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学术史回顾

以往学界关于水政问题的研究多集中在水利建设、水旱灾害及赈济等方面，综合性研究水政的成果很少，以北洋政府时期京直水政为研究内容的专题性研究成果更少。但也有一些有关京直水旱灾害和水利建设的成果出版，尤其是关于这一时期直隶、京兆乃至华北水灾及灾后赈济方面的学术成果较多，兹将前人相关研究情况综述如下：

（一）京直水务资料

关于京直水务方面的资料比较分散，档案资料保存相对集中的主要有北京市档案馆、天津市档案馆、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尤其是顺直水利委员会的相关资料，在北京市档案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存量较多。北京市档案馆和天津市档案馆有关京兆及直隶河务局的材料也有一部分。河北省档案馆亦保存有一小部分有关京直河务方面的档案，主要在“获鹿档案”卷宗中。此外，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民国图书”“民国期刊”中有相当一部分资料是本书的重要资料来源，首都图书馆所藏民国初年的地图资料对本书的研究帮助很大。

资料及资料汇编：顺直水利委员会成立后，对顺直水务进行了规划和治理。从1921年到1925年，顺直水利委员会每年出版《顺直水利委员会总报告》，主要对该委员会所做的工程、测量成绩、操控洪水的方法、筹款等问题予以详细总结。1925年出版的《顺直河道治本计划报告书》，主要对顺直水利委员会成立之缘起、组织、财政等情况予以说明，并对直隶河道之概况、直隶省内之河系、治水问题、整理各河计划等情况进行说明。《内务部全国河务会议汇编》[3]主要对全国河务改革议案进行了整理，其中涉及京直的议案对本书的研究大有裨益。该《汇编》涉及的京直水务议案主要有《筹拟修守直隶黄河办法案》《兴林业以预弭水灾案》《永定河根本计画及应行改革案》《拟议直隶河务局并所辖南运子牙大清北运下游海河等五河改组案》《关于直隶山东河南水灾善后根本解决办法拟采取京汉顾问普意雅意见书筹议施行案》《筹议整饬北运河办法案》等。上述议案的提出、审查与议决，对于京直水政工作的开展有很大帮助。如《永定河根本计画及应行改革案》提到，在永定河下口另辟尾闾、裁挖滩嘴、疏浚减河、添设挖河船等措施，对于疏浚河流，从根本上解决永定河泛滥问题很有建设性。《京畿河工善后纪实》主要是督办京畿一带水灾善后事宜处存续期间（1917—1918年）的文献资料，涉及督办京畿一带水灾善后事宜处的组织结构，堵筑决口，疏浚河道，造林等内容，是我们了解和研究北洋政府时期京直河道治理的重要文献资料。华北水利委员会编《永定河治本计划》[4]，从永定河流域及其形势、永定河水灾及其治导之沿革、永定河之水象，永定河拦洪水库、永定河下游之治理、永定河泥沙之处置等不同的角度，对永定河治理提出了许多具体办法。

