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园林空间
“一片园地是一面心灵的镜子，是见证生命的地方，是依据岁月之脉搏跳动的绿色奥秘”（亨利·贝斯顿《芳草与大地》），[1]白居易是中国园林史上第一位文人造园家，他热衷于园林建造，如其《草堂记》所言：“从幼迨老，若白屋，若朱门，凡所止，虽一日二日，辄覆篑土为台，聚拳石为山，环斗水为池，其喜山水病癖如此。”[2]（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十三云：“白乐天所至处必筑居，在渭上有蔡渡之居，在江州有草堂之居，在长安有新昌之居，在洛中有履道之居，皆有诗以纪胜。”[3]在其亲自设计营造的四处园林中，长安新昌里宅园、江州庐山草堂、洛阳履道池台，在中国文人园林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园林是自然景物的人为配置，园林空间的营造也是诗人安顿心灵的重要方式，园林是诗人实现诗意栖居的空间背景。
一 江州庐山草堂
元和十年（815），“七月，盗杀宰相武元衡，居易首上疏论其冤，急请捕贼以雪国耻”，“执政方恶其言事，奏贬为江表刺史。诏出，中书舍人王涯上疏论之，言居易所犯状迹，不宜治郡，追诏授江州司马”（《旧唐书·白居易传》），[4]白居易时年四十四岁，在太子左赞善大夫任。此年冬初诗人到达江州。“老来尤委命，安处即为乡。或拟庐山下，来春结草堂”（《四十五》），[5]被贬江州的诗人人生中首次表达“安处即为乡”的思想。当认同了这种思想后，他便萌生了在庐山下营建草堂的念头，这也正体现了通过空间建构安顿心灵的思路，草堂也的确成为置身困境中的诗人安放身心的处所。
首先，草堂环境给予诗人安适感和归属感。白居易《草堂记》写草堂选址：“匡庐奇秀甲天下山。山北峰曰香炉，峰北寺曰遗爱寺。介峰寺间，其境胜绝，又甲庐山。元和十一年秋，太原人白乐天见而爱之，若远行客过故乡，恋恋不能去，因面峰腋寺，作为草堂。”[6]《与微之书》亦记：“仆去年秋始游庐山，到东西二林间香炉峰下，见云水泉石，胜绝第一。爱不能舍，因置草堂。”[7]《与微之书》又写草堂环境及自我感受：“前有乔松十数株，修竹千余竿。青萝为墙援，白石为桥道。流水周于舍下，飞泉落于檐间。红榴白莲，罗生池砌。大抵若是，不能殚记。每一独往，动弥旬日。平生所好者，尽在其中。不唯忘归，可以终老。”[8]面对香炉峰与遗爱寺间“其境胜绝，又甲庐山”的自然环境时，诗人“爱不能舍”，感到自己“若远行客过故乡”；置身“平生所好者，尽在其中”的草堂，诗人又深觉“不唯忘归，可以终老”，这些皆道出草堂内外空间环境对于诗人的心灵安顿意义，诗人在这里找到了归属感。他在《草堂记》中明确表达摆脱世累后以草堂为终老之地的想法：“一旦蹇剥，来佐江郡。郡守以优容而抚我，庐山以灵胜待我，是天与我时，地与我所，卒获所好，又何以求焉？尚以冗员所羁，余累未尽，或往或来，未遑宁处。待予异时，弟妹婚嫁毕，司马岁秩满，出处行止，得以自遂。则必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书，终老于斯，以成就我平生之志。”[9]此外，其元和十二年（817）所作《祭庐山文》亦云：“遗爱西偏，郑氏旧隐，三寺长老，招予此居。创新堂宇，疏旧泉沼，或来或往，栖迟其间。不唯耽玩水石，以乐野性；亦欲摆去烦恼，渐归空门。傥秩满以来，得以自遂；余生终老，愿托于斯。”[10]
“砌水亲开决，池荷手自栽”（《题别遗爱草堂兼呈李十使君》），[11]草堂是顺乎自然之势，又经过白居易亲手营造的园林。被贬失意的白居易在自己营建的草堂中，获得体宁、心恬的身心满足。其《草堂记》言：“乐天既来为主，仰观山，俯听泉，傍睨竹树云石，自辰至酉，应接不暇。俄而物诱气随，外适内和，一宿体宁，再宿心恬，三宿后颓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12]“今我为是物主，物至致知，各以类至，又安得不外适内和，体宁心恬哉？”[13]白居易这段话写出自我生命在与园林自然的交会契合中所经历的三个阶段，即体宁、心恬、颓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而达到“外适内和，体宁心恬”的最高境界。这种身心的宁、恬亦在其诗作中得到自然地流露。在草堂初成的元和十二年（817），白居易有多首写草堂抒己怀的诗作。其《香炉峰下新置草堂即事咏怀题于石上》诗：
香炉峰北面，遗爱寺西偏。白石何凿凿，清流亦潺潺。有松数十株，有竹千余竿。松张翠伞盖，竹倚青琅玕。其下无人居，惜哉多岁年。有时聚猨鸟，终日空风烟。时有沉冥子，姓白字乐天。平生无所好，见此心依然。如获终老地，忽乎不知还。架岩结茅宇，斫壑开茶园。何以洗我耳，屋头飞落泉。何以净我眼，砌下生白莲。左手携一壶，右手挈五弦。傲然意自足，箕踞于其间。兴酣仰天歌，歌中聊寄言。言我本野夫，误为世网牵。时来昔捧日，老去今归山。倦鸟得茂树，涸鱼返清源。舍此欲焉往，人间多险艰。[14]
香炉峰北面，白石凿凿、清流潺潺，“有松数十株，有竹千余竿。松张翠伞盖，竹倚青琅玕”，遇见这样的环境，诗人“如获终老地，忽乎不知还”，同样表达终老于此之意。在草堂众多物色中，诗人选取可以洗耳之落泉与可以净眼之白莲，表达在草堂获得的隐逸清净之趣。“左手携一壶”六句，通过左手携壶、右手挈琴、箕踞而坐、仰天而歌等一系列动态描写，活画出一位傲然自足、逍遥自在的风流名士形象，渊明意趣亦在其中。诗人歌中所寄之言“言我本野夫，误为世网牵”“倦鸟得茂树，涸鱼返清源”，灵活化用陶渊明《归园田居五首》（其一）“误落尘网中”“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15]及《归去来兮辞》“鸟倦飞而知还”语典。[16]“时来昔捧日，老去今归山”“舍此欲焉往，人间多险艰”，直接道明庐山草堂即是归处之意。其《香炉峰下新卜山居草堂初成偶题东壁》诗：“五架三间新草堂，石阶桂柱竹编墙。南檐纳日冬天暖，北户迎风夏月凉。洒砌飞泉才有点，拂窗斜竹不成行。来春更葺东厢屋，纸阁芦帘着孟光。”[17]草堂有石阶、桂柱、竹墙，冬暖因有南檐纳日，夏凉乃有北户迎风，“洒砌飞泉才有点，拂窗斜竹不成行”，草堂是顺乎自然、与自然息息相通的空间，诗作在字里行间流露出草堂初成时诗人内心的宁静与喜悦。