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彼得·阿克罗伊德（Peter Ackroyd，1949— ）是英国当代文坛最独特和最多产的作家之一，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已发表50多部作品，包括诗歌、传记和小说，另有140多篇书评、影视评论、散文、演讲和杂文等散见期刊和报端。目前，国内外学界对其重视与日俱增，传记和小说的获奖[1]为他赢得“当代最有才华的传记作家之一”[2]和“历史小说大师”的称号，并被授予英国高级勋位，因此，作家阿普尔亚德（Brian Appleyard）预言：“在同代作家中，阿克罗伊德是最有望被人们阅读上百年的少数英国当代作家之一。”[3]

阿克罗伊德笔耕不辍，对他来说，写作已经从职业和爱好渐渐变成激情和必需。他的博学和广泛兴趣使他具有极强的吸纳力、创造力和超凡的想象力，因此，他的作品不仅丰富多样，而且形式迷人，内容厚重。阿克罗伊德自20世纪70年代便开始创作，最初钟情于诗歌。虽然早期的诗集未能产生深远影响，但成就了他独特的诗人气质，为他以后的传记和小说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使他的创作带上了一股神秘朦胧的诗味”[4]，也使得“在所有当代英国小说家中，只有阿克罗伊德揭示了伦敦所蕴藏的诗意”[5]。自20世纪80年代起，阿克罗伊德开始同时创作传记、小说和文学评论，成为一名当之无愧的全才作家。

除系统而多样的传记成就外，阿克罗伊德也“因其历史小说的独特性和系统性，在此领域成就斐然，引人瞩目”[6]。20世纪80年代，他连续发表5部小说，1982年第一部小说《伦敦大火》（The Great Fire of London，1982）问世，虽然这是他的处女作，但是已充分展现出作者娴熟的叙事技巧和大胆的想象力，其复杂的互文性叙事模式为他以后的小说奠定了基调和范式。随后，他又发表了《一个唯美主义者的遗言》（The Last Testament of Oscar Wilde，1983）。在该小说中，他通过采用“腹述语”（ventriloquism）和日记的形式让王尔德本人讲述自己人生最后的日子，在此，作者驾驭语言的才能和模仿能力可见一斑。第三部小说《霍克斯默》（Hawksmoor，1985）被《纽约时报》评论家称为“一部杰出的想象之作”[7]。接下来的一部小说是备受评论界关注的《查特顿》（Chatterton，1987）。这一时期最后一部小说是《第一束光》（First Light，1989）。虽然它与作者的其他小说不同，故事背景不是作者笔下恒定的背景伦敦，而是多塞特郡，但其主题和之前的小说一样与作者始终关注的“英国性”（Englishness）有关，且通过小说人物让作品依然与伦敦构成联系。跨入20世纪90年代，阿克罗伊德又发表了5部小说：《英国音乐》（English Music，1992）、《迪博士的房屋》（The House of Doctor Dee，1993）、《丹·莱诺和莱姆豪斯的魔鬼》（Dan Leno and the Limehouse Golem，1994）（又名《伊丽莎白·克莉的审判》The Trial of Elizabeth Cree，1995）、《弥尔顿在美国》（Milton in Americ，1996）和《柏拉图文稿》（The Plato Papers，1999）。21世纪初，阿克罗伊德的小说创作达到高峰，6部小说相继出版：《克拉肯威尔故事集》（The Clerkenwell Tales，2003）、《伦敦的兰姆一家》（The Lambs of London，2004）、《特洛伊的陷落》（The Fall of Troy，2006）、《维克多·弗兰肯斯坦个案》（The Casebook of Victor Frankenstein，2008）、《亚瑟王之死》（The Death of King Arthur，2010）和《三兄弟》（Three Brothers，2013）。

此外，阿克罗伊德还发表了两部重要文学批评专著《新文化笔记》（Notes for a New Culture，1976）和《阿尔比恩：英格兰想象的源头》（Albion：The Origins of the English Imagination，2002），彰显出其作为一名批评家的深厚学养和扎实的理论功底。《新文化笔记》是他之后所有作品的理论基础。例如，在该书再版前言中他写道：“如果有人愿意花时间阅读我以后创作的一系列作品——包括传记、小说和诗歌——我相信《新文化笔记》中所涉及或关注的问题将会在后来这些作品中以更加繁丽的形式呈现。”[8]他的其他众多评论文章主要收录于由托马斯·莱特（Thomas Wright）编著的《文集：杂志、评论、散文、短篇故事和演讲》（The Collection：Journalism，Reviews，Essays，Short Stories，Lectures，2001）。

陈众议先生曾说，尽管外国文学和文学理论正在或已然“转向”，但一些西方学者和作家一直执着于文学经典或传统方法，“他们并非不了解形形色色的当代文论，却大都采取有用取之，无用弃之的新老实用主义态度”[9]。尚必武教授认为：“无论是从叙事形式还是从创作主题上来看，英国小说在21世纪的发展都可以用‘交融中的创新’来形容。”[10]阿克罗伊德正是两位学者所说的执着于文学经典和传统方法，并能在经典与后经典叙事交融中创新的作家。他从不照搬传统的标准化叙事模式，而是能将现实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创作手法杂糅，将创作形式和创作主题有机关联，在叙事的迷宫中寻求创作灵感和最佳表达方式。

