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阿穆尔河（黑龙江）左岸地区早期铁器时代与中世纪的考古学文化与民族史述略
А.П.扎比亚科
古城系防御性聚落的考古学遗存。这些聚落通常被壕沟和城垣环绕，修建有垣墙。一般来说，垣墙内分布着公共区和居住区，也有用于经济活动的建筑。城垣内有时缺少人类居住的遗迹，显然，这说明了这些古城的特殊用途。一些古城被用作礼仪中心和宗教圣地，这类古城的实例在东欧古城的研究中是众所周知的。
在早期历史阶段，受经济活动、社会关系和进行军事活动的情形所限，聚落类型的古城并不存在。在历史发展的漫长时期中，由于游牧和半游牧的生活方式、群体人数较少、缺乏尖锐的社会和民族矛盾，人们不需要建造防御性聚落。向生产型经济和定居生活方式的过渡、人口增加、社会结构复杂化、社群内部和社群（部落、早期国家、民族）之间的关系——这些因素为防御性聚落的出现创造了社会条件。城址的修筑缘于某些社会或民族群体有组织的武装力量在社会生活中的壮大。武装力量的提升伴随着对其防御要求的增加。
阿穆尔河（黑龙江）[1]流域最早的古城出现于早期铁器时代的波尔采考古学文化（图1-1）。
图1-1 波尔采文化陶器[2]
波尔采文化遗迹分布于从小兴安岭到阿穆尔河入海口的阿穆尔河沿岸，它们于1935年被А.П.奥克拉德尼科夫所发现。该文化名称源自一处被当地居民称为“波尔采”的小山岗。А.П.奥克拉德尼科夫的团队中，还有青年考古学家А.П.杰列维扬科和Б.С.萨布诺夫，他们于1962年在丘岗上发现了古代聚落。А.П.杰列维扬科在对该文化遗存的进一步研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根据他的研究，波尔采文化经过了三个发展阶段：热尔托雅罗夫阶段（公元前7—公元前6世纪）、波尔采阶段（公元前6—公元前1世纪）、库克列夫阶段（公元1—4世纪）。波尔采文化人群主要为定居生活，从事农业、养猪业以及渔捞和狩猎。
军事活动在该文化人群生活方式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根据相关研究，波尔采文化人群为乌里尔文化居民的后裔。例如，在《滨海地区和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的遥远过去》一书中，基于一些原始遗物（如婴儿摇篮的模型），А.П.奥克拉德尼科夫提出假设，波尔采文化群体的族源与来自后贝加尔地区、沿阿穆尔河迁徙的满—通古斯人群有关。[3]之后，А.П.杰列维扬科在其发表的研究中论证了乌里尔文化及其后裔——波尔采文化人群的族属为古亚细亚人群体，并提出他们可能就是中国文献记载中的民族——挹娄。[4]一些中国研究者将波尔采文化、乌里尔文化、扬科夫斯基文化以及挹娄部落归为通古斯—满族的先民。[5]
公元前3世纪前后，创造波尔采文化的民族群体开始突破其先祖的地域，将其活动的边界扩大至滨海地区和日本列岛。[6]波尔采文化居民可能在日本列岛成为弥生考古学文化形成的参与者。同时，波尔采文化还显著地影响了分布于中国东北地区的滚兔岭文化和凤林文化。在滨海地区，特别是在乌苏里江流域，发现了大量波尔采文化遗迹，包括古城——鲁达诺夫斯科耶古城、新格尔杰耶夫卡古城、格拉佐夫卡古城等。[7] 向滨海地区南部迁徙的波尔采居民，在此遭遇敌对的土著居民（克罗乌诺夫卡文化人群）而产生了军事冲突，这也就解释了这些防御性聚落的出现。
波尔采文化居民几乎没有继续沿阿穆尔河而上，向小兴安岭山脉迁徙。在结雅—布列亚平原和阿穆尔河上游，波尔采军事或文化扩张的遗存少有发现。当地居民的强烈抵抗或公元前1千纪末的气候转寒可能阻碍了波尔采人的迁移，而促使其向南部的滨海地区移动。
公元1千纪初，阿穆尔河中游和上游地区存在着米哈伊洛夫卡考古学文化。该文化首先广泛地向适宜农业的河滩和山麓地带扩大（米哈伊洛夫卡文化古城、科斯基耶尔斯科耶古城、多尔戈耶湖等遗址），农业是居民的主要生产方式。米哈伊洛夫卡文化遗存被发现于该文化居民从事狩猎、渔捞和野生有益植物采集的森林地带（布列亚河流域的布金克留奇等遗址）。米哈伊洛夫卡文化存在的时间为3—8世纪（个别部落可能存在至10世纪）。
米哈伊洛夫卡文化得名于1967—1968年Е.И.杰列维扬科发掘的位于米哈伊洛夫卡村附近的古城。Е.И.杰列维扬科认为该古城属于靺鞨考古学文化。之后，О.В.季亚科娃不赞同将古城性质视为靺鞨文化遗迹，基于对陶器特点的研究，她提出该文化属于某一特殊的族群。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С.П.涅斯杰罗夫对比了米哈伊洛夫卡文化材料、阿穆尔河沿岸地区一系列其他遗迹以及关于北方室韦部落的文献记载，提出了米哈伊洛夫卡文化的族属为北室韦。[8]根据这一解释，从蒙古语族（原蒙古）族群西部迁徙至此的人群，成为公元1千纪中叶阿穆尔河上游和中游地区（至小兴安岭）的主要民族（图1-2）。
图1-2 米哈伊洛夫卡文化陶器[9]
目前，С.П.涅斯杰罗夫提出的对米哈伊洛夫卡文化民族属性的认识获得了认可，但依然存在争议。[10] Д.П.鲍罗金在其所发表的论著中提出了关于米哈伊洛夫卡人群族源的另一观点，认为米哈伊洛夫卡文化是塔拉坎文化与波尔采文化晚期阶段融合的结果。根据Д.П.鲍罗金的观点，“少数乌里尔—波尔采居民”系通古斯语族。因此，他认为米哈伊洛夫卡人群属于通古斯人。[11]
显然，米哈伊洛夫卡文化人群的族属问题远未最终解决。考古发掘暂时尚未发现米哈伊洛夫卡文化人群的骨骼遗骸。缺失了人类学材料，对考古学文化族属的判断是困难的。还应该看到，米哈伊洛夫卡人群族源观点的争议缘于民族共同体的多元，即中国文献中所载之室韦。室韦的称谓为主要居住在今中国东北、蒙古东部和后贝加尔地区的各民族集团的混合统称。大量室韦区域性部落属于蒙古语族群，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的室韦蒙古语族群包括北室韦、钵室韦等部落。[12] 他们起源于原蒙古族群，即公元前1千纪的中国编年史中记载的东胡。[13] 然而，并非所有室韦都与原蒙古部落有关。一些室韦集团属于满—通古斯族群（大室韦、黄头室韦等）。其差别不仅仅在于不同的室韦区域族群的语言，也在于这些集团的族源、人类学和经济文化类型：一些人主要为定居农业居民和牧民；另一些人则过着森林狩猎者的半游牧生活。
