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泰国的民族整合进程概况及其效果
一 泰国民族整合进程概况
泰国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实际上是中部泰族以强大的政治力量向周围地区扩张的过程。泰国北部的兰那、东北部/伊山地区[126]及南部的马来穆斯林地区原本并不在泰国版图之内。在朱拉隆功掌权之前，这些地方的人们同中部泰族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非常松散的藩属关系。[127]在暹罗从传统王国向现代国族国家转型时期的领土兼并过程中，也将这些少数族群所居的地区一并纳入泰国的范围之内。为了建构泰国族共同体，政治精英对这些少数族群采取整合、强制同化的策略，收到了各种不同的回应：接受（东北老族、东南高棉族）、积极抵抗（南部穆斯林）、积极同化（华人）、被排除在外（越南移民、高山民族）。[128]从整合的整体历程来看，兰那地区的人也可以归入“接受”整合的类别。
总体而言，泰国的民族整合可以宽泛地分为两类：一是中部泰族整合“泰语系民族”（主要包括北部泰族和伊山老族）；二是中部泰族整合非泰语系民族群体（华人、山民/山地部落及南部马来人/马来穆斯林等）。其中，中部泰族对北部泰族、伊山老族、南部马来人进行的民族整合，采取了领土与行政整合等具有国家整合性质的政策措施，具有较强的政治性；而对华人和山民的整合，则主要是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等面向的。从时间来看，泰国政府对山民的整合较晚，主要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开始进行的。从整合的效果来看，中部泰族对华人、北部泰族、伊山老族、山民的整合较为成功，但对南部马来穆斯林的整合，则“成少败多”。从整合的进程来看，对于伊山老族、北部泰族、（北部）山民及南部穆斯林等民族群体的整合，泰国依然需要从社会、经济、政治和教育等层面加大投入，建构一种兼具包容性与多样性的“泰特性”意识形态（国家层面维持统一、政治上形成并巩固国家认同，地方层面上适当尊重地方文化习俗等），以继续推进泰国“民族共同体”的构建。
（一）中部泰族整合北部泰族
1.泰国北部地区与北部泰族历史的基本概况
从行政区划上看，泰国北部地区有17个府，总面积16.96万平方公里，其中80%是山区和丘陵。泰北17府分别是：清迈府、清莱府、甘烹碧府、南邦府、南奔府、夜丰颂府、那空素旺府、难府、帕耀府、帕府、碧差汶府、披集府、彭世洛府、素可泰府、达府、乌泰他尼府、乌达叻滴府（程逸府）。[129]13世纪后期，兰那泰王国在泰北地区建立（地理范围涵盖现今泰国以上北部地区的8府，即清迈、清莱、帕耀、南奔、南邦、帕、难及夜丰颂[130]）。兰那泰王国在16世纪中期衰落后，于1556—1763年处于缅甸的控制之下。18世纪后期，兰那泰王国联合暹罗吞武里王朝共同抗击缅甸。1775年，在赶走缅甸雍籍牙王朝统治者后，兰那泰王国开始臣服于吞武里王朝。[131]自18世纪后期起，清迈王室控制的兰那泰王国包括清迈、南奔、南邦、帕和难五个属国，它们开始与曼谷结盟。1809年之后，兰那泰王国的五个属国与曼谷中央政府建立起稳定的关系。[132]直到英国势力介入之前，这些朝贡国的世袭统治者——“召勐”（cao muang）仍然在掌权，并很少受到曼谷王朝的干涉。[133]整体而言，从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中期，兰那泰王国及其属国与曼谷王朝维持着一种较为松散的藩属关系。之后，随着朱拉隆功省级改革的推进，兰那泰与曼谷的关系逐渐转为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即暹罗完成了对兰那泰王国的兼并与行政整合。
到1908年时，曼谷似乎已经完全控制了泰北诸勐，当地所有的统治者都接受了暹罗中央政府按其过去的收入赋予其固定年薪的安排。同年，曼谷王朝作出决定：鉴于现在的泰北诸勐与内地省一样了，为节省政府付给各勐向国王呈献金银花的钱，同时也为节省总督及其随从来曼谷的花费，今后泰北各勐不再向国王呈献金银花。自此，泰北各地向曼谷王朝的进贡得以正式结束。[134]这标志着曼谷王朝与北方地区之间正式建立起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2.中部泰族整合北部泰族
到朱拉隆功于1910年去世之时，暹罗政府已经成功地以地方官员取代了北部地区的地方贵族。暹罗政府对帕亚普“行政圈”完全控制权的取得为下一阶段的国家/民族统一的共识的建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21年，当铁路系统向北建设到清迈时，这一便捷的交通网络更是将兰那地区和集权化的权威中心紧密联系起来。1925年，拉玛七世宣布废除兰那的“六大臣”制，任职总督死后不再任命新总督（1939年，清迈最后一位总督逝世）。1932年政变以后，泰国实行君主立宪制。1932—1933年，泰国取消了省级行政的“提萨琵班制”（The Thesaphiban[135] System），即“地方政府制”。直至“行政圈”体系被省取代时，前兰那王国的中心——清迈，就变成暹罗的一省。[136]至此，泰国对兰那的行政整合得以最终巩固下来。泰国将兰那纳入版图之后，又从教育、语言、宗教等方面对泰阮人进行整合，以期泰阮人能够认同中部泰族。由于文化上的相似，中部泰族对泰阮人的整合较为成功，最终取得了预期的效果。[137]
从教育方面来看，自19世纪末期开始，暹罗逐渐将现代教育扩展到了兰那—清迈（1893年建立一所学校）、南邦（1894年建立一所学校），1895年，难省又建立一所学校。但早期的学校规模有限，且主要是培训公务员的学校，而学员完全是贵族子弟。直到1909年省级教育发生重大改变，普及教育有了明确目标并有专门机构负责实施，尤其是1921年小学教育法案通过后，泰北的教育才有了较大的变化。[138]1899—1961年，在兰那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即存在同时使用的两种语言：一种是为实现职业发展而使用的书面暹罗语，而另一种则是日常交流的（兰那）口语——目的在于享有“社群感”。由于（兰那地方的）客观因素以及人口组成没有发生变化，似乎两种语言（书写的暹罗语与作为兰那口语的康勐）得以共存。[139]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兰那被整合进入泰国之后，曼谷的艺术和文化逐渐开始主导并摧毁了兰那自身的文化。虽然兰那文字被禁止用来教育儿童，所有儿童只能学习读写中部泰语，但兰那的口语却依然流行并广泛使用于泰国北部地区[140]。直到20世纪70年代，这种情况才开始发生变化。
20世纪30年代的泰民族主义，对北部地区的影响较少。直到銮·披汶上台以后，激进的民族主义政策才对北部地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北部人被大力鼓励参与“建设/复兴民族”（Building up the nation）并“追随领袖”——披汶·颂堪总理（Follow the leader-Prime Minister Phibunsongkhram）的活动中。1939—1942年，一系列“叻他尼荣”（国家青睐的行为指南）颁布后，北方人开始感到不舒服。这些指南多强制落实于城市区域，但也有落实在乡村的情况。[141]对北部泰语的学习造成致命一击的是，20世纪30年代末期披汶·颂堪提出的军人民族主义。1940年6月颁布的“第九号叻他尼荣”，强调了泰国国家语言的重要性。披汶政权时期，泰国官方首次压制泰北的传统教育，这种压制发生于对北部传统的学习已经历一个长期衰落的过程和人民的民族主义情感高度升起的时期。因此，暹罗官方对北部文化教育的压制，导致北部寺院中的传统教育进一步地衰落，以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种寺院传统教育从未得以恢复过来。[142]
结果是，北部地区许多年轻的儿童目前已不能说本地方言或理解“康勐”（兰那口语）。有可能的情况是，将来的几代人以后，康勐将会消失，就像“图勐”（兰那文字）以及兰那艺术和文化中的其他许多元素一样。[143]总之，通过政策加以导向、加上政府强制推行教育政策及相关内容，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中部泰语在北部地区逐渐扎下了根。20世纪80年代初，泰国北部地区的许多父母在他们彼此和他们的亲戚和朋友之间继续说方言，但对自己的孩子却说曼谷话，就说明了这一点。现在，中部泰语在泰北人的社会生活中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相反，康勐语则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除了佛寺里还有少数僧侣懂得康勐语外，年青一代几乎没有人懂康勐语。[144]因此，从教育方面来看，中部泰语主导地位的形成与确立，对于泰国整合北部泰族来说，是除行政整合外，确立北部泰族对泰国国家认同的最为关键的一项因素。
（二）中部泰族整合伊山老族
1.伊山地区的历史与族群概况
与兰那或泰国北部地区不同，而与北大年地区类似的是，伊山地区居住的主体族群不是暹罗族群体，而是老族和高棉族，这两个民族同样也是泰国的邻国老挝和柬埔寨的主体民族。其中，伊山地区主要是以老族为主。
