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汉语及语言学研究
传承·创新·多元发展
——宋元文化大背景下的语言学[1]
作为宋代文化学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宋代的语言学可以说是淋漓尽致地发展了“宋学”的时代精神。[2]
按传统学术四部分类，小学著述归入经部，涉及音韵、训诂、文字学三大门类。纵观整个宋代小学，与其他部类相比较，始终处于一种相对冷落的地位，即以其文献数量而言，也明显地少于经部其他各类文献。《郡斋读书志》经部小学类仅收录宋人17种著作，《直斋书录解题》著录27种，《宋史·艺文志》著录58种。[3]
总体而论，宋代小学大多处于一种“偏冷”的状况。这一“偏冷”现象与宋代学术的总体氛围是相吻合的。宋代学者一反两汉以来的学术传统，重思辨而轻训诂，重创新而轻传承，故而视传统小学为小道而不屑为，学者们的兴趣更多地集中于讨论义理情性，发挥儒学典籍中蕴藏的微言大义，于是《周易》、《诗经》、《春秋》、“三礼”，以及后来的“四书”之学成为有宋一代的显学，而于文字训诂一类的传统学术则不甚重视，这就造成了宋代学术畸重畸轻的状况。
宋代士人大多具有强烈的经世致用的精神，其对学术研究的兴趣往往与时代政治、社会的需要密切相关，某一学术同时也随其入世的深浅而表现出不同的发展趋势。传统的小学研究也不例外，小学各门类之间由于与社会时代的接轨程度不同，就表现出极不均衡的发展状况。具体而言，宋代的训诂学成就不大，这是宋人重义理的必然趋势；而音韵学却有很好的发展，这是由于音韵学适应了宋代科举考试以及宋人诗词歌赋创作需要的结果；文字学则随着宋人对金石古物学的兴趣日增，也有良好的发展。
当代学者对宋代学术所表现的那种疑经惑古、勇于创新的精神大加称赞，不过他们往往大多注意于《易》、《诗》、《书》、“三礼”、《春秋》、“四书”研究所体现的学术精神，而作为传统小学，由于其本身所具有的学术稳定性与阐释的单一性，相对来说其疑古创新精神就显得不那么突出，研究者往往更多地讨论其传承方面，而比较忽略其创新性。但据我们考察，宋代学术的创新精神在小学研究领域中也有充分的展示，成为宋代小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并推动了时代学术的发展。大略而言，对传统韵书分韵的改进、古音学的开创、等韵学的完善，这是音韵学的创新；对钟鼎碑铭文字、汉代碑刻隶体文字的收集归类，“六书”学的创建，俗体文字的研究，这是文字学领域的开拓；由于受理学的冲击，传统训诂学略显沉寂，但却在训诂方法上提出了“右文说”，则对后代学者“因声求义”的研究予以直接的启迪；对译字典的编撰，促进了民族语言文化的交流。至于在前人讨论修辞问题的基础上诞生了第一部修辞学专著，更是开后世修辞学研究之源。这些创新无疑都显现出宋代小学的成就，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元代是蒙古族入主中原的时代。在这一特定历史背景下，从总体上看，元代的小学研究基本上是在继承宋代学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多可以从宋代学术中寻找到渊源嬗变的痕迹。在训诂学著述方面，主要是对宋代一些雅学著作的注释增补，像陈栎撰写的《尔雅翼节本》是对罗愿《尔雅翼》的删节本。甚至于理学家的一些字训之作，如程端蒙的《小学字训》，在元代就有董梦程、陈栎的注释，沈毅斋（名字不详）、程达原的增广。在文字学著述方面，元代讨论“六书”的著作都渊源于郑樵的《六书略》，讨论正俗文字形体的著作则可追溯至张有的《复古编》。在音韵学著述方面，元代的韵图与南宋的韵图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熊忠的《古今韵会举要》也是对南宋人黄公绍《古今韵会》的删繁取要。不过，一个时代的学术毕竟也会有其时代的创新，成为这一时代学术的亮点。元代也有几种语文学著述跨越前代，在中国传统学术史上具有极高的学术地位。像周德清的《中原音韵》，开创了编纂记录当代语音实际的韵书的先例，其在音韵学史上的价值丝毫不低于传统的《广韵》、《集韵》；卢以纬的《助语辞》是中国首部系统探讨虚词语法意义及功用的专著，对后代人撰写语法著述具有直接先导影响。但这些著述在元代学术中只能算是某些特例，并没有给元代带来整体的学术影响。
将小学研究置于宋元时代的文化学术大背景下进行考察，我们将宋元时代的小学发展划分为北宋初期、北宋中后期、南宋时期、元代时期四个时期来进行考察，这是为了更好地把握其状况与发展演变而作的分期。在上述各段时期内，传统小学的发展与当时的政治社会及相关学术，诸如哲学、史学、文学、宗教学之间构成了密切的互动关系，显示出不同的学术特征。
一 北宋初期：汉唐注疏之遗
北宋初期，这一时段起始自宋太祖赵匡胤建国，延续至太宗、真宗、仁宗三朝。
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夺取了后周的天下，建立起赵宋王朝。鉴于唐末五代藩镇割据，军人跋扈，尾大不掉的历史教训，宋太祖在夺取政权以后，认识到“以马上得天下”，而不可“以马上治天下”，于是实施加强中央集权、提高文官地位、削弱武将权力的政治措施，大力推行“文治”的国策，广开科举，倡导儒学，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尊经崇文的热潮。由于五代战乱的破坏，唐以前的儒学文献（也包括其他诸子百家流派，如释家、道家的各类文献）散佚严重，而这一现状极不利于“文治”政策的实施。为了迅速改变这种局势，宋初的几朝都由朝廷出面组织馆阁文臣集体整理、重新编纂各类儒学文献，为全国的士人学子提供官方审定的学习文本。
这种“文献再造”的工程在宋初几朝中都颇具成效，其中尤以太宗、真宗两朝成就为最。这一时期语文学著述的成就主要是对前代小学文献的整理、注释以及续编。
由朝廷组织编纂儒学经籍注疏起于唐太宗时代，其时编成的注疏即《五经正义》。宋代承续了前代的文献注释事业，太宗淳化五年（994）诏令李至、李沆等人接续编纂。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又委派邢昺主持其事，参与者有杜镐、舒雅、孙奭等文学侍臣。除了校定原来唐代孔颖达所编撰的儒学经籍注疏以外，还新撰了《论语》《孝经》《尔雅》疏。这一工作于咸平四年（1001）九月竣事，当年十月即送杭州雕版印制，颁行全国学官。
邢昺《尔雅疏》是对《尔雅》所作的重要注释，其注释遵循唐人“注不破经，疏不破注”的原则，先注释经文，后注释郭注，对所涉词语的音、义进行全面的解释，同时又征引秦汉至魏晋以来的各类文献作为书证。总体而言，邢昺疏能遵循汉唐学者的传统，训释平实，征引宏博，不失为继郭璞之后的一种重要注释之作，成为后人研习《尔雅》的重要参考文献。同时，疏中所征引的很多文献在宋代以后已经佚亡，因此这些零章断句也成为反映该文籍的吉金片羽，成为文献学家辑佚的重要依据。
宋太宗注意文字之学，曾诏令徐铉、句中正等校定许慎《说文解字》，于雍熙三年（986）十一月上进，凡三十卷。徐铉等人以唐代李阳冰的整理本为基础对《说文解字》进行整理，除更订《说文解字》在传抄中的错讹以外，还作了大量增补：（1）增加新附字，“凡经典相承传写及时俗要用而《说文》不载者，承诏皆附益之”[4];（2）增补释义，对原书部分条目所阙意义作了补足；（3）添加注音，《说文解字》原书没有反切注音，徐铉依据唐孙勔的《唐韵》添注了反切注音。
徐铉校定的《说文解字》在后来被称为“大徐本”，以与徐锴校定的小徐本《说文解字》相区别。徐铉校定的《说文解字》作为一种权威字书不仅在当时起到了规范文字的积极作用，延续至今仍然是我们研习《说文解字》的依据。
官方韵书的编撰是从宋太宗时代开始的。太平兴国二年（977），宋太宗召集句中正讨论文字，随即又诏令他与文学诗臣编定韵书，“考古今同异，究篆隶根源，补缺刊谬”[5]。太平兴国八年（983），杭州贡举人吴铉于殿试日献上他校定新编的《切韵》，后来经礼部审定，以为其中记载“多吴音”，并且“增俗字数千，鄙陋尤甚”，贡举人多为所误，于是明令禁止使用，当廷焚毁。这次禁书正是朝廷为维护官韵的权威地位而实施的保护举措。[6]句中正等人奉诏编修的韵书，到端拱二年（989）六月编成，共一百卷，这就是后来所称的《雍熙广韵》。[7]
