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问题提出

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不断提升，国家形象建设不断深入教材领域，由此掀起了教材国家形象建构的浪潮。作为意识形态属性较强的学科教材之一，语文教材在建构国家形象方面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前，语文教材国家形象表征研究源于党和国家重塑国家形象的重大需要，强化教材彰显国家意志功能的需要、教材落实国家认同素养的需要以及语文教材中强国形象建构的诉求。

一 党和国家重塑国家形象的重大需要

（一）国家形象建构是党和国家拓展社会主义现代化路径的应然选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余年的发展过程，经历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向强起来的历史转变。在此过程中，中国国家形象建构历程反映了不同时期党和国家对于国家建设的应然期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外敌入侵、军阀割据的局面，中国社会在制度与文化层面发生巨大变革，国家形象由外源、被动生成走向内源、主动建构，呈现独立、民主、和平、统一的崭新形象。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领域的变革带动了中国社会全面转型，从单一公有制转向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并存，从封闭转向开放，阔步走向全面小康，展现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形象。新时代以来，中国开启全面深化转型阶段。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这里将国家形象建构定位为强国形象。所谓强国形象即是展现从经济发展的“一枝独秀”到各领域“全面开花”，从硬实力到软实力，从器物现代化到制度现代化，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缺一不可、全面发展的现代化国家样态。国家形象建构定位，从凸显站起来（即确立社会主义制度，成为独立主权国家），到凸显富起来（即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大力解放生产力），到凸显强起来（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奋斗目标），反映了党和国家对于立国、富国与强国的基本诉求。

（二）国家形象建构是党和国家彰显软实力的直接手段

国家形象作为国家软实力的主要形式，是展现国家感召力的基本凭借。软实力的概念，最早由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美国注定领导世界？》一书中提出，他认为软实力“是一种依靠吸引力而非通过威逼或利诱的手段来达到目标的能力”[1]，通常体现为“一个国家或组织的文化中所体现出来的价值观、国内管理和政策所提供的范例，以及其处理外部关系的方式”[2]。通俗来说，即指与国家资源、军事、科技等具有客观、硬性指标相对应的主观的、柔性的能力，对外表现为感召力，对内表现为凝聚力。党和国家一直关注软实力建设。从毛泽东同志提出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3]；到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4]；到江泽民同志强调“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5]；到胡锦涛同志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6]；再到习近平同志提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7]。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党和国家越加重视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国家形象的自我化建构开始成为展现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手段。一项由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与凯度华通明略（Kantar Millward Brown）等组织合作展开的，基于全球六大洲（亚洲、欧洲、北美洲、南美洲、非洲及大洋洲）22个国家1100个样本的《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2016—2017》显示，中国国家形象整体稳中有升，超越多数发达国家，跃居世界第二位。[8]中国国家形象的合理化建构，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国家感召力。

（三）国家形象建构是党和国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依托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即各族人民对于中华民族综合体的普遍认同与归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动力之源，也是国家统一的基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国家安全建设的重中之重。2014年，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习近平同志提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9]。2022年，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同志强调“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10]。从根本上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即是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联结各民族的纽带，通过建构各民族共同体意识，使各民族获得国家认同。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是想当然式存在的，而是通过特定国家形象建构方式来促进共同体内部成员对彼此以及对所属集体的确认与认同。无论是近代以前，以“天下观”塑造的大一统形象，还是近代以后，以“民族国家观”塑造的民族国家形象，都通过构建多民族统一的国家样态来渗透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民族、国家的集体认同。如此说来，党和国家仍旧面临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落后、西方意识形态大范围渗入等问题，亟待通过进行多元一体格局的国家形象建构，提高各民族之间向心力，来达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目的。

二 强化教材彰显国家意志功能的需要

“凡形之外者皆为象”，教材作为依据国家课程标准编写的教学材料，反映了特定时代下国家对“自我”的多方面认知。教材内容是特定意识形态表象化的结果，将“魂”化为“形”，勾勒出特定的人物、民族、文化、发展等方面的形象，这些要素构成了教材国家形象。