其《重题》（其二）：“长松树下小溪头，斑鹿胎巾白布裘。药圃茶园为产业，野麋林鹤是交游。云生涧户衣裳润，岚隐山厨火烛幽。最爱一泉新引得，清泠屈曲绕阶流。”[18]诗着力写草堂独特的空间环境，这里有药圃茶园、野麋林鹤，有云生涧户，岚隐山厨、清泉绕阶；又塑造了草堂空间中头戴鹿胎巾、身着白布裘的诗人形象。“最爱一泉新引得，清泠屈曲绕阶流”，泉水流淌着诗人内心的欣喜与愉悦。《重题》其三：“日高睡足犹慵起，小阁重衾不怕寒。遗爱寺钟欹枕听，香炉峰雪拨帘看。匡庐便是逃名地，司马仍为送老官。心泰身宁是归处，故乡可独在长安？”[19]诗前四句所写为悠然自得、无所挂碍的诗人形象，尤其“遗爱寺钟欹枕听，香炉峰雪拨帘看”二句，从听觉、视觉两个维度，写遗爱寺的钟声、香炉峰的雪景，日高而卧的诗人欹枕、拨帘即可听、可看，其内心之安宁、自适、脱俗可以想见。诗的后四句明确道出“心泰身宁是归处，故乡可独在长安”，匡庐便是远离世俗名利之争、让人心泰身宁的所在。《御选唐宋诗醇》评《重题》（其二、其三）诗曰：“迁谪之感豪不挂怀，全是一团真趣流露笔墨间。”[20]
“香炉峰雪拨帘看”（《重题》其三），香炉峰是闲卧草堂的诗人抬头即见的景致，从园林建造艺术角度来说，香炉峰是“借景”，可以将其看作与草堂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香炉峰又以其可以登临、仰观的特点，在诗人笔下呈现更为特殊的意义。诗人写到登香炉峰的诗有《上香炉峰》《携诸山客同上香炉峰遇雨而还沾濡狼藉互相笑谑题此解嘲》《登香炉峰顶》。看其《登香炉峰顶》：“迢迢香炉峰，心存耳目想。终年牵物役，今日方一往。攀萝蹋危石，手足劳俯仰。同游三四人，两人不敢上。上到峰之顶，目眩神恍恍。高低有万寻，阔狭无数丈。不穷视听界，焉识宇宙广。江水细如绳，湓城小于掌。纷吾何屑屑，未能脱尘鞅。归去思自嗟，低头入蚁壤。”[21]“高低有万寻，阔狭无数丈”，诗写登上峰顶旷然豁然之感；俯视尘壤，“江水细如绳，湓城小于掌”，诗人抒发为外物所拘牵、“未能脱尘鞅”的人生感叹。《上香炉峰》：“倚石攀萝歇病身，青筇竹杖白纱巾。他时画出庐山鄣，便是香炉峰上人。”[22]“想君初觉从军乐，未爱香炉峰上人”（《戏赠李十三判官》）[23]，白居易自称“香炉峰上人”，香炉峰成为草堂的一种标志性形象。元和十一年（816），白居易有《寄李相公崔侍郎钱舍人》：“曾陪鹤驭两三仙，亲侍龙舆四五年。天上欢华春有限，世间漂泊海无边。荣枯事过都成梦，忧喜心忘便是禅。官满更归何处去，香炉峰在宅门前。”[24]当表达官满后草堂即是最好的归处之意时，诗人以“香炉峰在宅门前”作为留在草堂的足够充足的理由。“香炉峰隐隐，巴字水茫茫”（《郡斋暇日忆庐山草堂兼寄二林僧社三十韵多叙贬官已来出处之意》），[25]“龙尾道边来一望，香炉峰下去无因”（《登龙尾道南望忆庐山旧隐》），[26]“锡杖登高寺，香炉忆旧峰”（《天竺寺送坚上人归庐山》），[27]香炉峰成为诗人别后思念的重要对象，也以其最具隐逸意味的“山”的身份，显示着诗人“心泰身宁”的归居愿望。
从白居易移官忠州时对草堂的留恋之情，及别后对草堂的回忆，都可见出庐山草堂对诗人心灵安顿的意义。元和十四年（819），白居易有《别草堂三绝句》：“正听山鸟向阳眠，黄纸除书落枕前。为感君恩须暂起，炉峰不拟别多年。”“久眠褐被为居士，忽挂绯袍作使君。身出草堂心不出，庐山未要勒移文。”“三间茅舍向山开，一带山泉绕舍回。山色泉声莫惆怅，三年官满却归来。”[28]“为感君恩须暂起，炉峰不拟别多年”（其一），“身出草堂心不出，庐山未要勒移文”（其二），“山色泉声莫惆怅，三年官满却归来”（其三），这些诗句明显道出白居易在草堂获得的心灵安顿，以及意欲以草堂为归处的思想。在忠州刺史任，诗人依然在表达“会应归去在，松菊莫教荒”（《郡斋暇日忆庐山草堂兼寄二林僧社三十韵多叙贬官已来出处之意》）的意愿。[29]“五年方暂至，一宿又须回。纵未长归得，犹胜不到来”（《题别遗爱草堂兼呈李十使君》），[30]长庆二年（822），在由长安赴杭州刺史任途中，诗人在草堂暂住一宿，当归居愿望随着世事而发生变化，永远成为一种记忆的时候，诗人依然念念不忘草堂，从诗中不难读出其流连与怅惘之情。《御选唐宋诗醇》评“纵未长归得”二句：“殆自为解嘲耶？”[31]
其次，诗人借助草堂内物象的设置，来实现心灵安顿。在庐山草堂内，诗人借助有意味的物象设置构建精神世界、安顿漂泊心灵。元和十三年（818），白居易作《三谣》诗，诗前有序曰：“予庐山草堂中，有朱藤杖一，蟠木机一，素屏风二，时多杖藤而行，隐机而坐，掩屏而卧。宴息之暇，笔砚在前，偶为三谣，各导其意。亦犹《座右》《陋室铭》之类尔。”[32]朱藤杖、蟠木几、素屏风，三者皆为木制，天然朴素，“杖藤而行，隐机而坐，掩屏而卧”，可以说诗人行走坐卧时皆与之相伴，皆为极有意味的物象。
朱藤杖 “交亲过浐别，车马到江回。唯有红藤杖，相随万里来”（《红藤杖》），[33]朱藤杖从长安伴随白居易来到江州。朱藤杖如此重要，江州时期的诗人不仅写了《三谣·朱藤谣》，还有两首以《红藤杖》为题的诗。其《三谣·朱藤谣》：
朱藤朱藤，温如红玉，直如朱绳。自我得尔以为杖，大有裨于股肱。前年左迁，东南万里。交游别我于国门，亲友送我于浐水。登商山兮车倒轮摧，渡汉水兮马跙蹄开。中途不进，部曲多回。唯此朱藤，实随我来。瘴疠之乡，无人之地。扶卫衰病，驱呵魑魅。吾独一身，赖尔为二。或水或陆，自北徂南。泥粘雪滑，足力不堪。吾本两足，得尔为三。紫霄峰头，黄石岩下。松门石磴，不通舆马。吾与尔披云拨水，环山绕野。二年踏遍匡庐间，未尝一步而相舍。虽有隶子弟，良友朋，扶危助蹇，不如朱藤。嗟乎！穷既若是，通复何如？吾不以常杖待尔，尔勿以常人望吾。朱藤朱藤，吾虽青云之上，黄泥之下，誓不弃尔于斯须。[34]
“交游别我于国门，亲友送我于浐水”，“中途不进，部曲多回。唯此朱藤，实随我来”，“温如红玉，直如朱绳”的朱藤杖从长安伴随着诗人来到江州。在这“瘴疠之乡，无人之地”，藤杖“扶卫衰病，驱呵魑魅”，与白居易“披云拨水，环山绕野”，“二年踏遍匡庐间，未尝一步而相舍”，被贬白居易与藤杖建立了一种密不可分的关系，藤杖不仅是扶持诗人游历江州的助手，更是失意诗人精神的支撑，诗人表达“不以常杖待尔”，“虽青云之上，黄泥之下，誓不弃尔于斯须”的心志。其《红藤杖》诗：
南诏红藤杖，西江白首人。时时携步月，处处把寻春。劲健孤茎直，疏圆六节匀。火山生处远，泸水洗来新。粗细才盈手，高低仅过身。天边望乡客，何日拄归秦？[35]