在公元1千纪的前几个世纪里，小兴安岭西北部地区的米哈伊洛夫卡文化部落抵抗着波尔采文化部落。这些民族集团间的冲突导致了防御性聚落在结雅—布列亚平原南部的出现。
公元1千纪下半叶，阿穆尔河中游的米哈伊洛夫卡文化居民遭遇了新的外敌。
大约在7世纪，通古斯语族人群向阿穆尔河上游和中游移动。来自西北的后贝加尔地区和雅库特南部的大室韦、来自南部和东南部的黑水靺鞨及其亲缘部族均为原通古斯集团。[14]
С.П.涅斯杰罗夫认为，黑水靺鞨原活动于松花江流域中游、下游以及乌苏里江流域，其生活遗迹在考古学上被称为靺鞨考古学文化奈费尔德类型，其地方文化表现为布拉戈斯洛文宁斯克类型。靺鞨文化奈费尔德类型最大的早期遗址位于小兴安岭以东的阿穆尔河两岸，年代为4—6世纪。靺鞨文化奈费尔德类型曾是松花江—乌苏里江流域的主要民族群体。7—8世纪期间，奈费尔德类型族群从松花江—乌苏里江流域沿阿穆尔河而上，迁徙至结雅—布列亚河一带。其迁徙的原因缘于与渤海国的军事冲突。其迁徙路线经过了嫩江上游，这一地区存在便于穿行伊勒呼里山和小兴安岭之间的孔道。黑水靺鞨的新定居点位于阿穆尔河中游左岸地区，其考古遗迹主要为新彼得罗夫卡墓地、帽子山墓地、帽子山聚落等遗址。[15]应当注意的是，С.П.涅斯杰罗夫提出的黑水靺鞨奈费尔德类型在小兴安岭以东的阿穆尔河及其支流两岸的区域人群文化类型与其他考古学文化并不一致。
根据В.Е.麦德维杰夫的研究，8—9世纪在小兴安岭以东的阿穆尔河左岸已经存在早期的女真聚落，该群体已为考古遗址所呈现。阿穆尔女真的早期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靺鞨。例如，科尔萨科沃墓地的材料表明了在7—8世纪，女真文化已经具备了固有的自身元素。[16]6世纪的中国文献同时提及了靺鞨和女真。В.Е.麦德维杰夫认为，根据民族历史的模式，首先是靺鞨（勿吉）社群的出现，之后演变为女真——这是阿穆尔河沿岸地区“民族文化状况不完整的阐释”[17]。
显然，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的靺鞨历史还需要进一步明确对靺鞨族群族源、靺鞨区域部落的民族文化演进认识的考古学、文本学、语言学和人类学的研究。
众所周知的是，粟末靺鞨是靺鞨部族中一大型民族共同体。在滨海地区，粟末靺鞨部落在渤海国建立的过程中扮演着主导性的角色，并力图拓展边界。8世纪左右，粟末靺鞨一部向阿穆尔河中游和上游迁徙。其考古遗址如帽子山墓地，证明了黑水靺鞨与粟末靺鞨之间军事冲突的开始。最终，黑水靺鞨和粟末靺鞨达到了领土的势力均衡，在其交界地带出现了混合居民。[18]
粟末靺鞨占据着阿穆尔河上游和结雅河流域，他们处于与米哈伊洛夫卡文化人群北室韦聚落相邻的地区。特罗伊茨基类型的考古遗迹系粟末靺鞨在阿穆尔河中游和上游定居的证明（图1-3）。[19]“特罗伊茨基传统在阿穆尔地区的出现与来自松花江上游流域或‘满洲’[20]南部的渤海（粟末靺鞨）移民有关。然而，在移民到达时尚不具备独特的特罗伊茨基传统，在移民出发的区域也不存在特罗伊茨基类型遗址，但存在文化相似的物质遗存。由于移民与米哈伊洛夫卡文化世居人群的互动，特罗伊茨基类型形成于阿穆尔河沿岸地区西部。”[21]
显然，活动于边界的靺鞨特罗伊茨基类型及所有靺鞨族群，从民族文化特征和人类学特点来看是多元的。В.П.阿列克谢耶夫的颅骨学研究考察了60个来自特罗伊茨基墓地的头骨，表明特罗伊茨基靺鞨属于蒙古利亚人种贝加尔类型。特征组合体的世居靺鞨在某种程度上成为阿穆尔河流域所有满—通古斯民族人类学组合形成的源头。他们同时也接近于许多东西伯利亚古亚细亚人的特征。[22]
图1-3 特罗伊茨基墓地出土陪葬品[23]
从古代遗骨中提取DNA线粒体的工作，成为21世纪初特罗伊茨基墓地考古学研究的成果之一。DNA分析得出了以下重要结论：“欧亚东部、欧亚西部、非洲单倍群L的古代材料小样本中的代表个体，表明靺鞨文化的人类种群遗传储备库具有遗传学材料的特殊异质性。”[24]特罗伊茨基靺鞨人类学特征的独特性能够提供对其族源复杂演进的解释，不同族群、不同种群个体参与其中，并不仅仅属于蒙古利亚人种贝加尔类型。
大约11世纪，在阿穆尔河上游和中游左岸地区，一段与黑水靺鞨和粟末靺鞨的通古斯族群统治有关的历史时期结束了。奈费尔德文化与特罗伊茨基考古学遗存综合体的活动遗迹消失了。新的历史时期在这里开启。
11世纪，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由中世纪早期过渡至中世纪繁荣期。俄罗斯学术界习惯于将这一时期与中国编年史中记载的女真族群在历史舞台的出现联系起来。中国的历史学传统几乎一致认为，女真这一族称出现在约10世纪，最初依附于靺鞨某部，之后作为这一族群的统称。然而，诚如上文所言，在1千纪的中国文献中已经提及了6世纪的女真人。[25]有一个争议性的问题，即靺鞨族群中的哪一部最先被称为女真？多数人倾向于应系黑水靺鞨。[26]个别中国研究者认为，女真的起源与东胡有关。还有一些研究者认为女真和满族人的祖先可能是来自朝鲜半岛的移民或居住于乌苏里江、松花江流域的世居民族。[27]大多数俄罗斯研究者认同女真与靺鞨族群一脉相承的观点。最有可能的是，女真核心集团的出现和进一步发展局域化于阿穆尔河、松花江和乌苏里江下游，而这里正是黑水靺鞨的世居地。
阿穆尔河沿岸地区东部（阿穆尔河下游）民族文化的变化，显然始于渤海人沿乌苏里江的迁徙。这一移民浪潮可能遗留下了阿穆尔女真文化的“科尔萨科沃类型”，大致形成于从乌苏里江口沿阿穆尔河而下的区域。[28]