（一）国家形象纳入教材是教材的意识形态再生产之基本表征

19世纪初，“意识形态”最早来源于法国哲学家德斯杜特·德·特拉西《意识形态原理》一书，指“一种学习思想，表示在内心同感觉经验无关的抽象观念的形成”。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兴起，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社会阐释范式中，“意识形态”成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成为解释世界的方式，也成为改造世界的路径，兼具价值与工具双重特征，广泛存在于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中。教材的意识形态再生产即社会权力结构通过教材这一制度化媒介进行的意义生产，它是将事实权力合理化、正当化的积极实践。教材中意识形态再生产表现为多种样态。在表现类别上，从教材中知识选择的偏向性，到教材中情感表达的主观性，再到教材中价值观念传递的制度性，都是意识形态内容再生产的表征；在表现形式上，从教材中主导话语体系的生成，到教材中多元话语体系的产生，都是意识形态话语逻辑再生产的表征；在表现媒介上，从教材中语言符号的选用，到教材中多模态符号的综合运用，都是意识形态形式再生产的表征。教材中意识形态再生产类别、形式以及媒介间的交互作用，促进了教材中微观社会结构的生成，形成带有价值负载的内容体系。多重表征本质上源于国家行为体对本国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综合认知与判断，换句话说，正是基于国家顶层设计对本国发展现状的评估而选择了“有价值”的知识，并且这些知识已被打上“国家”的印记。在众多表征中，教材国家形象成为最主要的形式。有学者直言道“教材国家形象建构实质是‘谁的知识最有价值’问题的延伸，它涉及知识存在与其背后意识形态间的勾连，表现为国家形象视角的教材知识体系重组”[11]。据此，教材国家形象将教材的意识形态再生产形化，进而实现“国家形象”的代际传递。

（二）国家形象纳入教材是“教材建设作为国家事权”的应有之义

国家事权是指法律赋予的、国家在社会公共事务中所拥有的权力，它是政治行为体职能具体化的表现。教材作为国家事权的载体，是国家在教材建设中权责具体化的基本依托，是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走向的试金石。2016年，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大中小学教材建设的意见》中指出“教材体现国家意志”，同年，习近平同志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教材建设是育人育才的重要依托。建设什么样的教材体系，核心教材传授什么内容、倡导什么价值，体现国家意志，是国家事权”[12]。国家意志引领教材体系的重建势在必行。教材国家形象建构的出发点是以塑造学生国家观、培养国家意识、获得国家认同为根本目标，在某种程度上，这与“教材建设作为国家事权”的本质相统一。一方面，教材国家形象是在“为谁育人”、“育人之人”和“如何育人”的语境下对国家教材治理目标的积极回应，是为加强党和国家对教材建设方向的把控。另一方面，教材国家形象也是落实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具体实践。教材国家形象作为国家教育意志导向下的基础性实践，必将担负落实核心价值观、塑造学生正确的国家观、坚定文化自信等教化育人的重责。因此，教材国家形象要以促进人的国家认同感获得为目标，以强化教材的物质要素、文化要素、制度要素与行为要素为内容，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教材国家形象体系为重点，推进“教材建设作为国家事权”实践层面的深入发展。

（三）国家形象纳入教材是新时代教材建设的要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来，党中央以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为基点，高度肯定教材在塑造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国家身份过程中所处的战略地位，并在各时期教材建设中凸显国家形象的建构。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一方面经历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关系从对立到缓和，一方面面对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发展从无序到走上正轨，教材建设中关于“国家”的主题经历由“模仿”到“自主建构”的转变。从改革开放初期到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对外逐步扩大开放，对内逐步扩大生产，教材建设中“国家”主题，从凸显民族意识到加强国际意识。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21世纪初，中国迅速卷入全球化浪潮中，教材建设中“国家”议题，继续强化民族的凝聚与认同。然而进入新时代，中国处于从大国向强国迈进的历史方位中，教材改革进入攻坚期，一系列深层问题逐渐凸显。就现实而言，各级各类教材国家形象建设面临国家身份意识消解、国家话语力量式微、国家自我形象被弱化等问题，从指导思想到目标，从内容要素到存在类型，从生成结构到建构标准，普遍存在碎片化、间断化、分歧化、他者化，教材国家形象建构的形成机制、传递机制以及作用机制也尚未明晰。因此，中国教材国家形象建构要遵循教材建设过程中的规律，直面当前教材国家形象建设中的不足，至此，新时代教材改革过程中国家形象建构成为重要议题。

三 教材落实国家认同素养的需要

2012年，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2014年，教育部为落实“立德树人”发布《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明确指出“研制各学段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明确学生应具备的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其中，突出强调对学生“家国情怀”的培养。基于核心素养的课程改革中“家国情怀”的落实，主要指向国家认同素养的落实。