诗题自注：“杖出南蛮。”赤藤杖出云南。[36]韩愈《和虞部卢四汀酬翰林钱七徽赤藤杖歌》诗云：“赤藤为杖世未窥，台郎始携自滇池。”[37]“劲健孤茎直，疏圆六节匀”，因直言敢谏而被贬江州的白居易在劲健、孤直的红藤杖身上找到了自我精神的对应，这也正是红藤杖被诗人如此看重的根本原因。“天边望乡客，何日拄归秦”，诗人渴望能拄杖再回长安，藤杖作为秦地长安的记忆符号，维系着的是一种希望。江州之后，诗人再次写到朱藤杖，是在长庆二年（822）自长安赴杭州途中，作《朱藤杖紫骢吟》：“拄上山之上，骑下山之下。江州去日朱藤杖，忠州归日紫骢马。天生二物济我穷，我生合是栖栖者。”[38]由此诗可见朱藤杖一直伴随白居易到了杭州，被诗人称为“济我穷”之物。“朱藤杖”是在白居易生命中具有特殊意义的物象，在他最失意的岁月陪伴在他身边，诗人对其有特殊情感。
在江州之前及江州之后，在白居易诗歌书写中，“杖”意象往往是表达超然与闲适生命状态的一种符号。最早写到藤杖（并未表明为红藤杖）是在贞元十六年（800）及第以前，白居易作《晚秋闲居》诗：“地僻门深少送迎，披衣闲坐养幽情。秋庭不扫携藤杖，闲踏梧桐黄叶行。”[39]江州之后又写到藤杖，有长庆二年（822）在长安任中书舍人时所作《晚亭逐凉》：“送客出门后，移床下砌初。趁凉行绕竹，引睡卧看书。老更为官拙，慵多向事疏。松窗倚藤杖，人道似僧居。”[40]二诗所表达的皆为闲适、幽独之情。除“藤杖”外，在白居易诗中还有“竹杖”“藜杖”“杖”等意象。丁母忧居下邽时期，有《兰若寓居》：“薜衣换簪组，藜杖代车马。”[41]《秋游原上》：“露杖筇竹冷，风襟越蕉轻。”[42]《郊陶潜体诗十六首》（其十五）：“出扶桑藜杖，入卧蜗牛庐。”[43]元和十年（815）在长安时，有《题玉泉寺》：“手把青筇杖，头戴白纶巾。”[44]在江州司马任时，有《上香炉峰》：“倚石攀萝歇病身，青筇竹杖白纱巾。”[45]在忠州刺史任时，有《步东坡》：“闲携斑竹杖，徐曳黄麻屦。”[46]任中书舍人时，有《新昌新居书事四十韵因寄元郎中张博士》：“缓步携筇杖，徐吟展蜀笺。”[47]从长安至杭州途中，有《重感》：“困支青竹杖，闲捋白髭须。”[48]在杭州刺史任时，有《郡中即事》：“行携杖扶力，卧读书取睡。”[49]《独行》：“暗诵黄庭经在口，闲携青竹杖随身。”[50]晚年洛下时期，诗人有《偶作二首》（其二）：“日西引杖屦，散步游林塘。”[51]《偶咏》：“御热蕉衣健，扶羸竹杖轻。”[52]《秋游平泉赠韦处士闲禅师》：“杖藜舍舆马，十里与僧期。”[53]《即事》：“自看淘酒米，倚杖小池前。”[54]《小台》：“六尺白藤床，一茎青竹杖。”[55]《自题小草亭》：“壁宜藜杖倚，门称荻帘垂。”[56]《自题小园》：“何如小园主，拄杖闲即来。”[57]《闲乐》：“坐安卧稳舆平肩，倚杖披衫绕四边。”[58]晚年白居易“拄杖”“倚杖”而立，成为其闲适心境与姿态的标志性形象。而其《东城晚归》诗“一条邛杖悬龟榼，双角吴童控马衔。晚入东城谁识我，短靴低帽白蕉衫”[59]所呈现的“短靴低帽白蕉衫”的诗人以邛杖悬酒榼的画面，生动地传达出其身心的闲适自由，东城晚归的诗人较之好酒的魏晋名士更为风流潇洒。另外，白居易诗中几次表达以“杖”代马，其《兰若寓居》：“薜衣换簪组，藜杖代车马。”《步东坡》：“闲携斑竹杖，徐曳黄麻屦。”《秋游平泉赠韦处士闲禅师》：“杖藜舍舆马，十里与僧期。”这种思路、诗路影响苏轼，苏轼“竹杖芒鞋轻胜马”（《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词句可以在白居易诗中找到源头，由此也可以窥见苏轼与白居易闲适旷达精神一脉相承之处。相比于其他时期诗中“杖”意象的闲适意味，江州时期的“杖”不仅陪伴被贬诗人遍游匡庐，而且以其从长安追随而来维系着诗人与长安的记忆与期盼，还以其孤直使得孤独诗人找到精神对应，得到心灵慰藉，江州时期的朱藤杖承载了更多的意义。
蟠木几 蟠木盘曲而难以为器，在文人眼中成了因无用而得以保全自己的形象。李白《咏山樽二首》（其一）云：“蟠木不雕饰，且将斤斧疏。樽成山岳势，材是栋梁余。”[60]孟郊《山老吟》云：“蟠木为我身，始得全天年。”[61]白居易多次以蟠木自比，在翰林学士任时，他有《答马侍御见赠》诗云：“蟠木讵堪明主用，笼禽徒与故人疏。”[62]在丁忧居下邽时，有《适意二首》（其二）：“蟠木用难施，浮云心易遂。”[63]晚年退闲洛下时，有《自咏》：“老龟岂羡牺牲饱，蟠木宁争桃李春。”[64]其在江州所作《三谣·蟠木谣》：
蟠木蟠木，有似我身。不中乎器，无用于人。下拥肿而上轮菌，桷不桷兮轮不轮。天子建明堂兮既非梁栋，诸侯斫大辂兮材又不中。唯我病夫，或有所用。用尔为几，承吾臂支吾颐而已矣。不伤尔朴，不枉尔理。尔勿怏怏为几之外，无所用尔。尔既不材，吾亦不材，胡为乎人间徘徊？蟠木蟠木，吾与汝归草堂去来。[65]
蟠木“不中乎器，无用于人”，其“无用”“不材”与“我身”有相似之处，诗人用蟠木做几，“承吾臂支吾颐而已矣”，可以“不伤尔朴，不枉尔理”，蟠木的无用、不材恰恰是它的大用，寓含其中的是庄子“无用之用”的思想。而“用尔为几，承吾臂支吾颐”，即隐几，出自《庄子·齐物论》：“南郭子綦隐机而坐，仰天而嘘，荅焉似丧其耦。”[66]成玄英疏：“凭几坐忘。”“与在一个权力空间内使用的华贵器具不同，蟠木几并不参与任何被裹挟入社会身份的活动。在白居易看来，作为权贵的象征，甚至作为给人‘使用’的器具，都在损伤着木几天然之理。木几不为‘器’之用，其理正在于庄子的齐物之道。”[67]诗人写蟠木也是在写自己。“尔既不材，吾亦不材，胡为乎人间徘徊？蟠木蟠木，吾与汝归草堂去来”，草堂空间乃安顿生命之处，在这里诗人得到“吾丧我”（《庄子·齐物论》）的精神自由。[68]