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陈彭年、丘雍等人又奉敕编撰了《广韵》（全称为《大宋重修广韵》）。《广韵》原为增广唐代《切韵》而著，主要是对前代韵书增字加注，声韵系统基本上沿袭了《切韵》的声系，共有206韵，全书按韵分卷，以入声韵与阳声韵相配，构建了中古时代音韵的完整体系。除了残卷本唐五代韵书，如王仁煦《刊谬补缺切韵》外，《广韵》是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保存完整的最早韵书。现代学者无论研究中古音，或是探讨上古语音、近代语音都得借助于它，乃是音韵学研究的重要文献之一。
作为指导贡举人应试的官方韵书，《广韵》为科举考试提供了一种审音的标准，然而在使用过程中，其缺点也不断地被发现，从不同的使用层面来看，均有重新修订的必要。一种意见是认为《广韵》所收字太少，不能应付作诗赋广韵之用，应当增补字，而且书中“多疑混字，举人程试，间或误用，有司论难，互执异同”[8]，不便于操作。于是在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诏命宋祁、郑戬、王洙、贾昌朝等人共同修订，由丁度、李淑审定，编为新的韵书，赐名为《景祐集韵》，又简称《集韵》。《集韵》一书在收字总量上比《广韵》几乎增加了一倍，这就基本满足了著文的需要。在声韵体系上它仍然沿袭《广韵》，只是稍有改动，如对部分反切作了改进，对原有韵目的同用、独用例小有修订等。另一种意见刚好相反，认为《广韵》收字太多，注音释义过于烦冗，不利于举人记诵考试，所谓“多用旧文，繁略失当”。于是也在宋仁宗景祐四年，诏令编修《集韵》的原班人马另外编定一种简本，即后来的《韵略》一书，因为宋代科举考试属于礼部管辖，故又称为《礼部韵略》，如陈振孙所称“其曰‘略’者，举子诗赋所常用，盖字书声韵之略也”[9]。《韵略》的声韵体系也与《广韵》《集韵》基本无异，只是删减了原书所收的一些生僻字、奇字、怪字，改录常用字；训释也从简，只保留了一些常用义例或基本意义而已。
在这一时期内，小学类著述还有陈彭年、丘雍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1013）奉诏重修的《玉篇》，丁度、王洙、胡宿、掌禹锡等人于宋仁宗宝元年间（1038—1039）奉诏编纂的《类编》，贾昌朝在宋仁宗时代奉诏编撰的《群经音辨》。
宋代初年编纂的小学诸书尽管林林总总，数量繁多，但其共同特点均为奉朝廷意旨行事，意在创制一种学术的规范标准。从其编撰原则来看，基本上都沿袭了汉唐学术的路子，注重文字训诂，尤其是注疏类文献更是继承了汉唐以来所谓“疏不破注，注不破经”的注释原则，即使有所纠正，也仅仅是在原有基础上的拾遗补阙，因此所体现的仍然是汉、唐时代的学术理念，而与宋代的学术精神相距甚远。中华民国初年学者黄侃评价《尔雅》邢昺疏为“汉唐注疏之遗”[10]，虽然他是就《尔雅》邢疏而言，但用此语概括宋初小学著述的特征也非常妥帖。
二 北宋中后期（上）：新旧党争与小学
这一时期的时限大致包括宋英宗、神宗、哲宗、徽宗、钦宗五朝，直至北宋灭亡为止。
宋仁宗庆历（1041—1048）以降，与宋代初年太祖、太宗、真宗时代相比较，其时学风大变，那种奉诏大规模整理儒学文献、撰修新注新疏的官方著述业已停止，学术思想异常活跃，各种学术派别相继产生。这些学术宗派尽管观点各别，论说各异，但其共同特征则是以惑古疑经（传）为思辨核心，不再循守汉唐学术，而是以阐明新儒学义理为宗旨，往往表现出宋代士人经世致用、勇于创新的精神。从学术发展的实绩来看，这一时期涉及《易》、《诗》、《书》、《春秋》、“三礼”的研究都非常活跃，建树也颇为丰硕；相反，作为经学附庸的小学却远较其他门类冷落，传统小学不受学者重视，因此在宋英宗时代，小学类研究成果甚微，除编撰了一些官方韵书、词书以外，基本上没有产生对后世有重要影响的著作。
稍后的宋神宗熙宁、元丰时代（1068—1085），一直至北宋末，这一时期的小学研究在特定的政治、学术氛围影响下起了较大的变化，有较多的实绩值得称道。
这一时期的小学明显受到当时政治、学术的影响，时代特征极其鲜明，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完全摆脱了汉唐学术的束缚，带有强烈的疑古创新精神；一是受新、旧党争影响，给学术纷争烙上了深刻的政治印记，学术受政治影响、学术为政治服务的倾向极其明显。前一特征具体表现在文字训诂学、古文字学研究方面，关于这一问题，我们留待下一节讨论；后一特征的表现即王安石新学学派的崛起，而新学派学人撰修的“新经义”系列著作则全面展示了这一学派的学术精神。
王安石在宋神宋的支持下实行变法，力图改变宋代长期以来积贫积弱的状态，实现富国强兵，而支撑他变法的思想理论根据就是经过改造的新儒学思想。宋神宗与王安石曾有一次君臣对话，宋神宗云：“今谈经者人人殊，何以一道德？卿所著经，其以颁行，使学者得归一。”[11]宋神宗之意是要王安石组织编撰一套儒学典籍，取代原有的经籍注疏，并由此来“一道德”。后来由王安石提举，新学派人士参与编撰的“新经义”系列著作很快完成，并由官方刊刻颁行于学官，作为全国各级学校研习经学的统一教材，甚至科举考试也以此为命题及判卷的标准。[12]新学学派在这时处于绝对的学术垄断地位。可见“新经义”著述的诞生绝非单纯的学术之举，而是变法政治影响下的产物，其所标举的“新”，也突出了反传统的学术特征。
新学学派在小学方面的著述主要有王安石撰著的《字说》以及陆佃撰著的《尔雅新义》《埤雅》。
《字说》24卷是王安石罢相后闲居金陵时所作，该书总体体现了他的文字训诂学观点。王安石在《字说》序中认为，每一个字“其声之抑扬开塞，合散出入，其形之衡纵曲直，邪正上下，内外左右皆有义，皆出于自然，非人私智所能为也”[13]。王安石认为，文字的字形、字音无不包含意义，是一种天然产生的结果，与人为的因素无关，即所谓“字皆有义”的原则。从这一原则出发，王安石摈弃了自汉代以来文字学者所确立的分析汉字构造的“六书”原则，而主要运用“会意”的方法来分析字形，改形声字的声符为意符，在形声字的声符中寻找意义。如曰“人为之谓伪”,“位者人之所立”,“讼者言之于公”,“五人为伍，十人为什，歃血自明而为盟，二户相合而为门，以兆鼓则曰鼗，与邑交则曰郊，同田为富，分贝为贫”；又谓“豺”字从“才”，有“才干”之意，“獭”字从“赖”,“非无赖者”。[14]上述各字除个别字原本即会意字，其余大多为形声字，而《字说》均按会意字说解。其次，《字说》又以声训的方法探讨词语语源，从语音的相同、相近来诠释其“得名之由”，尤其是对一些联绵词也从语音上探究其“得名之由”，为构词音节附加上意义元素，如谓“麞”曰“赤与白为章。麞见章而惑者也”;“洪则水共而大”;“虾蟆，虽或遐之，常慕而反”;“蟋蟀”是“能率阴阳之悉者”;“蜘蛛”为“设一面之网，物触而后诛之，知诛义者也”[15]，都是利用文字的声符去寻求“得名之由”，其结论难免荒诞不经。
这种从字的读音，尤其是利用形声字声符探讨其“得名之由”的方法，在古代称为声训，它突破了文字的束缚，直接从语音上去探寻意义，构建语音与语义的联系，这是符合现代语源学研究规则的正确途径。但是如果单凭语音的相同相近，就判定它们的音、义之间一定具有某种联系，这种做法就带有极大的主观随意性，往往会推导出错误结论。应该说，王安石不迷信旧说，着意创新的精神体现了当时疑古的学术精神，尤其是探索事物的“得名之由”更表现出宋人好学深思的特点，固然有值得称道之处，但是他过分排斥传统学术，无视汉字的历史与现实，一味地凭主观臆断，致使其结论流于武断。后来叶梦得批评他说：“凡字不为无义，但古之制字，不专主义，或声或形，其类不一。……王氏见字多有义，遂一概以义取之，虽六书且不问矣，况所谓小学之专门者乎？是以每至于穿凿附会。”[16]
陆佃的《尔雅新义》20卷及《埤雅》20卷，是受王安石《字说》影响而撰写的训诂学专著。陆佃是王安石的及门弟子，曾在金陵受经于王安石，熙宁年间王安石主持编撰“新经义”，陆佃参与其事，撰写了《尔雅新义》，对《尔雅》经文重新注释。此后陆佃又因进对，向宋神宗献上其《物性门类》一书，得到神宗嘉许，书成后改名《埤雅》，其意为《尔雅》之辅也。《埤雅》一书是摹仿《尔雅》体制撰著的训诂学著作，专门解释一些名物词语，共训释了鱼、兽、鸟、虫、马、木、草、天八类事物的词语。