伊山地区，即泰国东北部地区的历史（至19世纪）大致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1）前老族时期（到1300年）；（2）老族渗透初期（1300—1700年）；（3）老族“内部殖民”初始阶段（1700—1780年）；（4）作为暹罗东北的伊山（1779—1827年）；（5）后召阿努国王时期[145]，即1828年至1893年法暹条约签订期间，与暹罗为松散的藩属关系。但总体来看，暹罗采取措施逐渐增强了对东北地区的控制。在巩固对伊山地区的控制以后，暹罗开始对伊山地区进行系统的行政整合，即经由设立“行政圈”而达到稳固统治的目的。暹罗对伊山地区的整合具有双重性：对伊山地理空间的行政整合及经由民族整合将“老族”建构为暹罗“东北泰族”或“伊山泰族”。“伊山”（Isan）一词本身只有在相对于中部泰族国家而言时才是有意义的。“伊山”一词是梵语借词，意为“东北”。[146]需要指出的是，用“伊山”（Isan）来指称泰国东北地区居民的观点似乎更受青睐，因为泰国老族最喜欢的语言即是“伊山语”。原因在于，“泰国老族”（Thai Lao）一词被严重污名化，因此，除引用“泰老”一词之外，书中将使用“伊山老族”来指代这一群体。另外，应该指出的是，泰国东北部的十几个少数民族也使用“伊山”的标签指称自己。[147]伊山地区，即位于曼谷东北方向的泰国地区。泰国对伊山/东北地区的兼并并与其建立中央—地方关系的实质，即是泰国经由行政整合完成对伊山地区的中央集权化控制，同时将藩属关系转变为中央—地方之间的关系。
2.中部泰族对伊山老族的行政整合
整体而言，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80年代，在不同外部因素的影响下，泰国通过国家整合与民族整合的政策措施，对伊山地区进行了整合。为应对国家/民族整合政策，伊山地区也出现了不同形式的抵抗运动。比如，自1932年以来，东北地区的政治领导人反对曼谷的日益集权化，并请求运用国家资源来弥补东北地区的劣势。20世纪40年代后期，作为“去殖民化”进程的一部分，一些东北部领导人希望重新绘制国界，将伊山与其他讲老语的地区联合起来。不过，随着军人政府的上台，东北部领导人数次遭受了军事镇压，经常被监禁或杀害。其中，两位前国会议员组成了一个致力于社会主义的“东北党”（Northeastern Party），并要求（曼谷中央政府）为东北地区提供更多的发展资金。对此，沙立指责东北领导人提倡共产主义和分裂主义，二人之后（被判刑并）最终被公开处决。[148]
从曼谷王朝初期至1893年法暹条约签订之前，暹罗东北部的呵叻高原及湄公河左岸的领土属于暹罗的朝贡国和畿外省。在此期间，这里存在老族人与暹罗人主导的两种行政体系，但多以前者为主。自1867年起，暹罗行使了数个世纪宗主权的藩属——柬埔寨，变成了法国殖民者的保护国。暹罗被迫承认法国对柬埔寨的“保护制度”，同时，法国对柬埔寨的直接殖民，为之后暹法之间爆发一系列领土争议埋下了祸根。对此，朱拉隆功加紧了对藩属国的集权控制。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暹罗开始实行一种新的省级行政制度。1874年，暹罗成功在清迈设置王室专员后，便进一步计划在所有老族区域设置王室专员。到19世纪80年代，法国在安南的殖民稳定后便显示出对西双楚泰及莱州进行扩张的野心，这促使暹罗于1882年在占巴塞、乌汶、廊开和呵叻设置四名王室专员，目的在于在暹罗东北和老族周边地区建立一种新的政治体系。[149]1887—1891年期间，因法国殖民者步步紧逼，朱拉隆功遂派遣其兄弟蒲拉查·辛拉帕功（Prachak Sinlapakhom）亲王和森帕西提·蒲拉颂（Sanphasitthi Prasong）亲王以“高级专员”（khaluang yai）的职位前去代替廊开、占巴塞以及呵叻等地的（王室）专员，并赋予其有如内政部一样的绝对权威去管理他们所负责的领土。[150]
总体来看，1893—1899年暹罗总共设立了14个勐通（最后达到20个）[151]，其中就包括1893—1894年设立的呵叻勐通以及1899年设立的乌隆勐通（总部设在新城乌隆）；1900年则设立了伊山勐通（总部乌汶）。为提高行政效率，1899年至1915年，暹罗政府对较大的勐通进行再次划分，比如，呵叻勐通分为碧差汶和呵叻两个勐通，伊山勐通则分为黎逸和乌汶两个勐通，各负责3—4个省。与勐通制相平行，暹罗政府对县、乡、村也进行了改组。改组初期，总体来看，1个乡涵盖7个村，而1个区则涵盖17个乡。[152]到1916年，勐通制被取消，建立了行省。到20世纪30年代初，暹罗又改省设府，府的最高长官成为府尹。[153]进入20世纪以后，暹罗对伊山地区的直接控制在其他改革中得以进一步延伸。主要的“华勐”（huamuang）变成“县/区”（amphoe，districts），而“昭勐”则变成省长（phuwa ratchakan muang，Governor），与其他省区的官员一道被并入暹罗的文官体系，其薪资来自中央政府而非贡金的一部分。当昭勐过世之后，就不再按照传统的方法来决定新统治者，而是由内政部任命的省级官员接任其职位。如此一来，地方贵族的经济独立丧失了，同时，暹罗官员给农民带来的经济压力，也是农民面对的一种沉重的负担。很显然，伊山的当地贵族被中央政府剥夺了他们之前能够接受的一些财富。在伊山专区引入新的税收制度，致使人们产生了极度的不满，如同1901年之前那样。[154]更为关键的是，统治职位不再根据血缘关系来安排，对伊山地区原先的民众与统治者之间紧密连接的亲属社会关系造成了彻底的破坏。[155]
伊山地区由于受到来自暹罗政治、经济两方面的压迫，遂产生了一些不稳的局面。从政治上来看，地方行政体系的推行，触动了原先的利益集团的利益，加上有些官员在执行公务的过程中出现了不良行为，引起了人们的不满，而一些失去权力的总督就利用这些不满来煽动、制造混乱。[156]其中，最为严重的是，1901—1902年由那些被称为“普米汶”（phu mii bun）的“拥有功德之人”（men-having-merit）所领导的叛乱，即所谓的“圣人反叛”（the Holy Man's rebellion），这是一种宗教上的“千禧年运动”（millenarian movement）[157]，即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受伊山地区叛乱事件的影响，同时也出于对伊山地区重要性的考虑，暹罗政府决定放慢集权化步伐，并逐渐将地方贵族整合入新的省级官僚体系中。借此，暹罗可以避免任何叛乱行动的扩散。直到1912年6月，暹罗才进一步将伊山行政圈细分为黎逸行政圈（Monthon Roi-et）和乌汶行政圈（Monthon Ubon）。这一时期，“伊山”一词被用来指称一个广泛的地理区域，以取代过去狭隘的行政称号。[158]1915年，主导省级行政改革的丹隆亲王辞职以后，一项新的行政区划被创造出来，即“地区”（phak，region）行政区划。在之后的7年，涵盖春蓬、洛坤与北大年等行政圈的南部地区（Phak Tai），及涵盖黎逸、乌汶、乌隆和呵叻等行政圈的伊山地区（Phak Isan，the Isan Region）陆续成立。当时，“地区”制度仅施行于南部地区和东北地区，而且，东北地区并未涵盖整个呵叻高原。自1922年起，指称整个呵叻高原的所谓“东北地区”一词便开始被广为接受，其覆盖范围包括之前的伊山、乌隆和呵叻三个勐通/行政圈的领土。[159]随着较大的勐通（行政圈）地区的重新命名，暹罗政府开始对整个呵叻高原的城市和大型集镇进行集中性的重新命名，以使其更符合暹罗文化和历史。据统计，呵叻高原的150座城市和其他区域以前带有“老”的名称的地方，多被改称为具有/包含“泰”的名称。[160]
1925年，“地区”制度被废除。直至1932年“民党”结束绝对君主制以后，行政圈制度才被正式废止，而“地区”制度则成为行政圈制度的直接继承者而得以再次成立。1934年起，整个暹罗就被划分为中西部、东部、东北部、北部、南部五个地区。其中，东北地区涵盖整个呵叻高原。自此，所谓的“伊山”或“东北地区”遂代表整个呵叻高原，并成为泰国社会所普遍接受的一种说法。至今，伊山地区的老族和高棉族居民仍普遍自称为“伊山人/东北人”（Khon Isan），显然，这与伊山地区的历史发展存在密切关系。[161]事实上，一定程度上来说，使用“伊山人”的自称，既反映了地方性的认同，同时也是强调其与“中部泰族”和“老挝老族”的不同所在。从政治上来看，泰国东北部的村民，能够并且已经利用一种“伊山/老族身份”（Isan/Lao identity）来表达对中部泰族，特别是对中部泰族官员的不信任、怨恨和反感的情绪。[162]同时，“我们身为老族人，却是泰国公民”（We are Lao people，but Thai citizens，pen phu lao tae sat thai）[163]的这样一种声音也表明，伊山人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是并列存在的，他们对泰国国家认同的程度，与曼谷中央政府对东北地区的政策存在紧密联系。