10世纪来自今中国东北及其周边地区的渤海居民迁徙浪潮对阿穆尔河沿岸地区东部的民族文化形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它促进了早期渤海亲缘人群（渤海国境外的人群——译者注）的形成。其次，这显然加速了黑水靺鞨向新的民族群体——女真的演变过程，因为正是在这波迁徙浪潮中，这一新的民族称谓渗透并被最终固化在阿穆尔河沿岸地区。至少可以说，10世纪末至12世纪的遗址（科尔萨科沃、纳杰日金斯科耶、杜波沃耶等墓地；扎里古城、锡卡奇—阿梁3号聚落、彼得罗巴甫洛夫卡、通古斯卡河口等遗址[29]）证明了奈费尔德类型堆塑陶器和与渤海粟末靺鞨文化相近的广泛分布的陶器的缺失，尽管在个别情况下奈费尔德类型陶器的制作工艺或许可以延续至12世纪。[30]
在阿穆尔河上游和中游（阿穆尔河沿岸地区西部），靺鞨移民与北室韦发生了接触。在当代俄罗斯阿穆尔州的边界存在大量保存了女真时代遗产的历史遗迹。要塞式古城系女真军事活动最显著的产物之一。2003年，在阿尔哈拉河赭石色岩画中，发现了用黑色颜料书写的文字。[31]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可以确定，题记用女真文字书写。题记时间被断代为公元1127年，作者是一位金朝的官员，其名为申忒鄰。距离阿尔哈拉河口最近的大型女真古城系位于帽子山的要塞。该题记揭示了金朝定居边界的新信息和女真时代的移民史，以及在东亚和东北亚邻近地区女真文化的扩张。
大多数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坚信女真人属于通古斯族群。然而，显然不可能重建某种古已有之的“纯正”的通古斯人类学类型。史禄国认为，从人类学的角度讲，通古斯并不是一个同质的完整体，而是若干不同类型的组合体。其中整合了古亚细亚人、蒙古人、汉人及其他组成部分。然而，他们形成了一个单独的人类学类型。[32]基于对女真人历史的有机延续——满族特征的充分研究，女真的主要人类学特征得以相当可靠地重建。Н.Н.切博克萨洛夫提出，满族人属于太平洋蒙古利亚人种的远东（东亚）类型，满族代表窄面的蒙古类型中一种少见的类型。[33]
10世纪到11世纪初，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的女真已经创造了高度发达的文化。女真发展了存在于靺鞨的经济文化类型。女真的生活方式结合了不同自然环境和当地人群传统中的定居生活和使用轻携房屋、勒勒车的牧业人群生活方式。女真从事农耕，种植谷类作物。从事牲畜养殖业，饲养牛、猪、马及其他小型家畜。在水域河岸还从事渔捞，在森林和平原猎捕野兽和鸟类。女真人喜欢的职业和娱乐活动之一是用猎鹰“海东青”进行狩猎。他们在手工业、制陶业和金属加工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发展水平。
阿穆尔河沿岸的女真人遗留了大量生活遗迹——聚落、古城、要塞、墓葬、寺庙、窖藏。[34]
10—11世纪初，大部分靺鞨—女真依附于在东亚建立了强大辽帝国（907—1125年）、灭亡靺鞨人渤海国的原蒙古族群——契丹。至11世纪末，女真开始形成反契丹联盟。1125年，完颜部首领阿骨打统一了女真各部，将契丹驱赶出东北，建立了以今哈尔滨附近的金上京为都的金王朝。直至13世纪初，大金朝成为一个具有灿烂宫廷文化和宗教、文字的强大国家。在对成吉思汗及其继承人领导下的蒙古扩张的艰难抵抗中，金朝灭亡，人口、社会与文化根基遭受了持久的破坏。
后来，尽管居于今中国东北及其周边地区的女真人经历了巨大的动荡，但他们依旧活动于阿穆尔河（黑龙江）流域。在17世纪的俄罗斯文献中，他们被冠以“久切尔”的称谓。
值得重视的是文本信息中关于“nyuchen （нюйчен）”（女真）和“久切尔”族称的一致性。俄罗斯人在17世纪将“女真”的直系后裔命名为久切尔人，一部分可能被称为“纳托克”。他们在那乃人、乌尔奇人及其他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的当代通古斯语族民族的形成中，是扮演着主导角色之一的民族基质。[35]
在17世纪中叶的阿穆尔河（黑龙江）沿岸地区生活着大约1.05万久切尔人，并形成了四个主要区域性群体：上阿穆尔、下阿穆尔、松花江和乌苏里江的久切尔人。[36]久切尔人散居在自结雅河口、沿阿穆尔河，至乌苏里江口而下大约150千米的地区。久切尔人的区域群体被俄罗斯人称为“戈古尔人”（上阿穆尔久切尔人），他们居住在一些不大的村落（乌卢斯——沙俄时代东北和北部边远地区的行政单位，译者按），这些村落位于阿穆尔河与松花江汇合口上游、结雅河口上溯不远处的阿穆尔河畔以及沿结雅河上溯不远处的地区。戈古尔人最近的祖先可能融入了特罗伊茨基靺鞨的族群中。[37]戈古尔人聚落总数约有120个，每个聚落约有10栋房屋。
久切尔人的乌卢斯属于一个更大的联合体，即由首领率领的亲属集团，在17世纪的俄罗斯文献中被称作“大公”。戈古尔—久切尔人大公之一的特恩察大公，在其统治下有大约400人。[38]
久切尔人基本保留了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女真经济的传统形态——耕种和牲畜养殖。他们主要用财产性的牛作为赋税。可追溯至渤海和女真制陶业中的陶器在生产中被广泛使用。
17世纪中叶以后，在历史变迁中，阿穆尔河沿岸的久切尔人逐渐消失了。他们中的大部分迁徙至中国清政权统治下的“满洲”腹地。一部分久切尔人参与了阿穆尔河流域民族与部落集团的形成，最主要的是通古斯语族的那乃人和乌尔奇人。[39]
大约12—13世纪，在阿穆尔河沿岸出现了一个大型民族集团——达斡尔人。大多数研究者将达斡尔人在阿穆尔河流域的出现与移民相联系，移民源自契丹辽国、女真金国的形成与瓦解，以及成吉思汗统一领导下的蒙古人对政权的巩固与军事活动。达斡尔族源至今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40]基于最重要的文献和民族学信息，一些研究者将其起源与通古斯集团联系起来，另有学者将其归于蒙古人分支，还有学者首先考虑了达斡尔人与契丹人的亲缘关系。[41]