这两种著述的共同特点就是依傍王安石《字说》成说，在文中或是直接称引《字说》作解，或采用“字皆有义”的原则为说，完全贯彻了王安石的文字训诂学观念。据我们统计，书中直接标引《字说》处达28处，在宋代文献中保留《字说》资料最多。同时他又自我发挥，利用《字说》“字皆有义”的方法分析文字字义，如解释“鹅”为“鹅飞能俄而已，是以不免其身”;“侜张”为“侜则舟用，张则弓用”。[17]认为“鹅”与声符“我”有意义上的联系，联绵词“侜张”中的语素“侜”与舟、“张”与弓各有关系。后世学者对陆佃的这两种著作评价都不甚高，像宋人陈振孙就说：“以愚观之，大率不出王氏之学，与刘贡父所谓‘不彻姜食’,‘三牛三鹿’戏笑之语，殆无以大相过也。”清人亦称，《埤雅》“其说诸物，大抵略于形状而详于名义，寻究偏旁，比附形声，务求其得名之所以然……中多引王安石《字说》”[18]。
宋哲宗元祐以来，新、旧党争激烈，风云变幻，延及学术纷争，则主要表现于尊崇或是废黜“新经义”的争论，对《字说》等著述的态度更是成为斗争的焦点，形成了截然对立的反对、拥戴两大派别。据文献记载，元祐初年（1086），旧党得势，旧党中人刘挚即首先发难，上疏抨击新学：“然今之治经，大与古异，专诵熙宁所颁新经、《字说》，佐以《庄》、《列》、释氏之书，试者累辈百千，概用一律。其中虽有真知圣人本指，该通先儒旧说，与时尚不合，一切捐弃。”[19]哲宗曾两度下诏禁止学生研习《字说》，严禁科场考试援引《字说》。[20]绍圣元年（1094），哲宗亲政，新党复辟，又立即废除禁止新学之令，恢复《字说》在科场的地位[21],《字说》又一次受到尊崇。
宋徽宗即位初年，“绍述”之说再度兴起，王安石的政治地位再次得到推尊，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为《字说》作注或依傍《字说》体例撰写的著述，《郡斋读书志》卷四、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二就著录有：唐博士耜、韩博士兼各自撰有《字说解》，太学诸生《字说音训》十卷，刘全美《字说偏旁音释》一卷、《字说备检》一卷、《字说解》一百二十卷。唐耜于大观中上进《字说解》，宋徽宗称许该书“极有功力，有助学者”，于是特别赐予他知州差遣。[22]又有潭州县丞朱克明取许慎《说文解字》中与《字说》相牴牾之处，所谓“尤乖义理”者共四百余字，撰有《字括》纠正其谬。后来朝廷升擢其为书学喻。[23]
宋徽宗时代所形成的拥戴高潮时间并不长，宣和末金军南侵，汴京被围，宋徽宗禅位于钦宗，钦宗接受旧党大臣之说，再度废止《字说》。[24]随后汴京被攻破，宋徽宗、钦宗被俘北上，当时的大臣将北宋覆灭的责任归罪于王安石新学，于是王安石的学术被禁止，包括《字说》在内，那些依附于《字说》的著作也就昙花一现了。
不过，在南宋时代，官方虽然禁止新学学术，但王安石的《字说》仍然对当时的部分学人具有影响，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二记载：“乡中前辈胡浚明（胡宗伋）尤酷好《字说》，尝因浴出，大喜曰：‘吾适在浴室中有所悟，《字说》“直”字云“在隐可使十目视者直”。吾力学三十年，今乃能造此地。’近时此学既废，予平生唯见王瞻叔（王之望）笃好不衰，每相见必说《字说》，至暮不杂他说。虽病，亦拥被指画，诵说不少辍。其次晁子止（晁公武）侍郎亦好之。”
南宋理学家魏了翁也曾经复述《字说》对“笃”字从竹从马的说解，认为其“坚实尽力之义不为不是”，仅仅是“策马之云稍或傅会”而已。[25]这些举动都表现出其时学人近于偏执的喜好，大概也算是一种不合时宜的逆反行为。
三 北宋中后期（下）：疑古创新与文字训诂学的拓展
几乎是在新学学术盛行的同时，在传统文字训诂研究领域兴起另一股新潮，一批学者反思传统学术，转换角度思考，为传统学术研究注入了崭新的内容，或潜心研究，或开拓新的研究领地。虽然这一新潮在当时远没有新学那样显赫，而且其方法也往往与新学相左，然而它却真正代表了宋代学术创新开拓的精神，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成就也远非新学学术可比拟。
在这些学术研究中，我们首先应该提到“右文说”。所谓“右文说”是对传统训诂学研究方法的突破，“右文说”的倡导者是王子韶。王子韶亦为王氏新党中人。他精研文字训诂学，提出了以声符探求字义的“右文说”。《宣和书谱》记载：“方王安石以字书行天下，而子韶作《字解》二十卷，大抵与王安石之书相违背，故其《解》藏于家而不传。”[26]由于子韶之书“藏于家而不传”，因此我们现在已经不能探究《字解》的全貌。沈括《梦溪笔谈》记录下了其要点：“王圣美治字学，演其义以为右文。古之字书皆从左文，凡字其类在左，其义在右，如木类，其左皆从木。所谓右文者，如戋，小也。水之小者曰浅，金之小者曰钱，歹而小者曰残，贝之小者曰贱。如此之类，皆以戋为义也。”[27]
在文字学上有所谓形声字声符兼表意义的说法，这一问题早在许慎《说文解字》书中即已提出，到王子韶加以归纳，形成“右文说”。“右文说”的核心在于他认为形声字的声符、形符都包含意义，“其类在左，其义在右”,“左”即形符，“右”即声符，声符既表音也兼表意义。就语言的本质而言，用语音来贯穿语义，这就摆脱了文字形体的困扰，直接从语音的层面探索语音、语义的内在联系。这是对传统文字训诂方法的新探索，对于后来清代乾嘉学者提出的“因声求义”的研究方法具有极大的启迪作用，也是现代语源学研究的滥觞。
南宋时代的张世南发挥了王子韶的“右文”观点，他也认为形声字的声符除了标音作用外，还有表意的功能，但是“自《说文》以字画左旁为类（意义类别）”，很多人“不知右旁亦多以类相从”。他列举“晴、清、睛、精”等字，以为它们都有明亮、清澈的意义，而这一意义则与它们的声符“青”有关，由此探讨字义与声符“青”的音义关系，得出结论云“凡此皆可类求”。[28]
如果说“右文说”是对传统训诂学研究方法的新探索，那么对古文字、文字形体演变所作的研究则开辟了小学研究的新领域，自然成为这一时期小学研究的亮点。
古文字是指秦以前的文字，在甲骨文字发现之前，指金文、大篆、小篆等各类文字。早在汉代人的著作中就已经多次提到所谓的“古文”，如许慎《说文解字·序》云：“郡国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在《说文解字》一书中也收罗了大量的籀文、大篆、古文奇字等古文字资料。汉魏以降，不断有新的鼎彝器物碑铭石刻被发现，并有拓本流传。像唐代初年在天兴县（今陕西宝鸡）发现的秦代石鼓，上面刻有籀文，诗人韩愈曾写诗记述其事。但是长期以来，这些器物上所镌刻的古文，并未引起当时人的重视，更谈不上对其进行研究。
对金石古文的研究应该追溯至宋代初年。咸平三年（1000）乾州进献古铜鼎，上面镌有古文21字，宋真宗命句中正、杜镐详细考究其文字[29]，此为宋代古文字研究的肇始。在宋代最早对古文字作系统研究的是郭忠恕。郭忠恕精通文字之学，尤精篆籀文字，编纂有《汗简》7卷。此书取《说文解字》与正始石经中所载的古文字，共收集了七十一家古文之说，依照《说文解字》体例分别部居，按部系字，对其形体进行研究。这是一部研究古文字，主要是战国文字的开创之作。其后又有夏竦的《古文四声韵》5卷。夏竦采集前后所获取的古文字资料，按《广韵》四声编排，以隶书统率篆文，在每个字头下列出篆文形体，对之加以解释，并注明出处，这是宋代继郭著之后的又一部古文字研究之作。稍后，欧阳修的《集古录跋》10卷以及赵明诚的《金石录》30卷，也是北宋中叶以来记录古文字资料的专著。他们潜心收集三代至汉唐的各种鼎彝器物、碑刻文字，主要以古器物所载文字内容与史书相对照，辨驳史书记载的疏误，偶尔也作文字形体的考证。这两种书的价值往往于考古之功为多，而探究文字学方面的内容反而较少。