伴随着伊山地区行政改革进程的是，曼谷和伊山地区的通信和交通也逐渐得到了改进和提升。新的交通通信网络，进一步加速了对东北老族的同化进程。[164]转向20世纪时，暹罗东北地区已投入供高级官员使用的电话电报通信。自1922年起，开通了到黎逸和乌汶的定期航班。不过，铁路开始运作时仅通达素辇——乌汶行政圈内的第一个省，直到1930年，铁路才到达乌汶城——在停顿25年（1900—1925年）后，曼谷才开始投入政府资金和人员扩展东北铁路线至湄公河地区。1926—1930年，开通了一条线路，铁路线部分穿过原来森林区域的高棉邦州（the former Forest Khmer states），到达乌汶。1923年法令和1930年法令批准修建（从呵叻）到达孔敬并延伸到廊开的第二条铁路线，但在君主专制时期仅仅完成了一小段。[165]除了使曼谷成为具有吸引力的中心等实际原因之外，泰族官僚也看到了他们在老族省份的使命，即让老族认为，接受“泰族文化”（Thai culture）和泰族的组织领导，就能从中受益。[166]由此可见，泰国改善东北地区的交通以及通信，主要还是为了加强对该地区的控制，铁路线路的修建和开通，在加强控制的同时，也促进了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另外，强化中部和东北部的经济联系，有利于让东北地区的老族因参与经济活动并从中“获益”，进而产生一种对“泰族文化”的认同，从而推动对“老族的泰化”，至少在意识上是这样。
总之，国家开展领土划分，目的往往是为了统一控制国家领土。在暹罗，这种统一化的意愿通过对行政区的命名而变得特别明显。可以说，暹罗迈向行政集权化的过程，不仅将老族人的居住地——呵叻高原，置于曼谷权威的直接统治之下，从而确立了伊山地域的空间范围。与此同时，呵叻高原被赋予“伊山”之名，也成为泰国官方加强老族人对泰民族国家成员身份的体认的一个环节。不过，伊山地域的某些特性，包括地理、历史、文化，以及共享的族群性等要素，依然强化着湄公河两岸老族人之间的亲属关系联系，从而在心理层面将其与暹罗的心脏地带分隔开来。显然，暹罗试图通过貌似中立的自然地理的新名称，达到象征性地抹除族群异质性的目的的行动仍有所不足——查理·凯耶斯教授认为，泰国东北地区的村民接受作为他们所属国家的精英特征的“泰式”（the Thai way），并承认他们经由教育拥有上升的可能，如果村民愿意的话，那么，他们可以成为“泰族”。然而，这不应该被解释为，即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或应该试图在东北部所有人身上施加一种“泰族”身份/认同和忠诚。[167]这就是促使曼谷当局在东北地区推动民族建构的一个主要理由。[168]换言之，尽管暹罗从行政上确立了对伊山地区的统治权，但为了合法化统治，尚需文化教育上的整合，在伊山老族等族群中间建立对“泰民族”的民族/国家认同。只有让这些族群树立“泰民族”身份/认同，泰国对伊山地区的统治才会“长治久安”，但“泰民族”身份/认同在伊山地区的推进，前提是这种身份对伊山居民具有吸引力，并且政府不采取强制性的泰化措施，原因在于，作为地区认同的“伊山认同”，依然广泛存在于伊山老族中间。因此，促进泰国国家认同与适度保留伊山地区认同之间，并非严格的“对立”关系。
对此，这里举例进行说明：
泰国东北地区的村民之所以说“我们身为老族人，却是泰国公民”，这与泰国政府资助的义务教育，东北地区的人承认普密蓬国王（King Bhumibol Adulyadej，1927—2016）是他们的合法统治者密切相关。无论在哪一方面，东北地区没有地区领袖，或是邻国老挝没有任何领导人达到拥有像普密蓬国王那样的佛教徒的人格魅力（Buddhist charisma）。[169]
对于东北地区与族群和国家认同相关的语言使用情况，邵宛尼·亚历山大（Saowanee T.Alexander）与邓肯·麦卡科（Duncan McCargo）两位学者于2012年进行的田野观察和问卷调查表明：一定程度上来说，正式场合使用泰语，而非正式场合使用伊山话，直接反映了中部泰语与东北话二者之间存在“双语关系”（a diglossic relationship）。伊山地区多数人使用伊山话，直接反映了伊山地区认同的存在；同时，能流利地讲中部泰语，也直接说明了泰国在伊山地区在教育方面所取得的成效是明显的。对于问卷，由于受访者只有一个首选项可以选择，因此，大多数受访者选择“泰人”（khon Thai）作为最能描述他们自己的地位类别，即122名受访者中有56名（46%）认为自己首先是泰国人；在97名可以说“伊山话”（phasa isan）的受访者中，有57人认为自己是“老（族）人”（khon Lao）。[170]可以说，一半多的受访者在自认是“泰国人”即表明国族认同的同时，也有1/3多的受访者自认是“伊山人”即表明族群—地域认同，而仅有4%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是“老人”即表明族群认同。换言之，伊山人的国家认同体现在民族认同方面是首要的，其次才是具有族群—地域色彩的“伊山地区认同”。
（三）中部泰族整合南部马来族/马来穆斯林
1.马来穆斯林的基本概况
从地理学上来看，泰国南部地区属于马来半岛的一部分，其范围包括春蓬与那拉提瓦之间的区域。其中，由于文化、历史和族裔上的差异，南部地区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中南地区”和“深南（Deep South）地区”等次区域。“中南地区”的范围涵盖从春蓬向南经洛坤到宋卡和合艾的区域，而“深南地区”则指沿边界地带的那拉提瓦、也拉、北大年三府。从族群构成来看，南部地区除泰族外，还有马来人、莫肯人（Moken）及拉沃人（Urak Lawoi）等。从族群的宗教信仰来看，这一地区的宗教信仰主要以佛教和伊斯兰教为主。泰国国家统计办公室2000年发布的人口住房普查数据显示，泰国南部地区的人口为806.8万人，其中，佛教徒571.3万人，伊斯兰教信徒234.6万人，各约占南部地区人口数的70.8%和29.1%。[171]
在以信仰伊斯兰教为主的四个穆斯林府中，那拉提瓦、也拉和北大年三府的穆斯林以马来人为主，而沙墩府的居民则大多为泰语穆斯林。宋卡府的穆斯林比例虽然超过20%，但宋卡府的马来语人口比例只有4%，而且主要集中在宋卡府东部四区，从而和那拉提瓦、也拉和北大年三府构成了一个马来穆斯林集中的群聚区域。[172]除了并非“问题/麻烦地区”的沙墩府外，泰国南部边境府地区主要指北大年、也拉、那拉提瓦三府及宋卡府东部四区——乍那（Chana）、堤帕（Thepha）、纳塔威（Na Thawi）、塞巴隅（Saba Yoi），即“三府+四区”。[173]从历史上来看，尽管有一部分“马来穆斯林”被强制迁移（现居泰国非南部边境地区）而被同化融入暹罗/泰国社会，但“马来穆斯林”一词，除了指称历史上“北大年国”以伊斯兰教为国教之后的“北大年马来人”，更多的是指至今依然未被同化的居住在泰国南部边境地区的马来语穆斯林。
2.中部泰族对马来穆斯林的国家/民族整合
对于泰国整合马来穆斯林的历史进程，在简介行政整合方面的政策外，笔者主要就泰国政府对马来穆斯林进行的政治面向的民族整合展开讨论。从本质上来说，现今依然存在的“泰南问题”或泰国“马来穆斯林问题”，尽管其性质具有多重属性，但主要是一个具有政治属性的民族问题。从“泰南问题”角度来看，泰南边区或大北大年地区即指北大年、也拉、那拉提瓦三府和宋卡府东部的四个区。泰南问题的核心根源导因于泰族国家对马来穆斯林所实施的整合策略，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进一步说明：一是暹罗对马来王国兼并的历史过程及其后续的行政整合，这逐渐剥夺了传统马来封建领袖的政治权力；二是暹罗为了建构国族而开始的“泰化”过程，目的在于消灭马来穆斯林的族裔特性。实际上，这两者是打造现代泰国族国家的同一过程的不同组成部分，其后果都引起了马来穆斯林的反抗。[174]
到1910年朱拉隆功去世时，泰国南部边界通过《1909年英暹条约》得以划定。《1909年英暹条约》将地理上统一的马来半岛一分为二，根据条约所划定的界线（由陆地边界和海上边界组成），泰国依然控有北大年、那拉提瓦、沙墩和也拉四府以及宋卡府的部分地区（最南端的地区原来也是属于广义上的“大北大年地区”的一部分）。很大程度上来说，持续至今的，尤其并主要是发生在北大年、也拉和那拉提瓦三府的泰南分离运动与暴力或恐怖袭击活动的根源之一在于，对马来穆斯林来说是强加于他们的《1909年英暹条约》的签订。《1909年英暹条约》造成了泰南诸府马来穆斯林族群与其马来亚的同胞被分离于领土分界线的两端的结果，而这一领土划界的过程并没有马来穆斯林代表的参与，这就是马来穆斯林之所以认为《1909年英暹条约》所划定的领土分界线是泰国（及英国殖民者）强加给他们的原因所在。与此同时，泰国也基本完成了对泰南马来穆斯林地区的行政整合。不过，暹罗签署《1909年英暹条约》并割让领土给英国，而得以正式兼并北大年地区，却未能解决该地长期存在的“南方政治困境”。[175]之后，曼谷政府展开系统性的尝试，希望在该地发展出一种“单一族群”的佛教泰族特性。1916年5月19日，暹罗将涵盖北大年行政圈的4个省份进一步改制为府（Cangwat），即北大年府、也拉府、那拉提瓦府及赛武里府。1932年，“民党”（Khana Ratsadorn，the People's Party）推翻绝对君主专制并建立君主立宪制后，暹罗政府于1933年废除行政圈制度，将每个省/府置于内政部的直接监督之下。其中，在南部4个府中，赛武里府于1931—1932年间被降级为一个县/区（amphoe，district），并被并入北大年府。[176]1933年以后，泰南边境地区的北大年、也拉和那拉提瓦（陶公）三个边境府府级行政区就延续至今。