目前可以确认，达斡尔族在过去系蒙古语族族群，其亲属语言被保存至今。根据史禄国的观点，体质人类学的资料表明，达斡尔人属于γ类型，这在中国北方的蒙古人和满人中最为典型。在该类型的范畴中，达斡尔的体质特征接近于满人。[42]通过梳理这些材料，Н.Н.切博克萨洛夫提出了达斡尔人与北方汉人和满人的相似性，“他们与地理、经济、文化有关”[43]。中国学者的遗传学研究成果揭示了达斡尔人与契丹人的亲缘性。[44]在北部达斡尔人的历史遗痕中，根据中国民族学家的信息，他们起源于建立辽朝的契丹人的观点占据了主流。[45]
遗传学研究强化了对达斡尔和契丹亲缘性概念的认识。契丹系原蒙古族群，建立了辽朝（907—1125年），覆盖了阿穆尔河沿岸相当大的一片地区。显然，在军事远征及其他事件中，在国家边界发生了契丹居民的移动，为了开发和控制臣民，所涉人群在移民急流中定居在了被征服的地区。金朝的急速崛起和契丹人的溃逃带来了人口流动的新动能。众所周知，在成吉思汗统治下的蒙古部落联盟中，部分契丹人加入了其军队，参与了在其控制地区的远征和管辖。或许正是上述情形决定了一些学者的观点，他们认为，达斡尔人是在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军事统治下来到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的蒙古移民的后裔。
值得一提的是，直至10世纪，阿穆尔河沿岸依然存在北室韦的地域性部落，即米哈伊洛夫卡文化的主体族群。[46]北室韦接近契丹，他们共同起源于东部边界在大兴安岭山麓的古代原蒙古语族群——东胡。在公元1千纪下半叶，米哈伊洛夫卡文化居民在靺鞨特罗伊茨基集团的族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被部分地同化于外来的通古斯族群——粟末靺鞨，并成为被称为特罗伊茨基靺鞨的族群联合体的组成部分之一。对于10—13世纪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的混血居民——契丹和其他从阿穆尔河上游迁居于此的民族、来自后贝加尔地区的蒙古语族群来说，彼此在族群文化关系中并不是异质人群。
在公元1千纪下半叶—2千纪初，阿穆尔河上游和中游及其支流——额尔古纳河、石勒喀河、结雅河、布列亚河、松花江等地区，形成了巨大的民族文化群——民族文化的“碎片”。在这一通过劳动分工以及在产品、通婚、契约义务等方面交往的族群系统中，民族文化不仅相互接触，还或多或少地发生重叠。Е.И.肯恰诺夫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点。[47]
在阿穆尔地区民族文化的大熔炉中，整合成了多元多质的整体，如形成了统一族体的达斡尔人。他们一方面根植于原住民的文化；另一方面则系来自相邻地区。从契丹人遗传而来的达斡尔人，操蒙古语方言，在他们的文化中融合了室韦、原生的蒙古、靺鞨、女真、突厥、汉族的文化传统，成为一支在巨大历史动荡的民族进程中，在族源和生活方式中表现出复杂特点的民族。这即是说，有理由相信，在最后阶段的达斡尔人的族源来自12—13世纪的阿穆尔河沿岸地区。
在17世纪中叶，达斡尔人占据着广阔的地区，分布在自西部石勒喀河、额尔古纳河沿岸，沿阿穆尔河而下直至与结雅河的汇合口。根据尼古拉斯·维特希恩所绘地图（1687年），他们主要散居在阿穆尔河上游左岸，该地区被称为“达乌利亚”。结雅河沿岸的达斡尔人则聚居在自河口上溯约百公里至乌姆列卡恩河河口处。自结雅河口顺阿穆尔河而下，直至达斡尔人分布东部边界的布里亚河口，这一区域内的达斡尔村落与久切尔人（戈古尔人）的乌卢斯为邻。在大兴安岭地区嫩江河谷存在一个广阔的达斡尔飞地。在阿穆尔河流域边界之外的地区，达斡尔人主要占据着维吉姆河沿岸的土地。总之，达斡尔人散居在后贝加尔地区、内蒙古和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广大的区域中。与达斡尔人相邻的一些通古斯族群，也受到了其影响并发生了融合，他们被称为“达斡尔化的通古斯人”。
达斡尔人有非防御性和防御性的聚落、城镇。17世纪的俄罗斯人称其聚落为“乌卢斯”，这一词语的含义不仅意味着居住之地，同时也有亲缘群体的意思。
大量防御性的城镇具有深壕和城垣，常见有木构塔楼和栅墙，还有在发生围攻时获取水源的秘密通道。防御性城址往往只在军事活动中出于防御敌人时才会使用。大部分居民平时都居住在村落中，从事农业劳动。
达斡尔人的房屋都是用木头或带有两面坡屋顶的夯土结构建造而成，如简易房址。在达斡尔人的家具中，金属器皿甚多，这有别于喜爱使用陶质器皿的久切尔人。
达斡尔人的生产活动主要是农业和牲畜养殖业。在田野中，达斡尔人主要饲养马匹，种植谷类作物——小麦、黑麦、大麦、燕麦、小米和荞麦，也有用于榨油的大麻，以及蔬菜（黄瓜、大蒜、豆类等）和其他作物（苹果、梨、坚果等）。[48]家养牲畜则主要是猪、马和牛。
达斡尔人不仅仅从事耕作业和牲畜养殖业，还与通古斯人进行贸易，通过面包换取貂皮。与汉人一起销售紫貂皮、丝织品等商品。
达斡尔人社会组织的基础是亲属集团，它们被联合成更大的社会群体——亲属联合体，他们被亲属首领、公爵所领导。根据俄罗斯早期开拓者们的文献证据，在17世纪中叶，拉夫凯是最有影响力的达斡尔公爵之一，他在石勒喀河流域和阿穆尔河上游具有很大的影响力。[49]同时，部分部落由地位略低的首领领导——Gildega，Albaza，Shilgeney，他们大多是拉夫凯的亲属。继续顺阿穆尔河而下，分布着Dasaul，Tygichei，Guigudar，Olgemza，Bonbulay，Churonchi，Kokorei，Turonchi，托尔加，博木博果尔及其他达斡尔贵族公爵的乌卢斯。溯结雅河而上，分布着巴尔达齐、科尔帕、多西、Bebra、Doptyul等达斡尔首领的乌卢斯。