近几十年来，关于京直水政方面资料的收集和整理成果主要有：李文海等著《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5]，该书以编年体的形式详细梳理了1920—1949年的灾荒情况，是研究近代中国社会不可或缺的历史资料。该项成果主要将近代中国水、旱、蝗、地震等灾害方面的资料予以整理。但受篇幅限制，其中有关京兆及直隶的相关资料较少。《海河流域历代自然灾害史料》[6]辑录了自公元前781年至公元1980年海河流域文献中的旱、涝、风、雹、霜、雪、寒、暑、蝗、疫、地震等自然灾害史料，为学界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数据。汤仲鑫等编著的《海河流域旱涝冷暖史料分析》[7]在收集大量历史资料基础上，研究了海河流域旱涝、冷暖的变化规律。通过分析海河流域各季节的降水量，海河流域的冷暖变迁，海河流域各季节的气温变化，对历史上海河流域的旱涝趋势与变化规律进行了初步探索。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8]所涉及的直隶水务问题资料较多，包括天津商会解决水权纠纷等问题，尤其是天津商会在组织航运、赈济等方面的内容较多。其中，关于直隶航业公会成立的相关资料，对于我们了解当时民族航业初兴时的矛盾与困顿提供了直接的材料。石玉璞、林荥著，戴建兵、申彦广整理的《河北省水利史概要》[9]，将有关河北省的各河源流，以及河北省古代直到清代的治水资料予以辑录，尤其对清代管河机关的沿革、清代永定河治水概况、清代运河治水概况、清代大清河治水概况、清代滹沱河与滏阳河两河治水资料等进行了专题收集和整理。王锋、戴建兵编《滹沱河史料集》[10]通过辑录《畿辅通志》《河北月刊》《畿辅安澜志》《华北水利月刊》等书刊上的资料，将滹沱河河道及其变迁、滹沱河水患及其修治、滹沱河水利灌溉及其屯田、滹沱河的职官沿革等问题进行了详细梳理。史红霞、戴建兵编《滏阳河史料集》[11]对滏阳河流域的水系及生态环境，滏阳河流域的水利，滏阳河流域的自然灾害，以及滏阳河流域的环境治理等方面的资料予以详细收集与整理，尤其是对于滏阳河流域水利灌溉、水利管理及航运等水利利用问题的系统梳理，为后人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郭坤、戴建兵编《滦河史料集》[12]对滦河的水系概况，滦河流域的干旱、水涝灾害，滦河的水患治理，以及滦河的水利灌溉、交通等方面的资料进行了收集和整理。戴建兵编《传统府县社会经济环境史料（1912—1949）——以石家庄为中心》[13]以府县为视角，对石家庄地区一些县区的水利情况予以摘编。虽然该书所辑录资料偏重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的内容，但是对于理解北洋政府时期华北的水务状况有很大帮助。杨学新、杨昊、李希源编著的《海河流域历代水利碑文选》[14]主要搜集了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山西、河南六个省市的水利碑刻。其中，涉及自西晋至民国不同历史时期海河流域的水利碑文资料，这些碑文涉及行洪、排涝、修河、开渠、凿井、筑堤、建桥等水利建设活动，有的碑文还记载了地方水规、水法、水利纠纷等。周秋光编《熊希龄集》[15]对于熊希龄任顺直水利委员会会长期间的活动记载较为详细，是本书的重要资料支撑。熊希龄担任顺直水利委员会会长长达十年，从该组织的成立到治标、治本计划的制订，他都亲自主持。这一时期，京直水旱灾害频仍，在非常艰难的情况下，熊希龄努力推动着京直水政改革。这套资料收录了熊希龄生平著述及各类文件，再现了熊希龄在1918年至1928年致力于京直河务工作的历程。吴弘明编译的《津海关贸易年报（1865—1946）》[16]主要汇集了1865年至1946年天津海关的贸易报告。其中，对于天津气候对贸易的影响，以及海河工程局修治海河的情况也有一定记载。此外，《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17]收集了当时天津的河务及贸易和经济发展情况，尤其是有关海河工程局的相关资料，对本书的研究有很大帮助。《华北区水文资料》[18]详细记载了海河流域各水系的水位、气象、流量、含沙量、降水量情况，对于了解当时京直河流水文情况提供了大量数据。

资料整理成果主要有：《北京灾害史》[19]汇集了自汉昭帝元凤元年（公元前80年）至1948年近2000年来各种史籍、文集、笔记、类书、县志、档案、金石所记载的北京地区灾害历史资料，全面考察了自汉代以来北京地区洪涝、旱灾、蝗灾、瘟疫、地震的成因和防御措施，是对北京地区汉代至民国时期重大自然灾害的全面总结，并对当前北京地区减灾、防灾工作提出了独特而有价值的想法和建议。该书以时间为顺序，将北京地区每年发生的灾害情况予以统计和整理，并标明了资料来源，史料价值较高。此外，《行水金鉴》[20]《续行水金鉴》[21]《再续行水金鉴》[22]等系列成果是我国防洪及河工的重要资料，其中有关海河流域各河流的详尽记述，是本书的重要参考资料。

