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六日
奥古斯特·艾普，会议之前
我叫奥古斯特·艾普——被指定为做笔录的人，记录女人们的会议谈话，因为女人们不识字，她们自己做不了记录，此外，我就与会议无关了。这些文字是会议记录，而我作为记录者（我是一名教师，每天也会要求学生们做笔记），我认为应当将自己的名字连同会议日期写在笔记的页首。欧娜·弗里森，也是摩洛齐纳聚居区的成员，就是这位女子问我是否愿意替她们做会议记录——虽说她没用“会议记录”这个词，只是问我是否愿意把会议内容写下来，建立一个书面文档。
昨天傍晚，我们站在她家屋舍和我住的棚屋之间的土路上，谈了这件事。七个月前回聚居区以来，我就一直寄宿在棚屋里。（据摩洛齐纳聚居区主教彼得斯的说法，棚屋是暂时的安排。“暂时”可以是任意长度的时间，因为彼得斯不拘囿于对日月、时辰的传统理解。我们在此地，或在天堂，是为了永恒，我们只需要知道这个。聚居区里的大房舍是给一家人住的，而我孤身一人，因此有可能永远住在这间棚屋里，对此我倒无所谓。棚屋大于囚室，住一个我和一匹马，够大了。）
欧娜和我躲着阴影说话。有一回，话说了半句，风掠起她的裙裾，我感觉那裙边轻轻拂过我的腿。随着阴影越拉越长，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绕过影子，走进夕阳里，直到夕阳消失，然后欧娜笑出声来，朝落日挥动拳头，说它是背信弃义之徒，是懦夫。我努力寻思着，想向她解释半球的概念，解释我们如何必须与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共享太阳，如果从外太空观察地球，一个人在一天之内可以看到多达十五次的日出与日落——还有，通过分享太阳，世人或许可以学会分享一切，懂得一切属于每一个人！然而，我却只是点了点头。是啊，太阳是懦夫。我也是。（我保持沉默还因为不久前，我就是因为过于相信我们可以分享一切而锒铛入狱的。）事实上，我讷于言辞，而不幸的是，未能表达出口的想法每时每刻都在折磨着我。
欧娜又笑了，她的笑声给了我勇气，我想问她，在她眼里，我是不是邪恶的化身，聚居区的人是不是都认为我是邪恶的；不是因为我蹲过监狱，而是因为很久以前发生的事，在我被监禁之前。然而我没有问，我只是答应做记录，当然了——除了答应，我别无选择，我愿意为欧娜·弗里森做任何事。
我问欧娜既然女人们不能阅读，她们又为何想把会议记录下来。欧娜，那个受“纳尔法”[1]折磨的人——就像我，我的名字“艾普”来自杨树，颤杨，一种叶子微颤的树，这种树有时被叫作妇人舌，因为它的树叶永远在颤动——跟我讲了下述故事作为回答。
一大早，她看见两只动物，一只松鼠和一只兔子。欧娜看到松鼠追兔子，全力猛冲。就在松鼠马上要扑到兔子的那一刻，兔子往空中一蹿，离地两三英尺。松鼠犯了糊涂（或欧娜这么认为），于是它掉转头，换一个方向朝兔子猛扑，结果兔子又在最后一秒高高跃起，避开了松鼠，松鼠再次扑了个空。
我挺喜欢这个故事，因为它是欧娜讲的，但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也不明白这和会议记录有什么关系。
它们在玩耍！她告诉我。
是吗？我问她。
欧娜解释说，也许她本不该看见松鼠和兔子玩耍的。那是在清晨，那时辰只有欧娜一人在聚居区转悠，她头发松散地包在头巾里，裙䙓零乱，一副可疑的模样——魔鬼的女儿，就如彼得斯给她起的名字那样。
可你确实看见了？我问她，那秘密的玩耍？
是啊，她说，我看见了，亲眼所见——在那一瞬间，讲着故事的瞬间，她的眼睛因兴奋而闪闪发亮。
