮流的众声喧哗，映照现代思想、文学的丰富面貌，再现个体的日常生活与生命情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