报刊资料：《河务季报》、《京兆公报》、《直隶公报》、《华北水利月刊》、（天津）《大公报》、（天津）《益世报》、《地学杂志》、《政府公报》、《晨报》、《顺天时报》等报刊中，有许多内容涉及京直水政问题。北洋政府内务部创办的《河务季报》当中，关于全国河务政策与法规方面有非常丰富的内容。京兆地方公署创办的《京兆公报》中，有许多京兆尹颁布的政令。如关于水利机构改革、森林种植、河务人才的培养与利用等内容均有涉及。《直隶公报》是直隶省政府发布政令的重要渠道，其中涉及一些水务方面的地方法规。《华北水利月刊》是1928年由华北水利委员会创办的一份有关河务方面的重要刊物，该刊除关注华北水利委员会各项事务外，还刊载了大量研究河北地方水利的论著，其中许多内容涉及北洋政府时期华北水利建设情况，有较大的参考价值。（天津）《大公报》、（天津）《益世报》中设立的许多栏目专门报道水旱灾害问题，并利用舆论推动京直地方政府加强水利建设。如关于天津墙子河水闸案、关于海河淤堵问题、关于顺直水利委员会改组问题等进行了跟踪报道。同时，对于收回海河管理权问题也予以重点关注并进行宣传。《河海月刊》刊登了三岔河口裁直、永定河之讨论、治水与造林之关系、天津新堤、水患与预防办法、森林与水功关系、北运河状况、直隶河务局、永定河决堤等与京直水政有关系的诸多文章。《地学杂志》刊登了多篇有关京直河务问题的文章。其中，苏莘的《天津南北运河裁湾取直图说》一文，对于天津水灾形成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对新浚河段的工作进行了详细总结。地方志资料：林传甲所纂一系列地理丛书中，《大中华京兆地理志》[23]和《大中华直隶省地理志》[24]是有关京直人文地理的重要著作，介绍了京直的建置、沿革、天象、疆界、山脉、水道、水利、地质、气候、物产、经济、政治、军事、教育、实业等。其中，水道、水利、地质、地势、建置、气候等内容，对于了解京直地区的河务问题提供了详细资料。《畿辅通志》[25]有关“舆地”“河渠”的栏目中，对于畿辅地区的水道、治河、堤闸、津梁、水利等事项进行了详细记述。（嘉庆）《永定河志》[26]对于清代近200年直隶永定河的方略、规章制度、建置沿革、职官、河兵、技术方法、经费筹集与使用，工程的实施，水利与民生的关系等进行了详细考述。（光绪）《永定河续志》[27]主要记录光绪年间永定河的河流变迁，河道、堤坝的整理以及水利等情况，包括绘图、工程、经费、建置、职官、兵制、奏议等内容。《直隶河渠志》[28]对于海河流域的主要河流均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并对于各河的变迁情况进行了研究，由于其作者陈仪为地方水利官员，熟悉当地的地形及水情，故能详陈利弊。河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河北省志·水利志》[29]对河北的地形、气候、水文、地质等自然概况，以及水利组织机构沿革、水利工程、河道治理、除涝治碱、农田水利、城市水利，以及河北渔业沿革等情况予以详细概述。该志重点记述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内容，对民国时期，尤其是北洋政府时期关注较少。《河北省志·林业志》[30]主要对河北的林业发展情况予以研究，其中，直隶林业发展史中部分内容涉及北洋政府时期，可资借鉴。《河北省志·水产志》[31]将河北省旧式渔业、渔业行政、水产教育发展史的情况进行了详细梳理，对于我们了解民国时期直隶的渔业发展情况有很大帮助。《河北省志·自然地理志》[32]中有专门一节涉及1912—1949年河北自然灾害方面的内容，并对自然灾害造成的影响进行了数字统计和分析。《天津水利志·海河干流志》[33]对海河干流的气象水文、河道及河口治理、农田灌溉等情况进行了研究。《漳卫南运河志》[34]主要对该流域的自然地理、社会经济、自然灾害、水系变迁、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河道工程、水库、水利枢纽、水闸工程等内容进行了系统整理和研究，并对近代漳河、卫河、南运河的河道堤防与险工治理、水运等进行了回顾。漳卫南运河是海河南系主要的排洪入海河道，该志为人们系统了解这一流域水利发展状况提供了重要资料。《保定水利志》[35]对保定地区的河流水系、水资源、灾害与抗灾、水库、防洪除涝、农村水利、水利管理等情况进行了系统研究，对于了解大清河流域中上游的河务情况有较大帮助。《滦河志》[36]在梳理该流域地质地貌、气象与水文、土壤与植被、社会经济与自然灾害的基础上，对滦河流域的水系变迁，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引滦工程，以及河防建设等情况进行了系统整理。《北京水史》[37]有专门一节研究民国时期北京的河流水系，涉及孙中山《建国方略》中有关京杭大运河的改造计划，以及北京的水泉、潮白河苏门闸，近代北京的水患，以及北京历史上第一个农民水利协会等内容。

地图资料：本书所用地图资料主要有黄国俊编《重印直隶五河图说》[38]，亚新地学社编印的《京兆直隶分县详图》[39]，以及顺直水利委员会编《顺直河道治本计划报告书》中的附图。此外，华北水利委员会编《永定河治本计划书》中所附图表，也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资料。