从根本上来说，泰国对马来穆斯林的“整合”属于一种同化性质的“泰化整合”，这种整合包括行政与政治整合，宗教、文化与教育整合以及社会整合（如人口迁移、经济开发等）。对于20世纪初年至60年代泰国“泰化”整合马来穆斯林的阶段及其进程，谢曼（W.K.Che Man）将这一时期泰国对泰南地区的穆斯林采取的整合政策概括如下。（1）1901年至1906年，派遣泰族官员取代七个马来侯国（the Seven Malay Principalities）的马来土王（Malay Raja）。（2）1906年，废除北大年地区的伊斯兰教法（the sharia，Islamic Law）。（3）1906年，将七个马来侯国改建为四省/府。（4）通过签订《1909年英暹条约》（the Anglo-Siamese Treaty of 1909），将北大年地区“合法并入”泰国。（5）颁布1921年泰国《（初等）义务教育法》。（6）1939年，（披汶政府）颁布《泰国习俗法令》（the Thai Custom Decree）。[177]此处需要补充的是，就泰国最南端的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而言，在“叻他尼荣公告”施行期间，需要区分马来穆斯林中的两组群体。第一组群体包括与政府达成一致的人。他们把孩子送到泰国公立学校，并支持他们的孩子说泰语。这些人通常是政府官员，他们希望在政府官僚机构中晋升到更高级别。第二组群体由地方的哲学家和教师组成，他们不同意政府的政策。这组群体试图鼓励当地人民以抵制政府的政策。这些人意识到政府倾向于根除他们的身份，并且，意识到政府旨在用“佛教哲学”和西方文化来同化他们的生活方式。第二组群体的人数似乎比第一组的人数多。第二组群体会将那些站在政府一边的人指责为“反叛者”，拒绝与这类人进行合作，并反对将泰语书籍带进其房屋之内。一些穆斯林儿童被派往中东去学习，而不是在泰国的学校学习。第二组人拒绝了由泰国政府推动，旨在鼓励穆斯林人说泰语的泰国课程。[178]（7）1961年，开始实施将传统伊斯兰教育机构“旁多克”（pondok）改造为用泰语教学的现代私立学校的政策。（8）1961年，开始在南部马来穆斯林地区实施“自助安居工程”（Self-Help Settlement Project），以缓解该地区泰人佛教徒与马来穆斯林之间人口比例失调的现象。[179]沙立军人政府时期，泰国政府推动的教育改革，助长了南部马来穆斯林的反抗与叛乱，这直接说明同化教育政策也是影响民族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需要注意的是，现代意义上的马来穆斯林分离主义运动即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
20世纪60—70年代，随着泰国工业化进程的展开，泰国政府对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开发也提上了日程。泰国政府希望通过经济开发，缩小地区经济差距，促进少数民族与主体民族的融合，从而进一步推动国家的统一和发展。然而，在经济开发过程中，由于部分政策的失误，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反而激化了原有的民族矛盾，民族冲突呈升级趋势。20世纪70年代，泰南马来穆斯林反对中央政府的分离运动掀起新一轮高潮，他们从一般的抗议集会发展到在各地搞暴力运动，反政府活动愈演愈烈。[180]直到20世纪80年代，泰南分离主义运动才大幅减弱。20世纪80—90年代，泰南边境地区处于一个相对平静的时期。不过，2001年“9·11”事件发生之后，尤其是2004年以来，由于他信政府在处理“泰南问题”的政策上出现严重失误，不但导致了马来穆斯林分离主义运动出现“复苏”，而且还引发了多数发生于泰南马来穆斯林边境府地区的越来越严重的暴力袭击事件。
整体而言，自1902年泰国兼并大北大年地区以来，泰国对马来穆斯林族群所采取的整合政策按时间大致可以划分为12个时期。[181]相应地，泰国推行的整合政策也遭到了来自马来穆斯林的反抗，这种反抗在不同时期以不同形式出现。其中，20世纪60—80年代由马来穆斯林武装组织发动的武装分离反抗运动及其导致的与泰国中央政府的激烈冲突，以及2004年以来泰国南部边境地区频发的暴力袭击事件，表现得最为明显。值得关注的是，英拉政府执政时期，曾试图通过政治手段经由和平谈判解决南部问题。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英拉政府打开了和谈大门，直接承认了“南部问题”所具有的政治属性，即“泰南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由于泰国国内多方因素的影响和掣肘，泰南的和平进程依然任重道远。
二 泰国民族整合效果
多年来，泰国历届政府及其领导人一直试图淡化国内的族群和族群问题的存在，甚至不承认泰国有少数族群。[182]泰国官方称主体族群为“泰族泰人”，称华人为“华裔泰人”，称南部马来族为“穆斯林泰人”，对分布在山区的苗、瑶、傈僳等少数族群，则一律统称为“山民”或“山区泰人”。总之，泰国官方的解释是全国各族群均属泰人，只是因血统、宗教或居住区域不同而有所差别，但在实际上，泰国政府对族群和族群问题是十分重视的，并针对各族群的不同情况制定了不同的政策。泰国族群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和中心内容，就是实行族群同化，努力使少数族群趋同于主体族群，以此来解决族群问题，维护国家统一，在政治上实行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制度，不搞任何形式的族群自治和族群自决。泰国政府在南部马来人地区推行的中央集权化统治，就是这种政策的体现。[183]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銮·披汶时期推行的极端民族主义政策影响了泰国的各个群体。它不仅影响了泰族（the ethnic Thai），还影响了泰国其他的族群共同体（ethnic communities）。但是，受披汶民族主义政策影响最为严重的却是华人和穆斯林。虽然其政策旨在减少因族裔群体之间的差异而引起的紧张局势，但泰国政府在实施这个民族主义政策后，似乎引发了许多少数民族人民的分裂主义情绪，这也是该政策对居住在泰国最南端的穆斯林所产生的影响。披汶的国家建设政策（即“叻他尼荣”政策）意味着华人或南端部的穆斯林不得不“放弃”他们的身份，而必须适应新的文化和实际的生活方式。[184]与华人相比，在政治高压政策下，马来穆斯林进行着“或明或暗”的抵抗。在披汶第一任期内，泰国政府与马来穆斯林之间的关系充满了冲突。披汶政府推行的“叻他尼荣”政策，遭到泰国最南端许多马来穆斯林人的抵抗。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东库·雅拉·纳泽（Taunku Yala Naze）的兄弟穿着纱笼以示对政府政策的反对。他拒绝支付罚款并被留在警察局，直到他的朋友让他回家。事实上，大多数穆斯林人并不愿意遵守“叻他尼荣公告”（the Ratthaniyom proclamation），因为公告规定与他们的信仰有悖，并且其中一些内容与他们的文化和习俗相抵触。[185]
从目前泰国民族国家建构与民族整合的效果，亦即泰国民族国家建构目标的实现程度来看，一方面，中部泰族对北部泰族、东北部泰族、泰国华人以及“山地居民”或“山地族群”（简称“山民”）的民族整合较为成功，尽管其对山地族群的整合还存在一些问题，但这些问题并不能从根本上对泰国民族国家造成较大的影响；另一方面，泰国对南部马来穆斯林族群的整合却遇到了瓶颈，民族整合的效果并不明显。事实上，在进行民族整合的过程中，由于泰国政府出台和实施的相关民族政策与措施未能“因地制宜”，从而导致了较为严重的族群冲突问题，“南部问题”一直持续至今，尚未得到彻底解决。总体而言，泰国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较为成功，这主要体现在泰国未曾沦为西方殖民列强（尤其是英法两国）的殖民地，朱拉隆功改革后泰国统一国家的形成（或者说是国家整合的完成），自1932年以来颁布的各部现代意义上的宪法，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泰国产业经济的快速发展等方面上。不过，泰国在民族整合方面依然面临着一些挑战，尤其是在南部“马来穆斯林问题”上。
除泰国政府采取的政策因素外，整合马来穆斯林族群的成效还受到其他内外部因素的影响，其中马来穆斯林的人口集中程度、泰国（及马来穆斯林）与马来西亚的关系及马来西亚的发展程度，均会对泰国整合马来穆斯林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对伊山泰族和北部泰族的整合，尤其是行政整合，于20世纪初期也已完成，但泰国政府需要继续改善这两个地区的社会、经济及教育状况，伊山地区尤其如此，进而达到泰国民族国家的深层巩固。对于北部山民及华人，尽管二者人口一少一多，但均呈分散分布，因而对泰国来说，除华人外，需要继续改善山民生活的社会、经济以及教育条件，从而进一步促进山民对泰国的国家认同。