会议由艾格塔·弗里森和葛丽塔·洛文匆促召集，为应对过去几年不停滋扰摩洛齐纳女人的异常袭击事件。自2005年以来，聚居区里几乎每一位女孩和妇女都遭到了强奸，很多居民相信那是鬼魂或撒旦对她们所犯罪孽的惩罚。袭击事件发生在夜间。当她们的家人熟睡时，这些女孩和妇女被喷上麻醉剂而失去知觉，所用的麻醉剂一般用于我们农庄的牲口，由颠茄制成。次日早上醒来时，她们会感到疼痛、昏沉，经常流血不止，却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近来，八名施暴的“魔鬼”被证实是摩洛齐纳的男人，他们中许多人还是这些女子的近亲——兄弟，表兄弟，叔伯，侄子。
我对其中一个男人略有了解。我小时候和他一起玩过。他知道所有行星的名字，或是他编造出那些名字的也没准。他给我起的绰号是“弗佬”，在我们的语言里，那是“疑问”的意思。我记得，在跟随父母离开聚居区前，我曾想跟这个男孩说一声再见，可我母亲告诉我，他长了十二年的臼齿正折磨着他，人又感染了病毒，只能待在卧室里。现在想来，我吃不准这番说辞是真是假。反正，我们离开前，不管是这个男孩还是聚居区的其他任何人，都没来道别。
其他施暴者都比我年轻得多，我随父母离开聚居区时，他们要么还没出生，要么就还是婴孩或学步小童，所以我不记得他们。
摩洛齐纳，和我们所有聚居区一样，是自主治安的。起初，彼得斯打算将这些男人关在一间棚屋里（就像我住的那间），关个几十年，但很快就发现，这些人性命难保。欧娜的妹妹莎乐美用一把长柄镰刀袭击了其中一个男人；而另一个男人被一伙酒醉、愤怒的聚居区成员（受害者的男性亲属）捆起双手，吊在树枝上。接着这帮愤怒的醉汉醉倒在树旁的高粱地里，显然忘了这人，他就这样吊着死掉了。这之后，彼得斯连同长老们，决定报警将这些男人抓起来——想必是为了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抓进城去。
聚居区里其余的男人（除了年老体衰的，还有我，出于令人汗颜的原因）都进城去为这伙被监禁中的施暴者缴纳保证金，希望能让他们在等候审判期间返回摩洛齐纳。而当这帮施暴者返回时，摩洛齐纳的女人们会被给予机会宽恕这些男人，以保证每个人在天堂里都有一席之地。倘若女人们不宽恕这些男人，彼得斯说，她们就必须离开聚居区，去往她们一无所知的外部世界。女人们只有两天时间来决定她们如何答复。
欧娜告诉我，昨天，摩洛齐纳的女人们投了票。票上有三个选项：
每个选项都附有一幅示意图，因为女人们不识字。（说明：一再指出女人们不识字并非有意——只是必须解释时才说起。）
妮婕·弗里森今年十六岁，是已故的米娜·弗里森的女儿，现在由她的姨母莎乐美·弗里森做她的长期监护人（妮婕的父亲巴尔塔萨几年前受彼得斯委派，去偏远的西南地带购买十二匹小马驹，至今未归），是她绘制了示意图：
“什么都不做”的图示是一条空旷的地平线。（虽然我觉得，这也可以用来示意“离开”的选项，但我没有说出来。）
“留下来抗争”的图示是两名聚居区成员在进行一场血腥的刀战。（被其他人认为过于暴力，但意指明确。）
而“离开”的图示是一匹马的背影。（我又一次觉得，但没有说出来，这也可以暗示女人们送别其他人。）
投票结果在第二和第三选项上僵持不下，血腥刀战和马的背影。弗里森家的大多数女人想要留下来抗争。而洛文家的女人倾向于离开，尽管两大阵营都存在有人改主意的迹象。
摩洛齐纳还有些女人投了“什么都不做”的票，把一切交到主的手里，但她们今天不出席会议。在投票给“什么都不做”的女人中，最敢说话的是疤脸扬泽，她是聚居区的忠实成员，当地的接骨师，并以一双能测距的神目闻名。她曾向我解释说，作为一名摩洛齐纳人，她拥有她想要的一切；她只要让自己相信她想要的很少就行了。