（二）京直水政综合研究成果

学界对于北洋政府时期京直水政研究较早的成果是李书田等人所著《中国水利问题》[40]，该书以不同专题的形式对华北水利、黄河水利、西北水利、导淮问题、扬子江水利、太湖流域水利、运河的整顿问题、珠江流域水利、中国水利行政等问题进行了梳理。李仪祉、张含英、徐世大、郑肇经、汪胡桢、须恺等人分别就不同流域的水利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其中，徐世大对于华北水利的沿革，以及华北防洪、航运、灌溉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并提出了解决方案和应注意的问题。白眉初长期关注直隶水灾与河流问题，他的《河北水利论》[41]对于河北水旱灾害产生的原因、河北的地势、河北省的河道进行了详述。白眉初还在《地学杂志》上发表了《论直隶水灾之由来及将来水利之计划》《直隶五大河之测量及其出险表》《论滦河》等文章。《论直隶水灾之由来及将来水利之计划》一文认为，地势是造成直隶水灾的主要原因，白眉初提出了种植森林、设闸引水等对于抗旱、灌溉、交通运输有一定帮助的措施。《直隶五大河之测量及其出险表》一文，对于民国初年直隶各河出险情况进行了详细分析，并对直隶五大河的河身与大沽口水平线及堤外地平线予以比较。吴蔼宸的《天津海河工程局问题》[42]主要将有关海河工程局的问题进行辑录，其中包括海河工程局之缘起、海河工程局之组织、海河工程局之经费、海河工程局之工作内容、海河工程局财产之估计、海河工程局组织之研究、海河淤塞情形、政府收回海河工程局之迫切性及收回海河工程局之计划，以及海河工程局与顺直水利委员会之关系等方面的内容，对于后人了解和研究海河工程局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张恩祐的《永定河疏治研究》[43]主要对永定河之原委、永定河之支流、永定河之河防、京兆永定河河务局官制及经费、京兆永定河河务局所办要政、京兆永定河河防联合会之组织、顺直水利委员会整理永定河计划大纲、永定河之水利等问题进行了详细梳理。孔祥榕的《永定河务局简明汇刊》[44]主要对堵筑永定河决口的经过及引河工程进行了详细记述，对于后人研究永定河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于振宗的《直隶河防辑要》[45]对于直隶河务局的组织机构及其相关工作进行了专题梳理，对于天津河务局的设立，以及南运河、子牙河两河事务记载较为详细。尤其是对于直隶各河受病之原因，于振宗从河患与尾闾之关系、河患与淀泊之关系、河患与森林之关系、河患与减河之关系、河患与堤岸之关系予以研究。此外，他还详细分析了顺直水利委员会对直隶河务治理的贡献，对于直隶官民共守河防的管理模式也进行了详细记载。李桂楼、刘绂曾所编《河北省治河计画书》[46]主要对河北省水患之由来及河道修治之经过，河北省五大河之源流状况，五大河水患之总因，各河水患原因及救治法，以及河北省应兴之水利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张元第的《河北省渔业志》[47]对于直隶渔业组织机构的沿革、渔业法规的制定与颁布、网具的发展与变革、直隶沿海的海洋捕捞、淡水渔业、水产经济、渔业教育的开展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记述，是关于民国时期河北省渔业发展情况较系统的成果。《冯军修护永定河纪实》[48]是较早的系统研究冯玉祥堵筑永定河决口的成果，是后人了解冯玉祥军队护卫京师，抢修永定河较详细的资料。冯玉祥带领军队堵筑永定河决口，是军工抢险救灾的典型事例。张文惠的《冯军修护永定河纪实》[49]对冯玉祥军队修护永定河的事迹进行了详细记述，并对冯玉祥军队护河工作予以充分肯定。郑肇经著《中国水利史》[50]一书，从水利沿革角度出发，全面论述了黄河、扬子江、淮河、永定河、运河等流域水利建设的发展情况，其中专门设立一章论述永定河，并且对河北的水利灌溉问题有一定研究。沈百先等著《中华水利史》[51]论述了中华民国时期中国河川、水利事业、水利测量、水利教育、水利行政等情况。姚汉源所著《中国水利史纲要》[52]论述了自夏、商、周三代至民国末年中国的河道、航运、农田水利等水利发展情况，详细分析了各类水利工程的兴建及发展演变。同时，亦关注水利工程之兴废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以及政治经济与水利之间的互相制约和影响。