这一时期对古文字形体作系统研究，并在理论上有所建树的学者，当数吕大临。吕大临尝从学于程颐，号称“程门四君子”之一。大临著有《考古图》10卷、《考古图释文》1卷，记载了他对古文字研究的成果。《考古图》按器物分类，绘制了他所收集到的各类器物图形，摹写铭文形体，附有解释文字，并加以说解，记述器物形制、收藏者姓名、发掘地域、各家释文等。这就把保存古器物、古文字的形制与考释文字融合于一体了。《释文》具体解释古器物所载文字，亦有其考释文字之心得。在书中收集几百个常见的古文字，在每一字下罗列它的古文、小篆、隶书的不同形体，并附以简要的考释，按《广韵》四声分类，以便检索。吕大临自称作此书的目的是要“探其制作之原，以补经传阙亡，正诸儒之谬误”[30]。他提出古文字书写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如金文形体有“同是一字而笔画多寡、偏旁位置、左右上下不一”的现象，这是符合古文字实际的。他又概括出考释古文字的诸种方法，“或以形象得之”,“或以义类得之”,“或笔画省于小篆”,“或笔画多于小篆”,“或左右反正上下不同”，他以为通过这些途径基本上可以考释所有古文字，从理论上初步探讨了考辨古文字的方法。对于吕书，后世学者评价甚高，四库馆臣称赞它“体例谨严，有疑则阙，不似《博古图》之附会古人，动成舛谬”[31]。
这一时期考释古文字的著作蔚兴，数量颇多，主要有王俅的《啸堂集古录》2卷、《续考古图》5卷，王楚的《宣和重修博古图》30卷、《钟鼎篆韵》等。尽管这些著作主要侧重于收录器物，考释形制，诠释文字方面也难免有误，然而其裒集古文字之功仍然不可磨灭。
汉字产生之后，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也会产生各种形体变异，这就有了所谓的古今字、正俗字、异体字、繁简字等诸多问题，讨论文字形体变异的专门著作出现甚早，像北齐颜之推的《正俗音字》,“正时俗文字之谬，援诸书为据”[32]。其后唐颜师古的《匡谬正俗》、颜元孙的《干禄字书》均属于讨论正俗文字的著作。颜元孙汇聚一部分文字的正体、通用、俗体，进行辨析区分，并逐一加以界定，“所谓俗者，例皆浅近，唯籍账文案、契券药方，非涉雅言，用亦无爽。傥能改革，善不可加”,“所谓通者，相承久远，可以施表奏、笺启、尺牍、判状，固免诋诃（若须作文言，及选曹铨试，兼择正体用之尤佳）”,“所谓正者，并有凭据，可以施著述文章、对策、碑碣，将为允当（进士考试理宜必遵正体，明经对策贵合经注本文，碑书多作八分，任别询旧则）”[33]，从其各自的用途区分了三体文字。
宋代人对文字形体变异（主要是文字正俗变异）研究的兴趣超过以往任何时代，有很多人注意到了正俗文字在使用中的不同功能，继唐代二颜氏之后，撰著了不少这类著作。
这一时期讨论正、俗字形的最早专著应当是辽僧人行均的《龙龛手鉴》4卷。释行均是辽燕京（今北京市）沙门，他花了五年时间，搜集佛书典籍中的各类文字形体撰成了《龙龛手鉴》一书。[34]全书共收26430余字，注文163170余字，不按文字部首编排，而是按平上去入四声编排，各韵下分所列各部，各部的字也用四声编次。这一编排方式，与宋代韵书盛行，按韵编排易于检索有关。于每字下仿照《干禄字书》体例标注该字的正、俗、今、古、或五种体式，注明音切，并作简明释义。《龙龛手鉴》虽是一部解读佛经的字书，但更重要的价值却在于辨析文字形体的变异。《龙龛手鉴》于宋神宗时传入境内。[35]宋人对此书非常看重，沈括称赏说“观其字，音韵次序皆有理法，后世殆不以其为燕人也”[36]。
北宋末年吴兴道士张有编著《复古编》3卷。张有自幼喜爱小篆文字，深得李阳冰用笔之法，用功于校正俗书与古字字形相戾者，花了二十余年，于六十岁左右撰成此书。他以《说文解字》所载的小篆为正体，据以辨析“俗体”之讹。用四声分隶诸字，于正体用篆书，而别体、俗体则附载于注中，犹颜元孙《干录字书》区分正、俗、通三体的体例。又于下卷附录《辨证》六篇，讨论文字形体的六类问题：一曰联绵字，二曰形声相类，三曰形相类，四曰声相类，五曰笔迹小异，六曰上正下讹，皆剖析毫厘，至为精密。继《复古编》之后，南宋、元代研究正俗文字的著述数量颇多，然而各家均以此书为宗主。
四 南宋时期（上）：理学对训诂学的冲击
宋高宗南渡，建立起占有半壁江山的朝廷，形成了与金对峙的局面，相续传九位帝王，直至被蒙古大军消灭，皇室被俘北上，最末一位小皇帝投海自尽，史称南宋。在这一时期内，传统小学的发展极不平衡，各门类之间呈现出分道扬镳的态势。具体而言，就是这一时期音韵学发展很快，文字学也有新的拓展，修辞学专著也于此时产生；而训诂学则显得极为冷落，著述寥寥。
训诂学衰落的直接原因应当是南宋时代理学昌盛对传统小学带来的冲击。尤其是在南宋理宗以后，程朱理学取得尊崇的地位，理学的兴盛直接干预了传统训诂学的正常发展，使其备受冷落。
理学家轻视小学训诂，自北宋时代即如此，这种轻视首先表现在治学理念上。宋代理学家对两汉学术历来持激烈的批判态度，视文字训诂为学术之弊。北宋时代的程颐就宣称：“今之学者有三弊，一溺于文章，二牵于训诂，三惑于异端。苟无此三者，则将何归，必趋于道矣。”[37]他斥训诂之学为学道之弊，与文章（诗文创作）、异端（佛、道二教）的危害无异，这种观点表现得十分极端，对后来的理学家影响也非常大。南宋初刘清之就重复其说，称“眩于文章，溺于训诂，流于异教者同一辙也”[38]。宋高宗喜好读黄庭坚诗，尹焞对此不以为然，进谏说：“此人诗有何好处，陛下看此做甚么？”[39]在这些理学大师的训导之下，程门学人对传统文字训诂之学的态度就可想而知了。
南宋时代，最具影响力的理学宗师为朱熹，他集宋代理学之大成，将宋代理学发展到了极致。在对待传统文字训诂学的问题上，其态度还比较持中公允，他称赞“汉魏诸儒正音读，通训诂，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学者苟不先涉其流，则亦何以用力于此？”[40]对训诂名物之学持认同的态度。在训诂与义理之间，以为义理重于训诂，他批评说“秦汉以来，圣学不传，儒者唯知章句训诂之为事，而不知复求圣人之意以明夫性命道德之归”，发展到后来，唯有近世二程之徒一矫弊端，“先知先觉之士始发明之，则学者既有以知夫前日之为陋矣”[41]。在朱熹的眼中，仍然表现出训诂名物之学与理学的轻重主次之差别，前者是为后者服务的，“字画音韵是经中浅事，故先儒得其大者多不留意，然不知此等处不理会，却枉费了无限辞说牵补，而卒不得其本意，亦甚害事也”[42]，只有“理会”了字画音韵，而后方能致力于义理的研讨。因此在他的著作、言谈中涉及对词语的训释说解，往往会围绕义理而展开讨论，给人一种理学讲义的感觉，像“心之所之谓之志，日之所之谓之时，志字从之从心”,“恕字之旨，以如心为义，盖曰如治己之心以治人，如爱己之心以爱人，而非苟然姑息之谓也”[43]，有关“志”“恕”一类词语的训解无一不是关于义理概念的演绎。
继朱熹之后，理学之徒更加张扬了前辈们在学术上的偏颇，往往侈谈义理观念，弃文字训诂而不顾。像南宋时代理学家陈淳的《北溪字义》、程端蒙的《小学字训》、王柏的《大尔雅》，虽署作“尔雅”或“字义训释”，内容其实都是诠释理学观念的文字。在这种学术背景之下，传统的文字训诂之学自然要受到冲击，形成一段学术研究的低潮。
在南宋初年也曾有一些学者摆脱理学观念的桎梏，从事于训诂学研究，撰写出了一些高质量的训诂著述。其代表著作为郑樵《尔雅注》、罗愿《尔雅翼》，前者是对《尔雅》的注释，后者则是仿效《尔雅》之作。这些著作大都表现出那种谨严博洽、长于考据的学术风格，既没有理学家侈谈义理的弊端，也不同于宋代初年墨守汉唐旧注的保守态度，在南宋学术领域独树一帜，体现出宋代学术勇于创新的积极精神。
郑樵是南北宋之交重要的史学家、语言文字学家，其著述除了著名的《通志》以外，在语言文字方面也建树甚丰，《六书略》《七音略》作为文字学、音韵学著作附载于《通志》,《尔雅注》则单独成书。
郑樵在学术上一方面反对辞章之学，同时又远离周程理学，倡导所谓的“实学”，他宣称：“义理之学尚攻击，辞章之学务雕搜。耽义理者，则以辞章之士为不达渊源；玩辞章者，则以义理之士为无文采。要之，辞章虽富，如朝霞晚照，徒焜耀人耳目；义理虽深，如空谷寻声，靡所底止。二者殊途而同归，是皆从事于语言之末，而非为实学也。”[44]在《尔雅注·序》中他又说：“义理者，人之本有，人生应识者也，故婴儿知好，瞽者聋者知信义，不凭文字而后显，不借训释而后知。六经所言早为长物，何况言下复有言哉！”[45]郑氏反对辞章、义理，而崇尚实学，因而他的著作大多注重考据博洽，在历史文献研究方面具有卓越的贡献。
