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与时代的共震与耦合：郭子章热衷于修志的原因

一 朝廷重视志书编修的时代背景

明朝对于志书修纂的重视主要表现在中央对《一统志》编修的重视上，而中央对《一统志》的编修反过来又促进了地方志编修的兴盛，使得全社会自上而下形成了一股浓厚的修志意识。此外，明朝政府还两次颁布《修志凡例》，以政府诏令的方式对方志编修进行规范，对方志的内容、方志材料的选取、方志的体例及类目的设置都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在《修志凡例》的指导下于天顺五年（1461）修成《大明一统志》。《修志凡例》的颁布和《大明一统志》的成书影响深远，以官方形式对志书的编修进行了规范，使志书修纂有例可循、有法可依，极大地促进了方志编修活动的进行，“据学者粗略统计，明代所修方志大概有一千四百多种，一万二千余卷”[2]，五成以上方志成书于嘉靖、万历两朝，这样一个修志高峰期的出现与朝廷对志书编修的大加倡导是分不开的。在朝廷的诏令下，各地积极修志，地方官员就当然的成为了修志的主力。志书的编修对于官员来说不仅仅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更是朝廷所倡导的政绩。郭子章的方志全部编修于万历时期，恰恰处于此一修志的高峰时段，如《潮中杂记》就成书于潮州知府任上，其校阅者有潮州府通判梁义卿及潮阳、揭阳、饶平、澄海、大埔、惠来、平远七县知县等人，参与编修的人员全是潮州地区的官员。又如郭子章抚黔期间修有《黔记》，该书由宋兴祖正，毕三才校，此二人也都是当时黔地的官员。

总的来说，由于明朝统治者对志书修纂的倡导，使得官员的修志意识浓厚。志书的编修不仅仅是响应朝廷的号令，官员更把修志作为一种政绩来看待是促使郭子章致力于志书编修的重大时代背景。

二 自身对志书社会功能的认同

方志历来就被人们认为具有“资治、教化、存史”的社会功能。郭子章对于方志编修的重视，都是在肯定方志社会功能的前提下展开的。

志书具有资治作用，但凡官员上任伊始多喜欢依托志书来了解当地的风土民情、社会状况、政治经济等资料，以便于自己开展工作。如《黔记》中郭子章就言：

贵州一线路外即苗穴，即苗即贼。不窥吾路，则窥吾民。故图疆域之远近，道里之险易，令守路者知其去来之踪。图城郭之广狭，民居之疏密，令守城者曲为平陂之防。庶于弥盗，少有裨乎，是吾作舆图之意。[3]

郭子章明确表明自己作《舆图志》的目的就是给守路者和守城者提供依据，希望有利于弥盗。又如其在《贡赋志》中关于黔地赋税不足说“予拮据六年，计无复之矣。后之司计者，尚慎之哉，尚慎之哉”[4]，面对黔地财政艰难的局面给后任者提出了告诫，并作《贡赋志》详载黔地土地、户口、赋税等资料，希望这些史料于后任者多有助益。郭子章宦海沉浮数十载，深知为官之不易，故他致力于方志编修就是希望志书可以给后任者为政提供借鉴和依据，是对志书资治作用认可的表现。

志书于推进教化方面也助力颇多。志书在推进教化方面表现最明显的就是志书类目的设置上，希望通过“章法戒，表功勋，旌贤能”[5]以达到一种惩恶扬善的目的。郭子章的方志文献无论是在类目的设置上，还是在内容选取上都希望通过志书旌表贤能，发挥一种模范的辐射作用，以期移风易俗，推行教化。如《潮中杂记》中就收录有郭子章上任伊始为整肃官吏、约法教民所颁布的《诸有司教》《府首领县佐各官教》《校官教》《诸役教》教令十条，为“不恤一身之死，以任纲常之重”的潮州烈女设有《海滨列女传》，于《杨主簿梦》中也载录了城隍神亲缚盗贼的故事。《黔记》中也设有《乡贤列传》《孝子列传》《淑媛列传》《忠臣列传》。《豫章书》不但有《忠节列传》《孝义列传》《闺贞列传》，还单列有《窃据列传》《叛臣列传》。如《豫章闺贞列传序》就云:

