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廉”德思想的产生及早期发展

“廉”作为一种伦理道德观念，起源于何时尚有争论。人们大多认为“廉”范畴开始出现于西周初年，其主要依据为《周礼·天官冢宰》中关于“六廉”之说的材料。有学者认为，“早在西周时期，著名政治家周公旦便大声疾呼，要以廉政、廉法‘弊群臣之治’。可以说，‘以廉为本’的廉政思想在中国已经发展了3000多年”[8]。也有学者认为，《周礼》成书较晚，是战国时期的作品。周公并不是“以廉为本”的倡导者，“廉”应该是春秋战国之际的产物。[9]还有学者依据《尚书·皋陶谟》中“九德”之说有关于“简而廉”的材料，坚持认为“廉”范畴最早萌芽于原始社会末期。[10]不难看出，在“廉”德起源问题上之所以形成不同的说法，主要是因为基于不同时期的材料而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所致。

一 “廉”德意识的产生

要对“廉”的起源问题进行考察，应把“廉”意识的产生与有正式的文献记载区别开来。文字是殷商时代以后才出现的，而“廉”范畴作为一种思想意识与实践活动，在文字出现以前即已经萌芽了。

“廉”是“贪”的对立面。自从贪贿现象出现以后，人们在不断认识和反思贪贿危害的同时，“廉”的意识便随之而萌发。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极低，人们过着共同劳动、财产公有、社会产品平均分配，没有阶级与剥削的“原始共产主义”生活。《礼记·礼运》中就对原始社会作了如此描绘：“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11]

原始社会后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在农业革命发生以后，社会产品出现了剩余，为私有制的产生创造了条件。此时，有些氏族首领利用手中掌握的对公共财产的管理权和分配权，或借对外进行产品交换之机，把原本属于集体的财富据为己有。私有制的出现导致了贪贿现象开始滋生蔓延，与之相伴而行的就是清廉意识的萌芽。《尚书·舜典》中有：“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12]舜作“五刑”，其中包括“鞭作官刑”。清代学者孙星衍将其释为“在官有禄者，过则加之鞭笞”。也就是说，居官食禄之人，如果犯了过错，就要受鞭笞之刑，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舜帝的惩贪倡廉思想意识。

原始民主制下选举产生的氏族和部落首领，多是德行高尚之人，堪称社会的道德楷模。他们没有什么特权，管理社会主要是依靠道德的力量。恩格斯就说：“酋长在氏族内部的权力，是父亲般的、纯粹道义性质的。”[13]他们都有着相当强烈的“为民父母”的原始公仆意识，不仅虚心听取民众建议，而且还用“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尚书·舜典》），“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尚书·大禹谟》）等“铭言”“戒言”来律己诲人。《淮南子》中有：“《尧戒》曰：‘战战栗栗，日慎一日。人莫踬于山，而踬于蛭。’”（《淮南子·人间训》卷十八）贾谊说：“大禹曰：‘民无食也，则我弗能使也；功成而不利于民，我弗能劝也。’”（《新书·修正上》）可以说，这些“戒言”既是中国“廉”范畴萌芽的重要标志，也是孕育后世“廉德”思想的最初胚胎。

如果说私有制触动了人类的贪欲，那么国家的建立则为贪贿的滋生蔓延打开了方便之门。在氏族制度进一步瓦解的基础上，中国在公元前21世纪产生了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马克思认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建立的重要标志就是建立了政府机构，设置了掌管公共权力的官吏，组建了军队、法庭、监狱等暴力机关。氏族部落时期的贵族和首领逐渐转变成国家时期的管理者——各级官吏。随着国家的发展，官吏阶层人员数量不断增多，手中握有的权力越来越大。孟德斯鸠认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论法的精神》）。英国历史学家约翰·阿克顿也说，“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自由与权力》）。在制度和监督并不完善的情况下，手握很大权力的各级官吏极易发生贪腐。《左传·襄公四年》中记载[后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太康失国，就是因统治者骄奢贪逸所致。夏王仲康是一位英明的君王，他认识到“天吏逸德，烈于猛火”（《尚书·胤征》）。所以，当有专门负责观察天象的羲和后人“沈乱于酒，畔官离次，俶扰天纪，遐弃厥司”（《尚书·胤征》）时，他便依先王律令而诛杀之。此外，面对社会上的贪腐，夏朝时期也出现了惩贪的法律，《夏书》中就记载了“昏、墨、贼、杀”等惩办违法官吏的严厉刑罚。春秋时期晋国大夫叔向释之曰“已恶而掠美为昏，贪以败官为墨，杀人不忌为贼”。（《左传·昭公十四年》）

