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论

希腊式钱币的变迁与古代东西方文化交融

“希腊式钱币”（Greek-style coins）是亚历山大东征之后在希腊化世界流行并对以西亚、中亚和印度西北部为主的东方地区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一种钱币类型。它创始于亚历山大东征之初（公元前4世纪末），消失于萨珊王朝与阿拉伯帝国之交（公元7世纪），主要仿制、改造、流通于古代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因此它的历史变迁又和丝绸之路的命运兴衰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其间，由于各地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和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这类钱币总体上呈现出由“希腊化”到“去希腊化”的趋势。特别是公元以后，随着希腊人在西亚、中亚、印度等地统治的最终结束，希腊化文化影响的逐渐衰退，希腊式钱币的基本特征也越来越模糊，以至最后面目全非。为什么亚历山大在征服波斯的过程中，要以个人名义发行新的突出自己形象特征的钱币，为什么这些钱币又被他的继承者仿而效之？为什么在各希腊化王国不复存在，希腊—马其顿人的后裔从血统上和文化上都融入东方当地民族的汪洋大海后，希腊式钱币仍能以顽强的生命力存在、延续下去，其基本形制、币值等特征仍然被当地形形色色的统治者所接受？这些钱币的希腊化特征最后又为什么会蜕化变异，悄然消失了呢？笔者试图通过对这一类型钱币的兴衰演变及其动因背景的分析，尽可能对上述问题做出回答。

一、亚历山大帝国的建立与希腊式钱币的创始

“希腊式钱币”与我们通常所说的“希腊钱币”（Greek coins）有何区别？这是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按照一般的钱币学常识，希腊化时期由希腊—马其顿各王国统治者发行的钱币都归入希腊钱币的类别。就钱币的基本特征和发行者而言，这种归属无疑是成立的，但从钱币本身的时代特征和文化内涵而言，这样的归属似乎忽略了希腊古风、古典时期的本土（包括希腊人殖民地）钱币和希腊化时期亚历山大及其后继者在东方发行的具有当地文化色彩的钱币的明显区别。因此，笔者以亚历山大东征为界，将此前的称为“希腊城邦钱币”或“希腊古典钱币”，其后的称为“希腊式钱币”，后者包括“希腊化钱币”与“仿希腊化钱币”两个类型。前者指希腊化时期希腊—马其顿统治者发行的钱币，后者指西亚、中亚、印度各地非希腊人统治者所发行的具有希腊化钱币基本特征的钱币。由于这些钱币主要发行、流通于中国西域之外的丝路沿线地区，故也可称为“丝路钱币”。狭义的“希腊式钱币”也主要指这一部分钱币。

希腊式钱币与古典时期希腊城邦钱币在形制上的最主要区别，在于国王头像出现于钱币之上。这不仅仅是图像设计的表面变化，而是希腊钱币史上一次具有革命意义的变革，是对古希腊人所经历的一次历史巨变的反映。首先，从钱币属性上来看。前者是希腊各城邦的钱币（马其顿王朝钱币是个例外），体现的是城邦的独立精神和民主共和理念，如钱币上标志性图案是各城市的保护神；(1)钱币的发行者是城邦，也即公民集体，而非某位个人。后者则是帝国或王国的钱币，发行者是统治者本人；钱币上面有国王的形象、名字、称号和保护神，表明是某某国王的钱币，(2)体现的是王权神授、帝王独尊和家天下的君主制观念。其次，从文化内涵上来看，前者是纯粹的希腊传统和风格，而后者则是多元文化的混合。

王像出现于钱币，在腓力二世时就已出现端倪。他在位时就已经发行有自己骑马图案的钱币，但正面一般还是宙斯（Zeus）或赫拉克勒斯（Heracles）。(3)真正把自己的肖像打压在钱币上，则始于亚历山大。他在东征过程中，大概是为了支付雇佣兵和士兵的薪饷，在公元前330年就开始打造自己的钱币。这些钱币依图形可分为两种。一种是雅典娜（Athena）/胜利女神尼科（Nike）型。正面为雅典娜头像，戴头盔，面右；反面为尼科全身站立像，面左。另一种是赫拉克勒斯／宙斯型。正面为赫拉克勒斯头像，戴狮头皮盔，面右；反面为宙斯面左而坐，左手持权杖，右臂伸出托一只鹰。钱币铭文是“亚历山大”的希腊语属格字符（AΛEΞANΔPOY AZIΛIΣOY）。米利都（Miletus）、西顿（Sidon）、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巴比伦（Babylon）是这类钱币的主要制造地。

