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明枪暗箭

宪兵队与特务机关虽然都是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政策服务的鹰犬，又同属于关东军司令部统一管辖，但它们的关系却一直不睦。就好像赛场上的两匹马，虽然看起来是在同一条赛道上向同一个目标奔跑，但相互之间却是一种激烈的角逐与对抗，所以横踢乱咬的内讧时有发生，种种的利害冲突演化为明争暗斗，矛盾越来越深。

特务机关里的人都是秘密战的老手，他们对已发现之敌谍总是放长线钓大鱼，加以监视利用。一般是先摸清敌方的用间意图，然后再根据情况确定正用或逆用。正用可示伪引误，诱骗敌方上当；逆用则采取收买或胁迫使其变节，然后反派于敌方；有的则成为双重间谍需严密控制，防止害己利敌。他们的做法正如猫捉到老鼠之后，并不急于吃掉一样，而是欲将其玩弄于股掌。宪兵队的做法则与此大相径庭，他们对敌谍是一经发现立即逮捕，他们认为特务机关玩的这套把戏利少弊多，为了防止危害应该先抓起来再说。特务机关则认为宪兵队是秘密战的小儿科，头脑简单，战术水平不高，往往是零打碎敲，打草惊蛇，对特务机关的战略造成妨碍。

一年前，特务机关的第三班（白俄班）主任情报官山本敏少佐，通过前高尔察克西伯利亚政府的财政部部长、原中东铁路经济调查局局长米哈依洛夫，以重金收买了苏联领事馆的机要报务员，不断取得东京发伯力的外交密电副本，这是需要及时送交东京的重要情报。不料在白俄联络员与苏联领事馆人员秘密接触时，竟被宪兵队逮捕。安藤为此大发脾气，当众怒斥了前任宪兵队长坂本中佐，并亲自禀报了陆军大臣荒木贞夫。结果是宪兵队方面受到了严厉申斥，坂本队长被撤职转入预备役，其职务由井上大佐接替。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大将也特别训示，再次申明宪兵队所担负的是纯粹保安防谍任务，不得干扰特务机关的战略行动。

正因为有这样的前车之鉴，所以才使得井上大佐对此事小心翼翼。他的前任坂本中佐也曾怀疑过范斯白，并曾向特务机关报告，说范斯白与哈市的外国人交往频繁，像基督教青年会会长美国人哈根、共济会会长英国人尼维尔，还有满洲希伯来人联合会的会长考夫曼经常和范斯白在一起，讲过许多对日本帝国很不亲善的话，似乎是在策划着什么反日的阴谋活动，可能对帝国构成危害。对坂本的报告，安藤机关长却一笑置之，反而对坂本讥讽地说：“情报工作首要的是准确，凭证据而不能靠猜测，类似‘似乎’和‘可能’这样的词语，今后最好在报告中少用。范斯白与美英等国的商民接触，是奉特务机关的命令行事，有特殊的使命。今后，请宪兵方面不必加以监视，以免妨碍我们的情报工作。”说到这里，安藤将军拉开写字台的抽匣，取出十几张照片，当然都是宪兵队便衣跟踪范斯白时被偷拍的。他把照片摊开摆在桌上，然后挖苦地说：“要想真正了解那些欧美人在哈尔滨的活动，他们在干些什么，想些什么，就必须走进他们的房子里去，打进他们的圈子。这一点我们日本人做不到，这就是我重用范斯白的理由，而像你们这样的监视办法就只能在外边给人家站岗，没入门嘛！”安藤的奚落使坂本十分难堪，只好表示歉意而告退。看来真是冤家路窄，现在井上队长碰到的偏偏又是这个范斯白，难道会旧戏重演吗？

井上大佐确实比他的前任要聪明得多。第三天，一大早他便以电话约见安藤将军，并把所有的怀疑和敌意都化作尊敬与谦恭，一再称呼前辈，对将要进行的质问和对证说成是请示。他果然赢得了将军的好感，当即受到了邀请。