总之，除对马来穆斯林族群的整合需要继续推进外，从历史来看，泰国政府对北部泰族、伊山老族、华人及山民的整合是较为成功的，尽管政府在不同时期也曾受到来自这些不同群体的挑战或抗议。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泰国需要从以族群中心主义为整合导向转向以族群共同体构建为导向的民族国家建构。而这与如何认识“泰特性”存在密切关系。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泰特性”（Thainess）的概念有效地融入了普通泰国人的心中，这无疑是“国族建设”（nation building）和创造大众身份认同（popular identity）的基石。在促进集中管理以及证实传统的偏见和社会不公平的存在等方面，“泰特性”也取得了巨大成功。现今，对于“泰特性”的含义，当前它有些为过时的、肤浅的理解所削弱，对“泰特性”意味着成为泰人/泰国人进行现代的和更为成熟的理解早应完成：其中之一是满足所有泰国人的希望和期望，并在权利和机遇方面，达到符合普遍标准的程度。对于一些人来说，这可能需要在视角上进行实质性的范式转换，但其潜在的回报是无限的。对族群问题的和解与地方性知识和智慧的投资只是一个开始。归根结底，真正承认和尊重个人的遗产、文化和语言所带来的自豪和信心是未来团结、安全和提高人性尊严的最佳途径，这些都是真正的“泰特性”的核心。[186]简言之，泰国需要以一种包容多样性的、开放的以公民身份为导向的“泰特性”为基础进行民族整合与推进国家认同，推进泰国民族国家的继续建构，从而为处理和解决民族问题，尤其是南部马来穆斯林问题打下基础。
[1] 段立生：《泰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年版，第12—13页。
[2] Barbara Leitch LePoer（ed.），Thailand：A Country Study，Washington，D.C.：Library of Congress，Federal Research Division，1989，p.3.
[3] 本书所指的“古代泰国时期”指朱拉隆功改革之前的时段。泰国，1939年之前称暹罗。除引用文献称泰国为暹罗外，为行文方便，本书统称暹罗为泰国。
[4] Blanchard Wendell et al.，Thailand：Its People，Its Society，Its Culture，New Haven：HRAF Press，1958，p.57.
[5] 何平：《泰国的孟高棉语民族》，《贵州民族研究》2010年第5期。
[6] 兰那，意为“百万稻田”。“兰那”一词是在1553年的一块石碑上发现的。由于泰国古史大都以追记的形式出现，1553年之前的泰庸人已用“兰那”一词来称呼自己的国家了。参见饶睿颖《从“八百媳妇”到“兰那王国”名称变更考释——泰国古代北方泰族国家变迁新探》，《广西民族研究》2010年第2期。
[7] Chusak Wittayapak，“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Identifications Related to Resource Conflicts and Ethnic Violence in Northern Thailand”，Asia Pacific Viewpoint，Vol.49，No.1，2008，pp.112-113.
[8] 参见郑资约编著《东南亚地理志略》，台北：“国立编译馆”1972年版，第182—183页。
[9] 参见郑资约编著《东南亚地理志略》，台北：“国立编译馆”1972年版，第183页。
[10] 江白潮：《泰国华侨华人现状的探讨》，[泰]洪林、黎道纲主编《泰国华侨华人研究》，香港：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65页。
[11] 参见郑资约编著《东南亚地理志略》，台北：“国立编译馆”1972年版，第181—182页。
[12] 何平：《中南半岛民族的渊源与流变》，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115页。
[13] Emmanuel Guillon，The Mons：A Civilization of Southeast Asia，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James V.Di Crocco，Bangkok：The Siam Society，1999，p.145.
[14] 段立生：《从文物遗址看佛教在泰国的传播》，《东南亚研究》2001年第4期。
[15] Emmanuel Guillon，The Mons：A Civilization of Southeast Asia，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James V.Di Crocco，Bangkok：The Siam Society，1999，p.146.
[16] Blanchard Wendell et al.，Thailand：Its People，Its Society，Its Culture，New Haven：HRAF Press，1958，p.59.
[17] Kachadpai Burusapatana and Porntipa Atipas，“Thai Government Policies on Minorities”，Southeast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Vol.16，No.2，1988，pp.47-48.
[18] 参见[泰]拉塔娜潘·瑟塔高《景栋与清迈的洛人——对傣泰王国原住民的比较研究》，陈红升、谭孟玲译，《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19] 萧文轩、顾长永：《权力与抵抗：泰国“国家—高山民族”关系的探析》，《问题与研究》2011年第4期。
[20] 比如，吴哥窟的浮雕上出现了泰族雇佣兵的形象。另外，公元639年的真腊碑铭提到献给寺庙的寺奴有一人名叫“暹奔”。公元1050年的林邑（占城）占婆文碑，在提到献给神庙的55名寺奴中有暹人、高棉人和蒲甘人。“暹”是高棉、孟、占、佤等民族的称呼。碑铭反映了当时的泰族处于被统治的地位。相关分析，参见[英]D.G.E.霍尔《东南亚史（上册）》，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17页；谢远章《泰傣学研究六十年》，云南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第203—204页。
[21] 庞海红：《泰国民族国家的形成及其民族整合进程》，民族出版社2012年版，第99页。
[22] Patit Paban Mishra，The History of Thailand，Santa Barbara，CA：Greenwood，2010，p.42.
[23] 参见谢远章《泰族》，秦钦峙、赵维杨主编《中南半岛民族》，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75页。
[24] 参见段立生《泰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年版，第59—61页。
[25] 中山大学东南亚史研究所编：《泰国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0—161页。
[26] 庞海红：《泰国民族国家的形成及其民族整合进程》，民族出版社2012年版，第173页。
[27] 参见谢远章《泰族》，秦钦峙、赵维杨主编《中南半岛民族》，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77页。
[28] Nantawan Haemindra，“The Problem of the Thai-Muslims in the Four Southern Provinces of Thailand（Part One）”，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Vol.7，Issue 02，September 1976，p.198.
[29] 中山大学东南亚史研究所编：《泰国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1—162页。
[30] James C.Ingram，Economic Change in Thailand：1850-1970，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p.2.
[31] David K.Wyatt，Thailand：A Short History，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4，p.223.
[32] Charles F.Keyes，Thailand：Buddhist Kingdom as Modern Nation-State，Boulder and London：Westview Press，1987，p.201.
[33] Thak Chaloemtiarana，Read Till It Shatters：Nationalism and Identity in Modern Thai Literature，Acton ACT：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2018，p.146.