在国内，阿克罗伊德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引起学界重视，一些学者开始翻译阿克罗伊德的作品。1989年刘长缨、张筱强翻译出版了《艾略特传》，是国内第一部阿克罗伊德作品的译著。进入21世纪，更多译著相继出现，主要有余珺珉的《霍克斯默》（2002）、方柏林的《一个唯美主义者的遗言》（2004）、周继岚的《血祭之城》（2007）和《生命起源》（2007）、冷杉和杨立新的《古代埃及》（2007）、《古代罗马》（2007）、《死亡帝国》（2007）、冷杉和冷枞的《古代希腊》（2007）、暴永宁的《飞离地球》（2007）、郭俊和罗淑珍的《莎士比亚传》（2010）、包雨苗的《狄更斯传》（2015）、翁海贞等的《伦敦传》（2016），这些译著标志着阿克罗伊德已进入国内学者的研究视界。另有学者对阿克罗伊德部分作品及思想进行评述，这主要见于英国文学史编写中。瞿世镜的《当代英国小说》（1999）和阮炜的《20世纪英国文学史》（1999）都曾介绍了阿克罗伊德。王守仁先生与何宁教授编著的《20世纪英国文学史》（2006）将阿克罗伊德及其作品置于历史、社会、文化背景之中，就其文本进行深度解读，对阿克罗伊德的创作做出更全面评价。此外，有少数学者开始关注和评价阿克罗伊德的历史小说，并在重要期刊上发表相关文章，如曹莉和张浩分别在《外国文学评论》和《外国文学动态》上发表了《历史尚未终结——论当代英国历史小说的走向》（2005）和《彼得·阿克罗伊德的历史小说创作》（2010）。曹莉重点分析了《查特顿》的“元小说”特征，张浩简要介绍了阿克罗伊德5部历史小说的创作特点。2018年，学者金佳在《外国文学》上发表了文章《“孤岛”不孤——〈英国音乐〉中的共同体情怀》，从“尚古情怀”“天地情怀”和“后现代策略”三方面讨论了《英国音乐》重构英国传统的努力。

国外阿克罗伊德研究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他的《新文化笔记》一发表就在评论界引起热议。英国最早对此书的评论见于1976洛奇（David Lodge，1935— ）发表在《新政治家》的书评中，他对此书的抨击和指责引发其他学者争议。洛奇不仅抨击该书晦涩难懂，而且还指责阿克罗伊德“对文化历史的歪曲和过于简单化”[11]。与此相反，另一些评论家却对此书热情称赞，充分肯定阿克罗伊德对揭示艺术家之间的内在联系所做的努力。如彼得·康拉德（Peter Conrad）对本书的评价是，“思辨性强、严谨、有益，值得一读”[12]，并得到苏珊娜·奥涅加（Susana Onega）的认同，她说：“作为了解阿克罗伊德对英国文学传统独特感悟的理论阐述，这本书很值得阅读”[13]。

20世纪80年代，随着小说《伦敦大火》和《霍克斯默》的发表以及传记《艾略特传》的获奖，阿克罗伊德作为传记家和小说家的声誉逐渐提升，赢得评论界更多关注和称赞。《纽约时报》评论家葛罗斯（John Gross）在评价《艾略特传》时说：“这是在艾略特逝去约20年后第一次为他写传记的严肃尝试……总之，这本书获得引人注目的成就。”[14]美国当代文坛著名女作家乔伊斯·卡罗尔·欧茨（Joyce Carol Oates，1938— ）曾说：“《霍克斯默》是一部聪明睿智的幻想小说，可与阿克罗伊德备受赞誉的传记《艾略特传》相媲美。”[15]然而，直到20世纪90年代，研究阿克罗伊德的专著和博士论文才相继问世。奥涅加的《彼得·阿克罗伊德》（1998）是第一部研究阿克罗伊德作品的著作，系统评价了阿克罗伊德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出版的多数诗歌、传记、小说和非小说作品等，有助于全面了解阿克罗伊德。奥涅加的第二部专著《阿克罗伊德小说中的元小说和神话》（1999）涵盖了阿克罗伊德9部小说，揭示出这些小说中存在的张力：神话和“元小说”。相比第一部专著，作者对阿克罗伊德作品的研究更加深入，并且注意到作者在对伦敦历史的书写中所采用的神话元素。这一时期的博士论文如勒斯纳（Jeffrey Roessner）的《神秘历史：当代英国小说中的过去之谜》（1998）分析了阿克罗伊德如何在小说中将历史神秘化，反对将阿克罗伊德的小说视为“元小说”的观点，遗憾的是作者只分析了《英国音乐》。丹娜·乔伊·席勒（Dana Joy Shiller）的博士论文《新维多利亚小说：重塑维多利亚时代》（1995）探讨了阿克罗伊德如何以后现代视野审视19世纪历史，然而作者仅以《查特顿》和《英国音乐》为分析文本。另有其他博士论文从不同视角对阿克罗伊德的作品进行分析，如凯西·伊丽莎白·海曼森（Casie Elizabeth Hermansson）的《女权主义者的互文性和蓝胡子的故事》（1998）和杰弗里·威廉·洛德（Geoffrey William Lord）的《后现代主义与民族观差异：英美后现代主义小说比较》（1994），然而，这两篇论文都不是对阿克罗伊德的专项研究，选取的文本也较少。