在白居易诗歌书写中，“隐几”已成为一种生命境界的表达方式。诗人最早写到隐几是在元和元年任盩厔尉时，他有《酬杨九弘贞长安病中见寄》：“隐机自恬淡，闭门无送迎。”[69]丁母忧居下邽时，白居易有《隐几》诗：“身适忘四支，心适忘是非。既适又忘适，不知吾是谁。百体如槁木，兀然无所知。方寸如死灰，寂然无所思。今日复明日，身心忽两遗。行年三十九，岁暮日斜时。四十心不动，吾今其庶几。”[70]诗首先点出身适和心适：“身适忘四支，心适忘是非。”“百体如槁木，兀然无所知”二句写身适，“方寸如死灰，寂然无所思”二句写心适，诗所写出的正是身心两适、两遗的生命状态，也就是“隐几”的状态。晚年退居洛下的诗人，有《隐几赠客》诗：“宦情本淡薄，年貌又老丑。紫绶与金章，于予亦何有。有时独隐几，荅然无所偶。卧枕一卷书，起尝一杯酒。书将引昏睡，酒用扶衰朽。客到忽已酣，脱巾坐搔首。疏顽倚老病，容恕惭交友。忽思庄生言，亦拟鞭其后。”[71]诗人“有时独隐几，荅然无所偶”，枕书而卧、起尝杯酒，“书将引昏睡，酒用扶衰朽”，客来时以酒待客，自己则“忽已酣”，“脱巾坐搔首”，这疏顽之态正写出隐几的生命境界。“忽思庄生言，亦拟鞭其后”，“‘隐几’本义中人对物的姿态已转为个人的一种生活境界。《庄子·人间世》中，栎社后来托梦给匠人说：‘若与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几死之散人，又恶知散木？’白居易与散木之间，不是‘相物’的关系，而是将自己作为无用的‘散人’与之相伴无碍。《蟠木谣》中说其‘有似我身’，也暗指‘身如槁木’，自我之个体与物的个体在这种齐物状态中，忘记了四肢（身体）的存在，从而合二为一，进入‘吾丧我’的个体自由中”。[72]
素屏风 白居易《三谣·素屏谣》：
素屏素屏，胡为乎不文不饰，不丹不青？当世岂无李阳冰之篆字，张旭之笔迹，边鸾之花鸟，张藻之松石？吾不令加一点一画于其上，欲尔保真而全白。吾于香炉峰下置草堂，二屏倚在东西墙。夜如明月入我室，晓如白云围我床。我心久养浩然气，亦欲与尔表里相辉光。尔不见当今甲第与王宫，织成步障银屏风。缀珠陷钿贴云母，五金七宝相玲珑。贵豪待此方悦目，然肯寝卧乎其中。素屏素屏，物各有所宜，用各有所施。尔今木为骨兮纸为面，舍吾草堂欲何之？[73]
所谓“素屏”，即“不令加一点一画于其上”，诗人意在“保其真而全白”，这体现庄子审美意趣。《庄子·天道》云：“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74]《庄子·刻意》云：“澹然无极而众美从之。”[75]诗中写道：“夜如明月入我室，晓如白云围我床。我心久养浩然气，亦欲与尔表里相辉光。”“尔今木为骨兮纸为面，舍吾草堂欲何之。”被贬江州的白居易是借“素屏”来抒发自己的心志，与他其他时期诗中屏风意象的意趣、意蕴做一对比，可以更明显地看出这一点。在其他时期的诗歌中，起遮挡作用的屏风更多地被用来作为安适空间的构建者。在杭州刺史任时，白居易有《闲卧》：“帘卷侵床日，屏遮入座风。”[76]大和元年（827）任秘书监时，所作《寄答周协律》回忆苏州生活：“最忆后庭杯酒散，红屏风掩绿窗眠。”[77]大和三年（829）任刑部侍郎时，有《赠梦得》：“心中万事不思量，坐倚屏风卧向阳。”[78]在晚年洛下时期，有《何处春先到》：“就日移轻榻，遮风展小屏。”[79]《新秋晓兴》：“展张小屏障，收拾生衣裳。”[80]《三年冬随事铺设小堂寝处稍似稳暖因念衰病偶吟所怀》：“逐身安枕席，随事有屏帷。”[81]《卯饮》：“短屏风掩卧床头，乌帽青毡白
裘。”[82]其《闲卧寄刘同州》诗：“软褥短屏风，昏昏醉卧翁。鼻香茶熟后，腰暖日阳中。伴老琴长在，迎春酒不空。可怜闲气味，唯欠与君同。”[83]卧褥安软，茶香扑鼻，日阳暖腰，琴酒相伴，呈现于短屏所构成的空间内的，是“昏昏醉卧翁”身心闲适的生命状态。晚年洛下诗人两次用到“素屏”意象，分别为《三年除夜》：“素屏应居士，青衣侍孟光。”[84]《自咏老身示诸家属》：“置榻素屏下，移炉青帐前。”[85]但所取意趣已不同，在晚年诗人的书写中，屏风像其他园林内小空间一样，成为一个内敛、安暖氛围的屏障。
江州时期的诗人对于朱藤杖、蟠木几、素屏风的审美观照，更多的是从这些物的身上找到与自我的相似之处，朱藤杖的劲健与孤直，蟠木几的无用不材及自然真朴，素屏风的保真与明净，在对物的书写中折射出诗人内心对于正直、浩气和真性的执着、坚持，同时也透露出因直言敢谏而被贬的诗人其内心深处的不平之气。正如诗人在其《重题》诗中所言，“喜入山林初息影，厌趋朝市久劳生”（其一），“已许虎溪云里卧，不争龙尾道前行”（其一），[86]“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言”（其四），而又道“胸中壮气犹须遣，身外浮荣何足论”（其四）[87]，曾经正直敢言、为民请命的白居易胸中壮气犹在，如其有诗句“不分气从歌里发，无明心向酒中生。愚计忽思飞短檄，狂心便欲请长缨”（《元和十二年淮寇未平诏停岁仗愤然有感率尔成章》），[88]听闻淮西寇未平，诏停朝贺，诗人抒写自己心中的愤然与无奈以及欲为国请缨的心志。在他对于朱藤杖、蟠木几、素屏风的欣赏中也正折射出这一信息。
从京城远谪江州，成为天涯沦落人，白居易努力寻找归属感与心灵安宁。从他初见草堂选址时，感觉“若远行客过故乡”（《草堂记》），到草堂空间内“平生所好者，尽在其中。不唯忘归，可以终老”（《与微之书》），以及置身其间所获得的心恬体宁的安适感，还有草堂内朱藤杖、蟠木几、素屏风皆成为诗人自我精神追求的对应形象，诗人似乎找到了同道者。这一切都在表明，草堂空间对其心灵安顿起着重要作用，可以说草堂给予诗人一种归属感，[89]同时也给予诗人能够做到身处逆境而逍遥自得的力量。
二 长安新昌里宅园
白居易一生两次居新昌里，第一次在元和三年（808）为翰林学士时。其元和四年（809）所作《醉后走笔酬刘五主簿长句之赠兼简张大贾二十四先辈昆季》诗云：“晚松寒竹新昌第，职居密近门多闭。”[90]元稹《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诗中自注云：“乐天每与予游从，无不书名屋壁，又尝于新昌宅，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巳，犹未毕词也。”[91]第二次在穆宗长庆元年（821）春官主客郎中、知制诰时。此年春，居易购新昌里宅，此次所居则为真正属于自己的家屋。日本学者妹尾达彦说：“新昌里的私宅，是白居易在经历了五年的左迁之后，终于作为五品京官被召还朝廷，第一次在长安所购之私宅，是他名副其实的获准进入高官们把持的中央政界的场所。”[92]
新昌里宅居在长安朱雀门街东第五街。白居易《新昌新居书事四十韵因寄元郎中张博士》云：“丹凤楼当后，青龙寺在前。市街尘不到，宫树影相连。”[93]丹凤楼即大明宫丹凤门，青龙寺在新昌坊南门之东，居易宅在坊北，坐北向南，故青龙寺在其前，而丹凤楼远在其后。他有《题新昌所居》诗云：“街东闲处住，日午热时还。”[94]又《自题新昌居止因招杨郎中小饮》诗云：“地偏坊远巷仍斜，最近东头是白家。”[95]可知新昌里处境较为僻远。[96]新昌里居所不仅僻远，而且窄小，白居易有诗句“宅小人烦闷，泥深马钝顽”“院窄难栽竹，墙高不见山”（《题新昌所居》），[97]“阶庭宽窄才容足，墙壁高低粗及肩”（《题新居寄元八》）。[98]然而，“青龙冈北近西边，移入新居便泰然。冷巷闭门无客到，暖檐移榻向阳眠”（《题新居寄元八》），[99]新昌里宅园不仅使白居易有了安身之处，而且也成为在朝中任职的诗人安顿心灵的空间所在。