近年来，关于京直地区水务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尹钧科、吴文涛著《永定河与北京》[53]一书，该书对于永定河流域的水灾，生态环境变化，以及对永定河的治理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在梳理永定河古地貌及水环境改变的基础上，分析永定河下游地区湖泊淤塞和生态退化的原因，并对历史上永定河治理之流域环境效应进行了反思。作者认为，“纵观永定河的水利开发历史，可以发现永定河河性变迁的关键在于整个流域被过度开发。上游植被自辽代以来就遭受了被滥砍滥伐的命运，致使上游地区呈现水源短缺和植被稀少之态。中下游河道河水浑浊、含沙量大；而日益固定的堤岸彻底改变了永定河出山后摆动分流的自然风貌，使得河床淤高，进一步加大了决堤的危险和下游的泥沙沉积”。[54]此外，作者还认为，对永定河的过度开发还导致了涵养京城水源的永定河故道出现水体萎缩、湖泊湮废、地下水位下降、水质恶化等问题。孙冬虎所著《北京近千年生态环境变迁研究》[55]一书，对北京地区水环境的演变轨迹进行了深入探讨，尤其是对于北京水系的变化、泉水的利用与水井的开凿、北京地区历史上的水灾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该书对生态环境变迁的双驱动力、人地关系的趋向等问题予以重点关注和解读。陈喜波著《漕运时代北运河治理与变迁》[56]一书主要从北运河与漕运的关系探讨北运河的治理与变迁，尤其是对于清代治理北运河的特点与规律进行了详细梳理。作者认为，“清代是北运河治理取得巨大成就的时期，也是北运河河道变动比较剧烈的时期。康熙、雍正年间对于北运河堤防治理采取了开挖减河疏洩洪水的办法，比较彻底地解决了夏季汛期北运河中段泛滥决口的问题。自乾隆以后，随着清王朝国势日衰，运河漕运也开始走向衰落”。[57]作者详细分析了自清中叶开始，北运河河道的变化情况。作者认为：“乾隆年间温榆河与潮白河汇合口因潮白河河道东摆而从北关迁移至杨坨村附近，嘉庆年间张家湾段北运河河道东移沿温家沟河道南下，同光年间潮白河多次向东决口，都表明了北运河河道变迁进入相对活跃期。清代北运河变动最明显的现象是潮白河开始向东摆动的趋势，同治以后潮白河多次进入箭杆河，清政府多次堵筑潮白河，竭力使之回归北运河故道。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潮白河决口趋势不可更改，终于在1939年脱离故道，夺箭杆河河道南下，结束了长期与温榆河合流的历史。”[58]上述关于北运河河道问题的梳理，对于理解顺直水利委员会制订北运河整理计划很有帮助。侯林著《南运河航运与区域社会经济变迁研究（1901—1980）》[59]一书，主要以近代以来南运河航运为主线，探讨在新旧交通工具变革中南运河航运的作用和地位。他认为内河漕运停止以后，南运河航运并未迅速衰落，它对于沿岸地区农业、工矿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仍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随着南运河的衰落和区域经济中心的转移，运河沿岸地区的经济日趋衰落。该成果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大运河航运的兴衰，还有助于我们理解南运河航运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李华彬主编的《天津港史》（古、近代部分）[60]详细叙述了天津港的起源与发展历史，记述了帝国主义势力角逐下的天津港、海河航道的治理、塘沽新港的兴建，涉及海河工程局成立过程、航道的疏浚、破冰，以及历次裁弯取直工程。海河志编纂委员会编《海河志》[61]依据海河水利发展的历史情况，主要对海河流域的自然地理、社会经济、开发治理、公益性水利工程，以及灌溉、水力发电等情况进行了系统论述，但涉及近代水利事业的内容较少。《永定河水旱灾害》[62]通过收集大量史料，较全面地分析了永定河水旱灾害的成因、特点、发生规律及发展趋势，并在总结防灾、减灾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防治水旱灾害的对策和措施。王伟凯的《海河干流史研究》[63]重点论述了从三岔河口到大沽口73公里的海河历史，并从海河的形成、功用、灾难、治理、社会控制与开发六个方面，全面地记述了海河干流与天津城市发展的关系。徐正编著的《海河今昔纪要》[64]在全面综述河北省地形地貌、水文气候等自然条件的基础上，对海河流域六大河系几十条干支河道的历史沿革、工程现状、症结所在和整治方案进行了系统论述，并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河北省的水利工程建设情况进行了总结。《河北省水旱灾害》[65]对于河北洪灾的成因，以及水旱灾害的分布情况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石超艺的《明以来海河南系水环境变迁研究》[66]一文，对明代以来海河南系水系的变迁进行了具体记述，并对海河历次变迁的古河道进行了复原研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滹沱河、漳河、大陆泽与宁晋泊变迁的特点和规律。文章介绍了明清时期发生在海河南系的水环境整治活动，以及各种整治方法的效果和影响，并归纳、总结了该区总体上“以不治为治”的水环境整治特点。蒋超的《水运在天津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作用》[67]一文，梳理了东汉至民国时期天津内河航道的演变情况，以及天津城市发展与航运的关系。文章认为，天津的铁路运输业在清末开始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逐渐占有了内河航运的市场。该文还对天津开埠后，海河流域机构的建立和干流的治理进行了梳理和分析。陈茂山的《海河流域水环境变迁及其历史启示》[68]一文通过河流的水量变化、湖泊及沼泽的水体变化，以及地下水位的变化，探讨了海河流域水环境的历史演变情况，并分析了影响海河流域水环境变迁的自然和社会因素。此外，戴建兵、侯林的《近代天津与内河水运（1860—1937）》[69]一文，对于天津内河水运与腹地的经济关系进行了探讨。1921—1930年，华北腹地输入天津的棉花以内河民船运输为主，平均占棉花总运量的56%，最高年份民船运量占89%。主要运输河流为南运河、北运河、大清河、子牙河、蓟运河及其支流，内河水运在当时发挥着重要作用。文章认为：“内河运输与远洋运输相结合，内河港和海口港相得益彰，使天津不仅成为华北地区的区域性商品转运中心，也成为世界商品市场的区域商品转运中心。”[70]