21世纪初，涌现出更多专著和博士论文，拓宽了阿克罗伊德研究视野和维度。部分学者已开始关注阿克罗伊德作品中的“英国性”主题，如杰里米·吉普森（Jeremy Gibson）和朱利安·沃弗雷（Julian Wolfreys）合著的《彼得·阿克罗伊德：明晰而复杂的文本》（2000）较全面地研究了阿克罗伊德2001年以前出版的多数作品，涉及诗歌、小说和传记等。他们着重探讨阿克罗伊德作品中诸如文体学、叙事结构、模仿、记忆、时间性、个人和民族身份、伦敦等元素，对其他研究者有重要借鉴意义。亚历克斯·默里（Alex Murray）的著作《追忆伦敦：彼得·阿克罗伊德和伊恩·辛克莱（Iain Sinclair）作品中的文学与历史》将两位作家的作品置于自1979以来的伦敦文化、社会和政治背景之中进行分析，首次对阿克罗伊德和辛克莱的作品进行比较研究，探讨文学与城市、历史话语和历史学等议题，旨在引发人们对文学与历史之间关系的思考。同年出版的另一部研究阿克罗伊德的专著是巴里·刘易斯（Barry Lewis）的《回声：彼得·阿克罗伊德作品中的过去》（2007）。作者评论了阿克罗伊德在2007年之前发表的20多部作品，包括诗歌、散文、评论著作、传记和小说等，重点分析了阿克罗伊德如何书写过去，让过去的声音回荡在其作品中，其中涉及的一些问题如“英国性”（Englishness）、伦敦、文学传统等都是阿克罗伊德在作品中反复强调的主题，也是该研究旨在深入分析的问题。同时，这一时期的博士论文也开始从新的维度阐释阿克罗伊德的小说。布雷特·约瑟夫·格鲁比希奇（Brett Josef Grubisic）的《历史回归：历史小说、后现代主义文学和彼得·阿克罗伊德的小说》（2002）探讨了阿克罗伊德作品中的戏仿、喜剧性、历史书写和历史小说叙事等。亚历克斯·林克（Alex Link）的论文《当代城市哥特小说中的后现代空间性》（2003）分析了哥特文学中的空间和空间关系，《霍克斯默》是作者选取的分析文本之一。在劳拉·萨武（Laura Savu）的论文《追认的后现代主义者：20世纪后期叙事文学中的作家身份和文化修正主义》（2006）中，作者对《一个唯美主义者的遗言》和《查特顿》作出后现代解读，着重对两部作品的语言、作家身份、过去的再现等主题进行分析。然而，以上提到的专著都没有对作者如何通过不同叙事技巧表现“英国性”主题进行系统论述，也没有博士论文对作者的叙事艺术进行专项研究和系统分析。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发现：国内阿克罗伊德研究还处于起始阶段，到目前为止只有笔者在2018年出版的一部专著，期刊论文也相对较少。国外阿克罗伊德研究也还存在若干局限：（1）视角多元，但研究文本单一，多数研究都集中于阿克罗伊德的少数作品，缺乏整体把握和关于专门问题的系统分析。（2）现有研究多将阿克罗伊德与其他后现代作家一并分析，却对不同作家重新书写历史的根本区别有所忽略。（3）阿克罗伊德作品的后现代写作风格往往是研究者关注的焦点，而其对叙事艺术的开创性探讨却没有被引起足够重视。阿克罗伊德小说中的两个重要元素是“英国性”和“伦敦”。阿克罗伊德的作品虽然体裁多样，数量众多，却具有内在一致性，主要通过伦敦和“英国音乐”（English music）或“英国性”形成有机整体。他在《阿尔比恩：英格兰想象的源头》中写道：“英国性是英国文化，英国民族精神和民族身份的象征，丰富多样。杂糅是英国文学、音乐和绘画的形式和特点之一，这既体现出一种由众多不同元素构成的混杂语言，又体现出一种由许多不同种族构成的混杂文化。”[16]在1993年所做的一个题为《英国文学的英国性》的演讲中，阿克罗伊德通过梳理英国文学史揭示出，在文学创作方面“英国性”主要包括“异质性”（heterogeneity）、“改编”（adaptation）、“戏剧性”（theatricality）、“连续性”（continuity）和“尚古情怀”（antiquarianism）等。对阿克罗伊德而言，“英国性”既是精神的，也是物质的，随着历史的发展，它的内涵会不断拓展。他以英国文学为例解释道：