“但道吾庐心便足”（《卜居》），[100]白居易在真正属于自己的居所中获得心灵的泰然安宁，这首先表现在他强调闲居新昌时心中无事。其《寄皇甫宾客》诗：“名利既两忘，形体方自遂。卧掩罗雀门，无人惊我睡。睡足斗薮衣，闲步中庭地。食饱摩挲腹，心头无一事。除却玄晏翁，何人知此味？”[101]“名利既两忘，形体方自遂”，身心安宁的前提是去除名利之心，“心头无一事”，方得安然适意。新昌里宅园着实窄小而偏僻，然而，诗人强调新居内心性的自得、静逸。其《自题新昌居止因招杨郎中小饮》诗：“地偏坊远巷仍斜，最近东头是白家。宿雨长齐邻舍柳，晴光照出夹城花。春风小榼三升酒，寒食深炉一碗茶。能到南园同醉否，笙歌随分有些些。”[102]尽管是“地偏坊远巷仍斜”，然而在花柳景色和茶酒生活的摄取中，流露出诗人内心的安适与知足。白居易长庆元年（821）作有《卜居》诗：“游宦京都二十春，贫中无处可安贫。长羡蜗牛犹有舍，不如硕鼠解藏身。且求容立锥头地，免似漂流木偶人。但道吾庐心便足，敢辞湫隘与嚣尘。”[103]表达未得卜居、身无着落所带来的不安与焦虑，由此更反衬出新昌新居对其身心安顿的重要意义。同年白居易所作《新昌新居书事四十韵因寄元郎中张博士》诗，生动地写出了他通过新昌里宅园空间建构安顿心灵的过程：
冒宠已三迁，归朝始二年。囊中贮余俸，园外买闲田。狐兔同三径，蒿莱共一廛。新园聊刬秽，旧屋且扶颠。檐漏移倾瓦，梁欹换蠹椽。平治绕台路，整顿近阶砖。巷狭开容驾，墙低垒过肩。门闾堪驻盖，堂室可铺筵。丹凤楼当后，青龙寺在前。市街尘不到，宫树影相连。省吏嫌坊远，豪家笑地偏。敢劳宾客访，或望子孙传。不觅他人爱，唯将自性便。等闲栽树木，随分占风烟。逸致因心得，幽期遇境牵。松声疑涧底，草色胜河边。虚润冰销地，晴和日出天。苔行滑如簟，莎坐软于绵。帘每当山卷，帷多带月褰。篱东花掩映，窗北竹婵娟。迹慕青门隐，名惭紫禁仙。假归思晚沐，朝去恋春眠。拙薄才无取，疏慵职不专。题墙书命笔，沽酒率分钱。柏杵舂灵药，铜瓶漱暖泉。炉香穿盖散，笼烛隔纱然。陈室何曾扫，陶琴不要弦。屏除俗事尽，养活道情全。尚有妻孥累，犹为组绶缠。终须抛爵禄，渐拟断腥羶。大底宗庄叟，私心事竺乾。浮荣水划字，真谛火生莲。梵部经十二，玄书字五千。是非都付梦，语默不妨禅。博士官犹冷，郎中病已痊。多同僻处住，久结静中缘。缓步携筇杖，徐吟展蜀笺。老宜闲语话，闷忆好诗篇。蛮榼来方泻，蒙茶到始煎。无辞数相见，鬓发各苍然。[104]
在“坊远”“地偏”的新昌里居，诗人刬秽，扶颠，移瓦，换椽，平治路，整顿砖，开巷，垒墙，栽植，经过一番精心整治，这里成了诗人自得自在的空间。“不觅他人爱，唯将自性便。等闲栽树木，随分占风烟。逸致因心得，幽期遇境牵”，道出诗人治园的终极目标所在，即随心遂性。“松声疑涧底”十句写新昌幽境：松声疑似来自涧底，可见其幽深；草色胜于河边，可见其怡人；冰融地虚润，日出天晴和；苔滑如簟，莎软于绵；卷帘见山，褰帷带月；篱东花色掩映，窗北竹树婵娟。在松、竹、草、花、月以及远山、帘帷所构成的新昌幽深之境中始终有诗人自我在，他听松声，观草色，行苔上，坐莎草，卷窗帘，褰帷幕，望山月，由诗中直接出现的行、坐、卷、褰这些动词，可以窥见诗人在新昌幽境中的自适身影。“迹慕青门隐，名惭紫禁仙”，诗人明确表达对于隐逸的向往。“柏杵舂灵药，铜瓶漱暖泉。炉香穿盖散，笼烛隔纱然。陈室何曾扫，陶琴不要弦”几句，以“柏杵”“灵药”“铜瓶”“暖泉”“炉香”“笼烛”“陶琴”等意象，渲染室内一派“屏除俗事尽”以此怡养真性的氛围。“尚有妻孥累，犹为组绶缠。终须抛爵禄，渐拟断腥羶。大底宗庄叟，私心事竺乾。浮荣水划字，真谛火生莲。梵部经十二，玄书字五千。是非都付梦，语默不妨禅”，羁身仕宦的诗人一方面存在仕与隐的内心矛盾，一方面又寄心于佛、道，尤其着力于佛禅，以此看破浮华、消尽是非，明心见性，获得真谛。在僻静的新昌里宅园，诗人“缓步携筇杖，徐吟展蜀笺”，“蛮榼来方泻，蒙茶到始煎”，在随性从容中求得宁静幽深的心灵归属，在自然幽境和人文幽境中，为尘务所羁绊的心灵得以栖息而获得安宁。
白居易以“松”“竹”作为新昌里第精神气韵的代表物色。他有诗句“前松后修竹，偃卧可终老”（《玩松竹二首》其一），[105]“窗竹多好风，檐松有嘉色”（《玩松竹二首》其二），[106]“趁凉行绕竹，引睡卧看书”，“松窗倚藤杖，人道似僧居”（《晚亭逐凉》），[107]松、竹共同为诗人营造了一个绝俗空间。诗人又云“新昌小院松当户”（《吾庐》），[108]“松”尤其是新昌里宅园的精神代言，为诗人隐逸精神意趣的象征。大和四年（830），除有诗句“新昌七株松”（《闻崔十八宿予新昌弊宅时予亦宿崔家依仁新亭一宵偶同两兴暗合因而成咏聊以写怀》）外，[109]他还作有《新雪二首》（其二）：“不思朱雀街东鼓，不忆青龙寺后钟。唯忆夜深新雪后，新昌台上七株松。”[110]已经退居洛下不思长安的诗人，夜深新雪后的新昌台上七株松，成为他唯一思忆的对象。看其长庆二年（822）所作《庭松》诗：
堂下何所有，十松当我阶。乱立无行次，高下亦不齐。高者三丈长，下者十尺低。有如野生物，不知何人栽。接以青瓦屋，承之白沙台。朝昏有风月，燥湿无尘泥。疏韵秋槭槭，凉阴夏凄凄。春深微雨夕，满叶珠蓑蓑。岁暮大雪天，压枝玉皑皑。四时各有趣，万木非其侪。去年买此宅，多为人所咍。一家二十口，移转就松来。移来有何得，但得烦襟开。即此是益友，岂必交贤才？顾我犹俗士，冠带走尘埃。未称为松主，时时一愧怀。[111]