欧娜告诉我，莎乐美·弗里森是个难对付的反传统派，她在昨天的会议上表示，“什么都不做”实际上并不是一种选择，但允许女人们投票给“什么都不做”，至少是一种赋权。梅耶尔·洛文（在门诺低地德语里，“梅耶尔”的意思是“姑娘”），一个和善的烟鬼，有两只蜡黄的手指尖（我怀疑她有一段秘密人生），她表示赞成。不过，欧娜告诉我，梅耶尔同时也指出，莎乐美·弗里森并非受膏者[2]，因此没有资格断言现实是什么或选择有哪些。对此，洛文家的其他女人点头称是，而弗里森家的女人则不屑地挥手，表示不耐烦。这种小冲突很好地反映出两个群体——洛文家和弗里森家——之间辩论的调性。但是，由于时间紧迫，急需做出决定，摩洛齐纳的女人们一致同意让这两个家族就每个选项的利弊进行辩论——除了“什么都不做”，因为聚居区的大多数女人认为这个选项“愚蠢”——决定哪个合适，最后商议如何最妥善地实施选定的方案。
有关翻译的说明：女人们说的是门诺低地德语，又称低地德语，这是她们唯一会说的语言，也是摩洛齐纳聚居区所有成员都会说的语言——尽管摩洛齐纳的男孩们现在在学校里学习初级英语，男人们也会说一些西班牙语。门诺低地德语是一种没有文字形式的中世纪语言，濒临灭绝，是德语、荷兰语、波美拉尼亚语和弗里西亚语的混合体。世界上很少有人会说门诺低地德语，会说这门语言的都是门诺会信徒。我提到这一点是为了说明，在做会议记录之前，我必须（在脑子里迅速地）把女人们所说的话转译成英语，才能写下来。
还有一点说明，也与女人们的辩论无关，但有必要在本文中交代我为什么能够读、写和领会英语：我是在英格兰学的英语，我的父母在被当时的摩洛齐纳主教老彼得斯，也就是现任摩洛齐纳主教彼得斯的父亲逐出教会之后，就去了英格兰生活。
在那里读到大学四年级时，我经历过一次精神崩溃（纳尔法），继而卷入了某些政治活动，最终被逐出校门，蹲了一阵子牢房。在被监禁期间，我的母亲过世了。我的父亲早在几年前就已失踪。我没有兄弟姐妹，因为我一出生，我母亲的子宫就跟着被摘除了。简单来说，我在英格兰举目无亲、一无所有，尽管我设法在服刑期间通过函授取得了我的教育学学位。在走投无路、无家可归、心智半疯——或全疯——的情况下，我做出了自杀的决定。
我在公共图书馆研究可能的自杀方法时睡着了（那所图书馆离我露宿的公园最近）。我睡了很长时间，最后被图书馆馆员轻轻推醒，她告诉我该走了，图书馆要关门了。这时，那位年长的女馆员留意到我哭过，而且看起来蓬头垢面、心烦意乱。她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把实情告诉了她：我不想活了。她提出带我去吃晚餐。当我们在图书馆对街的小餐馆里用餐时，她问我从哪里来，世界上的哪个地方。
我回答说我来自某个被建构成独立世界的地方，在这个世界之外。我告诉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的同胞（记得我说出“我的同胞”这个词时语带讽刺，然后我马上感到愧疚，在心里祈求宽恕）并不存在，或至少该被视为不存在。
也许用不了太长时间，你就会相信你真的不存在，她说，或者说，你血肉之躯的存在是有悖常理的。
我吃不准她说的是什么意思，一个劲地挠着头皮，像只长了虱子的狗。
后来呢？她问。
后来短暂地上了大学，然后进了监狱，我告诉她。
啊，她说，也许这两者并不相斥。
我傻笑。我闯进这个世界的结果，是被这个世界清除，我说。
就像你被生下来，却不是为了存在，她说着，笑了起来。
独独被挑中了。是啊，我说着，试图和她一起笑。生来就为了不存在。
我想象哇哇啼哭的自己被从母亲的子宫里取出，之后子宫本身也被一把拽出，扔到窗外，以防止再发生类似可憎的事——这次分娩，这个男孩，他的裸体，她的耻辱，他的耻辱，他们的耻辱。
我告诉图书馆馆员，很难说清楚我从哪里来。
我遇见一名来自古国的旅人[3]，图书馆馆员说，显然在引用一位她熟悉且喜欢的诗人。