英国文学的“英国性”不只是指文学作品、过去的博物馆和封闭的等级秩序，英国人情感深处对异质性的青睐表明，“英国性”的范畴是包容广阔的。我试图描述一股巨大的力量，它是我们现在正写下的这些句子的生命和呼吸。我也试图梳理出源远流长的英国文学史。有人可能会认为这是约束，但对我来说，这是解放，就像长期待在异国他乡后要回家的感觉。这正如乡思，是一种归属的需要，是连续性的需要，是拥抱你来自的那个城市和街道的需要。但什么样的家能比我们的语言更强大、更持久呢？因此当我谈论关于英国文学的“英国性”时，我并不是指某种僵死的传统，而是指那些与我们息息相关的事物。[17]

阿克罗伊德在多部作品中强调，“英国性”不只涉及一些抽象的概念，因为它不是静态的、单一的、封闭的，而是动态的、多元的、开放的。因此，他在小说中既探讨“英国性”的美好传统，又揭露英国文化中的阴暗传统，显示出自觉的民族文化意识。

对于伦敦，阿克罗伊德曾解释说：“伦敦是我想象力的灵感源泉，它已成为我每部作品中的一个鲜活人物。我一直在间接地为它写史，写传。因此，我认为我现在所有的著作，包括传记和小说都是到我生命结束时才能完成的整部作品的其中一章而已”[18]。可见，伦敦是他小说中另一个重要元素和他进行创作的内在动力和原风景，然而，它不只是构成其作品的呆板背景，更是其作品的实质基础。美国汉学家蒲安迪曾说：

就像巴尔扎克笔下的巴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彼得堡、狄更斯笔下的伦敦、乔伊斯笔下的都柏林，这些独特形态的都市风情不仅是作品的呆板背景，更是作品的实质基础。中国小说也是如此，如《儒林外史》的南京、《红楼梦》的北京，这些大都市的繁茂花园与僻街陋巷，甚至《金瓶梅》的清河县——一个死水一潭的外省城市，它们都是这些小说所刻画的现实的主要组成部分——正如兴起较晚的激荡的邪恶之都上海，体现了晚清及民国时期多部小说的实质素料一样。[19]

这段话也适合评价阿克罗伊德的作品，伦敦既是他个人的生活空间，也是他小说的原风景和底色，承担着重要角色。正如刘易斯所说：“伦敦在阿克罗伊德的作品中从来不只是消极的背景，而是一种重要的在场和事件的决定因素。”[20]阿克罗伊德是典型的“伦敦小说家”和“伦敦幻想家”[21]，“伦敦是阿克罗伊德的缪斯，他处处彰显出是都市小说家之王”[22]。他曾说：“伦敦成就了我的事业，我最成功的著作都以伦敦为主题。”[23]哈伯曼认为：“最能表达‘英国性’的是地方”[24]，阿克罗伊德也认同这种观点，声言伦敦是他“想象的风景”，相信“传统在某种意义上是由地方传达的”[25]。他曾说：“我所说的‘地方影响论’的意思是，某些地区，某些街道，小巷和房屋会影响居住其中的人们的生活和性格。”[26]在他眼中，伦敦处处都有过去的印记，甚至一砖一瓦中都有可能隐含着永恒和传统，值得人们认真思考和精心维护。他还指出，这种“地方影响论”也适用于整个民族本身，“英国作家、艺术家和音乐家都会受到地方的影响，保留过去的传统会使一个地方变得神圣”[27]。

阿克罗伊德之所以将伦敦作为其故事的恒定风景是因为他相信，“从伦敦的点滴生活中可以发现整个宇宙”[28]。因此，伦敦不仅是他多数小说的创作风景，而且具有多重作用和角色：既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又是一种“隐喻”，还是一种“话语”；既像是一部美好而迷人的小说，又像是一座巨大的图书馆，所有的过去都同时在场，还像是一间巨大的回音室，充满历史的回声；同时，又像是一个巨大的考古公园，每一块石头、每一座建筑仿佛都在向人们讲述历史。阿克罗伊德曾把伦敦比作海绵，认为它可以吸收和保存历史。他甚至认为伦敦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例如，他在《伦敦传》中曾说：“伦敦是一具人体，这个形象奇特又卓绝……这是一具神秘的身体，……伦敦也被想象为年轻男子，伸展两臂作解放状。这个形象虽源自一尊罗马铜像，却充分展示了一座以磅礴的进取精神和自信永在开拓的城市”[29]。纵观其作品可以发现，阿克罗伊德对伦敦的历史书写是多元的，“复调的，因为他试图公正地对待所有的伦敦声音”[30]，这在他的小说中表现的最为突出。他将作品置于相同的背景中达到了两种美学效果：一方面，缩短了作品与读者之间的距离；另一方面，增强了作品内在的统一性，使所有作品成为伦敦书写的一部分。

广义而言，阿克罗伊德的小说都属于历史小说（historical novel），因为它们不仅引入了历史人物、历史地点和历史事件，而且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历史小说的特征。《不列颠百科全书》对历史小说的定义是：