堂下十松当阶，“高者三丈长，下者十尺低”，“四时各有趣，万木非其侪”，白居易全家二十口移居于新昌里宅，竟然只为“就松来”。“移来有何得，但得烦襟开”，居住在这样的庭院，诗人顿觉精神豁达、胸襟大开，这也是其不顾“多为人所咍”而举家迁居于此的精神根源。回归田园的陶渊明“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归去来兮辞》）[112]，其《饮酒二十首》（其八）云：“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凝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113]（宋）洪迈《容斋三笔》卷十二“渊明孤松”云：“此意盖以自况也。”[114]李白写孟浩然“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赠孟浩然》），[115]“松”是隐逸自由精神的象征。面对庭中之松，[116]犹拘牵于尘务的白居易产生愧疚之情，自觉当不起“松主”称号，可见在诗人心目中“松”的精神意义与渊明意趣一脉相承。再看其大和元年（827）所作《新昌闲居招杨郎中兄弟》：“纱巾角枕病眠翁，忙少闲多谁与同？但有双松当砌下，更无一事到心中。金章紫绶看如梦，皂盖朱轮别似空。暑月贫家何所有，客来唯赠北窗风。”[117]新昌闲居中的“纱巾角枕病眠翁”，视金章紫绶、皂盖朱轮皆如梦似空，“但有双松当砌下，更无一事到心中”，又可见“松”对于诗人达到无事心境的意义。
“松”对于诗人的意义，可以从其栽松以及对松之精神气韵的理解中看出。最早在任盩厔尉时，白居易将“两松自仙游山移植县厅”，在盩厔厅前诗人“手栽两树松，聊以当嘉宾”，当“绿茸随日新”时，诗人便“始怜涧底色，不忆城中春。有时昼掩关，双影对一身。尽日不寂寞，意中如三人”（《寄题盩厔厅前双松》），[118]在“折腰多苦辛”的吏事之余，双松可谓其心灵寄托。丁忧居下邽时，有《栽松二首》诗两次用到“爱”字：“小松未盈尺，心爱手自栽。”（其一）[119]“爱君抱晚节，怜君含直文。”（其二）[120]对于“抱晚节”“含直文”的松树，诗人“欲得朝朝见，阶前故种君”（其二），[121]又欲见小松成荫，对于自己种植迟晚颇为后悔。元和十年（815）在长安任赞善大夫时，诗人有《重过秘书旧房因题长句》诗云：“吏人不识多新补，松竹相亲是旧栽。”[122]表明官舍亦植有松树。即使被贬江州、移官忠州时，也是“栽松满后院”（《春葺新居》）。[123]由此，皆可窥见松对于诗人的精神意义。
从诗人对松声的迷恋与书写中，可以感受到松声所给予诗人内心的力量。元和三年（808）至元和五年（810）间，在长安修行里张家宅南亭作《松声》诗云：“寒山飒飒雨，秋琴泠泠弦。一闻涤炎暑，再听破昏烦。竟夕遂不寐，心体俱翛然。”[124]写月下听松的绝俗意境以及松声破烦涤暑的心灵效果，并以秋琴泠泠之声形容之。在谪居江州时期，白居易所作《题遗爱寺前溪松》，则是对松之精神气韵的全面展现：
偃亚长松树，侵临小石溪。静将流水对，高共远峰齐。翠盖烟笼密，花幢雪压低。与僧清影坐，借鹤稳枝栖。笔写形难似，琴偷韵易迷。暑天风槭槭，晴夜露凄凄。独憩依为舍，闲行绕作蹊。栋梁君莫采，留著伴幽栖。[125]
除“松”意象外，诗中还出现“流水”“远峰”“雪”“鹤”“琴”等高洁不俗形象，写出松独临溪水之“静”，与远峰齐之“高”，与僧相伴之“清”，与琴相迷之“韵”，“翠盖烟笼密，花幢雪压低”之势，“暑天风槭槭，晴夜露凄凄”之姿，以及笔力难描之形，都可见出诗人对遗爱寺临溪之松高洁脱俗精神气韵的深刻体悟与理解。诗末，谪居失意的诗人“独憩依为舍，闲行绕作蹊”，意欲以松为幽栖伴，表达内心深处对松的精神依恋。
作为经历五年贬谪生涯的白居易在京城拥有的真正属于自己的家，新昌里宅园在诗人心目中的意义尤其重要。他以自己早年即爱其“抱晚节”“含直文”、贬谪时期又对其深怀精神依恋、有着高洁脱俗气韵的松作为新昌里宅园的代表性物象和精神代言，这使得新昌里宅园成为一个自然环境与人文氛围都符合诗人心性的生命空间。
三 洛阳履道池台
长庆四年（824）五月，白居易由杭州刺史除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秋至洛阳，买故散骑常侍杨凭旧履道里宅，这里“竹木池馆，有林泉之致”（《旧唐书·白居易传》），[126]其宝历元年（825）所作《泛春池》诗中自注：“此池始杨常侍开凿，中间田家为主，予今有之。”[127]一“有”字包含着多少自得。宅位于洛阳都城东南之履道里西北隅，白居易《池上篇》序云：“都城风土水木之胜在东南偏，东南之胜在履道里，里之胜在西北隅，西闬北垣第一第即白氏叟乐天退老之地。”[128]宝历元年（825）春，白居易葺新居，大和三年（829）罢刑部侍郎，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归闲洛阳，居履道里宅第达十七年之久。“往时多暂住，今日是长归”（《归履道宅》），[129]洛阳履道里宅园是白居易几经选择最后确定的终老之地，成为诗人真正意义上的身心归处。
履道里宅园对于诗人心灵安顿的意义首先表现在他对自己能真正置身此园而产生的自足感。履道里宅园“地方十七亩”（《池上篇》序），[130]较之当时洛阳的几处大园林如李德裕的平泉庄、裴度的集贤里宅园，显得小很多。对于自家园林的窄小，白居易实是在意的，但同时他也找到了自我心理的平衡点，相比于羁身官场、有园不能归的达官贵人，自己可以成为小园真正的主人，诗人常常以此表达自足之情。如其《自题小园》：“不斗门馆华，不斗林园大。但斗为主人，一坐十余载。回看甲乙第，列在都城内。素垣夹朱门，蔼蔼遥相对。主人安在哉，富贵去不回。池乃为鱼凿，林乃为禽栽。何如小园主，拄杖闲即来。亲宾有时会，琴酒连夜开。以此聊自足，不羡大池台。”[131]诗作明确表达了脱身仕宦的诗人置身小园的知足心态。
归居洛阳次年，即大和四年（830）年底，白居易代韦弘景为河南尹。大和七年（833）二月以病乞五旬假，四月以头风病免河南尹。诗人身心在履道里宅园中找到的安适感和归属感，可以从其终于辞去河南尹职务再任分司闲职时的欣喜中读出。他有《咏兴五首·解印出公府》诗：
解印出公府，斗擞尘土衣。百吏放尔散，双鹤随我归。归来履道宅，下马入柴扉。马嘶返旧枥，鹤舞还故池。鸡犬何忻忻，邻里亦依依。年颜老去日，生计胜前时。有帛御冬寒，有谷防岁饥。饱于东方朔，乐于荣启期。人生且如此，此外吾不知。[132]
