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词韵学是清代词体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词韵学的主要成就表现为词韵专书的编订。清代词韵专书颇多，其分部不一，编韵方法各异。明确诸家差异背后的编韵理据，既是梳理清代词韵学史的关键，又有助于管窥清代词体学的发展面貌。学界对清代词韵学和清代词韵专书的关注由来已久，范围不一、视角各异、方法多样，但对清代词韵专书编韵理据的研究起步较晚，许多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答。
长期以来，对清代词韵学的研究集中于词学界和音韵学界。
民国至20世纪80年代初的词学界，作为晚清词学的余绪，主张韵协于律，多以评点的方式论及清代词韵学，推崇清初与晚清词韵学主张，此阶段的研究很少涉及清代词韵专书编韵理据，如陈任中《词韵谐声表》（1924）、洪汝冲《词韵中声》（1925）、吴梅《词学通论》（1932）、王易《词曲史》（1932）、夏承焘《词韵约例》（1955）、张世彬《论清代诸家词韵之得失》（1973）、宛敏灏《谈词韵——词学讲话之四》（1980）、刘永济《词论》（1981）、詹安泰《詹安泰词学论稿》（1984）。
20世纪后20年代清词和清代词学研究繁荣，但鲜涉及清代词韵学。2000年以来，清代词学和词韵学研究的内容、视角和方法有所突破，开始有意识地从词体韵律、词体史料、编韵原因和词韵主张等角度论及清代一家或几家词韵与清代词学的关系，如谢桃坊《词学辨》（2007）、王兆鹏《词学史料学》（2004）、孙克强《清代词学》（2004）、沙先一《清代吴中词派研究》（2005）、鲍恒《清代词体学论稿》（2007）、曹明升《清人对宋词用韵研究的得失与意义》（2008）、郭娟玉《沈谦词学与其〈沈氏词韵〉研究》（2008）、刘超《谢元淮词学研究》（2008）、刘少坤《清代词律批评理论史》（2015）。清代词韵专书编韵理据研究，始于江合友，其《明清词谱史》（2008）立足于清代词韵学和词谱的关系，集中考察《沈氏词韵略》和《词林正韵》。张瑞《清代词韵专书研究》（2009）立足于词学史和专书对比，探讨清代词韵专书繁荣的原因和特点。
承20世纪上半叶挖掘元明清韵书价值之风而来，80年代以来音韵学界开始关注清代词韵专书的音系性质和语音价值，但不涉及清代词韵专书编韵理据，尤其是词学理据的考察，如何九盈《〈诗词通韵〉述评》（1985）、麦耘《〈笠翁词韵〉音系研究》（1987）、花登正宏《〈诗词通韵〉考》（1988）、林庆勋《〈诗词通韵〉及其音系》（1998）、李美慧《〈诗词通韵〉“通音”研究》（2000）。90年代以来，部分学者立足于音韵方法和音系分析，兼及清代词韵编订的目的、性质、方法和优劣问题，但缺乏足够的词体学观照和词韵学发展路径考察，如鲁国尧《论宋词韵及其与金元词韵的比较》（1994）、高淑清《〈词林正韵〉研究》（2008）、陈宁《明清曲韵书研究》（2013）、倪博洋《〈词韵选隽〉与乾隆时代词韵编纂思想》（2021）。
清代词韵学是以清代词体学的系统架构为旨归、以时代韵学为津筏的韵法规范建构行为。因此，词体学和音韵学是研究清代词韵学的必要视角。前贤时彦基于各自的专业、方法已展开深入研究，惜两大视角长期分界而治，其间壁垒使得各自专长难以融通，殊不利于更全面地审视清代词韵学。其弊表现为：词学界所论，多不涉及清人的编韵方法和韵学主张；音韵学界所论，多忽视清人的编韵目的、编韵背景及其与词体学的关系。
就清代词韵专书而言，其编订多以音韵学为切入口，但其落脚点在于词体学。前者在编韵理据层面的意义更多是方法性的，而后者则是编韵的根本理据和最终目的所在。因此，研究清代词韵专书的编韵理据，当更多地着眼于清代词体学的内部系统和外部环境，考察其编韵原则，同时结合音韵学视角解读其编韵方法。本书将清代词韵学视为清代词体学内部一个发展的子系统，着眼于其词体学价值、编韵方法和发展理路，词学与韵学视角结合、共时和历时视角结合，考察诸书的编韵理据及其历时演进路径。照此思路，我们对清代词韵学和清代词韵专书编订有以下总体认识。
第一，在清代词体学“辨体”话题语境下，清代词韵编订的一大使命便是辨明词体与诗、曲等他体用韵的区别。大体而言，清初沈谦《词韵》《词韵略》《词韵简》、仲恒《词韵》较好地实现了词、曲韵别的辨体目标，但对词韵与古体诗韵、近体诗韵关系的认识和处理尚有错乱之处。相反，《笠翁词韵》《韵选类通》严辨诗、词之韵，却以词、（南）曲韵通；《诗词韵通》则对诗、词、曲韵辨体不明。清前中期，楼俨论韵、《词韵考略》、四库馆臣论韵，过度关联词韵与古韵关系。清中期以降，编韵者才基本实现了词韵与他韵的辨体。
第二，在清代词体学“尊体”话题语境下，清代词韵编订更重要的使命在于，明确词体韵法的音律特性，解释其“何以然”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清人编韵论韵的视角大致经历了“格律—音律—格律、音律兼顾”的演变历程。大体而言，清初沈谦《词韵》《词韵略》《词韵简》、仲恒《词韵》持格律本位视角，以归纳旧词用韵之法编韵。《笠翁词韵》《诗词通韵》《韵选类通》试图从词曲互动视角出发，迎合词韵的音律特性。而后从《词韵考略》到《学宋斋词韵》再到《词林正韵》《碎金词韵》，都不同程度地兼顾格律、音律二视角，编韵方法上也在尽量寻求二者之间的平衡。
第三，除《榕园词韵》，清代诸家词韵专书编订中都兼顾合古和范世的原则，即力求在合古尊体有据与范世指南有用之间达成平衡，最终使词韵成果在保证系统性的情况下，尽量保留唐宋旧词用韵特征。
第四，清代词韵学有其内在发展理路，但对该理路的描写不宜简单地持“阶段”论或“时期”论。作为清代词体学的一支，往往每个时期词坛的词体观、词韵观都是多元的。因此，某个时期的编韵原则和理据也可能是多样的。比如，清初尊体语境下的词韵编订，既有从归纳旧词角度出发的尊词体格律的韵书（《词韵略》），又有从词曲互动视角出发的尊词体音律的韵书（《笠翁词韵》）。又如，乾嘉时期，既有兼顾师法“姜张”和宽韵诉求的十五部《学宋斋词韵》，又有只追求系统性的《榕园词韵》。
基于上述认识，本书立足于清代诸家词韵专书，结合词谱、词论，综合清代词体学语境和音韵学方法，观照时代特质，但不拘泥于阶段论，分章节探讨各家编韵理据，梳理清代词韵学发展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