亚历山大以希腊神作为它所发行的钱币的图案，原因可能有二：一是他本是希腊北部马其顿地区的国王，现在却一跃而为全希腊的主人，并代表希腊以报希波战争之仇的名义远征波斯，他要表明他是希腊文化的正统继承者，而且希望这些希腊神能保佑他成功；二是受王族传统的影响，他自认为是希腊神宙斯和赫拉克勒斯的后裔，以他们的形象表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和神圣性。与此同时，他也可能开始发行有他本人头像的钱币。有学者指出，早在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在埃及访问孟斐斯（Memphis）时，就发行了一种正面有自己头像的铜币，以便将此前的波斯铜币驱逐出流通领域。(4)他从印度返回巴比伦后，还发行了一种纪念徽章，正面是他骑马追击乘象的印度国王波鲁斯的场面，反面是他一手握权杖，一手持宙斯霹雳，站立着接受飘然而来的胜利女神敬献花冠。虽然这种徽章并不进入流通，但这是他个人形象的再现。(5)

亚历山大死后，他的部将们都以亚历山大的继承人自居。将亚历山大神化、发行带有他的头像的钱币就成了他们抬高自身地位的重要手段。从公元前318年起，统治埃及的托勒密一世（Ptolemy I，约公元前305—前285年）首先在孟斐斯发行了一种正面有亚历山大戴象头皮盔的钱币，以纪念亚历山大在印度的胜利。(6)亚历山大的另一位部将吕西马库斯（Lysimachus，约公元前360—前281年）约公元前297年开始在色雷斯（Thrace）和小亚的马革尼西亚（Magnesia）大量发行有亚历山大头戴公羊角形象的钱币。公羊角是埃及阿蒙神的标志，亚历山大自称是宙斯—阿蒙神（Zeus-Ammon）之子，头戴公羊角的只能是亚历山大本人。这是具有亚历山大本人真实肖像的标准钱币的开始。(7)

国王头像出现于钱币正面这一希腊式钱币的基本特征由此确立。后来的希腊化王国诸王纷纷仿效，一时成为时尚。他们不仅继续发行具有纪念意义的亚历山大钱币，也开始制造有自己头像的钱币。其中塞琉古王国在希腊式钱币的延续和演变中发挥了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其一，塞琉古王国在三大希腊化王国中版图最大，几乎继承了亚历山大帝国在亚洲的全部遗产。后来的巴克特里亚王国、帕提亚王国都是在它的故地上独立发展起来的。这种特殊的地理政治环境为希腊式钱币继续使用和流通提供了可能。其二，它的钱币在坚持突出王像这一基本特征的同时，保留或创制了宙斯、阿波罗（Apollo）、雅典娜、狩猎女神阿尔特米斯（Artemis）、赫拉克勒斯、尼科、酒神狄奥尼苏斯（Dionysus）、命运女神提刻（Tyche）、赫尔墨斯（Hermes）等希腊神祇的形象。它们成了后来本族或其他民族统治者仿制的依据。其三，除了王家造币场外，塞琉古王国也允许各地总督设场造币。这些早期造币场在各地易主后不仅继续生产，而且对新建的造币场起着示范作用。这对希腊式钱币传统的延续起了重要的作用，尤其在帕提亚和巴克特里亚王国时期。

可以说，到塞琉古王国分裂之前，希腊式钱币，或者更准确一点说，希腊化钱币已完成了自身的过渡。(8)但这种变化绝非源于亚历山大个人的一时兴起，而是有其深层次历史原因。

首先，这与马其顿的钱币传统有关。马其顿本来就是荷马（Homer）式的王国，阿基德王朝（Argead dynasty）早就把他们的祖先和宙斯、赫拉克勒斯联系在了一起。这两位神也就受到他们的崇拜，反映在钱币上，就是这两位神的头像在钱币正面的出现，反面有的则是国王本人的形象，以骑马型为主，如腓力二世的钱币。这就是亚历山大东征时将正面是赫拉克勒斯、反面是宙斯的钱币作为主要银币类型的原因。表面上看，他只不过在延续马其顿王朝钱币的传统，但他也有创新。以前这二位神，甚至还有其他的希腊神，如阿波罗神，都是单独出现于钱币正面，但亚历山大将二者置于同一钱币的正反面，而且创制了一手持权杖、一手托鹰的宙斯坐像。因此，赫拉克勒斯／宙斯坐像型钱币既是继承，又是创新。