人亦有言，慷慨杀身易，从容就死难，予谓未可轩轾也。一与之醮，终身不改，鼎镬在前，甘之如饴，此慷慨之苦也。风号月落，形影相吊，海水添漏，共滴长夜，此从容之苦也，其难一也。顾史书所载，死者十九，嫠者十一，何也，嫠犹称未亡人。[6]

又如《豫章叛臣列传序》中言：

叛臣贼子，何代无之。豫章为建业上游，奸臣借之以窥鼎，贼乱由之以入江，往往见史册。有封豫章而叛者，有宦豫章而叛者，有产豫章而叛者，有叛臣道豫章而残刈者，另为一传，以为世惩。庶几紫朱不杂，厕宄玉不集糅焉。[7]

郭子章在序言中高度赞扬了古代妇女的守节精神，而对叛臣则予以严厉的批判，认为其实乃“维垒之耻”。郭子章出于“以为世惩”的目的作《叛臣传》，出于褒扬“夫死守节者”作《闺贞传》，其试图于志书中惩恶扬善来推行教化的意图十分明显。郭子章现存的《潮中杂记》和《黔记》两部志书分别成书于潮州和贵州任上，两地都是盗贼频发、民风彪悍之地。贵州更是“汉夷错居，而夷倍徙焉”，风俗习惯迥异于中原地区。郭子章于这两部志书中希望通过修志来传播儒家思想，推进教化的倾向更为明显。

“志即史也，不备不该，不核不信”[8]，郭子章将方志等同于史书，采用一种严谨的态度来编纂志书，确保了方志史料的可靠性。为了编修志书，郭子章广泛搜集资料，《潮中杂记》中就言“搜十邑之故”“又搜之山穴残碑”。这些恰恰是方志存史的写照，搜集到的各邑碑文、典籍于保存乡邦文献意义重大。

三 自身的思想信仰

在郭子章众多的方志文献中，尚有《太洋洲萧侯庙志》和《明州阿育王山志》两部特色专志。这两部志书的编修缘由除具有其他志书的共性外，还源于郭子章自身的思想信仰。

郭子章对《明州阿育王山志》的编纂源于自身浓厚的佛教情结，其在自撰的《阿育王山志序》中写道：

余生平事佛率以名理取胜，多采诸最上乘门与吾灵台有所契合发明者，雅尚之。至于一切报应因果等说，皆置而弗问。中年宦辙四方，多更事故，凡有所求，屡著肪蠁。时虽或问，问未加详焉。殆万历庚子奉命讨播酋，以孤军冒重围。举家百口入于万死一生之地，恐畏百至。虽委身于国，听命于天，而未尝不有祷于三宝。祷即应，应即审，事非影响，加之与关侯通于梦寐。播酋授首，多赖神助。余于是不惟于报应之道加详，而于生平所尚名理益著。近奉旨归养，乃舍宅建忠孝寺，皆所以报国恩，答神贶，以彰至理之不诬也。吾儿孔延、孔太、孔陵皆与余同茹荼甘，昭格见闻，故于此道颇遵庭训。[9]

《太洋洲萧侯庙志》则是郭子章有感于水神萧公对他的帮助及萧侯之梦的灵验，特许诺给萧侯撰文，源于自身对水神的一种信仰。《传草》中载录言：

壬子，司马序蜀战功。有旨，川贵苗功一并序。于是司马始序山路二苗功，而晋子章兵部尚书。神之梦亦何灵邪，予同内子叩谢主恩。复谢神，许为文记之石。[10]

除此之外，促使他修志的原因还有地方士绅对他的影响。作为执掌一方的重要官员，地方士绅出于对他的尊敬抑或借其官员身份来从事修志活动也是存在的。如其在《潮中杂记》中有言：“予来潮二年余，四境稍敉定，郡乡先生请予续郡志。”[11]综上成因，郭子章热衷于修志也就可以理解了。这些因素相辅相成、相互联动，共同构筑了郭子章方志文献的繁盛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