郑樵《尔雅注》3卷，是继邢昺、陆佃之后，对《尔雅》的又一种重要注释之作。在书中，他虽然没有明确说明其注释参考的前代文献，但我们分析注文内容，可以发现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宋代邢昺《尔雅疏》的内容，表现出他对前人注释有所借鉴继承。然而最能体现郑樵《尔雅注》学术特色的却是他对《尔雅》经、郭璞注原典表现出的不盲从态度，在他的注释中往往对前人的疏误进行辨驳纠正。像称《尔雅·释诂》“台、朕、赉、畀、卜、阳，予也”条，实际为两个条目的误并：“台、朕、阳，予也”为一条，谓“我也”;“赉、畀、卜，予”为一条，谓“与也”，因为“二字同义，故误耳”[46]，这是怀疑经文文字的疏误。又，《尔雅·释诂》 “载、谟、食、诈，伪也”条，郭璞注“载者，言而不信；谟者，谋而不忠”，对于郭注所释，郑樵认为“恐是臆说”[47]，这是对郭注的质疑。应该说郑樵注中对这些条目的驳论都是正确的，表现出其敏锐的学术眼光，也是该书的精华所在。
罗愿《尔雅翼》是摹仿《尔雅》体式而撰写的训诂专著，凡32卷，体例接近陆佃的《埤雅》。此书也不解释普通词语，而专门解释名物词语，包括草、木、鸟、兽、虫、鱼六类，并征引大量文献对于事物名称、形貌、功用作了详尽的描绘，据统计所引用的文献达250余种，可谓博洽，故宋人王应麟序称：“惟大学始教，格物致知，万物备于我；广大精微，一草木皆有理可类推。卓尔先觉，即物精思，体用相涵，本末靡遗。”[48]四库馆臣也评价云“其书考据精博，而体例严谨，在陆佃《埤雅》之上”[49]。
《尔雅翼》一书不仅在体例上与陆佃《埤雅》非常接近，在受王安石《字说》影响方面也颇为深刻。尽管《尔雅翼》是南宋时代的著述，是时王安石新学已逐渐淡出学者的视野，但在《尔雅翼》中我们尚能见到《字说》的影响。据我们统计，《尔雅翼》直接称引《字说》的用例达12处，在宋代各类训诂著述中仅次于《埤雅》；而且部分条目对《字说》那种附会声训，探讨“得名之由”的方法也全然接受，这就不免重蹈熙丰时代新学的故辙。例如解释“桧”的得名是“以曲而会之”,“枞”的得名是“直而从之”[50]，都是将形声字的声符加上了意义，是王安石《字说》“字皆有义”方法的运用。至于“蜘蛛”条，则称“设一面之网，虫至而获焉，知诛义者也”[51]，则直接源于《字说》的解说。这一些条目均与《埤雅》的解说毫无二致。
五 南宋时期（下）：音韵、文字学的长足发展
与训诂学的沉寂相反，在南宋时期，继北宋时代韵书兴盛之后，音韵学的研究蓬勃发展起来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古音学的兴起，一是等韵学的成熟。
古音学的兴起是宋代经学发展的副产物。宋代经学发达，其中《诗经》学的研究则是当时经学中的一大显学，而《诗经》一类篇章作为先秦时代的韵文，研究时必然会涉及声律的问题，因此探讨《诗经》的声韵就顺理成章地成了音韵学研究的重点内容。
等韵学是为适应宋代韵文创作的需要而兴盛的，同时它又以宋代韵书的发达作为前提条件，因为它是以韵书为基础编撰而成的。宋代文学创作，在诗、词等领域具有很高的成就，这一类作品极其讲究韵律的优美，用韵、平仄、对仗有严格的要求，尤其是词、曲作品，可以即兴演唱，这就对作者的音律知识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对于音韵的把握要非常准确。即便是苏轼那样的文学天才，他的词作品竟然也被人称作“不谐音律”,“句读不葺之诗”[52]，于是等韵学作为一门专事审音的学问自然受到社会的关注，这就直接促进了等韵学的发展，使之日益专精。
先秦古音与后代的语音不相同，如《诗经》的押韵就明显与后代的声韵体系不相符合，这一问题自六朝时代即已发现，当时就有人提出采用“叶音”“协韵”的方法，临时改变读音来解决押韵问题。唐代陆德明也察觉到古今声韵的不同，他批评临时改变读音来叶韵的做法，提出了“古人韵缓，不烦改字”[53]的说法。不过，他的古音学认识仍然模糊，不成系统。一直到南宋初年，吴棫才把上古语音作为专门学问来研究，从而形成了古音学的萌芽。
吴棫的古音学著作有《毛诗叶韵补音》《楚辞释音》《韵补》。吴棫对古今音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古今世殊，南北俗异，语言音声，诚有不得尽合者。”[54]这一见解与后来称为古音学先驱的明代陈第的理论完全相合。
吴棫讨论古音的方法是合并《广韵》的206个韵类，在“叶音”的基础上，采用“通转”的方法将韵部归并相叶。具体分韵为9部：东、支、鱼、真、先、萧、歌、阳、尤。不过他的分韵仍然极为粗疏，其中甚至把-n、-ŋ、-m韵尾的界限都混淆了，显然与古音的实际不相符合。他征引大量典籍，自《易》《书》《诗》等先秦典籍而下，直至宋代欧阳修、苏轼等人的韵文作品，分析他们的韵律以归纳所谓的古音韵部。这一做法显然不妥，因为上述文献分属于各个不同的时代，反映的语音也大不相同，吴氏将它们不加甄别地收录，在此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必然会有错误。
对于吴棫的古音学成就，后代的古音学家大多还是称赞其筚路蓝缕之功。顾炎武称“考古之功，实始于吴才老”[55]。钱大昕也说：“才老博考古音，以补今韵之缺，虽未能尽得六书谐声之原本，而后儒因是知援《诗》《易》《楚辞》以求古音之正，其功已不细。古人依声寓义，唐宋久失其传，而才老独知之，可谓好学深思者矣。”[56]
不过，对于吴棫所采用的“叶音”方法，清代古音学家也予以严厉的批评，孔广森说：“要其谬有三：一者若庆之读羌，皮之读婆，此今音讹，而古音正，而不得谓之‘叶’；二者古人未有平声仄声之名，一东三钟之目，苟声相同，皆可同用，不必谓之‘叶’；三者凡字必有一定之部类，岂容望文改读，漫无纪理。以至《行露》‘家’字二章音谷，三章音公；‘于嗟乎驺虞’首章音五加反，次章五红反，抑重可嗤已。”[57]
南宋时代的古音学著作还有程迥的《音式》与郑庠的《古音辨》。这两种著作都已亡佚，现在只能从别的著作中寻出一点端倪。
程迥的古音学著述，在南宋嘉定间董南一所撰司马光《切韵指掌图》序中记作《韵式》，云“近世吴棫《韵补》、程迥《韵式》又能发明古人用韵之变”[58]。《四库全书总目》于《韵补》提要中亦云“迥书以‘三声通用，双声互转’为说，所见较棫差的，今已不传”[59]。所谓“三声通用”，当指平上去三声相承的字在古音中可以通为一韵；“双声互转”当指音转的根据主要以双声为条件。
郑庠的《古音辨》分古韵为六部，也是把《广韵》平声57韵合并为六大类（其余相应各声之韵附入），具体分韵为：一先仙（包括真谆臻文欣元魂痕寒欢删山先仙十四韵相通），二阳唐（包括东冬钟江阳唐庚耕清青蒸登十二韵相通），三支微（包括支脂之微齐佳皆灰咍九韵相通），四鱼模（包括鱼虞模歌戈麻六韵相通），五尤侯（包括萧宵肴豪尤侯幽七韵相通），六侵谈（包括侵覃谈盐添严咸衔凡九韵相通）。所分六类已经注意到韵尾不同的韵不能合为一部，这比吴氏《韵补》的分韵进了一步，但其分韵也只讲合而不讲分，还十分粗疏，与后来顾炎武所分古韵10部尚有性质上的不同。
南宋时代是等韵学兴盛的时期。各种韵图的出现标志着等韵学的日益精密化。这一时期的韵图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以中古韵书的声韵体系为基础而编制的。
流传至今的韵图，有《韵镜》（撰人无考）、郑樵《七音略》、祝泌《皇极经世解起数诀》、《四声等子》、《切韵指掌图》（相传为司马光编撰）。
《韵镜》的撰人现已不可考知。该书曾经于南宋初重刊，据南宋绍兴末张麟之刊《韵镜》序言称，他曾得到“友人授《指微韵镜》一编”，以此为基础加以刊印而流布，《指微韵镜》一书大概成书于宋神宗之前，《韵镜》或即该书的省称。
《七音略》见于郑樵所著《通志》。郑樵在《七音略·序》中称，他得到一本《七音韵鉴》，据此而传述“内外转图”。《七音韵鉴》一书不见于宋代诸家目录书的著录，《宋史》卷二〇二《艺文志一》有“释元冲《五音韵镜》二卷”，或许即是此书。
祝泌所撰《皇极经世解起数诀》是为敷演北宋邵雍的《皇极经世》中的“音声唱和图”而作，它要阐明邵雍所宣扬的“天声地音” “音有定数”的一套音韵理论。据祝泌序说，其书是取德清县丞方淑《韵心》、当涂刺史杨俊《韵谱》、金人《总明韵》参合而成。祝序中提到的杨俊《韵谱》，亦即张麟之《韵镜》序所提及的《韵谱》。