夏朝最后一个国王桀非常残暴。《史记·夏本纪》说“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兴起于东方的商族，首领汤却“夙兴夜寐，以致聪明。轻赋薄敛，以宽民氓。布德施惠，以振困穷。吊死问疾，以养孤孀。百姓亲附，政令流行”（《淮南子·修务训》）。夏桀无道，成汤有德。“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尚书·汤誓》）经汤武革命，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王朝——商朝。

商朝的统治者们出于维护阶级利益的目的，提出了爱民、重德、慎罚的政治伦理思想。他们深刻地认识到，民心向背是关乎国祚存续的关键，应该重民爱民。商汤提出了“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的思想，告诫诸侯“毋不有功于民，勤力乃事”（《尚书·汤诰》）。也就是说，官吏应该为民建功，勤勉做事。商王盘庚将都城从奄迁到殷以后，针对有些官吏存在着不守旧制，傲慢、贪图安逸的情况，他训诫要“克黜乃心，施实德于民”（《尚书·盘庚上》）。为官者应该去掉私心，把实实在在的好处给予百姓。可以说，商朝统治者们的重民爱民思想，既是对虞夏以来重民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基于对现实社会中民众力量的深刻认识。

前朝“桀不务德”而导致的亡国之痛，时刻警醒着商朝的统治者们。他们对天命由完全信任到逐渐产生怀疑。天命的长短并非完全是由上帝所决定的，很大程度上是看为政者是否有德行，是否以德为政。《尚书·仲虺之诰》中赞美成汤：“不迩声色，不殖货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赏。用人惟己，改过不吝。克宽克仁，彰信兆民。”[14]《尚书·太甲下》中说“德惟治，否德乱。与治同道，罔不兴；与乱同事，罔不亡”。伊尹告诫太甲，要实现天下太平必须实行德政。此外，在《尚书·咸有一德》中也说：“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归于一德。”[15]意思是说，“并不是上天偏爱我们殷商，只是它扶助道德纯一的人；不是殷商招来百姓，只是百姓归附道德纯一之人”。

为了确保官吏的清廉为政，殷商的统治者们还注重运用法律手段加以规制。《尚书·伊训》中记载了商汤“制官刑，儆于有位”的情况。[商汤]曰：“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敢有殉于货色，恒于游畋，时谓淫风。敢有侮圣言，逆忠直，远耆德，比顽童，时谓乱风。惟兹三风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邦君有一于身，国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训于蒙士。”[16]也就是说，商汤制定惩治官吏的刑罚，警诫百官并指出了三种风俗十种过错的严重危害。商王盘庚迁殷后，又对大臣们说：“汝无侮老成人，无弱孤有幼。各长于厥居。勉出乃力，听予一人之作猷。无有远迩，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众；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罚。凡尔众，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后日，各恭尔事，齐乃位，度乃口。罚及尔身，弗可悔。”[17]意思是说，在位为官者不要轻视成年人，不要看不起年少的人，对作恶者用刑罚惩处，对行善的人进行表彰赏赐。从今往后，要做好分内之事，尽职守则；否则，妖言惑众就会受到严惩。殷商时期，人们虽然对“廉”范畴的认知缺乏系统，但它毕竟处在自上古向迄周代的重要过渡中，为周代乃至更久远时期的廉德思想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 廉德思想的早期发展

商朝末年，纣王无道，搜刮无度，“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矩桥之粟”（《史记·殷本纪》）。夏末桀亡的历史悲剧再次上演。牧野倒戈，武王克商，江山易主。《诗经·荡》篇就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从历史发展演进中，周人逐渐认识到“惟命不于常”（《尚书·康诰》），上天所赐予的大命不是固定不变的。对于这种社会意识，《诗经·文王》篇中将其更为简洁地概括为“天命靡常”。

面对“靡常”的天命，如何才能不让其再继续转移，永远普照周原大地，始终眷顾周人子孙呢？周人逐渐感悟到，避免天命转移的关键就在于“敬德”“保民”。《尚书·蔡仲之命》中说“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上天不刻意去亲近谁，只是辅佑贤德之人。“德”在周人那里是一个重要的综合概念，包括了个人修养、行政、政策等多方面内涵。可以说，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可以包含在周人所强调的“德”中。召公告诫周成王说，夏商灭亡是因“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尚书·召诰》），周朝的先王们“亦既用明德”，才会出现周代商兴。所以，“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尚书·召诰》）。王要认真做事，不可以不认真行德。只有根据“德”来行事，才能求得天命的长久。统治者们如何才能做到“敬德”呢？具体来说，统治者在施政过程中要努力做到“宜民宜人”，也就是“保民”。在《尚书·康诰》中，周公反复告诫康叔要“用保乂民”“用康保民”。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保，养也。”周公对康叔曾训诫道：“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18]保民即养民。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只有“保民”，才能“王天下”。可以说，“敬德”与“保民”是紧密联系、相辅相成的。“敬德”是“保民”的基础，“保民”是“敬德”的目的之一。[19]“敬德保民”是周朝统治者们廉德思想的基本内核，是治国理念中由神治到德治的重大转折。