试图以忠于历史事实（有时仅表面如此）和逼真的细节等手段来传述一个既往时代的精神、习俗及社会状况的小说。作品可以描写真实的历史人物，如R.格雷夫斯的《克劳狄乌斯一世》（1934），也允许以虚构人物和历史人物相混合，它还可以集中描绘一桩历史事件，如F.魏菲尔的《穆萨·达的四十天》（1934），生动地描绘了对一座亚美尼亚要塞的守卫。较常见的是，它试图对过去的社会作较为广泛的描述，以虚构人物的私生活从社会重大事件中所受的影响来反映这些重大事件。自从第一部历史小说，即司各特的《威弗利》（1814）问世以来，这类小说始终很受欢迎。[31]

历史小说的丰富内涵和外延引发众多学者对其进行定义。例如有学者指出，历史小说是“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进行想象性重构”[32]。乔治·卢卡奇认为：“在历史小说中，重要的不是对重大历史事件的重述，而是诗意地唤醒那些事件中的人物。”[33]日本作家菊池宽说，历史小说是“将历史上有名的事件或人物作为题材的那种小说”[34]。郁达夫认为：“现在所说的历史小说，是指由我们一般所承认的历史中取出题材来，以历史上著名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为骨干，再配以历史背景的一类小说而言。”[35]王守仁先生指出：“历史小说是指取材于历史的小说，……作为一种叙述文本，历史小说中历史与文学虚构共存。历史小说以历史为根据，表现历史人物和事件。另一方面，作家拥有合理‘想象’的权利，可以进行虚构。”[36]马振方先生认为：“它是以真实历史人事为骨干题材的拟实小说”[37]，“千差万别的小说形态实际只有两大类：现实性的拟实类和超现实的表意类。历史小说无论有多少虚构成分，也是以模拟历史现实的形态出现的，属前一类”[38]。总结以上不同定义可以发现：历史小说是指以反映历史人物和事件为核心的小说，以史有所载的人事为题材，但是也可以虚构人物和事件，拟实是基本，但是也会有超现实表意成分。阿克罗伊德在评论英国历史小说家麦克尔·摩考克的《迦太基的笑声》时说：“摩考克有历史想象的天才，有本能地创造或重现过去的天赋，而不是诉诸多数历史小说家所通常使用的手段。他之所以能洞察过去，是因为他能明察现在，他书写过去，同时也在书写现在。”[39]事实上，这正是阿克罗伊德本人的创作理念，在创作过程中，他不仅能凭借想象再现过去，而且能在书写历史中融入对现代和未来问题的历史思考。

在西方，历史小说经历了从传统历史小说到现代历史小说和后现代历史小说的发展过程。批评界一致认为历史小说由英国作家沃尔特·司格特开创，《威弗利》的出版标志着历史小说的诞生。司格特是第一个在小说里以令人信服、细腻的笔触来再现历史氛围的作家，影响了许多欧洲国家和美国的文学，因此从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初，许多作家开始创作历史小说。这一时期的历史小说大都延续了司格特所开创的历史小说模式，以历史为背景，通过描写历史事件或塑造某一时期的历史人物来展示时代精神和风貌。在20世纪前半叶，英国又涌现出一些现代主义历史小说。以格雷夫斯（Robert Ranke Graves，1895—1985）等为代表的现代历史小说有以下特点：

第一，在历史时期的选择方面，现代历史小说并不追忆昔日的荣耀，而是热衷于表现充满社会动荡和文化变革的时代。第二，瓦尔特·司格特式的历史传奇小说充满英雄气概和浪漫气氛，给历史抹上一层英勇的色彩。从格雷夫斯起的现代历史小说舍弃了这种历史观念，它用现实主义眼光把历史人物看作与现代普通人一样有奋斗、有失败、有高兴、有痛苦的人。第三，现代小说以丰富的历史知识为基础，而不任意编造历史。第四，以格雷夫斯作品为始的真正的历史小说，总是尽量使人物的思想保持历史和时代的本来面目。[40]

进入20世纪后期，西方后现代主义历史小说大量涌现，带来历史小说的繁荣。例如，约翰·福尔斯的《法国中尉的女人》（1969）、萨尔曼·拉什迪的 《午夜之子》（1981）、安吉拉·卡特的《瀑布河城的斧头凶杀案》（1981）和《丽兹的老虎》（1981）、朱利安·巴恩斯的《福楼拜的鹦鹉》（1984）和安东尼娅·苏珊·拜厄特的《占有》（1990）等都被视为后现代主义历史小说。这些小说主要表现出如下特征：题材更加丰富多样；借鉴了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多种技巧；对历史实事做出相反的假设，让小说参与对历史的构建。这些表明，后现代主义历史小说的创作模式已超越传统历史小说的“反映论”[41]。当然，这些特征不能涵盖所有的后现代作品，因为在书写历史时，不同作家的创作旨归和方法不尽相同。阿克罗伊德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在历史小说创作方面有独到见解。