（一）落实国家认同素养是基于国家发展的现实考量

课程改革深化中国家认同的落实，需将国家认同放在中国社会变迁与社会转型的背景下来思考。“国家认同是以自我为核心的社会连续体，将自我置于国家、世界的关系之中，从自我出发，在自我、国家与世界连续体中获得统一性”[13]。它是以自我为核心的个体在自身、国家与世界发展中获得平衡的重要支点。从社会变革中看国家认同，可以明晰课程改革深化的基本方向。

伴随中国加入全球化进程，中国社会经历着市场化、信息化、现代化的巨变，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由同质单一社会向异质多样性社会、由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转型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发展物质层面取得重要成果，精神层面也经历着重大变革，这双重变化投射到人民日常生活中出现了自我认知的错位，引发国家认同危机。有学者认为“现今处于从传统向现代价值观转型时期，面临着价值观现代化的挑战，人们在这一时期容易出现自我认同焦虑与价值观混乱”[14]，也有学者认为“市场经济、现代化带给人们诸多物质满足的同时，也带来某些心灵秩序的‘碎片化’和‘无意义感’，个人的无意义感、无归属感、孤独感，是许多现代人的精神心理状态”[15]。宏观层面上，人民自我认知错位、国家认同危机将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16]；微观层面上，个体自我认知错位、国家认同危机将阻碍自身成长与发展。[17]由于自我认知及国家认同的获得受学校、家庭、同伴、传媒等影响，因此，从教育领域入手，深化课程改革是解决中国社会变革中自我认知、国家认同危机是可行之路。

（二）落实国家认同素养是强化传统文化教育的应然要求

文化作为民族国家立足之本，是凝聚文化共同体成员的精神纽带。“在中国历史发展中，各民族人民相互交往、互融共存，形成了一脉相连、多元统一的文化格局，这一格局带来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繁盛，奠定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集体认同的基石。”[18]落实国家认同素养是传统文化教育的重中之重。如，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指出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教育”，“重视对学生进行中国优秀文化传统教育”；2001年，教育部印发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中指出新课程培养的目标之一即“是学生具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热爱社会主义，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和革命传统”；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指出“增强学生爱国情感”，“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在国家层面上，国家课程中加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建设来落实国家认同是从系统化、专业化的角度确保国家认同实施的科学性与有效性；在个人层面上，学生通过学习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树立文化自信，获得文化自觉。有学者认为“文化是一种符号，这些符号体系的记忆与认可，从文化象征意义上将国家发展历史过程中的符号在情感上进行记忆，无疑给心理找到了归属，从而形成了对自己国家的认同”[19]。鉴于传统文化教育与国家认同素养形成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强化传统文化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落实国家认同素养的基本要求。

（三）落实国家认同素养是传递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主要手段

“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是指特定民族国家范围内通过各种意识形态要素交互作用而生成的反映本民族国家根本利益的意识形态系统，其性质主要由在这一系统整体中处于主导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性质来决定。”[20]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决定了个体政治层面身份的归属，将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纳入国家认同之中，是现代民族国家构建政治共同体的基础。[21]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课程改革的官方文件中将主流意识形态列为指导思想，各时期国家课程将国家意识、政权意识等成为隐性课程目标。如，1978年，《颁发〈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的通知》中“毛主席的教育路线”；1992年，《九年制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初级中学的课程计划（试行）》中强调“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2001年，《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中指出“以邓小平同志关于‘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和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2014年，教育部颁布《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中指出“将立德树人落到实处”“课程集中体现国家意志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质上，课程改革是一个制度性问题，集中体现了本国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的特殊性。课程改革中意识形态话语是国家、政治、权力深度介入教育的结果，承载了特定的世界观和价值观。[22]在此层面上，课程改革深化中国家认同的落实是主流意识形态借由课程深化国家意识、政权意识，使学生深入理解国家观的过程。