[34] 顾长永、萧文轩：《边缘化或是整合：泰国的少数族群政治》，高雄：中山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2页。
[35] 参见[新加坡]崔贵强编著《东南亚史》，新加坡：联营出版有限公司1965年版，第259页。
[36] James C.Ingram，Economic Change in Thailand：1850-1970，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p.2.
[37] James C.Ingram，Economic Change in Thailand since 1850，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5，p.2.
[38] 参见吴复新《泰国行政发展之研究》，台北：私立东吴大学1981年版，第76—77页。
[39] 吴复新：《泰国行政发展之研究》，台北：私立东吴大学1981年版，第94页。
[40] 参见Keerati Chenpitayaton，When Siam Faced the World：Trans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Thai Modernizing State，1855-1932，Ph.D.Diss.，New York：New School University，2015，Ann Arbor，Michigan：ProQuest LLC，2016，p.63。
[41] 张锡镇：《当代东南亚政治》，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页。
[42] 吴复新：《泰国行政发展之研究》，台北：私立东吴大学1981年版，第78页。
[43] 吴复新：《泰国行政发展之研究》，台北：私立东吴大学1981年版，第85—86页。
[44] 吴复新：《泰国行政发展之研究》，台北：私立东吴大学1981年版，第77页。
[45] 吴复新：《泰国行政发展之研究》，台北：私立东吴大学1981年版，第99页。
[46] 吴复新：《泰国行政发展之研究》，台北：私立东吴大学1981年版，第100—101页。
[47] 周方冶：《王权·威权·金权：泰国政治现代化进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5—36页。
[48] 周方冶：《王权·威权·金权：泰国政治现代化进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6页。
[49] [新西兰]尼古拉斯·塔林主编：《剑桥东南亚史Ⅱ》，王士录、孔建勋、李晨阳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8页。
[50] 参见阳举伟、何平《泰国民族国家建构模式探究——基于民族国家构成要素的分析》，《东南亚南亚研究》2015年第3期。
[51] Thak Chaloemtiarana，Read Till It Shatters：Nationalism and Identity in Modern Thai Literature，Acton ACT：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2018，p.75.
[52] Eiji Murashima，“The Origin of Modern Official State Ideology in Thailand”，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Vol.19，Issue 1，1988，p.81.
[53] [新西兰]尼古拉斯·塔林主编：《剑桥东南亚史Ⅱ》，王士录、孔建勋、李晨阳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37页。
[54] Andreas Sturm，The King's Nation：A Studies of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Nation and Nationalism in Thailand，Ph.D.Diss.，London：University of London，2006，pp.138-139.
[55] Walter F.Vella，Chaiyo！King Vajiravudh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ai Nationalism，Honolulu：The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78，p.xvi.
[56] Walter F.Vella，Chaiyo！King Vajiravudh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ai Nationalism，Honolulu：The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78，pp.xiii-xvi.
[57] Walter F.Vella，Chaiyo！King Vajiravudh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ai Nationalism，Honolulu：The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78，p.xvi.
[58] [泰]黄瑞真：《拉玛六世的民族主义与排华思想及其影响》，《南洋问题研究》2008年第2期；周方冶：《王权·威权·金权：泰国政治现代化进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4页。
[59] [新西兰]尼古拉斯·塔林主编：《剑桥东南亚史Ⅱ》，王士录、孔建勋、李晨阳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37—238页。
[60] [泰]黄瑞真：《拉玛六世的民族主义与排华思想及其影响》，《南洋问题研究》2008年第2期。
[61] 周方冶：《王权·威权·金权：泰国政治现代化进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4页。
[62] [英]D.G.E.霍尔：《东南亚史》，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910页。
[63] [新西兰]尼古拉斯·塔林主编：《剑桥东南亚史Ⅱ》，王士录、孔建勋、李晨阳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2—103页。
[64] [泰]黄瑞真：《拉玛六世的民族主义与排华思想及其影响》，《南洋问题研究》2008年第2期。
[65] [新西兰]尼古拉斯·塔林主编：《剑桥东南亚史Ⅱ》，王士录、孔建勋、李晨阳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38页。
[66] [新西兰]尼古拉斯·塔林主编：《剑桥东南亚史Ⅱ》，王士录、孔建勋、李晨阳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4页。
[67] [新西兰]尼古拉斯·塔林主编：《剑桥东南亚史Ⅱ》，王士录、孔建勋、李晨阳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38页。
[68] Thak Chaloemtiarana，Read Till It Shatters：Nationalism and Identity in Modern Thai Literature，Acton ACT：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2018，p.163.
[69] [新西兰]尼古拉斯·塔林主编：《剑桥东南亚史Ⅱ》，王士录、孔建勋、李晨阳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68页；Nicholas Tarling（ed.），The cambridge Vlistory of Southeast Asia：Volume 2，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592.
[70] 吴复新：《泰国行政发展之研究》，台北：私立东吴大学1981年版，第145—146页。
[71] [新加坡]王赓武：《东南亚的政党与国家》，吴宏娟译，《东南亚研究》2012年第4期。
[72] Wang Gungwu，“Party and Nation in Southeast Asia”，Millennial Asia，Vol.1，Issue 1，2010，p.48.
[73] C.I.Reynolds，“Nation and State in Histories of Nation-Building，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ailand”，in Wang Gungwu（ed.），Nation-Building：Five Southeast Asian Histories，Singopore：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2005，p.26.
[74] C.I.Reynolds，“Nation and State in Histories of Nation-Building，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ailand”，in Wang Gungwu（ed.），Nation-Building：Five Southeast Asian Histories，Singopore：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2005，p.26.
[75] Nicholas Tarling（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Volume 2，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437.
[76] 披汶，1897年出生时的名字是蒲莱克·集他桑卡（Plaek Khittasangkha）；1928年，他被授予军衔和头衔——銮·披汶颂堪（Luang Phibunsongkhram）。后来，他将披汶颂堪作为家庭姓氏。参见David K.Wyatt，Thailand：A Short History，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4，pp.252-253。
[77] Thak Chaloemtiarana（ed.），Thai Politics：Extracts and Documents，Vol.I（1932-1957），Bangkok：Social Science Association of Thailand，1978，p.98.
[78] [新西兰]尼古拉斯·塔林主编：《剑桥东南亚史Ⅱ》，王士录、孔建勋、李晨阳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41页。
[79] David K.Wyatt，Thailand：A Short History，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4，p.253.
[80] Thanet Aphornsuvan，“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oming of the Coup of 1947 in Siam”，Journal of the Siam Society，Vol.75，1987，p.191.
[81] Eiji Murashima，“The Origin of Modern Official State Ideology in Thailand”，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Vol.19，Issue 1，1988，p.80.
[82] Walter F.Vella，Chaiyo！King Vajiravudh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ai Nationalism，Honolulu：The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78，pp.269-270.
[83] [新西兰]尼古拉斯·塔林主编：《剑桥东南亚史Ⅱ》，王士录、孔建勋、李晨阳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41页。
[84] [新西兰]尼古拉斯·塔林主编：《剑桥东南亚史Ⅱ》，王士录、孔建勋、李晨阳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42页。
[85] 贺圣达、王文良、何平：《战后东南亚历史发展：1945—1994》，云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55—256页。
[86] 金勇：《以国王为元首的民主制：当代“泰式民主”的文化建构》，《东南亚研究》2018年第2期。
[87] 金勇：《以国王为元首的民主制：当代“泰式民主”的文化建构》，《东南亚研究》2018年第2期。
[88] 金勇：《以国王为元首的民主制：当代“泰式民主”的文化建构》，《东南亚研究》2018年第2期。
[89] Bruce E.Reynolds，“Phibun Songkhram and Thai Nationalism in the Fascist Era”，European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Vol.3，No.1，2004，p.99.
[90] Thanet Aphornsuvan，“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oming of the Coup of 1947 in Siam”，Journal of the Siam Society，Vol.75，1987，pp.190-191.
[91] Chularat Meepien，Field Marshal P.Phibunsongkhram's Nation-Building Policy and Its Impact on Muslim Identity in Southern Thailand（1939-1944），Master Thesis，Bangkok：Chulalongkorn University，2006，p.36.
[92] 龚浩群：《民族国家的历史时间——简析当代泰国的节日体系》，《开放时代》2005年第3期。
[93] 中山大学东南亚史研究所编：《泰国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5—236页。
[94] Chularat Meepien，Field Marshal P.Phibunsongkhram's Nation-Building Policy and Its Impact on Muslim Identity in Southern Thailand（1939-1944），Master Thesis，Bangkok：Chulalongkorn University，2006，pp.32-36.