关于水利建设研究，主要有夏茂粹的《民国时期的国家水政》[71]，该文粗线条地勾勒出民国时期从中央到地方国家各级水利管理机构建设的变迁情况，其着重点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对北洋政府时期论述较少。王华棠的《华北水利事业》[72]一文，详细论述了民国时期北洋政府及南京国民政府在华北地区的各项水利工程建设，为我们了解当时京直水利事业概貌提供了帮助。《天津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海河工程局（1897—1949）》[73]一文，从开埠前的天津、开埠至抗战的天津与海河工程局、抗战与国民政府时期的天津与海河工程局，以及天津早期现代化与海河工程局四个方面，论述海河工程局对天津现代化所起的作用。作者认为，海河工程局在对海河航道治理过程中所采取的方法有值得借鉴的地方。缪德刚、龙登高在《中国现代疏浚业的开拓与事功——基于海河工程局档案的考察（1897—1949）》一文中认为：“海河水患不仅给天津带来了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也直接影响到了天津口岸贸易的发展。为了整治海河河道、保障海河的航运能力，在清政府和外商推动下，海河工程局于1897 年成立。之后，海河工程局就着手对海河航道进行裁弯取直，并先后通过建设导流堤、挖掘新航道等方式对大沽沙航道进行疏浚。1913 年，海河工程局又开始对海河进行破冰作业，从而保证了海河航道冬季的通行。海河工程局运用疏浚土对天津市区、天津港进行吹填造陆，这不仅给海河工程局带来了可观的收入，更为天津近代化城市建设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74]该文在挖掘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对海河工程局在海河及大沽沙航道的治理、海河破冰与吹填造陆、引进和发展现代疏浚技术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海河工程局在实施工程的过程中，以公益法人的形式整合中外官商各方面的优势与资源，形成了制度创新，在外国工程师主导运营下，践行了一套维持疏浚行业可持续经营的模式”。[75]

龙登高、龚宁、伊巍在《近代公益机构的融资模式创新——海河工程局的公债发行》一文中，详细探讨了海河工程局在1898—1948年51年间发行九支公债的问题，认为这是近代公益性机构融资模式的创新。文章认为，“关税作为海河工程局的主要经费来源与债券担保，赋予了其公债特殊的属性、功能与特点。公债融资本质上是将未来税收变现，为重大疏浚工程的迅速提前完成提供资金支持。工程的实施便利了通航、扩大了进出口贸易且关税亦随之增加，从而增强了公债信用，降低了发行风险，使得轮船公司与洋商不仅愿意接受公债摊派与认购，而且主动提议增加新的海关附加税，以便启动更多的疏浚与破冰工程。由此形成公债融资、关税加征、航道改善之间以及促进贸易的良性循环，各利益相关方随之受益”。[76]作者认为海河工程局通过公债融资，从根本上推动了海河疏浚与通航运输，增强了天津港的航运与贸易竞争力。