其次，与亚历山大在东征过程中所接受的东方的“王权神化”观念有关。希腊人受荷马史诗和赫西俄德（Hesiod）《神谱》（Theogony）的影响，向来就有将自己的祖先追溯到神话传说中的某一位神或英雄的习俗。亚历山大和他的家族都自认为或被认为是希腊主神宙斯和希腊英雄赫拉克勒斯的后裔。(9)征服埃及后，他被当地的祭司尊为宙斯—阿蒙神。等到灭亡波斯进入印度后，他更感到自己就是神的化身，具有超人甚至超过其他神的力量。在他看来，只有像赫拉克勒斯、狄奥尼苏斯这样的希腊神才能征服到这里，而他甚至要比他们征服得更远。(10)因此，他的形象像诸神一样出现在他所发行的钱币上，也就理所当然了。

再次，王像出现于钱币之上在波斯素有传统，亚历山大有可能受其影响。(11)波斯的金币名大流克（Daric，重约8.3克），银币名西格罗（Sigloi，重约5.4克）。正面一般是一个头戴王冠的弓箭手，左手持弓，右手持矛，呈半跪状；反面一般空白，个别的有人骑马形。正反面都无铭文。这个弓箭手无疑就是国王。希腊人对此币并不陌生，因为他们与波斯帝国的接触已有两个多世纪之久。小亚的希腊城邦居民曾经沦为波斯人的臣民，不少的希腊人曾到波斯帝国任职、游历，有的希腊人充当波斯人的雇佣军。他们的服务报酬就是这种金币或银币。亚历山大和他的后继者既然取代波斯国王成了新的统治者，他们也就顺理成章地把自己的肖像打制到新的钱币上，表明自己的正统性。但需要注意的是，波斯钱币上的国王（弓箭手）是侧面全身像，而希腊化时期的钱币上则是国王的侧面头像。此外，小亚的一些波斯总督也发行过有自己头像的钱币。(12)希腊化时期王像币的出现是否也与此有关，尤其是宙斯的座椅与小亚总督和波斯国王的座椅相似，二者之间有无借鉴关系，都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最后，还有一点也值得注意，即不能忽视亚历山大从波斯王室的宝库中共劫掠了约17万塔兰特（talent）（约合4835吨）的银子。(13)他把这些银子造成货币，投入流通，从而促进了近东地区以及整个希腊化世界货币经济的发展。

因此，希腊式钱币的创制既是亚历山大征服波斯、建立帝国统治的需要，也是东方王权神授、帝王观念影响之下的产物。如果说原来的马其顿钱币和城邦钱币（主要是币制标准）奠定了新型钱币创制的基础，那么具有国王形象的波斯钱币则在某种程度上为亚历山大及其后继者提供了模仿的对象。

希腊式钱币流传甚广，影响深远，总体上看，它在东部希腊化世界有两个传播中心或两条传播路线：一是以帕提亚（Parthia，中国史书中的“安息”）为中心的地区，一是以巴克特里亚（Bactria，中国史书中的“大夏”）为中心的地区。这两地都是亚历山大及塞琉古王国的故地。前者影响了帕提亚、萨珊波斯和阿拉伯帝国初期的货币；后者影响了印度—希腊人王国、印度—斯基泰人（Indo-Scythians，中国史书中的“塞人”）、印度—帕提亚人、贵霜帝国以及后来进入这一地区的嚈哒人（The Hephthalites）、柔然人（Jouan-jouans）等游牧民族的钱币。(14)中国新疆地区的“和田马钱”也与此有关。

二、希腊式钱币在巴克特里亚、帕提亚的延续与渐变

公元前3世纪中期，西亚、中亚的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先是原为塞琉古王国巴克特里亚总督的狄奥多托斯一世（Diodotus I，约公元前250—前230年）独立称王，后是活动于里海附近的当地游牧民族帕尔尼人（Parni，又称阿帕尔尼人，Aparni）首领阿尔萨息（Arsaces I，约前247—前211年）侵入帕提亚，起兵建国。政治格局的变化自然带来王权象征之一的钱币的变化。希腊式钱币进入了与东方文化因素明显交融的新阶段。

巴克特里亚希腊人孤悬亚洲腹地，难免受到当地的东方文化的影响。1964年在阿富汗发现的阿伊·哈努姆古城遗址，尽管希腊式城市的特征非常明显，有希腊式的剧场、体育馆，有希腊语铭文、希腊神雕塑、希腊式钱币等，但东方文化的因素已比较浓厚，如东方式的宫殿布局、神庙建筑等。(15)公元前2世纪中期，巴克特里亚的希腊人王国被来自中国西北部的大月氏人或其他北方游牧民族所灭，残部退往印度西北部。