《法苑珠林》卷一百：“西云头陀，此云抖擞。能行此法，即能抖擞烦恼，去离贪著，如衣抖擞能去尘垢，是故从譬为名。”[133]抖擞，亦作斗擞、斗薮，振举之义，在佛语中为头陀之意译。白居易诗中几次用到这一词语，抖擞、斗擞、斗薮写法皆有，此处为斗擞。他写自己离开公府时，“斗擞尘土衣”，公府即为沾惹尘垢之地，当从公府中解放而出时，便是真性真情得以回归之时。“归来履道宅，下马入柴扉”，“柴扉”内鸡犬忻忻、邻里依依，这自然而温馨的画面，折射出诗人归来时的安心与喜悦。“马嘶返旧枥，鹤舞还故池”，履道园是脱离“樊笼”的所在。又有《罢府归旧居》：“陋巷乘篮入，朱门挂印回。腰间抛组绶，缨上拂尘埃。屈曲闲池沼，无非手自开。青苍好竹树，亦是眼看栽。石片抬琴匣，松枝阁酒杯。此生终老处，昨日却归来。”[134]屈曲闲池、青苍好竹，石片、松枝，琴匣、酒杯，共同构成履道池幽深绝俗又闲适自得的环境氛围。“解印出公府，斗擞尘土衣。百吏放尔散，双鹤随我归”（《咏兴五首·解印出公府》），“陋巷乘篮入，朱门挂印回。腰间抛组绶，缨上拂尘埃”（《罢府归旧居》），两首诗皆以轻快的节奏表现出诗人解脱尘务、回归履道里宅园的欣喜之情，大有陶渊明归去时“载欣载奔”（《归去来兮辞》）的情状。[135]
“皆吾所好，尽在我前”（《池上篇》），[136]“平生所好物，今日多在此”（《七月一日作》），[137]将自我“所好”安置于生活空间，可以说是诗人安顿心灵的一种智慧，庐山草堂、新昌里宅园的经营思路无不是如此，而在归居准备之久、居住时间之长的履道池台，这一智慧表现得尤为突出。大和三年（829），白居易作《池上篇》序详尽描述了履道里宅园的构成：
地方十七亩，屋室三之一，水五之一，竹九之一，而岛树桥道间之。初，乐天既为主，喜且曰：虽有台池，无粟不能守也，乃作池东粟廪。又曰：虽有子弟，无书不能训也，乃作池北书库。又曰：虽有宾朋，无琴酒不能娱也，乃作池西琴亭，加石樽焉。乐天罢杭州刺史时，得天竺石一，华亭鹤二以归，始作西平桥，开环池路。罢苏州刺史时，得太湖石、白莲、折腰菱、青板舫以归，又作中高桥，通三岛径。罢刑部侍郎时，有粟千斛，书一车，洎臧获之习筦磬弦歌者指百以归。先是颍川陈孝山与酿酒法，味甚佳。博陵崔晦叔与琴，韵甚清。蜀客姜发授《秋思》，声甚淡。弘农杨贞一与青石三，方长平滑，可以坐卧。大和三年夏，乐天始得请为太子宾客，分秩于洛下，息躬于池上。凡三任所得，四人所与，洎吾不才身，今率为池中物矣。[138]
园中景物以水、竹为主，池上有桥，池北有书库，池西有琴亭（加石樽），有环池路，环池有竹，天竺石、太湖石、青石，白莲、折腰菱，青板舫，华亭鹤，还有陈孝山所教酿酒法、崔晦叔所赠琴、姜发所授琴曲《秋思》，等等，皆为园中之物。园林内容不以繁多取胜，却构筑起白居易在履道池台的精神生活，诗人为自己营造出一方丰富、自足的精神天地。其园中主要物色，是白居易经过“罢杭州刺史”“罢苏州刺史”“罢刑部侍郎”三次罢职，逐渐运载到履道池台的，这种用心颇令人回味。再看其《池上篇》诗：
十亩之宅，五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勿谓土狭，勿谓地偏。足以容膝，足以息肩。有堂有亭，有桥有船。有书有酒，有歌有弦。有叟在中，白须飘然。识分知足，外无求焉。如鸟择木，姑务巢安。如蛙居坎，不知海宽。灵鹤怪石，紫菱白莲。皆吾所好，尽在我前。时引一杯，或吟一篇。妻孥熙熙，鸡犬闲闲。优哉游哉，吾将终老乎其间。[139]
池台环境：“有水一池，有竹千竿”“有堂有庭，有桥有船。”池台内容：“有书有酒，有歌有弦”，“灵鹤怪石，紫菱白莲”，“妻孥熙熙，鸡犬闲闲”。在履道园内，不仅有文人情趣的满足，还有“妻孥熙熙”的天伦之乐。“足以容膝，足以息肩”“如鸟择木，姑务巢安”“如蛙居坎，不知海宽”，分别化用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审容膝之易安”，[140]《庄子·逍遥游》“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141]《庄子·秋水》“吾乐与”的“井之蛙”典故，[142]表达自我“识分知足，外无求焉”的安适心境。
履道池台自足而非封闭狭隘，它与园外的世界相接相通，白居易有《小宅》诗云：“小宅里闾接，疏篱鸡犬通。渠分南港水，窗借北家风。”[143]诗人的心灵不拘囿于园林物质形态的狭小，而是强调主观感受的重要性，他写道：“庾信园殊小，陶潜屋不丰。何劳问宽窄，宽窄在心中。”（《小宅》）[144]尤其重要的是，白居易借助心理感受机制，能从园林物象中体悟宇宙世界，感受深远之境。看其《池上作》诗所写：
西溪风生竹森森，南潭萍开水沉沉。丛翠万竿湘岸色，空碧一泊松江心。浦派萦回误远近，桥岛向背迷窥临。澄澜方丈若万顷，倒影咫尺如千寻。泛然独游邈然坐，坐念行止思古今。[145]
诗题自注：“西溪、南潭，皆池中胜地也。”西溪种竹万竿，风过处，竹林森森，使人仿佛置身湘江岸边；南潭浮萍开处，水色幽深，又好似松江水心。在诗人的感觉里，眼前的小池绝不仅仅是一方池水，而是湘江岸边松江深处，由此可以感受波涛万顷、倒影千寻。置身小池中的诗人，其精神心灵飞跃小池，由眼前景幻化出心中境，园林的空间、意境也变得壮阔幽深。“坐念行止思古今”，诗人在有限的园林中感受到无限灵动而又邈远的宇宙世界，进而获得身心安适的精神愉悦。“毡帐胡琴出塞曲，兰塘越棹弄潮声。何言此处同风月，蓟北江南万里情”（《池边即事》）[146]，毡帐、胡琴、出塞曲，充满蓟北风情；兰塘、越棹、弄潮声，一派江南气氛。白居易借助物象设置，在履道池台营造蓟北风情、江南氛围，这也是其丰富自己对现实空间感受的一种途径。
在履道里宅园，诗人心灵与园林达到深度契合。“但休争要路，不必入深山”（《幽居早秋闲咏》）[147]，园林是中隐者诗意的栖居地，履道里宅园正是晚年诗人实践“中隐”思想的空间条件。与传统吏隐观之强调身心分离不同，“中隐”是身心自然合一的新吏隐观。园林是在一定空间内自然山水景物的审美配置，隐于其间者，不必受隐居深山老林的冷寂之苦，便可满足与自然合一的心灵需求。白居易精心选择各种物象，如水竹、莲石、鱼鹤、琴酒等，在履道池台小园中，构筑起一方丰富的精神天地，其闲适趣味、宗教情感、对安适遂性生命境界的追求，在这一方天地中皆可得到满足。
对于隐于园林的妙处，白居易在其园林诗中多有书写。有直接表达，如其《闲题家池寄王屋张道士》云：“进不趋要路，退不入深山。深山太濩落，要路多险艰。不如家池上，乐逸无忧患。”[148]有借写景状物抒情来传达这种意趣，看其《闲居自题》诗：
门前有流水，墙上多高树。竹径绕荷池，萦回百余步。波闲戏鱼鳖，风静下鸥鹭。寂无城市喧，渺有江湖趣。吾庐在其上，偃卧朝复暮。洛下安一居，山中亦慵去。时逢过客爱，问是谁家住。此是白家翁，闭门终老处。[149]