在17世纪上半叶，部分达斡尔首领接受清廷的统治，并开始向清政府缴纳贡物。1634年，居住在结雅河下游乌卢斯的首领巴尔达齐，归顺了皇太极，订立了纳贡关系。其他一些达斡尔贵族不承认清政府统治地位，甚至用手中的武器反对其统治。在17世纪30年代末，营地很可能位于阿穆尔河科尔萨科沃河曲处的达斡尔首领博木博果尔的众多亲族反抗满人统治。[50]在博木博果尔一边，还有很多达斡尔首领加入。根据参加对抗达斡尔人的满人将领的报告，仅在多科城（雅克萨—阿尔巴津诺下游）的战斗中，6000名达斡尔人抗击清军。[51]在17世纪40年代初，这一反抗遭到了镇压，博木博果尔被俘获并处决。
根据17世纪中叶俄罗斯文献的记载，这一时期的达斡尔人数量约有1万人。[52]显然，在17世纪初人口应更多。满人在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建立了清朝，其影响力开始向周边部族扩张，征服了这些地区和人口，这对达斡尔人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在对周边民族的军事行动中，清军通常将大量当地人口迁往满人土地。这些被俘的居民需要从事满人的生产，并在必要时被编入八旗军队中。[53]仅在1639—1640年的一次打击博木博果尔的征讨中，就抓获和迁走了千名达斡尔人。在清代文献《大清太祖高皇帝实录》中有相关记载。[54]
俄罗斯人的到来进一步恶化了阿穆尔河上游和中游达斡尔人的人口和经济状况。大部分达斡尔人的乌卢斯都被破坏了。
1654年，清廷为了让已成为臣民的达斡尔人躲避冲击，开始将他们从阿穆尔河沿岸迁居到“满洲”地区的嫩江流域及其他地区。通过这些举措，清廷剥夺了俄罗斯人获取俘虏、补充粮食和肉类资源的可能性。大部分达斡尔人和久切尔人聚落都归附清朝，人口被迁走。部分人口被编入满洲，称为“新满洲”（伊彻满洲），被包括在满洲军事系统“八旗”之中。
即使在将俄罗斯人驱逐之后，也禁止将旧土地归还给达斡尔农业居民。然而，仅有一小部分逐渐迁回了阿穆尔河中游（主要在阿穆尔河右岸）。这些居民主要居住在位于结雅河河口以下数十千米的阿穆尔河沿岸的军事聚落中。阿穆尔河的自由关卡只对达斡尔商人开放，他们从阿穆尔森林中带来与通古斯狩猎者交换获得的貂皮和其他商品。
早在17世纪以前，在森林地带以及斯塔诺夫山脉（外兴安岭）、大兴安岭、小兴安岭、扎格达山脉、布列亚山脉的山坡上居住着大型族群——通古斯人。在莫斯科关于阿穆尔地区最早的一份报告中，汇报了在石勒喀河和阿玛扎尔河存在着“为数众多的通古斯人”，在阿穆尔河支流下游也“居住着大量通古斯人”[55]。
关于通古斯这一民族概念的起源存在不同的假说。俄罗斯海军军官和研究者Д.И.奥尔洛夫作为最早的学者之一，于19世纪50年代解释了通古斯人的族称及地理位置：“通古斯与鄂伦春的名称意为流浪的异族人，他们仅仅存在这样的空间区别：从巴尔古津城向东到维季姆河——几乎整个维季姆河左岸；以及安加拉河流域及基切尔河流域。他们被称为通古斯人。而维季姆河流域外的奥廖克马河、通吉尔河、纽克扎河、奥利多亚河以及阿穆尔河沿岸的‘流浪人’被称为鄂伦春人。第一个称谓来自俄语发音为‘库恩古’（Кунгу）的单词，意为驯鹿皮制作的毛皮、羊毛缝制的上衣。这些异族人在秋天、冬天和春天穿用，夏季有时也会着装。第二个称谓来自词汇‘鄂罗恩’（Орон）（驯鹿）——唯一的家畜，用于骑乘和驮运货物……”[56]根据其他观点，这个古老的中央亚细亚起源的族称可以追溯到东胡——蒙古语“林中人”，或可追溯到雅库特通古斯——“冻僵嘴唇的人”，即说着难以理解的语言的人。[57]
俄罗斯人将民族学构成上异质的人群称为通古斯人，晚近时则将阿穆尔河上游和中游的通古斯人称之为埃文基人。埃文基的族称源自一个民族称谓——“埃文克”（Эвэнк）。这一词语的起源我们还完全不知。一些研究者（如В.А.图格鲁科夫）认为“埃文克”这一称谓衍生于中国古代民族称谓——乌丸。在7世纪中国史籍中意为养鹿人，他们居住在贝加尔湖东北的沿岸地区。另一些学者（如М.Г.图洛夫）提出，“埃文克”的概念来自在满—通古斯语族中广泛存在的词汇эвунки（横跨）及其派生的词汇эвункин（横眼的、倾斜的）。[58]埃文基的族称广泛被使用的时间相对较晚——在20世纪30年代。
在当代论述中则有以下情形：“‘通古斯’的概念可以有若干个含义。‘北方’和‘南方’通过前缀意为在起源和民族文化上亲缘的两个族群。第一个由埃文基人和埃文人组成，第二个则为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和萨哈林岛（库页岛）的通古斯语族和女真人、满人。”[59]
满—通古斯族群的起源至今仍是一个具有争议性的问题。不同的研究者将满—通古斯族群的族源地归结于阿尔泰、贝加尔湖沿岸、后贝加尔地区、阿穆尔河沿岸地区、黄河中游以及欧亚大陆东北部的一些地区。很少有研究关注到古代通古斯人（原通古斯人）和民族志时期（17世纪以来根据文献记载与研究）的通古斯人的相互关系。
一部分通古斯人在山地森林地形的环境中从事着牧业生活。人们利用家养的驯鹿用于迁徙游牧，同时也为通古斯人提供毛皮、肉和奶的来源。上阿穆尔地区的驯鹿通古斯被称为鄂伦春。这一称谓具有满族文献起源，即满族人最早使用“鄂伦春”一词，意为驯鹿通古斯人（“鄂伦”为驯鹿，“鄂伦春”为驯鹿人）。
另一部分通古斯人则过着与驯马业相关的半定居生活。“驯马通古斯人”群体首先隶属于玛涅格尔氏族，这一氏族名称来源于词汇“manegra”，稍晚时期用于指代整个“驯马通古斯人”。狩猎（首先是捕貂）和渔捞在生活在山地森林环境中的驯鹿通古斯人和驯马通古斯人的经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一些亲缘的群体则向农业过渡，他们被称为“农耕通古斯”。通古斯族群中驯马业和农业的扩大则是受到了其近邻——久切尔人和达斡尔人的影响。在阿穆尔河中游、沿结雅河，俄罗斯人在17世纪遇到了不少“达斡尔化的通古斯人”。“农耕通古斯人”的一些亲缘集团是众所周知的，如Bayagir，Shemagir，Yezhegun，Dulgan，他们在结雅河和谢列姆贾河沿岸从事生产。在阿穆尔河流域及其支流生活着大约3000个属于通古斯的群体。
在17世纪初以前，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的通古斯亲缘集团与邻近民族和国家很少存在着某种如朝贡关系的联系。