以上三种韵图，虽然在编撰格式及韵图数量上略有差异，但究其实际内容，它们所反映出的声韵系统却是十分接近的，都表现为《广韵》一系韵书的反切系统。从总体上看，《韵镜》与《七音略》更为接近。它们在韵母系统上都分为43图，其分韵体系相同，只是在个别韵图的排列次序上略有差别。《七音略》将收闭口韵的覃谈凡各韵的图排在阳唐韵之前，而《韵镜》却列于阳唐、尤侯韵的图之后，与侵韵连在一起。在声母系统上，《韵镜》与《七音略》都是将三十六字母按钮排列，分为二十三行，其中端知、精照、帮非各组声母两两同列为一行。这种做法反映了两种韵图所代表的中古音声母舌头舌上不分、齿头正齿不分、轻重唇不分的语音系统。
祝泌《皇极经世解起数诀》则分为80韵图，所反映出来的声韵系统与上述二韵图相同。它采用表格的形式分别韵母系统，也运用“等”的概念区分音值，并以开、发、收、闭四类分别清、浊列图，但它的着眼点并不在于全面阐发韵书中的声韵体系，只是列举了一些韵的代表字，因此它不能像其他韵图那样完整地反映韵书的声、韵、调的拼合情况，只能算是一个声韵拼合的音节表。
现存南宋时代的韵图还有《切韵指掌图》与《四声等子》两种。《切韵指掌图》署名为司马光撰，但实际上这是假托之作，后世公认其为南宋人所撰。《四声等子》的撰人及编著年代同样不能确定，但同样可以肯定也是南宋时之作，而且它们的成书年代都应晚于《韵镜》及《七音略》。
《切韵指掌图》共列韵图20，以独用韵列前，为图6，其次列开阖韵，为图14，表示以开、合口为分图的依据。《切韵指掌图》虽然采用《广韵》206韵，但实际上它对许多韵部都进行了合并，如东三与钟、鱼与虞、尤三与幽、覃与谈、衔与咸、盐与严凡等并为一图。同时它还把之支韵的精组字列为一等（包括第十八图的兹、雌、慈、思、词），也说明这些字的实际读音已经不再念[i]，而应念作[ɿ][ʃ]。《切韵指掌图》的声母为三十六字母，分列为三十六行，而不是像《韵镜》或《七音略》那样分为二十三行排列。从上述分韵的做法来看，《切韵指掌图》应当更接近于南宋时代语音，它的编图原则更符合当时的语音实际。
《四声等子》一书的最大特点是率先采用了“摄”的概念，并用摄来统率韵部。它将206韵分为十二摄：通、效、宕、遇、流、蟹、止、臻、山、果、曾、咸。与传统的十六摄相比，后世独立的一些摄，在《四声等子》中却与其他的摄相合并，如江附于宕摄，麻附于果摄，梗附于曾摄，深附于咸摄。在各摄之下又注明内转或外转。从其各图所含的韵数来看，一些在元代独立的韵在此书中尚未分立出来，如《中原音韵》的车遮、支思、齐微三韵，在《四声等子》中仍然与歌戈、脂微、灰皆等韵合为一图。这种布图方式，如果不是囿于《广韵》音系的分韵规则，就是在当时这些韵的实际音值还没有发生变化，与后来的韵书尚有差别。
南宋时代的文字学研究也成绩斐然，其研究范围的开拓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对汉字“六书”的分析，一是对汉代以来碑刻隶书文字的搜集归类研究。
“六书”作为分析文字形体结构的方法，自汉代郑众、班固、许慎以来就形成了比较固定的看法，尤其是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其命名、例字的解说更形成了权威论述。在南宋时代，自郑樵伊始，专门讨论“六书”的问题，尽管他们也自称遵循《说文解字》对“六书”的解释，而在具体的阐释名义、细目分类方面则有全新的论说，形成了后来的“六书”学。
郑樵《通志》的《六书略》是宋代最早的“六书”学著作。《六书略》载于该书卷三一至卷三五。郑樵讨论文字结构，以“六书”为重点。他特别强调“六书”在文献经籍中的重要性，他说：“经术之不明，由小学之不振，小学之不振，由六书之无传。圣人之道惟借六经，六经之作惟借文言，文言之本在于六书。六书不分，何以见义？”[60]
郑樵根据“六书”的原则来分析汉字的结构，对“六书”的说解大致与许慎的说解相近，比如“象形”将文字与图画相比较，谓：“书与画同出，画取形，书取象，画取多，书取少。凡象形者皆可画也，不可画则无其书矣。”（《象形第一》）“指事类乎象形。指事事也，象形形也。……形可象者曰象形，形不可象者指其事曰指事，此指事之义也。”（《指事第二》）“二母合为会意。会意者二体俱主义，合而成字也。”（《会意第三》）谐声则为一子一母，母主意，子主声。“假借者，本非己有，因他所授，故于己为无义，然就假借而言之，有有义之假借，有无义之假借，不可不别也。”（《假借第六》）对“假借”区分出了“有义”与“无义”两类。至于“转注”，本来许慎的“建类一首，同意相受”已经让后世学人众说纷纭，郑樵的说解就更是含糊其辞。他比较谐声与转注的区别后说：“谐声、转注一也。役它为谐声，役己为转注。转注也者，正其大而转其小，正其正而转其偏者也。”（《转注第四》）
郑樵将“六书”归纳为三类：“象形、指事，文也；会意、谐声、转注，字也；假借，文、字俱也。象形、指事一也，象形别出为指事；谐声、转注一也，谐声别出为转注；二母为会意，一子一母为谐声。六书也者，象形为本，形不可象则属诸事，事不可指则属诸意，意不可会则属诸声，声则无不谐矣，五不足而后假借生焉。”[61]他所论“六书”所产生的顺序也基本符合汉字产生的规律。
在“六书”中，郑樵特别重视谐声，他认为谐声是最能产的造字方法：“谐声与五书同出，五书有穷，谐声无穷，五书尚义，谐声尚声，天下有有穷之义而有无穷之声。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者，义也；不疾不速，不知而至者，声也。……谐声者，触声成字，不可胜举。”[62]而历代的经师对假借这一方法的忽略，造成了理解上的困难，“六书之难明者，为假借之难明也。六书无传，惟藉《说文》，然许氏惟得象形、谐声二书以成书，牵于会意，复为假借所扰，故所得者亦不能守焉。……先儒所以颠沛沦于经籍之中，如泛一苇于溟渤，靡所底止，皆为假借所魅也”[63]。
郑樵《六书略》一书从理论上为“六书”学奠定了基础。此书在探索文字的结构方面有所创新，而且其提出的文字学理论也有价值，但是书中的疏失也非常明显。首先，对“六书”中“转注”的界定，显得含混。其次，他于每“书”下划分的各个小类，数量繁杂，类别重复，往往就事立名，令人疑惑不解。最后，对一些字的具体归属，也与《说文解字》“六书”相冲突，如“象形类”中有“屾、磊、目目、吅、从、比、北、、蟲、刃”,“指事类”中有“及、公、引、庸、歬（前）”。
不过，“六书”学在郑樵之后的南宋时代尚未产生多大影响，甚至没有响应之作。这一状况一直到了元代才有较大的改观，元代学者对“六书”学的兴趣大大超越宋代，出现了数量较多的讨论“六书”的著作。
北宋中叶以后出现的古文字研究热，在南宋时代也有进一步的延续与发展，尤其是对隶体文字的研究在南宋一代更是成就显著。
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20卷，是这一时期研究古文字最具成就的著述。该书收集自夏至汉代的458件古物上所载的文字，一一为之音释。与北宋时代的这类著述不同的是，它不再讨论器物的形制，而专门诠释所载的文字，已经是纯粹的文字学书，《四库全书》将它归入字书一类，并称赞它“笺释名义，考释尤精”,“颇有订讹刊误之功”。[64]
在南宋一代，郑樵的《石鼓文考》、施宿的《石鼓音》、杨文昺的《周秦刻石释音》等，都是研究古文字的著述，然而其影响都不及薛尚功《法帖》。
汉代以来的隶书，是古文字与今文字的分界，是中国文字学发展的关键。讨论隶书的形体演变也引起了这一时代学者的关注。他们以汉魏以来碑刻所载隶体文字作为研究对象，撰写了多种专书。其代表作者有洪适、娄机、李从周等。
洪适是南宋初名臣洪皓的儿子，其兄弟三人（另二人为洪遵、洪迈）都以博学多才闻名于时。洪适所著《隶释》27卷、《隶续》21卷、《隶缵》《隶韵》，后两种今已不存。《隶释》前19卷收集汉魏隶书碑刻189种，后8卷附录《水经注》中的汉魏碑刻以及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等书中的汉魏碑刻部分。每种碑文按楷体写定，然后进行考释，对汉隶文字的考定主要集中在讨论笔画的变更及用字的假借上。《隶释》编成后，陆续又有新的碑刻发现，洪适搜集整理撰成了《隶续》。这两部书对研究汉隶源流具有重要价值。