哈尔滨的日本陆军特务机关（当时日本在哈曾同时设有陆军和海军特务机关）是在南岗区尼古拉教堂广场附近的医院街（即现在博物馆广场附近的颐园街）3 号，那是一座十分豪华的府邸。在深宅大院中耸立着一幢希腊式的建筑，门前有爱奥尼柱式的廊柱，底部的台基很高，汽车可沿双曲环形坡道一直开到门口。整体立面设计考究，装饰典雅，楼顶两侧是双人字披风的山花，中间由花栏杆式的女儿墙连接，这是当年在欧洲很流行的复兴主义建筑风格。这幢楼始建于 1914 年，原属于俄籍犹太人斯基德尔斯基家族的产业。后来租给法国政府，用于法国驻哈尔滨的领事馆。现在则成为日本特务机关。

这里虽然名为哈尔滨特务机关，但它的管辖范围却是伪满全境，因为它的内部名称是“关东军情报部本部”。它指挥着分布于东北各地的 14 个第一线特务机关和下属的分支机构，形成一个庞大的间谍网，主要的任务是对苏的间谍战。只有奉天特务机关是直属于关东军司令部，因为它是专门执行“对满谍报、宣传、谋略任务”的，那里仅在名义上隶属于哈尔滨。

日本的间谍机关似乎对哈尔滨有着特殊的兴趣，当这座城市开始修建之时，就开始光顾了。早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铁路尚未修通，大部分市区还是荒草野甸时，日本的军事间谍陆军大尉石光真清即由俄国潜来，化名为菊地正三，在马家沟果戈里街（曾改为“国课街”“奋斗路”，现为果戈里大街）开设浆洗店。翌年又奉日军参谋本部之命，于教堂街（现革新街）开设菊地照相馆，作为间谍活动的据点，并以此为基地建立间谍网。长期潜伏在俄国的日本著名间谍武藤信义大尉，亦曾于此时徒步攀越老爷岭密林，在一面坡搭乘俄国的修路工程车秘密抵哈，来刺探俄国的军情。此人便是后来的陆军元帅、关东军司令官兼首任驻伪满的特命全权大使，成为溥仪的“太上皇”。1901 年 11 月，日本黑龙会的首领头山满又派其爪牙来哈，在道里区东商市街（现西五道街）建立了秘密组织“松花会”。从此，便陆续派遣大批的谍报人员，以外交官、学者、僧侣、商人、工匠乃至妓女等不同身份，来到哈尔滨活动。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在哈设立了总领事馆（最初设在花园街，即现在的花园小学），一切间谍活动当然也就由它来包办了。正式命名的哈尔滨特务机关，是在 1918 年初，由日军参谋本部第二部（情报部）部长中岛正武中将来哈筹建，同年 8 月正式开张，并任命石坂善次郎少将为首任机关长。它在名义上归属于关东军，但实际上却直接听命于东京参谋本部的第五课（俄国课），从创建到战败投降的 27 年间，先后更换过 16任机关长。这是一家制造阴谋与贩卖死亡的“专业商店”，从“开张营业”到“关门倒闭”，一直在大批量地生产各种奸谋毒计、讹诈骗局以及种种的灾难与祸患。

历任的哈尔滨特务机关长都是俄国通，只是在日军占领后的最初三个月里，例外地任用了中国通土肥原大佐，那是特殊需要。三年前，素有“西伯利亚之狐”绰号的安藤麟三少将，部队（蒙古别动队）、FM377 波作业部队（航空侦察）、471部队（横道河子情报教育所）、322 部队（一面坡谍报养成所）等机密武装单位。安藤麟三确实全面刷新了情报工作，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局面，他对日本帝国的功劳真是大大的！