阿克罗伊德对传统历史小说、现代历史小说和后现代历史小说的优势和局限性都有清醒的认识。在他看来，传统历史小说对时代风貌和英雄人物的描写有时趋于类型化和程式化，影响了作品的审美价值，而后现代历史小说满足于从历史书籍的字里行间捕捉人物或事件，有时甚至任意杜撰，从而失去历史小说的味道。因此，他善于将传统历史小说、现代历史小说和后现代历史小说创作技巧相融合，取各家之长。鉴于阿克罗伊德作品的异常丰富性、复杂性和包容性，该研究旨在从叙事学视角分析阿克罗伊德的小说，因为“叙事学是一门包容性很强的学科，是众多学科和学派共同建构的产物”[42]。

叙述学或叙事学（narratology）“是关于叙述、叙事文本、形象、事象、事件以及讲述故事的文化产品的一整套理论”[43]，“在文学理论中指对叙述结构的研究”[44]，被认为是“探寻讲故事奥秘的学问”[45]，“一门研究各种叙事文本的综合学科，研究对象包括叙事诗、日常口头叙事、法律叙事、电影叙事、戏剧叙事、历史叙事、绘画叙事、广告叙事等。尽管如此，小说依然是叙事学研究的对象”[46]。叙述学一词在20世纪60年代由法国学者茨维坦·托多罗夫在他的《〈十日谈〉的语言用法规则》（1969）中提出，他说：“这门著作属于一门尚未存在的科学，我们暂且将这门科学取名为叙事学，即关于叙事作品的科学”[47]。叙事学主要包括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

经典叙事学也称为结构主义叙事学。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热拉尔·热奈特、罗曼·雅克布森、克劳德·斯特劳斯、杰拉德·普林斯和乔纳森·卡勒等学者都以现代语言学创始人索绪尔的著述为基础，信赖科学方法，注重文本分析，将叙事作品视为一个完整的符号系统。例如普林斯说：“叙事是可以分为各种类组的信号之集合。”[48]查特曼声称：“值得一提的是，我关心形式，而不是内容；或者说，仅仅当内容可以表示为形式的时候，我才关心内容。”[49]普洛普（Vladimir Propp）认为，故事形态研究应该“像有机物的形态学一样地精确”[50]，并通过研究俄国民间故事以破解它们的语言结构。他发现，所有的民间传说或神话故事都基于31个固定要素或叙事功能。卡勒强调对语言结构进行考察，在他看来，“文学属于第二层次的符号系统，语言是它的基础”[51]。可见，结构主义叙事学将研究视角从文本外部转向文本内部，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作品与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重要关联。

后经典叙事学主要包括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的修辞性叙事学、女性主义叙事学、认知叙事学等各种跨学科流派。它的诞生与政治批评、文化研究、认知科学、后结构主义和接受美学等其他学科的发展相关，因此，认为“文学作品须在文本与读者的双向交互作用下才得以实现，文本的意义存在于阅读活动中”[52]。同时，后经典叙事学“将叙事学研究与女性主义批评、精神分析学、修辞学、讲算机科学、认知科学等各种其他学科相结合，大大拓展了叙事学的研究范畴，丰富了叙事学的研究方法”[53]。与经典叙事学不同，后经典叙事学注重作品与其创作语境和接受语境的关联，有助于使叙事学从封闭走向开放。

自20世纪20年代起，西方学者就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著作，构成叙述学的基础。例如，

V.普洛普著写的《民间故事结构研究》（1928），书中为民间故事创立了一种基于7个“活动范围”和31个“功能”的模式；C.列维·斯特劳斯著写的《结构人类学》（1958），书中概括叙述了神话学的基础；A.J.格雷马斯著写的《结构语义学》（1966），书中提出了6个称作“施动者”的结构单位；以及T.托多洛夫著写的《〈十日谈〉的语言用法规则》（1969），书中引入了“叙述学”一词。其他有影响的叙述理论家有R.巴特，C.布雷蒙和N.弗莱等人。[54]

20世纪70年代以来，就叙事学理论而言，在西方已经形成传统。正如斯科尔斯（Robert Scholes）所说：“在西方世界，真正的叙事文学传统的确存在。可以说，所有艺术都是传统化的，因为艺术家们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从他们的前辈身上习得技艺。在创作之初，他们总会以自己熟悉的前人成就为参照，设想各种摆在自己面前的可能性。”[55]

与西方叙事学相比，我国的叙事学研究发展较晚，虽然有学者指出，“就叙事模式，唐传奇无疑高于同时期的西方小说。第一人称叙事、第三人称限制叙事、倒装叙述以及精细的景物描写，都不难在唐传奇中找到成功的例子”[56]，但是，不可否认，中国当代叙事学主要得益于西方叙事学的影响。可喜的是，目前我国学界一些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叙事学专家发表了许多重要成果，为我国叙事学研究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发挥了开拓性和引领性作用。正是得益于国内这些叙事学家的著作，本书才得以从叙事学视角研究阿克罗伊德的作品。