[95] 中山大学东南亚史研究所编：《泰国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2页。
[96] Kobkua Suwannathat-Pian，Thailand's Durable Premier：Phibun through Three Decades 1932-1957，Kuala Lumpur：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24.
[97] [新西兰]尼古拉斯·塔林主编：《剑桥东南亚史Ⅱ》，王士录、孔建勋、李晨阳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46—347页。
[98] Stanley Jeyaraja Tambiah，World Conqueror and World Renouncer：A Study of Buddhism and Polity in Thailand Against a Historical Backgroun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6，p.527.
[99] Charles F.Keyes，Thailand：Buddhist Kingdom as Modern Nation-State，Boulder and London：Westview Press，1987，p.210.
[100] Thak Chaloemtiarana，Read Till It Shatters：Nationalism and Identity in Modern Thai Literature，Acton ACT：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2018，p.164.
[101] 金勇：《泰国銮披汶时期的文化政策及其意涵》，《东方论坛》2013年第5期。
[102] Thamsook Numnonda，“Pibulsongkram's Thai Nation-Building Programme during the Japanese Military Presence，1941-1945”，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Vol.9，Special Issue 2，1978，p.245.
[103] 张映秋：《评披汶政府的十二个通告》，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编《东南亚历史论文集》，1984年版，第76—77页。
[104] Blanchard Wendell et al.，Thailand：Its People，Its Society，Its Culture，New Haven：HRAF Press，1958，p.60.
[105] 陈茜、孔晓莎等编：《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基础资料汇编》，云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版，第79页。
[106] 田禾、周方冶编著：《泰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8页。
[107] 参见庞海红《泰国民族国家的形成及其民族整合进程》，民族出版社2012年版，第201页。
[108] 朱大伟：《銮披汶·颂堪政府时期的泛泰主义研究（1938—1944）》，《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109] Nicha Pittayapongsakorn，“Shifting the Thai Education Paradigm”，Bangkok Post，January 10，2018.
[110] Saowanee T.Alexander and Duncan McCargo，“Diglossia and Identity in Northeast Thailand：Linguistic，Social，and Political Hierarchy”，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Vol.18，Issue 1，2014，p.62.
[111] Chularat Meepien，Field Marshal P.Phibunsongkhram's Nation-Building Policy and Its Impact on Muslim Identity in Southern Thailand（1939-1944），Master Thesis，Bangkok：Chulalongkorn University，2006，p.41.
[112] 有关对泰国“立国三原则”——三位一体的“民族、宗教、国王”及其缺陷的详细分析，参见周方治《王权·威权·金权：泰国政治现代化进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4—50页。
[113] Ronald D.Renard，“Creating the Other Requires Defining Thainess Against Which the Other Can Exist：Early-Twentieth Century Definitions”，Southeast Asian Studies，Vol.44，No.3，2006，p.317.
[114] 有关泰国1932年、1997年、2007年宪法的相关条款中，涉及“民族、宗教与国王”内容的相关规定及其分析，参见阳举伟、何平《泰国民族国家建构模式探究——基于民族国家构成要素的分析》，《东南亚南亚研究》2015年第3期。
[115] The Office of the Council of State，Constitution of the Kingdom of Thailand（Unofficial Translation），Bangkok：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of the Kingdom of Thailand，April 6，2017/B.E.2560，p.16.
[116] The Office of the Council of State，Constitution of the Kingdom of Thailand（Unofficial Translation），Bangkok：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of the Kingdom of Thailand，April 6，2017/B.E.2560，p.21.
[117] Nidhi Eoseewong，“The Thai Cultural Constitution”，Kyoto Review of Southeast Asia，No.3，2003.
[118] [新加坡]王赓武：《东南亚的政党与国家》，吴宏娟译，《东南亚研究》2012年第4期。
[119] Pinkaew Laungaramsri，“Ethnicity and the Politics of Ethnic Classification in Thailand”，in Colin Mackerras（ed.），Ethnicity in Asia，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Curzon，2003，p.157.
[120] Pinkaew Laungaramsri，“Ethnicity and the Politics of Ethnic Classification in Thailand”，in Colin Mackerras（ed.），Ethnicity in Asia，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Curzon，2003，p.170.
[121] 顾长永、萧文轩：《边缘化或是整合：泰国的少数族群政治》，高雄：中山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81—182页。
[122] Chris Baker and Pasuk Phongpaichit，A History of Thailand（3rd Ed.），Melbourne，Australi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4，p.87.
[123] Chris Baker and Pasuk Phongpaichit，A History of Thailand（3rd Ed.），Melbourne，Australi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4，pp.171-172.
[124] 阳举伟、何平：《泰国民族国家建构模式探究——基于民族国家构成要素的分析》，《东南亚南亚研究》2015年第3期。
[125] 参见C.I.Reynolds，“Nation and State in Histories of Nation-Building，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ailand”，in Gungwu Wang（ed.），Nation-Building：Five Southeast Asian Histories，Singapore：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2005，p.36。
[126] “伊山”（
，Isan）地区即泰国东北部地区，顾长永、萧文轩两位学者将其译为“伊森”。准确来说，“伊山”一词的泰语发音更接近“伊三”，但“伊三”一词在中文语境中容易引发歧义，加上泰东北地区为高原多山，故译为“伊山”。
[127] 庞海红：《泰国民族国家的形成及其民族整合进程》，民族出版社2012年版，第227页。
[128] 顾长永、萧文轩：《边缘化或是整合：泰国的少数族群政治》，高雄：中山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6页。
[129] 田禾、周方冶编著：《泰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8页。
[130] Thanet Charoenmuang，“When the Young Cannot Speak Their Own Mother Tongue：Explaining a Legacy of Cultural Domination in Lan Na”，in Volker Grabowsky（ed.），Regions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 in Thailand：1892-1992，Wiesbaden：Harrassowitz Verlag，1995，p.82.
[131] 庞海红：《泰国民族国家的形成及其民族整合进程》，民族出版社2012年版，第98页。
[132] Shigeharu Tanabe，“Ideological Practice in Peasant Rebellions：Siam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Senri Ethnological Sthudies，No.13，1984，p.90.
[133] 顾长永、萧文轩：《边缘化或是整合：泰国的少数族群政治》，高雄：中山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78页。
[134] 庞海红：《泰国民族国家的形成及其民族整合进程》，民族出版社2012年版，第108页。
[135] “Thesaphiban”这个词是由三个来自巴利文的暹罗词组成的，thet或thesa的意思是国家（country），aphi的意思是“特定”，ban或bala的意思则是“负责/掌管某地某事”。因此，Thesaphiban的字面意思即为“负责/掌管某国的特定地区”，亦即“管理或控制国家部分领土”。与此有关的即是泰国国家始于20世纪之初的以“勐通”——泰语“Monthon”一词是从字面意思为“圈”的曼荼罗（Mandala）一词转译而来的——为单位进行的领土行政划分。有关Thesaphiban的解释，参见Tej Bunnag，The Provincial Administration of Siam from 1892 to 1915：A Study of the Creation，the Growth，the Achievements，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Modern Siam，of the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under Prince Damrong Rachanuphap，Ph.D.Diss.，Oxford：University of Oxford，1969，p.159。
[136] Tej Bunnag，The Provincial Administration of Siam from 1892 to 1915：A Study of the Creation，the Growth，the Achievements，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Modern Siam，of the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under Prince Damrong Rachanuphap，Ph.D.Diss.，Oxford：University of Oxford，1969，pp.310-311.
[137] 庞海红：《泰国民族国家的形成及其民族整合进程》，民族出版社2012年版，第109页。
[138] 庞海红：《泰国民族国家的形成及其民族整合进程》，民族出版社2012年版，第118—121页。
[139] Thanet Charoenmuang，“When the Young Cannot Speak Their Own Mother Tongue：Explaining a Legacy of Cultural Domination in Lan Na”，in Volker Grabowsky（ed.），Regions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 in Thailand：1892-1992，Wiesbaden：Harrassowitz Verlag，1995，pp.88-89.
[140] Thanet Charoenmuang，“When the Young Cannot Speak Their Own Mother Tongue：Explaining a Legacy of Cultural Domination in Lan Na”，in Volker Grabowsky（ed.），Regions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 in Thailand：1892-1992，Wiesbaden：Harrassowitz Verlag，1995，p.82.
[141] Vachara Sinduhprama，Modern Education and Socio-Cultural Change in Northern Thailand，1898-1942，Ph.D.Diss.，Hawaii：University of Hawaii，1988，pp.252-253.
[142] Vachara Sinduhprama，Modern Education and Socio-Cultural Change in Northern Thailand，1898-1942，Ph.D.Diss.，Hawaii：University of Hawaii，1988，pp.286-287.
