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形时间失落，线性时间诞生

屈原生活在公元前四到前三世纪的楚国。这个时候，中原地区已经进入理性时代，而楚地还带有很多神话时代的色彩。楚地的神秘性一直到沈从文写《边城》的时代还存在。在屈原的时代，楚国的巫和史还没有分家，掌管国家事务、氏族传承、神鬼祭祀和宗教礼仪的是同一个人。[4]据现代学者考证，屈原担任的三闾大夫，就是主管这些事宜的。[5]他可以说是一个站在神话时代和理性时代之间的门槛上的人。博尔赫斯是阿根廷国家图书馆馆长，屈原那个时代虽然还没有图书馆这种东西，但巫史就是整个王国大部分知识的掌管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离骚》中有那么多神灵、草木和历史人物的名字。[6]

根据汉代王逸《离骚经序》的说法，屈原任三闾大夫的职务，掌管王族的昭、景、屈三姓，入内则与楚王谋划政事、起草诏书，出了宫室，就着手监察群臣、应对诸侯的具体事务。[7]楚怀王十年（前319）左右，屈原二十多岁时，就因为为楚国联合诸国抗秦，而被任命为左徒[8]，直接负责外交，后来两次出使齐国。正是在与中原文化交通的过程中，屈原遇到了问题：与中原诸国外交，需对中原之历史有相当的了解，对中原之辞令有娴熟的运用；处理合纵关系，更需对中原君臣的思维方式有精准的把握。中原从公元前五世纪前后开始，儒家对鬼神之事采取“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9]，《尚书》中即已除却了“天”的存在。《春秋》的伦理史观成为叙述历史变迁、解释王朝兴衰的主流逻辑。这给掌管楚国上古神话及鬼神祭祀的屈原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屈原越来越难以将神话系统、历史系统、现实系统三者统一起来。世界观和认识论上的断裂使屈原成为楚国最早的一位精神流亡者。

《圣经》中说，亚当和夏娃因为吃了知善恶树上的果子，获得了智慧，所以眼睛明亮[10]，看到了自己的裸体，因此他们被驱赶出了伊甸园。屈原也被他独有的智慧所累，被驱逐出了神话时代的伊甸园。

神话时代的伊甸园是什么样子的？神话时代是人类第一个文明时代[11]，在神话时代之前，人仅仅是动物。对于动物来说，时间是不存在的。我家的小狗黄发财从来没有什么时间的焦虑，你什么时候去看它，它都是一副安处于当下的样子。

可是到了神话时代，人们就开始焦虑起来。因为人们首先是根据生活经验发现，好像所有人都是按照同样的顺序，从吃掉第若干只田鼠开始，牙齿就越来越晃动，越来越跑不过土狼。在生育最后一个孩子之后不久，这个人就死了。1984年，人类学家J. 劳伦斯·安杰尔的研究表明：在2.5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狩猎—采集者的平均寿命约为35.5岁[12]；日本学者本川达雄在《生物文明论》中，认为日本绳文时代（约前12000—前300）的平均寿命是31岁[13]；而中国学者李法军考察新石器晚期的姜家梁遗址，得出的结论是平均寿命为34.06岁[14]。与对寿命的知觉同时发生的，是对时间的发明，而人类的生老病死，即系于时间之中。

拥有时间这种抽象的概念是不快乐的。它将死亡的阴影投向距离死亡尚远的时候。人类怎样来缓解这种时间的焦虑？靠另一项发现，即自然的时间节律。

人类用“时间”这种抽象工具去认识万事万物，于是发现，春夏秋冬是按顺序运行的。草木黄落之后，经过吃掉若干只田鼠的时间，新的草木又长出来了；再吃掉若干只田鼠，田里就没有田鼠了，田鼠变成了鹌鹑；再吃掉若干只鹌鹑，草木又黄落了。这些事都记载在《礼记·月令》里：

（季春之月）桐始华，田鼠化为鴽，虹始见，萍始生。……

（季夏之月）温风始至，蟋蟀居壁，鹰乃学习，腐草为萤。……

（季秋之月）鸿雁来宾，爵入大水为蛤，鞠有黄华……

（孟冬之月）水始冰，地始冻，雉入大水为蜃，虹藏不见。……[15]

翻译：

（春天的最后一个月）梧桐开始开花，田鼠变成鹌鹑类的小鸟，彩虹出现了，池塘里有了浮萍。……

（夏天的最后一个月）暖风开始吹来，蟋蟀住在墙隙里，小鹰学习飞翔，腐草变成萤火虫。……

（秋天的最后一个月）大雁飞来，黄雀跳进海里变成蛤，菊开出黄色的花……

（冬天的第一个月）水开始结冰，地面开始冻结，野鸡跳进海里变成大蛤，彩虹藏起。……

在《礼记·月令》里，还有很多这样的变来变去。这来自对自然准确的观察和不准确的解释。直到今天，很多人仍然相信，在冬虫夏草身上发生的不是真菌对幼虫的寄生，而是动植物之间神奇的转化。这也是神话时代原始思维的遗留。原始人观察到，动植物这样变来变去，但自然没有变。好像从这个世界上失去的一切，都会隔着季节在未来回归。这使原始人自然而然地相信，生命能在死后复活。作为这一思维之佐证的，就是各种文明所共同具有的“复活神话”。

我相信，在我们探讨的过程中，我们已经表明还有一个自然现象也和日出日落一样适合于死亡与复活的观念，事实上，民间习俗就是这样看待它、这样表现它的。这个自然现象就是植物每年的生长与衰谢。古代的普遍意见（虽然不是全体一致的意见）都以一种有力的理由把奥锡利斯的死亡解释为植物衰谢而不是日落。[16]