娄机所著《汉隶字原》6卷，收集汉人碑目，记录其年月、地点、书人姓名。以楷体标目，将隶书文字排比于下，隶书与楷体的异同，也随字附注。此书除诠释汉隶文字外，还兼有载录汉碑在宋代的存佚之功。另外，全书按《礼部韵略》韵编排，易于检索。
李从周是蜀地临邛（今四川邛崃）人，曾从魏了翁问学，他撰有《字通》1卷。其书大旨依据《说文解字》来校隶书偏旁，以阐明隶书源流。其缺点在拘于《说文解字》所载，对不见于《说文解字》的后起字，统统斥之为非，未免泥古。
南宋人的这一类著作还有：刘球《隶韵》10卷，马居易《汉隶分韵》7卷，杨师复《汉隶释文》2卷，宇文绍奕《原隶》等，数量不少。
修辞学在我国的发展可以说是源远流长，早在《周易·乾·文言》中就有“修辞立其诚”的记载，其后的经学家、作家往往以此为标尺，作为指导文章创作的规范，修辞学经常作为诗文评论的内容而加以收录。至宋代，各种诗话、文集、笔记中对修辞问题的讨论可以说比比皆是，然而它们都未能成为修辞学专著。作为全面论述修辞原则的首部专书，则当推南宋人陈骙的《文则》。该书取《周易》《尚书》《诗经》《春秋左传》《尔雅》《考工记》等儒学经籍文法为例，专门讨论文章修辞。极力推崇古人行文自然的法则，“古人之文发于自然，其协也自然；后世之文出于有意，其协也亦有意”；主张文字贵简，“事以简为上，言以简为当。言以载事，文以著言，则文贵其简也，文简而理周，斯得其简也”[65]，均不失为中的之论。书中分析各类修辞辞格，有对偶、倒言、援引、交错、取喻（比喻）、长短句式、助辞、疑辞、析字、省略等名目，均与现代修辞格相近。此书受到后代诸多学者的推崇，认为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讨论修辞的专著，具有极重要的开创之功。
六 元代时期：两宋小学的延续与发展
蒙古部族凭借强悍的金戈铁骑，东征西讨，消灭金、南宋，横扫欧亚大陆，建立了统一强盛的大元帝国。蒙古部族原本是一个文明程度很低的游牧民族，在建立元帝国及以后时期，蒙古统治者任用一批金、南宋的汉族儒生（也包括一些宗教人士），在他们的影响下，统治者很快吸收了先进的汉文化，不仅加速了本民族文明的进程，同时也推进了中国传统文化在新的历史时代的发展。其间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创造了蒙古文字——八思巴文字，并将它作为国书在全国范围推行。[66]
有元一代的小学基本上是宋代小学的延续，尤其是与南宋学术关系显得格外紧密，同时又与元代的政治、文化大背景相适应，也呈现出一些开拓创新之处，具有一些独到的时代特色。
传统意义上的训诂学，在元代丝毫没有复苏的迹象，这与元代理学家继承南宋理学传统（一些人甚至比宋代学者走得更远），轻视训诂之学的偏见密切相关。在书目文献中记载的有关《尔雅》类的著述只有危素的《尔雅略义》19卷和胡炳文的《尔雅韵文》。二书均已不存。仅从书名来看，它们可能是对《尔雅》注释的简化或编排方式的变更，其价值应该不会超过宋人著述。
在这一时期，蒙古贵族作为入主中原的异族统治者，为推行“国语”，沟通民族语与汉语的差异，由官方出面进行了一些弥补，于是应运而产生了一批汉语、蒙语或其他语言文字的对译之著，其中既有训诂一类的著述，也有音韵文字一类的著述。
在这里，我们首先要谈到何为“国语”的问题。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早在南北朝时期，那时也是少数民族统治者入主中原，给中原地域的汉民族文化带来了不小的异动，表现在语言文字上就是汉语与非汉族语言的差异，给文化交流带来了障碍。也是为了填补语言的鸿沟，官方规定了所谓“国语”。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后魏初定中原，军容号令皆以夷语，后染华俗，多不能通，故录其本言，相传教习，谓之‘国语’。”[67]这是正史中首次对所谓的“国语”的正式记载。在《隋书·经籍志》中，我们还发现了《国语》《鲜卑语》《国语名物》《国语真歌》《国语杂文》《周武帝鲜卑号令》一类的两种语文文字对译的著作。
宋代也有一些两种语文对译的小学著作，如刘温润的《羌尔雅》、无名氏的《蕃尔雅》、西夏人骨勒茂才的《蕃汉合时掌中珠》等，这是汉语与藏羌、西夏语文字相对译的著述。
元初修《宋》《辽》《金》三史，由朝廷组织官吏编修，由当时任宰相之职的脱脱领衔撰修。脱脱等人以《辽史》《金史》中涉及职官、称谓、民物、风俗多用契丹、女真语，后人阅读诸多不便，遂于卷末附录各史中的一些词语加以解释，编著了《辽国语解》《金国语解》两种专门著作。
《辽国语解》一书以原编《辽史》次第为序，对原书所涉及的名物称谓予以注音、释义，是一种汉字记录的契丹词语汇录。《金国语解》与前篇相似，以义归类，分为官称、人事、物象、物类、姓氏五类，分别诠释其语义，是一种以汉字记录的女真词语汇录。这两种文献对于解读史籍中出现的非汉语词汇颇有裨益。
元代人撰著的汉、蒙语的对译著作，还有佚名《蒙古译语》、张大卿《国语类记》、王伯达《皇朝字语观澜纲目》等。
《蒙古译语》辑录自《永乐大典》。《四库全书总目》称：“《蒙古译语》一卷，不著撰人名氏。前有自序称‘言语不通，非译者无以达其志。今详定《译语》一卷，好事者熟之，则问答之间，随叩随应，而无鲠喉之患’云云。似乎元代南人所记。然其书分门编辑，简略殊甚。对音尤似是而非，殊无足取。”[68]
张大卿《国语类记》、王伯达《皇朝字语观澜纲目》二书，现在均已不存，其内容也仅能从当时人所撰序文中略窥一斑。元马祖常《国语类记序》称：“我国家造蒙古书，因天地自然之数，以成一代之书。……太仆经历持广平张大卿所著《国语类记》若干卷，求请曰：‘是书实古转注之义为多，切讲此有年矣。大卿乃能缀缉本末成一家言。凡国语之引物连类、假借旁通者，班班具焉。' ……大卿之为是书，后世稽古者实有考焉。”[69]元赵孟頫《皇朝字语观澜纲目序》亦云：“盖译语皆有声而无文，虽欲传，其可得乎？圣朝混一区宇，乃始造为一代之书，以文寄声，以声成字，于以道达译语，无所不通，盖前代之所未有也。古婺王伯达深解其义，编集是书，曲尽微妙，其亦善言之良师也。”[70]据二书的序文来看，它们都是蒙古、汉语文对译之作。
在音韵学著述方面，元代人也较为注意考究蒙古语与汉语语音的对读，在这一时代先后有《蒙古字韵》《蒙古韵类》等著述问世。
《蒙古字韵》2卷，为现存最早的一部以蒙古八思巴字与汉字对读的音韵书，其撰人已不可考知，元至大元年（1308）朱宗文校订刊板颁行。[71]此书分为十五大韵（每韵下再按平上去入四声排列），它们分别是：一东、二庚、三阳、四支、五鱼、六佳、七真、八寒、九先、十萧、十一尤、十二覃、十三侵、十四歌、十五麻。每一韵所载各字，上面记八思巴字，下面注汉字读音。共收录856字，全书总收字约9500（因现存书有残缺，此据杨耐思统计）。经现代学者对该书的研究，发现此书的分韵原则大致与《古今韵会》《七音略》基本相同。声母也分为三十五，与传统三十六字母大略相同，也与后来的《古今韵会》相合。
李宏道所撰《蒙古韵类》一书今已不存。宋末元初人王义山尝作《李宏道编蒙古韵类序》，称其书分韵“上平声为门廿八，下平声为门廿九，上声为门五十五，去、入两声为门共九十有四。以古韵求之，则特十五门而止，四声可全用者，三声二声可通用者，一声独用者，皆出于中”，又称“宏道教人以《韵编》，更自司马公切韵法始”。[72]据王序所述，此书似为仿韵图形式，按声韵编排的蒙古语著作。所列声母32、韵类206，也与南宋时代诸等韵著述声系相当。
等韵学在元代也有较好的发展，元代有新的韵图问世，元人刘鉴的《经史正音切韵指南》（以下简称《指南》）就是其中之一。刘鉴在其自序中称“仆于暇日，因其旧制，次成十六通摄。作检韵之法，析繁补隙，详分门类，并私述玄关六段，总括诸门，尽其蕴奥，名之曰《经史正音切韵指南》”[73]。刘氏所说的“十六通摄”，依次为“通、江、止、遇、蟹、臻、山、效、果、假、宕、曾、梗、流、深、咸”。与南宋等韵图《四声等子》相比较，有了一些明显的变化，除了假摄仍附于果摄以外，原来附于宕摄的江摄、附于曾摄的梗摄、附于咸摄的深摄，都独立了出来，可见《指南》的分韵更为细密。在声调上，《指南》以入声与阴声、阳声相配，更是模糊了入声的界限。