阿穆尔河上游和中游的中世纪民族与文化的历史不仅仅反映在文献史料中，也体现在弗拉基米洛夫卡考古学文化中，其年代为17世纪。[60]这一文化于20世纪90年代最先被Б.С.萨布诺夫和Д.П.鲍罗金确认和记录。考古遗址的发掘表明，弗拉基米洛夫卡文化的载体是达斡尔人及与之杂处的通古斯人，这些通古斯人是达斡尔人移民之后居住在阿穆尔河上游和结雅河流域。
关于弗拉基米洛夫卡文化的基本情况来自对墓葬发掘所获得的考古学材料。墓圹平面呈长方形或椭圆形。墓葬内部结构为在木板边缘竖立框架。墓葬内的死者埋葬有以下几种方式：尸骨直接埋葬占大多数，二次葬稍少，火葬遗体则十分少见。
日常用品以器皿、刀、镰刀、火镰、磨石为代表。少量器物可分为圆形的陶器和金属器。武器主要有箭镞和矛、斧、弯弓、箭筒、铠甲片。从纽扣可知衣着的风格——长袍或上衣。右衽，腰带系着饰有铁和青铜饰板的带饰。饰物中以玻璃珠和青铜线为主。耳环戴在耳朵和鼻子上。它们呈问号形，在其下部的工艺上带有珠子。常见贝壳饰品。手指上饰有青铜环和铁环，脚腕部带有铁镯。[61]
弗拉基米洛夫卡文化在民族文化中是阿穆尔河沿岸地区西部居民达斡尔人和久切尔人（通古斯人）的混合产物。在这一文化中，达斡尔和通古斯元素混合成一个民族文化的完整体。[62]
总之，中世纪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居民民族结构的形成确定了不同源头群体的移民。这一区域发生的族群融合、通婚的过程，从根本上影响了当地居民的人类学特征和文化的发展。
[1] 阿穆尔河是俄罗斯等国对黑龙江的称谓，下文尊重俄罗斯学者的行文用词，均译作“阿穆尔河”。
[2] А.П.杰列维扬科、А.П.扎比亚科主编：《从远古时期到20世纪初的阿穆尔州历史》，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2008年，第69页。
[3] А.П.奥克拉德尼科夫、А.П.杰列维扬科：《滨海地区和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的遥远过去》，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1973年，第292—298页。
[4] А.П.杰列维扬科：《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的早期铁器时代》，新西伯利亚，1973年；А.П.杰列维扬科：《公元前一千纪的阿穆尔河沿岸地区》，新西伯利亚，1976年。
[5] 孙进己：《中国古代文献所见滨海地区和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的古代民族》，载《东亚古代与中世纪历史：渤海国建立1300周年》，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2001年，第52—53页。
[6] 参阅洪亨雨《亚洲东部的波尔采文化陶器（公元前5世纪—4世纪）》，博士学位论文，编号：07.00.06，新西伯利亚，2008年。
[7] А.П.杰列维扬科：《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的早期铁器时代》，新西伯利亚，1973年，第270—271页；А.П.杰列维扬科、В.Е.麦德维杰夫：《关于滨海地区南部古代晚期阶段文化的转型问题（根据布罗奇卡聚落研究的材料）》，载《欧亚考古学、民族学与人类学》2008年第3期，第14—35页。
[8] А.П.杰列维扬科、А.П.扎比亚科主编：《从远古时期到20世纪初的阿穆尔州历史》，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2008年，第77页；С.П.涅斯杰罗夫：《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的北室韦》，载А.П.扎比亚科主编：《亚洲东部的传统文化，考古学与文化人类学》，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1995年，第105—122页。
[9] А.П.杰列维扬科、А.П.扎比亚科主编：《从远古时期到20世纪初的阿穆尔州历史》，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2008年，第82页。
[10] О.А.舍罗米辛：《阿穆尔河沿岸地区西部早期铁器时代和中世纪早期的民族文化进程（根据布金克留奇1号遗址和别祖姆卡遗址材料）》，载А.П.扎比亚科主编《亚洲东部的传统文化》第6辑，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2010年，第146页。
[11] А.П.杰列维扬科、А.П.扎比亚科主编：《从远古时期到20世纪初的阿穆尔州历史》，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2008年，第88—91页；Д.П.鲍罗金：《西阿穆尔地区的靺鞨传统》，载于А.П.扎比亚科主编：《亚洲东部的传统文化》第6辑，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2010年，第158—159页。
[12] Е.И.杰列维扬科：《公元1千纪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的部落（民族历史与文化概述）》，新西伯利亚，1981年；В.Е.拉里切夫：《古代与中世纪的远东民族及其在东亚文化与政治史中的角色》，载《中世纪的远东及相邻地区：亚洲东部的历史与文化》，新西伯利亚，1980年。