接替了小松原道太郎的职务，再度出任哈尔滨特务机关长，他全力加强对苏的间谍战，而且成绩显著，后来被称作“安藤时期”。他创建了许多秘密战的特种机构，像白俄事务局、情报文谍班、哈尔滨保护院（苏联逃亡者收容审查所）、特殊移民区（白俄武装谋略基地，在扎兰屯西部山区）。还组建了几支由特务机关直接指挥的特种部队，像浅野部队（白俄别动队）、矶野当井上宪兵队长到特务机关去拜会时，安藤将军很有礼貌地接待了他，这和他的前任队长所受到的冷遇形成了鲜明对照。井上大佐曲意逢迎，极力恭维，频呼前辈，再三表达敬佩、仰慕之情。安藤少将也很客气地赞扬了宪兵队在维护“王道乐土”治安方面的巨大作用，夸奖大佐年轻有为必成大器，还兴致勃勃地讲起了他与帝国宪兵司令秦真次中将的多年友谊。两人谈得情真意切，机关长还特别吩咐侍从，端来了上等咖啡、点心、糖果以招待嘉宾。主客之间似乎言笑尽欢，相见恨晚，他们的戏演得都很不错。

随后，井上大佐便委婉地谈到了极乐寺的事情，并首先申明宪兵队无权过问特务机关的机密工作内容，但又必须执行保安防谍的任务，为避免误解，因此特来沟通，以协调和融洽双方的关系。他避而不提对范斯白的怀疑，而是绕了个很大的弯子来套安藤的话，以验证范斯白那天晚上到极乐寺去是否真的属于奉命行事。

那安藤是何等的精明！虽无师旷之聪，却也闻弦歌而知雅意，于是便兜了个更大的圈子来谈极乐寺的复杂情况和特务机关重视它的理由，还特别提到庙里的倓虚方丈和静朗法师与范斯白有很深的交往，因此去那里是经常的事，不足以说明什么。

谈到这里，宪兵队长突然打断了安藤的话，单刀直入地问道：“将军阁下，您是否曾具体地要求过他，一定要在某一天的某一个时间里必定要去极乐寺呢？”

“是的，我没有这样具体地要求过！但我也同样没有具体规定过某一天的某一个时间里，他必定不能去！”安藤用轻淡的微笑掩饰着内心的不悦，因而笑得发冷。他的话攻守兼备，使对方找不出任何破绽，说完之后便把瘦削的身躯向后斜倚，用手摩挲着那两撇增添威严的胡须，微皱着两道精于世故的眉毛，眯缝起一双犀利如刀的眼睛，斜睨着那位身材魁梧的大佐。他不继续说了，留下一个空隙等待着，好像是在说：“年轻人，进招吧！”

“那么……依您的看法，是时间上的巧合了？”

“依我看，首先应该确定的是时间的根据。大佐先生！您所提出的这个某一天的某一个时间，是像猜谜语一样猜测出来的，无法印证答案的可靠程度，您敢保证这种推断的准确性吗？”

“哦……这个……”

安藤的反问果然厉害，因为他抓住了对方的薄弱部位，轻巧地一拨就把攻势给瓦解了。但他还不想让僵局持续下去，不等大佐找到适当的词句来回答时，将军又自如地把话拉回来了。他说：“当然，你们做出的这种推断也不能说是全无根据，只不过是难于肯定。如果仅仅以此来作为怀疑的全部凭据，那就显得太不够了吧！”

“是的！因为拿不准，所以才来请示您的。”

“哦，看来慎重是您的长处！哈哈……”

安藤这回真的笑了，不是冷笑和奸笑，而是开心地笑。因为“拿不准”这三个字正是他所要的，棋下到这个份上，等于是中盘交子了！为了不结死疙瘩，他又和悦地说：“范斯白先生一向是帝国的忠实朋友，他在参谋本部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并完成得很出色，曾受到荒木陆相和南次郎司令官的赞赏。对这样的人，我认为没必要去轻易地怀疑。当然，特务机关也是以帝国的安全为最高利益，如果宪兵方面对他仍有什么不放心之处，请提出更多的证据。”