本书以阿克罗伊德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表的16部小说为分析文本，从其叙事艺术、创作主题和社会历史语境的深度关联为切入点对其进行全面研究，旨在探讨作者如何用不同的叙事模式表征强烈的民族意识、弘扬民族文化精神和价值取向。虽然阿克罗伊德的小说皆属于历史小说，但是依据每部小说的不同叙事特征，又可将其分为互文小说、传记小说、侦探小说、考古小说、成长小说、虚拟小说和改编小说七种，因此，该成果主体部分由七章内容构成。

第一章主要阐明互文性以及《伦敦大火》中的互文叙事模式。互文性是阿克罗伊德所有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叙事特征，因此，在开篇章节对其进行专门介绍，以便同时与该章第二节内容形成更好呼应。《伦敦大火》是作者的处女作，也是一部典型的互文小说，其主要人物都与狄更斯的名著《小杜丽》有关。阿克罗伊德让过去历史以互文性的形式在以现代生活为背景的小说中若隐若现，这一叙事模式成为作者后来其它小说的基调。第二章包括《一个唯美主义者的遗言》《查特顿》和《伦敦的兰姆一家》三部传记小说。阿克罗伊德是一位善于融合多种文类进行创作的作家，在传记小说中表现的最为突出。他摆脱了标准传记叙事手法的束缚，大胆采用自由而灵动的小说叙事艺术进行合理虚构，使叙事表现出明显的跨界特征。第三章分析两部侦探小说《霍克斯默》和《丹·莱诺和莱姆豪斯的魔鬼》。在这两部小说中，阿克罗伊德在运用传统侦探小说叙事技巧，以案件发生和推理侦破过程为主要描写对象的同时，又突破了传统侦探小说的时间维度叙事的局限性，使叙事实现了从时间维度到空间维度、从平面到立体、从线性和时序到并置和拼贴的叙事方法的创造性转变。第四章分析《第一束光》和《特洛伊的陷落》两部考古小说。根据阿克罗伊德本人声言，在这两部小说中，他旨在追溯人类历史的根源、身份认同、人类文化传统和时间本质。作者大胆打破传统时空观，让空间并置，让时间循环，使小说展现出“故事时空”被重新安排后的审美效果。第五章分析《英国音乐》《迪博士的屋子》和《三兄弟》三部成长小说。作者通过采用魔幻现实主义叙事手法描写了主人公所经历的一些幻象，激发了读者对人类神秘历史传统的更好认知和想象。第六章探讨作者如何采用反事实叙事手法在《弥尔顿在美国》和《柏拉图文稿》两部虚拟小说中对历史事实进行不同程度的虚构和假设，讲述与历史实事不同的故事。第七章分析《克拉肯威尔故事集》《维克多·弗兰肯斯坦个案》和《亚瑟王之死》三部改编小说。阿克罗伊德通过分别运用“还原改编”“疏离式改编” 和“颠覆式改编”等叙事策略对英国文学中的经典文本进行后经典重构。在改编过程中他不仅依附原著，而且还巧妙地嵌入个人思想和意图，给原著注入新鲜元素，为传统的延续作出重要贡献。

阿克罗伊德小说的魅力不仅因为讲述了一个个迷人的故事，采用了灵活多样的叙事手法，而且在于其蕴含着作者对民族文化的深厚情感和历史责任感，对其它民族的作家有重要启发，值得系统研究。因此，该书旨在挖掘其作品的审美价值、丰厚内涵和世界意义，一方面推进阿克罗伊德在中国的进一步研究，另一方面探讨其对当代中国文学创作以及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中的文化观念塑造、民族精神弘扬和自我意识调整的借鉴意义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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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奖项主要包括：惠特布雷德传记奖（Whitbread Biography Award，1984）、惠特布雷德小说奖（Whitbread Novel Award，1985）、《卫报》小说奖（Guardian Fiction Prize，1985）、毛姆小说奖（The Somerset Maugham Award，1984）和海涅曼图书奖（Heinemann Award，1984）等。

[2] Thomas Wright ed.，Peter Ackroyd，The Collection：Journalism，Reviews，Essays，Short Stories，Lectures，London：Vintage，2002，p.xxiv.

[3] Grubisic，Brett Josef，Encountering This Season's Retrieval：Historical Fiction，Literary Postmodernism and the Novels of Peter Ackroyd，Ph.D.dissertation，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Canada），2002，p.11.

[4] 阮炜等：《20世纪英国文学史》，青岛出版社2004年版，第346页。

[5] 瞿世镜：《当代英国小说》，外国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年版，第476页。

[6] 张浩：《彼得·阿克罗伊德的历史小说创作》，《外国文学动态》2010年第5期。

[7] JohnGross，“Reviews of Peter Ackroyd's Earlier Books”，Books of The Times （November 7，1984）（accessed April 12，2012），http://partners.nytimes.com/books/00/02/06/specials/ackroyd.html#news.

[8] Peter Ackroyd，Notes for a New Culture，London：Biddles Ltd.，Guildford，Surrey，1993，p.8.