[13] В.С.塔斯京编译：《古代游牧民族东胡族群的历史资料》，莫斯科，1984年；近年论著如，Э.Б.达新巴罗夫：《古代与早期蒙古语民族及其与满洲和朝鲜半岛居民的联系》，博士学位论文，编号：07.00.03，乌兰乌德，2011年；Э.Б.达新巴罗夫：《古代蒙古语民族与通古斯—满洲及朝鲜民族先民的接触与相互关系》，载《布里亚特大学学报》2015年第8期，第137—144页。
[14] С.П.涅斯杰罗夫：《中世纪早期的阿穆尔河沿岸地区民族》，新西伯利亚，1998年，第14—20页。
[15] С.П.涅斯杰罗夫：《中世纪早期的阿穆尔河沿岸地区民族》，新西伯利亚，1998年，第53—70页；С.П.涅斯杰罗夫：《阿穆尔河沿岸地区中世纪早期时代的民族》，载А.П.杰列维扬科、А.Н.切尔卡索夫主编：《阿尔巴津堡：阿穆尔河沿岸地区民族的历史、考古学与人类学》，新西伯利亚：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考古学与民族学研究所出版社2019年版，第9—23页。
[16] В.Е.麦德维杰夫：《科尔萨科沃墓地：年代学与资料》，新西伯利亚，1991年，第31页、图版3。
[17] В.Е.麦德维杰夫：《科尔萨科沃墓地：年代学与资料》，新西伯利亚，1991年，第35页。
[18] С.П.涅斯杰罗夫：《中世纪早期的阿穆尔河沿岸地区民族》，新西伯利亚，1998年，第94页。
[19] Е.И.杰列维扬科：《阿穆尔河中游的靺鞨遗址》，新西伯利亚，1975年；Е.И.杰列维扬科：《特罗伊茨基墓地》，新西伯利亚，1977年。
[20] “满洲”指代的地域范围与今中国东北地区基本吻合，19世纪中叶以前，“满洲”也包含了中国东北地区周边的滨海地区、黑龙江左岸地区。——译者注
[21] А.П.杰列维扬科、А.П.扎比亚科主编：《从远古时期到20世纪初的阿穆尔州历史》，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2008年，第94—95页。
[22] В.П.阿列克谢耶夫：《靺鞨颅骨学资料》，载《西伯利亚古人类学》，莫斯科，1980年，第106—129页；В.П.阿列克谢耶夫：《历史人类学与族源》，莫斯科，1989年，第419页。
[23] А.П.杰列维扬科、А.П.扎比亚科主编：《从远古时期到20世纪初的阿穆尔州历史》，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2008年，第102页。
[24] С.В.阿尔金、Т.А.奇金舍娃、М.А.古宾娜、И.В.库里科夫：《特罗伊茨基墓地的考古学、人类学与古遗传学（靺鞨文化：综合分析的首批成果）》，载《人类种群的生物与文化适应问题》卷1，《考古学，欧亚北部古代居民的适应性策略：原生与改进方式》，圣彼得堡，2008年，第202—207页。
[25] М.В.沃罗比约夫：《女真与金帝国》，莫斯科，1975年，第30、360页；В.Е.麦德维杰夫：《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的冢墓》，新西伯利亚，1998年，第35页。
[26] 参见如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本，第11—12页。
[27] 参见如郭克兴《黑龙江乡土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0、227页。
[28] В.Е.麦德维杰夫：《科尔萨科沃墓地：年代学与资料》，新西伯利亚，1991年，第31页。
[29] В.Е.麦德维杰夫：《公元一千纪末至二千纪初的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女真时代）》，新西伯利亚，1986年，第208页。
[30] О.В.季亚科娃、Э.В.沙弗库诺夫：《阿穆尔河下游铁器时代的新遗址——锡卡奇—阿梁古城》，载《苏维埃考古学》1975年第3期，第158—159页。
[31] А.П.扎比亚科、Р.А.科贝佐夫：《阿尔哈拉岩画：研究史与释读》，载《远东的移民过程（从古代到20世纪）》，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2004年，第130—136页。
[32] [俄]史禄国：《华北人类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104—107页。
[33] Н.Н.切博克萨洛夫：《中国民族人类学（当代居民的人种形态学）》，莫斯科，1982年，第129—133页。
[34] В.Е.麦德维杰夫：《公元一千纪末至两千纪初的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女真时代）》，新西伯利亚，1986年。
[35] В.Е.麦德维杰夫：《阿穆尔女真的文化：10世纪末—11世纪（根据土圹墓葬的材料）》，新西伯利亚，1977年，第159页。
[36] Б.О.多尔基赫：《17世纪西伯利亚民族的亲属和部落构成》，莫斯科，1960年，第611页。
[37] А.П.杰列维扬科、А.П.扎比亚科主编：《从远古时期到20世纪初的阿穆尔州历史》，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2008年，第119页。
[38] 《杰林季亚·伊尔莫丽娜军职人员关于按照叶费罗·哈巴罗夫命令，存留火药与铅弹在通吉尔冬储地，及1652年8月在阿穆尔河航行的批文》，载《历史文献补编》，第3卷，圣彼得堡，1848年，第358页。
[39] Б.О.多尔基赫：《俄罗斯文献中的17世纪阿穆尔河民族的民族构成和迁徙》，载《远东历史文集》，1958年，第125、130、133页。