“将军阁下！既然您认为范斯白先生是您十分可靠的部下，我们应该尊重您的信任。由此而引起的任何误解都已经消除了！”大佐起身告辞了，鞠躬照样是 90 度，态度依旧是谦恭而诚挚的，表现出对前辈和长者应有的尊敬。将军也很和蔼地起身相送，双方都是彬彬有礼的，其实两人心里都很清楚，什么也没有消除。这盘棋是下完了，安藤暂时领先，但棋子可以随时再摆上。井上并不认为自己是全输了，因为他也得到了他想要的，那就是安藤说的“不必怀疑范斯白”。文章可以继续做下去，如果真的抓住范斯白的把柄，这个老狐狸便逃不脱袒护之咎；话又说回来了，即使最后什么把柄也没抓到，他也赔不上什么。

表面上看，这位大佐的调子很低，招数也软，可他下的茬子比谁都狠。现在他的进攻目标已经不仅仅是范斯白了，他想撂倒的是安藤麟三这棵大树。他之所以能产生这种近乎狂妄的想法，那是因为他比别人更清楚上边最近发生了什么事。原来在 20 世纪 30 年代，日本军阀内部分为两大派，那就是“皇道派”和“统治派”，两派都想建立军部法西斯独裁，但采取的手段不同：皇道派主张暴力政变，而统治派则主张合法改变，两派之间难免要钩心斗角和争权夺利。本年初的 2 月 26 日，皇道派的一批少壮军官在东京发动政变，袭击了首相府，占领了陆军省和警视厅，杀死了藏相、内大臣和陆军教育总监，政变于 2 月底被平定，史称“二二六事件”。政变的发生和平息都给统治派带来了好处，他们是两头做买卖，先借皇道派的暴力行动要挟政府让权，回过头来又通过“肃军”再收拾皇道派，达到排除异己的目的。井上大佐的顶头上司关东军司令官东条英机少将，便是统治派的代表人物，事件发生后他立即宣布关东军实行戒严，防止少壮派军官响应东京的行动，然后便借机大力开展“肃军”。整肃的结果使统治派掌握了军部的上层权力，皇道派的荒木贞夫等 7 名高级将领退出军队现役，建立了以黑龙会首脑广田宏毅为首相的军部核心内阁。

下台的荒木大将正是安藤的靠山，而上台的广田大将偏又是东条的后台，两个大将的一上一下使两个少将的分量发生倾斜。而这个东条司令偏偏又是个整人的出身，当初他在任军事调查部长时，井上便是他手下的少佐副官，比他大的、比他小的，他都整过。现在井上确信他的老上司对拿掉安藤会有同样的愿望，所以才盘算着如何运用军内的上层矛盾，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因为宪兵队对范斯白早就有所怀疑，还一度监视过，所以掌握的情况也不少。特别是特高课课长中村从白俄法西斯党特别部搞到的一些材料，更能证明范斯白的可疑。井上大佐对这些材料下功夫分析整理，又补充上最新的情况及安藤的暧昧态度，派专人密呈于东条，很快他就被电召去伪都新京（长春）述职。

安藤也因近日上层的政局变化而十分小心谨慎，他对井上大佐的虚晃一招匆匆败走并不放心，他知道这不是拖刀计便是回马枪，更需要小心防备。他是一个久经风浪的老江湖，见过的事多了！所以在井上离去之后，他就开始分析，分析对方也分析自己，分析事态的发展演化，也分析了范斯白可能有的问题，特别是他自己和范斯白的关系。也许是命运的安排吧，安藤麟三与范斯白多次地偶然奇遇，相识已有二十多年了。