[9] 陈众议：《当前外国文学的若干问题》，《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15年第1期。

[10] 尚必武：《交融中的创新：21世纪英国小说创作论》，《当代外国文学》2015年第2期。

[11] DavidLodge，“Mine，Of Course”，New Statesman，March 19，1976，p.364.

[12] Peter Conrad，“Notes for a New Culture：An Essay on Modernism”，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December 3，1976，p.1524.

[13] Susana Onega，Peter Ackroyd，Plymouth：Plymbridge House，1998，p.5.

[14] JohnGross，“Reviews of Peter Ackroyd's Earlier Books”，Books of The Times，November 7，1984，（accessed April 12，2012），http://partners.nytimes.com/books/00/02/06/specials/ackroyd.html#news.

[15] Joyce Carol Oates，“Reviews of Peter Ackroyd' Earlier Books”，Books of The Times，January 7，1986，（accessed April 12，2012），http://partners.nytimes.com/books/00/02/06/specials/ackroyd.html#news.

[16] Peter Ackroyd，Albion：The Origins of the English Imagination，New York：Random House，2004，p.463.

[17] Wright，Thomas，eds.，Peter Ackroyd，The Collection：Journalism，Reviews，Essays，Short Stories，Lectures，London：Vintage，2002，p.340.

[18] “An interview with Peter Ackroyd”，Bold Type，Vol.2.8，October-November 1998，http://www.randomhouse.com/boldtype/1098/ackroyd/interview.html.

[19] [美]浦安迪：《前现代中国的小说》，刘倩等译，载浦安迪《浦安迪自选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101—102页。

[20] Barry Lewis，My Words Echo Thus：Possessing the Past in Peter Ackroyd，Columbia：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2007，p.181.

[21] Wright，Thomas，eds.，Peter Ackroyd，The Collection：Journalism，Reviews，Essays，Short Stories，Lectures，London：Vintage，2002，p.xxv.

[22] Barry Lewis，My Words Echo Thus：Possessing the Past in Peter Ackroyd，Columbia：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2007，p.181.

[23] Barry Lewis，My Words Echo Thus：Possessing the Past in Peter Ackroyd，p.1.

[24] Ina Habermann，Myth，Memory and the Middlebrow：Priestly，du Maurier and the Symbolic form of Englishness，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10，p.20.

[25] Peter Ackroyd，Albion：The Origins of the English Imagination，New York：Random House，2004，p.xxx.

[26] Vianu，Lidia，“The Mind is the Soul”，in Lidia Vianu，eds.Desperado Essay-Interviews，Bucharest：University of Romanian，2006.

[27] Peter Ackroyd，Albion：The Origins of the English Imagination，New York：Random House，2004，p.464.

[28] Peter Ackroyd，London：The Biography，London：Chatto & Windus，2000，p.772.

[29] [英]彼得·阿克罗伊德：《伦敦传》，翁海贞等译，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第5页。

[30] Jeremy Gibson and Julian Wolfreys，Peter Ackroyd：The Ludic and Labyrinthine Text，London：Macmillan，2000，p.171.

[31] 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修订版第8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7年版，第98页。

[32] Harry Shaw，Concise Dictionary of Literary Terms，New York：McGraw-Hill Book Company，1972，p.133.

[33] GeorgeLukacs，The Historical Novel，trans.Hannah and Stanley Mitchell，London：Merlin，1962，p.42.

[34] [日]菊池宽：《历史小说论》，洪秋雨译，载《文学创作讲座》第1卷，光华书局第1931年版，第2页。

[35] 郁达夫：《历史小说论》，载《郁达夫文集》第5卷，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2年版，第283页。

[36] 王守仁：《论格雷夫斯的小说和诗歌创作》，《外国文学研究》2002年第3期。

[37] 马振方：《历史小说三论》，《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7期。

[38] 马振方：《历史小说三论》，《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7期。

[39] Thomas Wright ed.，Peter Ackroyd，The Collection：Journalism，Revews，Essays，Short Stories，Lectures，London：Vintage，2002，p.161.

[40] 侯维瑞：《英国文学通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82页。

[41] 李维屏：《乔伊斯的美学思想和小说艺术》，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89页。

[42] 胡亚敏：《叙事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页。

[43] [荷]米克·巴尔：《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第3版），谭君强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页。

[44] 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第12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45] 傅修延：《中国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页。

[46] 申丹、王丽亚：《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4页。

[47] 胡亚敏：《叙事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48] [美]杰拉德·普林斯：《叙事学：叙事的形式与功能》，徐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7页。

[49] [美]西摩·查特曼：《故事与话语：小说和电影的叙事结构》，徐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页。

[50] [俄]弗拉基米尔·普洛普：《故事形态学》，贾放译，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7页。

[51] [美]乔纳森·卡勒：《结构主义诗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32页。

[52] 胡亚敏：《叙事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页。

[53] 申丹、王丽亚：《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页。

[54] 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第12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55] [美]罗伯特·斯科尔斯等：《叙事的本质》，于雷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页。

[56]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