[40] Л.Н.施伦克：《阿穆尔边疆区的异族人》第1卷，圣彼得堡，1883年，第161—163页；С.Э.阿尼霍夫斯基、Д.П.鲍罗金、А.П.扎比亚科、Т.А.帕恩：《“满族楔地”：历史、民族、宗教》，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2006年，第163—181页；Б.Д.茨别诺夫：《中国达斡尔族的历史与文化——历史民族学概述：著作》，乌兰乌德，2012年，第10—43页；郝庆云：《中国学者的达斡尔族起源研究》，载Д.П.鲍罗金、А.П.扎比亚科编《亚洲东部的传统文化》，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阿穆尔国立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7—210页。
[41] 相关的完整概述详见：Б.Д.茨别诺夫：《中国达斡尔族的历史与文化——历史民族学概述：著作》，乌兰乌德，2012年。在当代外国著述中，达斡尔与契丹亲属关系的观点，见于权威的英国人类学家卡罗琳·汉弗瑞和他的合著者的著作《蒙古—达斡尔人的经验、知识和权力》，牛津，1996年。
[42] [俄]史禄国：《华北人类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102—103页。
[43] Н.Н.切博克萨洛夫：《中国民族人类学（当代居民的人种形态学）》，莫斯科，1982年，第129页。
[44] DNA Match Solves Ancient Mystery （DNA匹配解决古代的秘密）.URL:http://china.org.cn/english/2001/Aug/16896.htm.
[45] The Daur ethnic minority.URL:http://www.china.org.cn/e-groups/shaoshu/shao-2-daur.htm.中国民俗学家、民族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吴刚副研究员证实了电子资源的信息，达斡尔的起源被记录在其田野采集中，达斡尔人与契丹人亲缘性痕迹保存在达斡尔的家庭记忆里（А.П.扎比亚科个人学术笔记，2016年）。
[46] С.П.涅斯杰罗夫：《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的北室韦》，载А.П.扎比亚科主编《亚洲东部的传统文化，考古学与文化人类学》，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1995年，第105—122页。
[47] Е.И.肯恰诺夫：《6—12世纪上半叶的蒙古人》，载《中世纪的远东及相邻地区》，新西伯利亚，1980年，第139页。
[48] 《1646年12月后，来自鄂霍次克海雅库茨克堡瓦西里·波亚尔科夫的文件负责人的航行文件》，载《历史文献补编》第3卷，圣彼得堡，1848年，第55页。
[49] 《瓦西里·尤里耶夫给雅库茨克军政长官瓦西里·普希金和基里尔·苏波涅夫，关于军职人员从通吉尔过冬地前往石勒喀河，调查通古斯人和达斡尔人的官方批文，1649年3月12日》，载《历史文献补编》第3卷，圣彼得堡，1848年，第173—174页；《雅库茨克军政长官德米特里·弗兰茨别科夫关于叶罗费·哈巴罗夫在阿穆尔河航行的批文，1650年5月26日》，载《历史文献补编》第3卷，圣彼得堡，1848年，第258—261页。
[50] Б.Д.茨别诺夫：《中国达斡尔族的历史与文化——历史民族学概述：著作》，乌兰乌德，2012年，第52、66页。
[51] Г.В.梅立霍夫：《东北满族（17世纪）》，莫斯科，1974年，第69—70页。
[52] Б.О.多尔基：《17世纪西伯利亚民族的亲属和部落构成》，莫斯科，1960年，第611页。
[53] Г.В.梅立霍夫：《东北满族（17世纪）》，莫斯科，1974年，第54页。
[54] Г.В.梅立霍夫：《东北满族（17世纪）》，莫斯科，1974年，第71页。
[55] 《雅库茨克军事长官德米特里·弗兰茨别科夫关于叶费罗·哈巴罗夫1650年5月26日在阿穆尔河航行的批文》，载《历史文献补编》第3卷，圣彼得堡，1848年，第260页。
[56] Д.И.奥尔洛夫：《阿穆尔鄂伦春人》，载《俄罗斯皇家地理学会学报》，圣彼得堡，1857年，第4卷，第21章，第6号，第193页。
[57] 详见：М.Г.列文、Л.М.巴达波夫主编：《西伯利亚的民族：民族学概论》，第М、Л卷，1956年，第702页。
[58] М.Г.图洛夫：《埃文基人：族源与民族历史的基本问题》，伊尔库茨克，2008年，第162页；另见：А.П.扎比亚科等：《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的埃文基人：历史与文化的驯鹿之路》，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2012年，第9页。
[59] М.Г.图洛夫：《北方通古斯人的历史源头和埃文基人族源的问题》，载《伊尔库茨克国立大学学报》，地理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专栏，2013年，第1期，第245页。
[60] Д.П.鲍罗金等：《关于中世纪时代阿穆尔河沿岸地区民族历史的问题（根据考古学材料）》，载《阿穆尔州地方志博物馆与地方志学家协会丛刊》，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1992年，第7卷，第28—29页。
[61] Д.П.鲍罗金：《中世纪晚期（13—17世纪）阿穆尔河上游地区的民族文化状况》，副博士学位论文，新西伯利亚，1995年，第7—9页。
[62] Д.П.鲍罗金：《弗拉基米洛夫卡考古学文化中的通古斯与蒙古元素》，载《北太平洋考古学》，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1996年，第85—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