[143] Thanet Charoenmuang，“When the Young Cannot Speak Their Own Mother Tongue：Explaining a Legacy of Cultural Domination in Lan Na”，in Volker Grabowsky（ed.），Regions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 in Thailand：1892-1992，Wiesbaden：Harrassowitz Verlag，1995，pp.82-83.
[144] 庞海红：《泰国民族国家的形成及其民族整合进程》，民族出版社2012年版，第129页。
[145] Volker Grabowsky，“The Isan up to its Integration into the Siamese State”，in Volker Grabowsky（ed.），Regions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 in Thailand：1892-1992，Wiesbaden：Harrassowitz Verlag，1995，p.124.
[146] Peera Songkunnatham，Recognizing Village Publics：Cultural Citizenship and the State in Northeastern Thailand，Undergraduate Thesis，Swarthmore，Pennsylvania：Swarthmore College，2015，p.24.
[147] 有关“伊山”一词与被污名化的“泰老”一词的分析，参见John Draper and Paweena Prasertsri，“The Isan Culture Maintenance and Revitalisation Programme's Multilingual Signage Attitude Survey”，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Vol.34，Issue 7，2013，p.618。
[148] Chris Baker and Pasuk Phongpaichit，A History of Thailand（3rd Ed.），Melbourne，Australi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4，p.172.
[149] Charles F.Keyes，“Millennialism，Theravāda Buddhism，and Thai Society”，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36，Issue 2，1977，p.293.
[150] Paitoon Mikusol，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of Northeastern Thailand from 1868-1910：A Case Study of the Huamuang Khamen Padong（Surin，Sangkha and Khukhan），Ph.D.Diss.，Washington：University of Washington，1984，p.128.
[151] 一个“行政圈”或一个“勐通”，通常由五六个省组成。在塑造每一个勐通的过程中，要考虑的因素包括自然特征，如河流、运河或山脉，以及战略等。参见Peter Rogers，Northeast Thailand from Prehistoric to Modern Times：In Search of Isan's Past，Bangkok：Duang Kamol（D.K.） Book House，1969，p.201。
[152] Peter Rogers，Northeast Thailand from Prehistoric to Modern Times：In Search of Isan's Past，Bangkok：Duang Kamol（D.K.） Book House，1969，p.201.
[153] 庞海红：《泰国民族国家的形成及其民族整合进程》，民族出版社2012年版，第164—165页。
[154] Paitoon Mikusol，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of Northeastern Thailand from 1868-1910：A Case Study of the Huamuang Khamen Padong（Surin，Sangkha and Khukhan），Ph.D.Diss.，Washington：University of Washington，1984，p.133.
[155] 参见萧文轩、顾长永《泰国的国家整合与伊森地域认同的探析》，《台湾东南亚学刊》2012年第2期。
[156] 庞海红：《泰国民族国家的形成及其民族整合进程》，民族出版社2012年版，第165页。
[157] 参见萧文轩、顾长永《泰国的国家整合与伊森地域认同的探析》，《台湾东南亚学刊》2012年第2期。
[158] Volker Grabowsky，“The Isan up to Its Integration into the Siamese State”，in Volker Grabowsky（ed.），Regions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 in Thailand：1892-1992，Wiesbaden：Harrassowitz Verlag，1995，p.107.
[159] Volker Grabowsky，“The Isan up to Its Integration into the Siamese State”，in Volker Grabowsky（ed.），Regions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 in Thailand：1892-1992，Wiesbaden：Harrassowitz Verlag，1995，p.107.
[160] Paul Henry De Neui，String Tying Ritual as Christian Communication in Northeast Thailand，Ph.D.Diss.，Pasadena，California：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2005，p.63.
[161] 参见萧文轩、顾长永《泰国的国家整合与伊森地域认同的探析》，《台湾东南亚学刊》2012年第2期。
[162] Charles F.Keyes，“Ethnic Identity and Loyalty of Villagers in Northeastern Thailand”，Asian Survey，Vol.6，No.7，1966，p.369.
[163] Charles F.Keyes，“Ethnic Identity and Loyalty of Villagers in Northeastern Thailand”，Asian Survey，Vol.6，No.7，1966，p.367.
[164] 庞海红：《泰国民族国家的形成及其民族整合进程》，民族出版社2012年版，第166页。
[165] Kennon Breazeale，The Integration of the Lao States into the Thai Kingdom，Ph.D.Diss.，Oxford：University of Oxford，1975，pp.197，267.
[166] Kennon Breazeale，The Integration of the Lao States into the Thai Kingdom，Ph.D.Diss.，Oxford：University of Oxford，1975，p.267.
[167] Charles F.Keyes，“Ethnic Identity and Loyalty of Villagers in Northeastern Thailand”，Asian Survey，Vol.6，No.7，1966，p.369.
[168] 参见顾长永、萧文轩《边缘化或是整合：泰国的少数族群政治》，高雄：中山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9页。
[169] Charles Keyes，Finding Their Voice：Northeastern Villagers and the Thai State，Chiang Mai：Silkworm Books，2004，pp.110-111.
[170] Saowanee T.Alexander and Duncan McCargo，“Diglossia and Identity in Northeast Thailand：Linguistic，Social，and Political Hierarchy”，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Vol.18，Issue 1，2014，pp.60-86.
[171] 参见顾长永、萧文轩《边缘化或是整合：泰国的少数族群政治》，高雄：中山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15页。
[172] 顾长永、萧文轩：《边缘化或是整合：泰国的少数族群政治》，高雄：中山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15页。
[173] 阳举伟、何平：《论泰国政治整合马来穆斯林族群的政策——以“后銮披汶时代”为中心的考察》，《世界民族》2018年第4期。
[174] 顾长永、萧文轩：《边缘化或是整合：泰国的少数族群政治》，高雄：中山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22页。
[175] Edward Van Roy，Siamese Melting Pot：Ethnic Minorities in the Making of Bangkok，Chiang Mai：Silkworm Books，2017，p.151.
[176] 参见顾长永、萧文轩《边缘化或是整合：泰国的少数族群政治》，高雄：中山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26页；Worawit Baru alias Ahmad，“Tradition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of the Patani Region”，in Volker Grabowsky（ed.），Regions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 in Thailand：1892-1992，Wiesbaden：Harrassowitz Verlag，1995，p.199；Uthai Dulyakasem，“Education and Ethnic Nationalism：The Case of the Muslim-Malays in Southern Thailand”，in Charles F.Keyes（ed.），assisted by E.Jane Keyes and Nancy Donnelly，Reshaping Local Worlds：Formal Education and Cultural Change in Rural Southeast Asia，New Haven，Connecticut：Yale University Southeast Asia Studies，1991，p.137。
[177] 参见阳举伟《泰国整合马来穆斯林族群的困境与出路——基于影响民族同化因素的分析》，《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15年第6期。
[178] Chularat Meepien，Field Marshal P.Phibunsongkhram's Nation-Building Policy and Its Impact on Muslim Identity in Southern Thailand（1939-1944），Master Thesis，Bangkok：Chulalongkorn University，2006，p.52.
[179] Wan Kadir Che Man，“National Integration and Resistance Movement：The Case of Muslims in Southern Thailand”，in Volker Grabowsky（ed.），Regions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 in Thailand：1892-1992，Harrassowitz Verlag，1995，pp.240-241.
[180] 韦红：《20世纪六七十年代泰国经济开发中的民族矛盾》，《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181] 参见Research Center for Regional Resources-Indonesian Institute of Sciences（ed.），Multiculturalism，Separatism and Nation State Building in Thailand，Jakarta，Indonesia：Research Center for Regional Resources-Indonesian Institute of Sciences（PSDR-LIPI），2004，p.64；阳举伟、何平《论泰国政治整合马来穆斯林族群的政策——以“后銮披汶时代”为中心的考察》，《世界民族》2018年第4期。
[182] 孔建勋等：《多民族国家的民族政策与族群态度：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泰国实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7页。
[183] 孔建勋等：《多民族国家的民族政策与族群态度：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泰国实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7页。
[184] Chularat Meepien，Field Marshal P.Phibunsongkhram's Nation-Building Policy and Its Impact on Muslim Identity in Southern Thailand（1939-1944），Master Thesis，Bangkok：Chulalongkorn University，2006，p.36.
[185] Chularat Meepien，Field Marshal P.Phibunsongkhram's Nation-Building Policy and Its Impact on Muslim Identity in Southern Thailand（1939-1944），Master Thesis，Bangkok：Chulalongkorn University，2006，p.53.
[186] Suwilai Premsrirat，“Redefining ‘Thainess’：Embracing Diversity，Preserving Unity”，in Pranee Liamputtong（ed.），Contemporary Socio-Cultural and Political Perspectives in Thailand，Dordrecht：Springer，2014，p.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