我又吃不准她是什么意思了，但我点点头。我解释说，我原先是摩洛齐纳聚居区的一名门诺会信徒，我十二岁时，父母被逐出教会，我们搬到了英格兰。没有人同我们道别，我告诉图书馆馆员（我这辈子都会为说出这么可悲的事而感到屈辱）。多年来我一直认为，我们被迫离开摩洛齐纳，是因为我被逮到偷邻近的克沃提查聚居区一座农场的梨子。在英格兰，我学会了读和写，我在一大片绿色的田野里用石头拼写自己的名字，好让神快些找到我，惩罚我。我还试图用院墙上的石块拼写“忏悔”一词，但母亲莫尼加已经留意到，我家花园和邻居家花园之间的石墙正在消失。有一天，她沿着小推车在泥土上碾出来的细窄辙印，跟踪我到了那片绿色田野，撞见我正用院墙上的石块拼写巨大的字母，以此向神发出定位信号，表示忏悔。她让我坐在地上，双臂环住我，什么都没说。过了半晌，她告诉我院墙得垒回去。我问可不可以等神找到我、惩罚我之后再垒回去。我因为期待被惩罚而筋疲力尽，只希望这事快点了结。她问我为什么觉得神要惩罚我，我告诉了她关于梨子的事，关于我对女孩的想法，关于我画的画，还有我想要在体育比赛上当赢家、变得强壮的愿望。我是多么虚荣、好胜和好色啊。我母亲大笑起来，之后又拥抱了我，为她刚才的大笑而抱歉。她说我是个正常的男孩，我是神——一个慈爱的神，不管别人怎么说——的孩子，不过邻居会对消失的院墙感到不安，所以我得把石头垒回去。
我把这一切都告诉了图书馆馆员。
她回答说，她能理解我母亲为什么会那样说，可如果她在场，如果她是我的母亲，她会说些别的。她会告诉我，我并不正常——我是无辜的，是的，尽管我没做任何错事，我却异常渴望得到宽恕。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她说，通过感伤过去来逃避自己应做出改变的责任。如此一来，我们就活得自在了、幸福了，即便不是完全幸福，至少不会有巨大的痛苦。图书馆馆员笑了。她说假如是她和我一起在那片绿色田野上，她会帮助我获得被宽恕的感受。
可是，到底宽恕什么呢？我问她，偷梨子？画裸体女孩？
不，不，图书馆馆员说，宽恕活着，宽恕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宽恕生命持续不休的傲慢与徒劳，它的荒谬，它的浊臭，它的无理性。这就是你的感觉，她又加了一句，你的内在逻辑。你刚才已经解释给我听了。
她又继续说，在她看来，怀疑、不确定、困惑，与信仰是密不可分的。这是一种丰富的存在，她说，一种活在世界上的方式，你说是不是？
我笑了，挠了挠头。世界，我说。
关于摩洛齐纳，你还记得什么？
欧娜，我说，欧娜·弗里森。
于是，我开始跟她说起欧娜·弗里森，一个与我年纪相仿的女孩，也是如今开口让我做会议记录的女子。
我和图书馆馆员谈了很久，其间我说的，尽管不全是，但大部分都关于欧娜——我们如何玩耍，如何根据光影长短的细微差异来推测季节；如何假装成叛逆的门徒，起初被领袖耶稣误解，死后又被追奉为英雄；如何骑在马上用篱笆竿子比剑习武（全力猛冲，像骑士，像欧娜的松鼠和兔子）；如何接吻；如何打架——图书馆馆员建议我返回摩洛齐纳，回到那个曾让我感受到生命意义的地方，即便那感受为时短暂，即便是在残阳下的假想游戏中；并建议我请求主教（小彼得斯，他和我母亲年纪一样）接纳我成为聚居区的一员。（我没有告诉图书馆馆员，这也意味着请求彼得斯宽恕我父母的罪过，那罪过与藏匿、散布和宣传知识材料有关，尽管这些材料只是我父亲在城里一所学校后面的垃圾堆里发现的一些艺术书和油画照片，尽管由于他读不懂文字，所以他只是和聚居区的其他成员分享了这些图片。）她还建议我提出教摩洛齐纳的男孩们英语，一种他们在聚居区外做生意时派得上用场的语言。她还说，我应当和欧娜·弗里森再次成为朋友。
我没有什么可失去的。我把这番忠告记在心里。