刘鉴自序中又说，《指南》一书，“与韩氏《五音集韵》互为体用。诸韵字音，皆由此韵而出也”[74]，也就是说其声韵体系是依据韩道昭的《五音集韵》而建立的。《五音集韵》成书于金代，而到《指南》的问世又经历了一百余年时间，在这期间，汉语语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指南》记录的语音，也不可能完全代表当时的语音实际，这表现出《指南》的守旧性质。在反映元代实际语音的方面显然与《中原音韵》不可同日而语。
在论及元代音韵学著述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提及周德清的《中原音韵》一书，这是一部具有创新意义的重要音韵学著述。周德清，江西高安（今江西高安市）人。他是一个戏曲作家，又精通音律，他根据当时的戏剧作家如关汉卿、马致远等人戏曲作品的实际押韵字编撰成了《中原音韵》2卷。这部韵书初稿成于元泰定元年（1324），曾经以抄本的形式流传于外。直至元统元年（1333），才加以修改，书写为定本，正式刻印出来。
《中原音韵》具有别的正统韵书所没有的独创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其分韵为19部，包括了东钟、江阳、支思、齐微、鱼模、皆来、真文、寒山、桓欢、先天、萧豪、歌戈、家麻、车遮、庚青、尤侯、侵寻、监咸、廉纤。与《广韵》系统的韵书相比较其总数大大减少了，而且韵类的归并更接近于现代语音，比如“支思”与“齐微”韵的分立，“车遮”韵从“歌戈”韵中分列出来即是。其次是没有了入声韵类，入声分别派入了平、上、去三声。再次，是在平声中又分为阴平、阳平二类。《中原音韵》反映的音韵格局与《广韵》旧有的声韵系统可谓判为两途，其音系反映了13世纪以来北方话语音的实际。从汉语音韵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它不仅是元代音韵学的一大开创，同时堪称汉语语音史上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
与《中原音韵》相同性质的韵书，还有元卓从之的《中州乐府音韵类编》1卷。在韵部的划分与音韵结构方面，该书都与《中原音韵》极为接近，显示出二者之间的继承性。不过，《音韵类编》的平声声调除了阴平、阳平之外，还多出了“阴阳”一类，“阴阳”一类既可与阴声相配，也可与阳声相配。这与现在通行的《中原音韵》略有不同。之所以会出现这一异同，现代学者发现周德清曾自称在《中原音韵》刊定之前，还有一种初稿墨本流传于世，而墨本的平声也正是分为阴、阳、阴阳三类的，于是猜测《音韵类编》可能正是以周氏墨本作为蓝本加以修改删削而成的。[75]
南宋初，郑樵倡导“六书”学，开创了对汉字字形结构分析的新途径，然而在南宋时代，对“六书”学的研究却未能引起时人的关注，只是到了元代，旧话重提，出现了诸多较有影响的研究性的著述。
戴侗的《六书故》36卷，是以“六书”原则阐述文字字义、源流演变的著述。该书完全不用《说文解字》原来部首，而是按数、天文、地理、人、动物、植物、工事、杂、疑九类分部，其中前七类为具体物象，不能收入前七类的归入杂部，形体有疑者则入疑部。每部之内，按指事、象形、会意、转注、谐声、假借次第排列。戴侗以为小篆有形变之讹，令后人难以知晓制字本意，故一改《说文解字》以小篆为字头的做法，以钟鼎文字为字头，而钟鼎文字却非在在而有，于是又不得不以小篆补充；说解文字也不用通行文字，而以小篆补写。这一自乱其例的做法招致了后世学者的指斥。
周伯琦的《说文字原》1卷、《六书正讹》5卷。这两种著述是元代有关“六书”学研究的重要著述。《说文字原》一书取《说文解字》原部目用字重新编排，共分十二部，使之以类相从，以明辗转孳生之义，对许慎《说文解字》原书的标目有所增、删、改。《六书正讹》选取《说文解字》的2000多字，按《礼部韵略》四声编排，使之以声韵相从，并罗列该字的假借、别体、俗体、讹体，对之进行分析辨别，故有“正讹”一名。对这两种著作，清人评论说“大抵伯琦此二书，推衍《说文》者半，参以己见者亦半，瑕瑜互见，通蔽相仿”[76]。
戴侗、周伯琦对六书“转注”的认识，在历来的文字学研究著述中独树一帜，他们认为“转注”并非如许慎所说的“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而是转变字形笔势所致，这就彻底颠覆了“转注”的概念。其后舒天民在《六艺纲目》中更是称转注为“转形互用，有倒有仄，有反有背，凡四类也，考老者非”[77]，进一步演绎了两家的说解。尽管后世的学者大多不赞同他们的说法，但对其学术上的疑古精神也不完全否定，现代一些学者也从他们的说法中得到启示[78]。
杨桓撰有《六书统》20卷、《六书溯源》12卷。《六书统》的大旨是以“六书”统会所有字，故名曰“统”。杨桓认为小篆形体有讹变，因此要以钟鼎、古（籀）文证其讹，并据这些文字来分析字体结构。他将文字结构分为若干门目，与《说文解字》的“六书”大相径庭，纷繁扰乱，不可究诘，故招致四库馆臣的严厉指斥，称为：“以六书论之，其书本不足取，惟是变乱古文，始于戴侗，而成于桓，侗则小有出入，桓乃至于横决而不顾。后来魏校诸人随心造字，其弊实滥觞于此。”[79]《六书溯源》的性质与前一书略有不同，专门收取《说文解字》未载录或附见于重文的文字，按“六书”原则加以讨论，其体例与《六书统》大致相同，只是对形声、转注门目略有合并而已。四库馆臣对此也指斥甚至批评说：“《六书统》所载古文，自凭胸臆，增损改易，其字已多不足信。至于此书，皆《说文》不载之字，本无篆体，乃因后世增益之讹文，为之推原作篆。……桓好讲六书，而不能深通其意，所说皆妄生穿凿，不足为凭。其论指事、转注，尤为乖异。大抵从会意、形声之内，以己见强为分别。”[80]
元代其他讨论“六书”的著述，还有许谦《假借论》，倪镗《六书类释》30卷，吴正道《六书近正》《六书原》，杜本《六书通释》10卷。只不过这些书已经佚亡，其内容不可详知。
如前节所述，宋人张有的《复古编》是一种讨论文字形体变异的专门著述，用以辨析正字、俗体。在元代摹仿张书体例的著述也层出不穷，像泰不华《重类复古编》10卷，曹本《续复古编》4卷，吴均《增修复古编》4卷，戚崇僧《后复古编》1卷，无一不是增补续修之作，甚至连书名都不避重复。
古人在长期的语言实践中已经逐渐认识到虚词在句子中的语法作用，尽管此前尚没有专门的著述问世，但在汉唐宋人的一些著述中已经多见零散的记载，尤其是宋代人的笔记、文话、诗话一类著述，从中可以找到非常精彩的论述，像欧阳修《归田录》讨论“打”字的用法，陈骙《文则》讨论句子的省略、倒置，一直是语法学家津津乐道的典范例证。这种没有语法专著的状况到元代才有所突破，元卢以纬在元泰定元年（1324）撰写成《助语辞》一书。此书乃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论述虚词的专著，因而具有开创性意义。全书共收列虚词或与之有关的短语136个，汇聚为68组，分组释义，连类而及，对所收虚词的语法意义与语法作用进行综合讨论，并对句子与句子间的语义结构有所阐发。虽然作者的见解未必完全正确，所采用的方法也有粗疏之处，但是其筚路蓝缕之功却不可磨灭，在中国语法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刘鉴也撰有《经史动静字音》一书，涉及一些语法问题的探讨。本书亦是讨论经史文献中词语音读变化所引起语义、词性变化的著作，选择206个字（词）予以辨析，以当时读书音的本读、本义为静字，以其派生音、义为动字，区别“动静字音”，其语法差异也蕴含其中。[81]
元代王构撰著的《修辞鉴衡》2卷，是以“修辞”标目的修辞学专著，仅从书名来看，即可表明作者对“修辞”的自觉认识。该书继宋人陈骙的《文则》的撰著宗旨，专门讨论诗、文创作修辞为内容。全书采用述而不作的方式，摘录宋人诗话、文话、笔记、说部、文集等文献中的精彩片断，依类编纂，并标明出处。虽然作者在书中并无直接论说，然而其见解却表现在对条目的选择及标目上，读者从中可以体会作者诗文创作、批评鉴赏的原则。四库馆臣称赞其书“所录虽多习见之语，而去取颇为精核……亦颇足以资考证，较《诗话总龟》之类浩博而伤猥杂者，实为胜之，固谈艺家之指南矣”[82]。历代学者大都极重视其价值，视其为中国传统修辞学重要之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