早在日本大正四年（1915 年），于参谋本部兵要地志测绘班任中尉测绘官的安藤，随第七次满蒙侦察组潜入内蒙古。在侦察组长步兵少佐小矶国昭（后升为大将并曾任首相）的指挥下，活动于贝子庙（锡林浩特）一带。他假扮成托钵僧到处游方化缘，借以掩护其军事侦察行动。此时的范斯白，正以北洋政府蒙疆矿产资源调查团特聘专员的身份也到东蒙活动。有一天，范斯白专员在锡林郭勒盟的札萨克蒙古王公陪同下，到多伦诺尔的善因寺游览，在山门外与安藤相遇。刚一打照面，范斯白便看出此僧人来历不凡，但他并没有点破反而慷慨解囊，以一枚银币喜结善缘。两年之后欧战方酣，俄国突然爆发革命，打乱了协约国的阵脚。短命的克伦斯基临时政府驾驭不了局势，西伯利亚各地处于不同政权的混乱统治之下。日本早就觊觎着这块肥肉，正伺机攫取，英、法、美等国也怕俄、德单独媾和，都纷纷把触角伸向远东。当时，范斯白已被协约国军远东情报处雇用，被派往西伯利亚地区刺探情报。他以哈瓦斯通讯社（法新社的前身）记者的身份作掩护，从满洲里入俄境，由赤塔东行经伯力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因发生革命，政权陷于瘫痪，火车虽照常运行，但无人管理，流散的俄军纪律松弛难免胡作非为，在途中的一个小站果然遇到了抢劫。范斯白虽然持有外国护照，不怕红军也不怕白军，却怕那些不分青红皂白的乱军，随身财物被搜掠一空，到了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已是身无分文。他踟蹰地走进一家日本餐馆，欲以仅余的金笔换一点食物充饥，却又觉难于启齿。正在犹豫之时，不料侍者却端来了丰盛的酒菜摆在他的面前，还客气地说：“先生，请赏光！随便吃点吧！还需要什么，请您吩咐！”他的俄语说得很蹩脚。

“可是……我没有钱啊，难道你们肯赊账吗？”

“不！先生，您的钱早就付过了！”

“我可是刚进来呀！您是不是认错人了？”

“不！先生，这是我们经理特别关照过的，不会错，请用餐吧！”说完便客气地躬身退下。范斯白真是饿极了，也管不了那么多，先填饱肚子再说吧！于是他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似风卷残云很快就碟空碗净了。当他站起身来正想到里屋去道谢，并顺便问个究竟的时候，那经理却笑着迎了出来，满面春风，衣冠楚楚，礼仪甚恭。

“先生，您吃好了吗？不想再要点什么？”

“实在太感谢了！我们似乎是在哪儿见过？可是一时又想不起来了，请问……”

“哈哈！”那位经理朗声大笑，然后双手合十虔诚地闭目垂首念道：“阿弥陀佛，施主您太健忘了！”

“哦，是你！多伦的那个和尚。”

原来这位经理正是日军参谋本部派来的谍报员骑兵大尉安藤麟三，因为身体有些发胖，戴上眼镜又留起了胡子，范斯白居然没认出来。安藤的热情接待使范斯白摆脱了困境，当时日本也属协约国的一员，所以就更不分彼此了。安藤比他早来了8 个月，二月革命之后便来到了俄国，虽然日俄战争结束之后两国的关系很好，大战中又结成了同盟，但在日军内部明确制定的“帝国国防方针”中，俄国仍被定为“第一假想敌国”。他们断定待其国力恢复后，俄国必将报复，因而时刻注视着俄国的动向，并在俄国远东地区建立起一个庞大的情报网，哈巴罗夫斯克（伯力）是重要的一环。

因为日本正准备与美、英、法、意等国联合出兵来干涉苏俄，所以在了解俄国形势动向、完成情报侦察任务方面，安藤给予了范斯白巨大的帮助。不过又在两年后，安藤得到了范斯白更大的报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