既然田鼠能变成鹌鹑，腐草能变成萤火，那么人类牙齿掉光，甚至死去也没有什么可怕。那些死去的人一定会变成另一种样貌，在未来再来到这个世界。这样变来变去、循环往复的时间观念，就是环形的时间观。巧的是，我们真的有一份资料，能看到这个环。

1942年出土于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的楚帛书，现藏于美国史密森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Asian Art）。子弹库帛书有一串很精彩的故事，三天三夜也讲不完，可以去看李零的《楚帛书研究（十一种）》。陈梦家推测，子弹库楚帛书大约产生于公元前350年前后。[17]而关于屈原出生时间的说法，集中在公元前340年左右。[18]我们可以认为，这件帛书表达的就是屈原那个时代的时间观。楚帛书中间八行一段文字，讲的是创世神话；十三行一段，讲的是天神如何根据人类的敬与不敬，施予吉凶报应；而楚帛书周围的一圈，其中十二个人像就是十二个月神，边文则写了本月的宜忌。据李学勤考证，这十二个神的名字与周人文献《尔雅》中的十二个“月名”是相同的。[19]这头尾相接的十二月神，加上四角的四种植物，表示四季往复、植物更替的时间循环。在这种时间观下，人确实可以将自己的生命看作和植物一样，相信它会“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

如果人的生命真的和春夏秋冬一样循环往复，我们肯定很快乐。因为万物各处其位，各安其时，就没有什么事需要人类操心。这就像学校的食堂六点开始卖早饭，很努力四点就跑过去了也没有饭吃，所以额外的努力是没有必要的，重要的是根据自然的节奏行事。个人生活是如此，部落行事也是如此。《礼记·月令》里面讲得清清楚楚，人间出现什么灾祸，是因为什么事做错时间了。人们就按照这些规定踏踏实实地生活着：

是月也，命乐正入学习舞。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泽，牺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麛毋卵。毋聚大众，毋置城郭。掩骼埋胔。是月也，不可以称兵，称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从我始。毋变天之道，毋绝地之理，毋乱人之纪。

孟春行夏令，则雨水不时，草木蚤落，国时有恐。行秋令，则其民大疫，猋风暴雨总至，藜莠蓬蒿并兴。行冬令，则水潦为败，雪霜大挚，首种不入。[20]

翻译：

这个月（孟春正月），命乐正进入国学教授舞蹈。有关官员修订祭祀的典则。祭祀山林川泽，祭品不用母兽。禁止砍伐树木。不得毁坏鸟巢，不得杀死幼虫、胎兽、刚出生的动物、初飞的小鸟，不得捕杀小兽，不得掏取鸟卵。不得聚集大众，不得建置城郭。要掩埋枯骨腐肉。在这个月里，不得举兵征伐，举兵必遭天谴。不得打仗，不得主动发起战争。不要逆天道而行，不要违背地理，不要搅乱人伦纲纪。

若在正月里发布夏天的命令，雨水就不会按时到来，草木早落，国内时有惊恐之祸事出现；若发布了秋天的命令，则有大瘟疫、旋风暴雨、藜莠丛生等祸事出现；如果发布了冬天的命令，就有洪水泛滥、霜雪大至、头番的种子无法播下的祸事出现。

公元前350年左右，中原的民间生活中虽然还信仰循环的时间观，但在国家事务层面，另一种时间观却成为主流。在内政外交层面，国家更多从现实利益角度考虑，天命只作为迟疑不定时的辅助性参照或用来平息异议的说辞；在历史书写层面，则以史官而不是巫史来记录历史，而且主要记录内政和外交[21]，而非鬼神之事。可是人们观察与记录的重点一旦从天人感应的蛛丝马迹转移到现实事务的切实证据，就会发现时间再也不能按照春夏秋冬、草枯草荣的逻辑循环了。总的来说，时间上离观察与记录者越近的事物越为人所熟悉，而越远的事物则越显陌生和怪异。一种崭新的时间观登场了，这就是线性时间观。与这种时间观匹配的，是历史而非神话。

如果我们去看代表中原文化的《诗经》，就会发现，里面有以环形时间观讲农事的《七月》，又有以线性时间观讲历史故事的《长发》《殷武》。在世界各国的文学中，总体来说，环形时间主要出现在神话中，暗示这个世界有一个终极的照管者，或遵守某种固定的秩序；线性时间则从史诗开始，暗示人被神抛弃后，孤独无措地在世上存在。连托尔金的《魔戒》都要设定一个环形时间失落之后破破烂烂的中土世界。

文学作品中常有对线性历史时间的拒斥。比如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洞中那个“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村庄，就是集体放弃了历史时间。英国詹姆斯·希尔顿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中与世隔绝的香格里拉也是如此。

为什么人们会拒斥线性的历史时间？因为它把神话时代的人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对生老病死的防御打破了。本来人们把自己看作和植物差不多的存在，只要各处其位，各安其时，就不必害怕死亡。可是环形的自然时间被打破后，死亡就意味着真的回不来了。对于活人，上天也不再主持善恶的审判。生死、善恶两个问题就此摆在了人的面前。诸子百家无一不需思考这些问题。对于中原士人来说，这些思考是系统性的，是群体共同承担的。在依然处于神话时代的楚国，屈原需要一个人去面对。这造成了屈原的痛苦、孤独和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