焦雨楠在《民初水政制度的近代转型：以裁弯取直为例》一文中认为，“海河水系的治理是近代天津乃至华北社会的重大事件。在民初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中，三岔河口裁直是由顺直水利委员会与海河工程局第一次协同筹划、由地方绅商携同直隶省议会筹集款项，并由警察厅负责购地、拆房及招标的水利工程。它的成功实施既见证着水利工程治理的历史性发展，又凸显着水政制度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当然也集中呈现着民初政治和社会的诸多问题。深入解析水利工程治理及其水政制度的蜕变，或可以一个独特视角映射出一个时代的基本特征”。[77]该文从三岔河口裁弯取直遇到的阻力与契机、裁直过程中各方的协同、裁弯取直之评估等方面探讨直隶水政在近代转型过程中所做的努力。作者认为裁弯取直工作能取得成效，“是直隶政府官员、绅商和平民齐心协力发展水利的一次见证，是直隶水利走向统筹规划的一个节点。从水利治理的现代取向而言，它是区域性水利事业更加注重科学测量、统筹全局的开端，也是中国治水思想由传统走向现代的一个缩影”。[78]钞晓鸿主编的《海外中国水利史研究：日本学者论集》[79]一书，将国外学者对中国水利问题的思考介绍到国内，开阔了我们的视野。从该文集看，国外学者在水利理论与方法、水利史料发掘与解读利用、水学实践与技术交流、城镇水利及河道整治、水利与地域社会、水利开发及管理、水利与政治及环境等方面均有涉及，其中马场毅的《近代天津小站营田的水利》对于天津小站水利与地方经济的关系进行了论述。

此外，学界对于其他地区的水利研究成果亦可借鉴和参考。如王培华的《元明清华北西北水利三论》[80]、冯利华和陈雄的《钱塘江流域水利开发史研究》[81]、冯贤亮的《近世浙西的环境、水利与社会》[82]等成果，对本书的研究有很大启发。

（三）京直地区水灾问题的研究

学界对于京直水灾原因的研究成果较多，一是从自然地理因素找原因，二是从人为因素进行探究。竺可桢在《直隶地理的环境和水灾》一文中，从气候、地形、地质等地理环境因素探索直隶水灾成因。竺可桢认为，季风气候造成直隶雨量分配不均。“直隶的雨量，多的时候非常多，少的时候非常少，变率既大，水灾自亦难免了。”[83]对于地形与水灾的关系，竺可桢认为，直隶东南部是一个广阔的冲积平原，西北是山岭，平原为半圆形。在这个平原上的河流都流向一点，呈辐射形状。在这种情形之下，特别容易发生危险。此外，竺可桢认为，农业对环境的开发和破坏与水灾有密切关系。他说：“直隶在近三世纪中之所以多水灾，恐怕与直隶的人口和农业有关。”[84]李文海等人在《晚清的永定河患与顺、直水灾》[85]一文中，以翔实的史料再现了晚清七十一年间，顺、直地区的水灾惨况。《河北省志·水利志》[86]一书，从河流布局、地形、植被等方面论述了河北地区容易形成水灾的原因，同时，对于河北水利行政沿革情况进行了梳理。于希贤在《森林破坏与永定河的变迁》[87]一文中指出，辽、金、元三代破坏森林植被引起水土流失，是导致永定河不断泛滥的原因之一。刘洪升在《唐宋以来海河流域水灾频繁原因分析》[88]一文中认为，唐宋至明清海河流域引发水灾的根本原因，并非由于太行山区森林破坏引起的水土流失，淀泊淤塞才是引发水灾的根本原因。而胡惠芳在《民国时期海河流域的生态环境与水患》[89]一文中，利用森林史资料及方志史料，证明森林被破坏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恶化，成为导致民国时期海河流域水患频发的主要原因。刘玉梅在《民国时期河北水灾频发的原因探析》[90]一文中提出，除自然地理方面的原因之外，南京国民政府的不作为，以及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因素亦不容忽视。贾毅在《白洋淀环境演变的人为因素分析》[91]一文中认为，人们砍伐山林加速了白洋淀的淤积，围淀造田使白洋淀面积急剧缩小，因此人为因素是淀泊淤塞的根本原因。王建革在《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92]一书中，从华北水环境角度出发，详细研究大清河、滏阳河流域水利，阐述了环境变迁、河道治理与中央政府权力变化的关系。森田明在《清代水利与区域社会》[93]一书中，以清代水利史为中心，探讨不同地域水利设施的兴废，以及不同社会阶层对水利问题的态度和举措，揭示了中国传统农业向近代农业演变和发展的脉络，是一部研究清代水利史的重要著作。作者认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水利的兴衰对农业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不仅历代政府重视水利事业的发展，作为区域社会的官僚和民众也特别关注本地水利的建设。其视角对于研究北洋政府时期京直地区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国家水利管理，以及管理模式的转变有重要启示。