图书馆馆员让她丈夫给了我一份差事，替他的机场接送服务做司机，尽管没有正经驾照，我还是为他工作了三个月，挣到的钱足够买一张回摩洛齐纳的机票。在此期间，我就睡在一家青年旅舍的阁楼里。夜间，每当感到头胀欲裂，我都会强迫自己尽量一动不动地躺着。每晚静躺在旅舍的床上，我闭上眼，就会听见若有若无的钢琴声，无人声伴唱的沉重和弦。一天早晨，我问清扫旅舍的男人——他也睡在那里——他有没有在夜里听见带有沉重和弦的微弱钢琴声。他说没有，从没听见过。最终，我明白了，夜里我头胀欲裂时听见的那首歌，是赞美诗《你的信实广大》。我是在聆听自己的葬礼。
那个穿着他父亲曾经穿过的——或至少类似的——高筒黑靴的彼得斯，考虑了我重新加入聚居区的请求。最后他说，只要我在长老们面前与我父母（尽管一个已死，一个失踪）脱离关系，受洗入教，并答应教男孩们基础的英语和简单的数学，以换取住宿（前面提到的棚屋）和一日三餐，他就准许我成为聚居区的一员。
我告诉彼得斯我会受洗，我会教男孩们，但我不会不认我的父母。彼得斯不悦，但急着想让男孩们学习会计，又或许是我的长相叫他心神不宁，因为我长得很像我父亲，所以他同意了。
2008年春天我到此地时，关于神秘的夜间侵犯，只有一些风传，只言片语的风传。我的学生科尼利厄斯写了一首名为《晾衣绳》的小诗，他在诗里描述晾在他母亲晾衣绳上的被单和衣裳会出声，会彼此说话，还会向其他晾衣绳上的衣裳传送消息。他把这首诗读给全班听，所有男孩都哈哈大笑。屋舍和屋舍离得那么远，屋里屋外都没有电灯。入夜，这些屋舍就像一座座小小的墓穴。
那天下午，我在回自己棚屋的路上望见摩洛齐纳的一挂挂晾衣绳，我望见在风里飘动着的女人的连衣裙、男人的工作服，还有床单、被褥和毛巾。我仔细听，却听不清它们在说什么。现在想来，也许是因为它们并不是在跟我说话。它们在彼此交谈。
我来到这里后的那年，女人们开口说了她们一直在做的梦，事情逐渐明朗，她们终于开始明白，她们是在集体做同一个梦，而那根本不是梦。
今天齐聚参会的弗里森家和洛文家的女人分别代表了各家的三代人，她们都是袭击事件的重复受害者。我做了一些简单的计算。在2005年到2009年之间，总共有三百多名摩洛齐纳的女孩和妇女在她们自己的床上被弄昏并遭到强暴。平均每三到四天就会发生一起袭击事件。
最终，蕾赛尔·纽斯塔德强迫自己保持清醒，一夜接一夜地守着，直到她捉住一名年轻男子撬开她卧室的窗户，手里还拿着一罐颠茄喷剂。蕾赛尔和她成年的女儿把这名男子扭倒在地，用捆扎绳将他绑起来。那天早晨晚些时候，彼得斯被带到房子里与这个名叫葛哈德·谢伦伯格的年轻人对质，葛哈德供出了参与袭击的其他七人的名字。
几乎所有摩洛齐纳聚居区的女性都被这八人团伙侵犯过，但大多数人（除了年幼不懂事的小女孩，以及由疤脸扬泽领头的、已经选择履行“什么都不做”的女人们）都在她们的名字旁画了“×”，表示她们安于（许多人乐于）不参加探讨如何答复的会议。相反，她们会通过照管各种家事农务来为聚居区造福，眼下男人们都出门了，这些事务变得更加繁杂，哪怕扔下一天不管，都会导致混乱，尤其是挤奶和喂动物。
洛文家和弗里森家年纪最轻、动作最麻利的两个女人，奥婕和妮婕，已经同意等到一天结束，待大家都各自回家后，向聚居区的其他女人提供口头报告。
今天早上，我们安静地聚集到谷仓上层的干草顶阁[4]里。眼下，我正等着做欧娜交代给我的事情。
注释：
[1]原文为Narfa，在门诺会信徒的语言中，意为“神经质”。
[2]“受膏者”是指接受神圣任命或委任的人。在宗教仪式中，受膏者会被用油或香油抹在头上，这象征着他们接受了某个职位或任务，通常是神所赋予的职分，例如《旧约》中的君王、祭司、先知。
[3]出自雪莱的诗《埃及的奥兹曼迪亚斯》（Ozymandias of Egypt）。
[4]储藏干草料的棚子，通常在谷仓的顶部，相当于阁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