四 语文教材中强国形象建构的诉求

（一）语文教材国家形象建构源自语文学科意识形态变迁的内源性诉求

语文学科是随一国文化、意识形态以及政策导向等转变而变化的最敏感的学科。“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不是希望通过教育使其国民优秀、国家昌盛的。使国民善良、国家永久繁荣，其路径固然多种多样，但处于核心位置的、最有力的、效果最显著的莫过于语文教育……”[23]语文学科意识形态是指语文学科所浸润的“整体性思维结构”即体系化的价值观念，是经过理论思维加工后的整体性世界观，它是一国文化、主流意识形态、特定阶段国家战略以及学科自身发展的系统性反应。语文学科意识形态变迁催生了语文教材国家形象内源性建构。自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颁布设置语文学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间，传统语文教育逐步解体，现代语文教育逐步建立。伴随语文教材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语文教材国家形象从凸显儒家伦理标准，到西学东渐过程中纳入科学性要素，到融入多方革命力量话语，再到确立国家权力之根本。在打破封闭话语体系建构的儒家义理标准到建立人民民主话语体系标准过程中，语文学科意识形态发生的系统性变迁导致语文教材国家形象建构的整体性变化。在建构主体上，经历从庙堂转向民间，从开明的知识分子转向多方革命群体，从革命主体转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建构要点上，从封建价值体系，到民权体系框架，再到家国同构话语；在建构形式上，从文言文到白话文，从单一的文字语言到文字语言、图片语言相结合。语文教材作为学科内容的载体，集中反映了本民族文化精髓与现代风貌，是通过有计划、有目的的选择与呈现知识，将语文教育根本目标落实的直接要素。[24]语文教材国家形象建构在语文学科内源性变革过程中，不断发展，不断完善。

（二）语文教材国家形象建构是语文教材构建国家身份的自觉要求

语文教材既是塑造国家形象的工具，也是认识自我身份的手段。有学者指出“人们对语文教材的重视远远超过语言及文字本身，她已成为时代变迁迅速反应的最重要载体之一”[25]。语文教材以语言文字为介，集中传递各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呈现国家时代形象。如，晚清时期（1906年），刘师培编著的《中国文学教科书》，以分析字类、讨论句法、章法、篇法，直至总论古体为主，将“尊经”“存古”奉为宗旨，呈现出清王朝顽固、守旧的形象；北洋政府时期（1925年），穆济波编撰的《新中学教科书高级国语读本》中，除文言文内容，引入当时国民文学内容，彰显了新旧时代转变的典型形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教育部组织编写的语文教材开始构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意识形态，选取的内容中工人、农民、领袖、苏维埃政权等均是重要元素，呈现了典型的社会主义国家形象。语文教材以文载道，将语言文字中载以民族、文化、国家的时代元素，以一种隐性的方式向学习者传递时代的价值观，同时勾勒出所处时代的典型特征。而大量研究也表明语言文字及其负载的文化、价值观念，是个体自我身份建构的基础。研究者西奥德罗斯·基洛斯认为完整的自我不仅是能够有意识地操纵语言、寻求真理、贡献他人，而且能够借助这些构建自我价值观、获得自我规范。[26]研究者基拉· 霍尔与玛丽布·霍尔茨认为语言负载着文化，个体词语的选择、言语的表达以及言语思维的形成都具有鲜明的个体特征，这些特征是自我意识的展现。[27]研究者玛利亚-何塞·里菘认为语言中蕴含着多种符号模式，每种符号模式是知识、价值观念的复合体，多种符号模式从不同角度促进了个体自我身份的建构。[28]依照社会建构理论，语言文字是人们认识世界的工具，也是社会现实的组成部分。语文教材本质上是以语言文字为媒介次生的社会实践产物，它建构了学习者多种身份，包括文化身份、国家身份、民族身份等。通过语文教材中呈现的各时代形象，学习者进行了自我身份构建，同时达到教书育人的目的。

（三）新时代从大国向强国转变的历史方位对语文教材国家形象建构提出新要求

教材代表国家意志，是进行国家形象建构的制度化媒介。语文教材国家形象建构旨在通过制度性语言文化体系将国家形构于教材之中，以达到塑造学生认知之中“想象的共同体”的目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国家形象的战略定位经历了历史性的转变。2013年，习近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首次从战略高度提出“注重塑造我国的国家形象”[29]，并将展示“大国形象”作为时代主题。2022年，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同志指出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即“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30]新时代的到来，将中国国家形象定位为“强国形象”。从大国形象到强国形象的战略定位转变，意味着中国人民对国家的认知也应经历重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进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征程中，语文教材如何建构国家形象以强化学生新时代的国家意识是教材建设应解决的基本问题。而现有语文教材国家形象建构存在建构要素碎片化、建构逻辑无序化、建构形式单一化以及建构主题缺乏时代性等问题，这导致了语文教材国家形象表征不能切实体现“强国形象”，从而不能有效引领学生形成对国家的新认知以及塑造新时代国家观。鉴于现阶段语文教材国家形象建构与新时代历史方位下从大国到强国转变的要求存在现实差距，语文教材国家形象亟须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