在关于水灾与灾赈研究方面，较早的成果有邓拓的《中国救荒史》[94]，该书以历代灾荒为经，以灾荒原因为纬，探讨了救荒思想及求助方式的发展，是民国时期出版的对后来荒政研究颇有影响的荒政史研究成果。池子华、李红英、刘玉梅著《近代河北灾荒研究》[95]一书，对河北灾荒的成因、灾荒与河北经济、灾荒与河北社会、防灾、减灾与救灾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此外，池子华、刘玉梅在《民国时期河北灾荒防治及成效述论》[96]一文中，对民国时期河北的灾荒资料进行了整理，认为政府对荒政的态度也是制约荒政成效的重要因素。李辅斌的《清代直隶地区的水患和治理》[97]一文，对清代直隶水患、水灾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以及直隶各地的水利事业进行了论述。作者认为清代的统治者对直隶的水患治理较为重视，修建的水利工程对于防治水患产生了积极作用。李红英在《晚清直隶灾荒及减灾措施的探讨》[98]一文中，从灾荒情况、灾害影响及减灾措施三方面评析了晚清荒政。刘冬的《北洋政府时期（1912—1927）荒政研究》[99]主要考察了北洋政府时期灾荒的救济活动及其成效，指出民间慈善团体在当时已成为重要的补充力量。蔡勤禹著《民间组织与灾荒救治：民国华洋义赈会研究》[100]一书，以华洋义赈会的救赈活动为中心，阐述民间组织在政府职能软化之际，通过各种途径所进行的灾后救助活动。鲁克亮、刘力在《略论近代中国的荒政及其近代化》[101]一文中，概述了近代的灾荒情况，并将晚清时期的荒政举措与北洋政府时期的措施进行比较，整理出荒政近代化的脉络。救灾举措方面，刘五书的《论民国时期的以工代赈救荒》[102]一文，从疏浚河道、铺设公路、开挖水渠、植树造林、兴办实业等方面总结了民国时期以工代赈的救荒情况。任云兰的《近代华北自然灾害期间京津慈善机构对妇女儿童的社会救助》[103]一文，着重考察各慈善团体对灾害中妇女儿童的救助情况。王秋华的《1917年京直水灾与赈济情况略述》[104]一文，以1917年京直大水灾为个案，着重研究北洋政府及社会各界通力合作，减灾、赈灾，缓解社会危机，救助困苦灾民的过程。池子华的《中国红十字会救济1917年京直水灾述略》[105]一文，以《申报》报道中国红十字会在1917年京直水灾中的救灾活动为中心，展示出民间团体在救灾中的巨大力量，作者认为，“在社会求助活动中，民间社团的潜力是不可忽视的，社会保障的民间参与是值得提倡与弘扬的”[106]。此外，夏明方著《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107]一书，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各个方面的互动关系进行了系统分析，揭示了自然灾害生成、演化的规律、特征，及其在乡村社会层层扩散的过程，论述了自然灾害与人口变迁、乡村经济、社会冲突的关系，指出灾害源与社会脆弱性的相互作用，对于从总体上把握自然灾害发生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有很大帮助。

通过梳理与本书相关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迄今为止，学界对京直地区水政问题的整体研究尚不充分，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一是主要着眼于水灾和灾后赈济研究，而且在考查水灾成因方面，多从自然因素考虑，对社会因素注意不够。而赈灾又是被动的补救措施，对于频年水患不会有根本上的改变。二是对于京直水利建设未有系统研究。不断完善河务机构的职能，不断开展水利建设是防治水旱灾害的积极行为，但目前学界的研究尚不充分，而这些问题恰恰是关系到降低灾害破坏程度的关键。三是对于京直地方政府在水务制度改革过程中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研究较少，而对于京兆地区的相关研究更是很少涉及。同时，对于新式社团等各种社会力量在推动水务改革方面的研究关注不够。四是对于京直水资源管理与控制中的水权问题涉及较少，而这一问题是京直水政建设的重要内容，不可忽视。鉴于以上研究的不足，本成果试图以京直水旱灾害为切入点，探讨京直对水资源的管理与控制、水务政策的改革，以及水利工程建设等问题。以此为基础，综合考察北洋政府时期京直水灾的发生与社会应对的互动关系，从而阐释人们在水环境不断恶化的情况下所进行的防治工作及其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