诗既有“寂无城市喧，渺有江湖趣”“洛下安一居，山中亦慵去”这样直接表达园林隐居妙处的句子，又通过细致的景物描写——门前流水，墙上高树，竹绕荷池，鱼鳖嬉戏，鸥鹭翩飞，在自在适意的画面中传达出诗人内心与自然合一的安适感。在《李卢二中丞各创山居俱夸胜绝然去城稍远来往颇劳弊居新泉实在宇下偶题十五韵聊戏二君》诗中，白居易将自家的履道池台与李仍叔、卢贞“各在一山隅，迢迢几十里”的龙门、浥涧山居相比，认为龙门、浥涧山居“爱而不得见，亦与无相似”；“闻君每来去，矻矻事行李。脂辖复裹粮，心力颇劳止”，李、卢为住山居所付出的心力和辛苦更是不可取。“未如吾舍下，石与泉甚迩。凿凿复溅溅，昼夜流不已。洛石千万拳，衬波铺锦绮。海珉一两片，激濑含宫徵。绿宜春濯足，净可朝漱齿。绕砌紫鳞游，拂帘白鸟起。何言履道叟，便是沧浪子。君若趁归程，请君先到此。愿以潺湲声，洗君尘土耳”，[150]诗人抓住“石与泉甚迩”，主要从视觉和听觉两个角度，写履道池台泉石相衬如“铺锦绮”般的色之美，泉石相激而声含宫徵的乐音之美。“绕砌紫鳞游，拂帘白鸟起”，选取“鱼”“鸟”意象，表达万物适性的自在。其中“拂帘白鸟起”，既可理解为因主人“拂帘”之举而惊动了水上白鸟，可见环境之静；又可理解为诗人“拂帘”即可见白鸟翩然飞起的景象，与“香炉峰雪拨帘看”（《重题》其二）有异曲同工之妙，传达出人在景中、景在眼前、人与自然合一的园林意趣。“何言履道叟，便是沧浪子”，“愿以潺湲声，洗君尘土耳”，诗句中暗含着“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孺子歌》），[151]以及古代高士许由闻尧欲让天下于己，洗耳于颍水滨的典故（《高士传》卷上），[152]诗写出隐于履道园林的自得与逍遥境界。其长庆四年（824）所作《玩新庭树因咏所怀》：“霭霭四月初，新树叶成阴。动摇风景丽，盖覆庭院深。下有无事人，竟日此幽寻。岂唯玩时物，亦可开烦襟。时与道人语，或听诗客吟。度春足芳色，入夜多鸣禽。偶得幽闲境，遂忘尘俗心。始知真隐者，不必在山林。”[153]诗以暮春幽闲的景物描写和心境抒发为主，表达置身园林者身心合一的境界。诗作于杭州刺史任时，那时的白居易是“始知真隐者，不必在山林”，而隐于履道池台的诗人则是深谙园林隐居之妙了。
“池亭虽小颇幽深”（《偶吟二首》其二），[154]在不少以履道池台为描写对象的诗作中，诗人以闲适、超然于物的心境，静观体悟万物，独得静境、幽趣，进而创造一种幽深意境，体现出其心灵与园林的深度契合。诗人经常直接用“幽”字来写履道池台之境。诗句如“闲中得诗境，此境幽难说”（《秋池二首》其二），[155]“是夕凉飙起，闲境入幽情”（《立秋夕有怀梦得》），[156]“幽境与谁同，闲人自来往”（《小台》），[157]“幽境深谁知，老身闲独步”（《池上幽境》），[158]“地与尘相远，人将境共幽”（《履道新居二十韵》），[159]皆以“幽”字况“境”。幽境是晚年诗人的真切体味。其他诗句如“幽僻嚣尘外，清凉水木间”（《幽居早秋闲咏》）、[160]“信脚绕池行，偶然得幽致”（《睡后茶兴忆杨同州》）、[161]“新昌小院松当户，履道幽居竹绕池”（《吾庐》）、[162]“幽深小池馆，优稳闲官职”（《晚凉偶咏》）、[163]“夜窗幽独处，琴不为人弹”（《洛下寓居》）。[164]诗人自称“幽人”，有诗句“幽人闲思自寥寥”（《赠谈客》）。[165]称“闲”为“幽闲”：“幽闲竟日卧，衰病无人问。”（《秋凉闲卧》）[166]“人间荣耀因缘浅，林下幽闲气味深。”（《老来生计》）[167]（明）计成《园冶·城市地》云：“市井不可园也；如园之，必向幽偏可筑，邻虽近俗，门掩无哗。”[168]位于洛城“东南偏”的履道池台，作为都市中的园林建筑，正是着眼于“幽境”的营造。履道池台幽深意境的创造，体现了白居易“以幽深而获致闹中取静的效果”[169]的城市宅园造园理念。在这类园林诗作中，无意于仕途的白居易，其心灵的境界一片幽静。
在履道池的园林幽境中，诗人尤其常常写到竹境。履道池台内，“有水一池，有竹千竿”（《池上篇》）[170]，“竹径绕荷池，萦回百余步”（《闲居自题》）[171]，竹是环绕池塘而种的，诗人或池畔闲步，或泛舟池中，或长吟，或酌饮，大片竹林为其营造高洁脱俗的雅致氛围。如《池上闲咏》：“日晚爱行深竹里，月明多在小桥头。”[172]《林下闲步寄皇甫庶子》：“一酌池上酒，数声竹间吟。”[173]竹也是其园林诗中重要意象，成为其园林诗清幽脱俗意境形成的重要元素。如《秋池二首》（其二）：“露荷珠自倾，风竹玉相戛。”[174]《池上清晨候皇甫郎中》：“深扫竹间径，静拂松下床。”[175]《秋凉闲卧》：“露荷散清香，风竹含疏韵。”[176]其《立秋夕有怀梦得》：
露簟荻竹清，风扇蒲葵轻。一与故人别，再见新蝉鸣。是夕凉飚起，闲境入幽情。回灯见栖鹤，隔竹闻吹笙。夜茶一两杓，秋吟三数声。所思渺千里，云外长洲城。[177]
《小台》诗：
新树低如帐，小台平似掌。六尺白藤床，一茎青竹杖。风飘竹皮落，苔印鹤迹上。幽境与谁同，闲人自来往。[178]
二诗中皆两次用到“竹”意象：“露簟荻竹清”“一茎青竹杖”，竹簟、竹杖皆为与诗人身体直接接触的事物，这不仅体现了竹的实用价值，也表明竹已成为诗人生活的一部分，是构成诗人生活脱俗情境的重要物象；“隔竹闻吹笙”“风飘竹皮落”句中之“竹”则为纯自然意象，构成诗人生命呈现的外部环境，又因竹疏风、传声的特点为诗人的园林生活平添了更多的诗意情趣。再看其《池上二绝》（其一）：
山僧对棋坐，局上竹阴清。映竹无人见，时闻下子声。[179]
诗写竹荫里与山僧对弈的情境。清清竹荫，寂无人喧，唯闻下子的声音，在这清幽绝俗的诗境中，传达出诗人宁静的禅心。“竹解心虚即我师”（《池上竹下作》），[180]竹的身上也寄寓了诗人的精神追求。贞元十九年（803），诗人有《养竹记》，[181]以为竹“本固”“性直”“心空”“节贞”，其“似贤”，令君子见贤思齐，并认为“竹之于草木，犹贤之于众庶”，乃众草木中最有品格者。诗人好竹，正因其心性中对竹之品格的追求。在“有竹千竿”的履道池台，诗人高洁恬淡的心灵得到安宁、栖息，竹境可以说是晚年诗人为心灵营造的最好的家。
退居洛下的白居易是洛阳诗坛的核心人物，而履道里宅园便成为其与友人诗酒交游的主要空间，如著名的“七老会”“九老会”就是在宅园中举行的。园林中的宴集，参与者眼观耳听皆为自然之色、自然之声，体现着自然与人文的诗意融合。日本学者埋田重夫认为，履道池台是“内界与外界同时开放的具有生机活力的住宅”，[182]言之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