“民无常心，惟惠怀之。”要实现保民、养民之目标，有赖于统治者实行“宜民宜人”的具体措施，即应该做到“慎罚”“任贤”和“勤政”。

罚与德是相对的一组概念，都是治理国家所使用的重要手段。在治国理政中，德是根本，罚是补充。鉴于殷商滥用刑罚而招致民怨民叛的深刻教训，周代统治者们提出了“慎罚”思想。

一方面，要依据“常典”“正刑”来用刑。法律是由上古先民的习惯、习俗演变而来的。在成文法出现以前，法律主要是以习惯法的形式存在着。这样一来，法律的解释带有了很大的随意性，其弊病不言而喻。慎罚，首先实现的就是法律的制度化、规范化。西周初年出现了“洪范九畴”，也就是治理国家必须遵循的九条大法。穆王时期，吕侯为相，又作《吕刑》，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较为系统的法律著作。《吕刑》中说：“两造具备，师听五辞。五辞简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简，正于五罚；五罚不服，正于五过。”[20]这清楚地说明了案件的审判程序。法官先审查五刑的条文，如果罪行可信且符合五刑的条文，就用五刑来惩罚；若不符合，就用五罚来惩治；若五罚惩治而不可从，就用五过来惩治。此外，《周礼·秋官》中还提到了“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一曰辞听，二曰色听，三曰气听，四曰耳听，五曰目听”。“辞听”就是听当事人陈述是否有条理，“色听”就是观察当事人的表情是否紧张，“气听”就是听当事人陈述时的呼吸是否平缓，“耳听”就是观察当事人的听觉反应是否正常，“目听”就是观察当事人的眼睛是否直视。这充分体现了用刑的谨慎性、程序性和公正性。

另一方面，以善用刑，以德施刑。要依据违法犯罪者的动机量刑。《尚书·康诰》中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终自作不典；式尔，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杀。乃有大罪，非终，乃惟眚灾：适尔，既道极厥辜，时乃不可杀。”[21]意思是说，一个人尽管犯了小罪，但是有意而为且不肯悔改，这样的人必须杀掉；相反，一个人即使犯了大罪，但非故意为之且已经悔改，这样的人便可从轻处罚。要多用些时间审理案件，切勿匆忙判决。《尚书·康诰》中说“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时，丕蔽要囚”。意思是说，对于监禁犯人的事情，必须认真考虑五六天，十天时间甚至更长时间再断定它，以免出现差错。

任人是否得当关乎“敬德慎罚”的施政原则能否顺利实现。《尚书·君奭》中周公对召公说：“成汤既受命，时则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时则有若保衡。在太戊，时则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时则有若巫贤。在武丁，时则有若甘盘。率惟兹有陈，保乂有殷，故殷礼陟配天，多历年所。”[22]成汤建商靠伊尹辅佐，太甲有保衡，太戊有伊陟、臣扈，祖乙有巫贤，武丁有甘盘相助。商代延续许多代，得益于贤人的辅助。周公从历史发展中总结出“爽邦由哲”的道理。也就是说，要实现国家的清正廉明，必须任用贤明之人。《史记·鲁周公世家》中就生动描述了周公求贤若渴之状：“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23]为此，周公还在《逸周书·官人》篇中提出了以“观诚”“考言”“视声”“观色”“观隐”“揆德”为内容的“观人六征法”。难能可贵的是，周公在“观人六征”中首次提出把“廉”作为遴选官吏的重要内容。比如，“其壮者，观其廉洁务行而胜私”，“省其交友，观其任廉”，“临之以利，以观其不贪”，“有隐于廉勇者”，“廉洁而不戾”等。可以说，周公对为官当廉的论述尽管并不完备，但毕竟对后世廉洁为政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治国安邦尤需执政者勤于政事。商朝末年，统治者“惟荒腆于酒”，酿成亡国惨剧。以殷为鉴，周朝的统治者们“小心翼翼”，“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在政务上不敢有丝毫懈怠。周公在《尚书·无逸》篇中就反复劝诫统治者说“君子所，其无逸”，不要贪图安逸，应该勤勉工作，要了解百姓疾苦，要知稼穑之艰难；反对那些“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的做法。此外，为了督促为政者能够勤勉为政，还要辅之以考核。《周礼·天官》中就说：“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24]善、能、敬、正、法、辨六个方面就是对官吏进行考核的基本内容，如果官吏能够做到这六个方面，那便可称为“廉吏”；那样的行政便可称为“廉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