巴克特里亚希腊人其实早在公元前2世纪初，就已经进入此地。与以往亚历山大和塞琉古一世的侵入不同，这次希腊人是长期立足，直到公元前后才消失于印度民族的汪洋大海之中。希腊人是外来民族，相较于当地的印度人，数量极少，且经过数代通婚，纯粹的希腊人后裔已难以寻觅。为了维护对当地人的统治，这些印度—希腊人加快了对当地文化的接受。这种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的最主要证据就是他们所发行的明显含有印度地方文化和宗教色彩的希腊式钱币。

首先是印度大象的标志出现在国王头像上。其实这一过程始于亚历山大。如前所述，他的大徽章上就有印度大象的形象。托勒密一世曾发行过一种亚历山大戴象头皮盔标志的纪念币。公元前2世纪初侵入印度的巴克特里亚国王德米特里一世（Demetrius I，约公元前200—前190年）的钱币上也采用了这种象头皮盔标志。(16)不管这些希腊统治者的本意如何，印度的大象标志出现在希腊式钱币上，实际上反映了希印两种文化的相互认同和融合。

其次是希印双语币的出现。这种钱币一面是希腊文，一面是印度佉卢文（Kharosthī），语言虽不同，但意思一致，后者基本是前者的翻译。希印双语币的发行既表示对当地语言的认可，也表示自己对当地统治的合法性，同时方便了这种钱币在当地的流通。

再次是佛教文化因素的吸收。著名的印度—希腊人国王米南德（Menander，约公元前165/155—前130年）曾发行一种印度标准的四方形钱币，正面是八辐车轮——表示佛教八正道的法轮（Dharmachakra），(17)反面则是希腊表示胜利的棕榈枝。这种币虽然是两种文化的结合，但似乎印度的成分已占了主体。

最后，对印度的动物特产也多有显示，如印度的大象和犎牛（颈肉隆起）全身站立的形象就出现在阿波罗多托斯（Apollodotus，约公元前180—前160年）的仿印式方形钱币上。但在希腊标准的椭圆形钱币上，印度的因素就相对少一些。这说明希腊式钱币对印度文化因素的吸收是个渐进的过程。

帕提亚曾经是希腊人统治的地区，独立后又处在东有塞琉古王国、帕加马（Pergamum）王国，西有巴克特里亚王国的包围之中，深受希腊化文化的影响。加之帕提亚人本身就是马背上的民族，自身的文化相对落后，因此，建国后的帕提亚人接受了原来的希腊主人带来的文化，帕提亚语和希腊语同时成为官方语言。希腊语在帕提亚的使用和普及程度超过了任何非希腊人建立的王国，这在帕提亚诸王发行的钱币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在希腊化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文化现象。

从现在发现的帕提亚钱币来看，它经历了一个部分模仿、全盘接受、逐渐本土化的过程。帕提亚钱币可视为东方希腊化钱币的滥觞。在阿尔萨息一世到米特拉达特一世（Mithradates I，约前171—前138年）之间的大约一百年间，帕提亚钱币完成了第一阶段的过渡。这些钱币采用了希腊钱币的形制、材质和币值。如钱币外形呈圆形，打压而成；采用希腊阿提卡标准，主要是一德拉克马（约4克）和四德拉克马银币（约16克）两种；两面都有图案，正面是国王的侧面头像，反面是一个面右或面左、坐于无靠背王座、双手正在张弓的弓箭手形象。反面的左右两边是希腊语铭文，标有APΣAKOY、BAΣIΛEΩΣ以及各种赞语，(18)表明这是国王阿尔萨息发行的钱币。但这类钱币仍保持了明显的波斯和游牧民族的特征。其一，国王头戴游牧人的平顶垂肩头套（bashlyk，一译为波斯风帽），这与希腊式钱币国王仅在头上扎一头带的形象迥然不同。其二，背面的弓箭手形象与波斯帝国钱币上的国王持弓形象似有先后继承关系。帕提亚人素以善于骑马打仗著名，特别擅长在佯装策马撤退时，突然回过头来开弓射箭，置追敌于死地。因此也就有了“帕提亚人的回射”（Parthian shot）这样的成语。这与希腊式钱币反面一般表现神的形象也极为不同。这种弓箭手形象实际上就是国王的化身，(19)是帕提亚本地造币场所出钱币的标志之一。此外，初期的钱币还形成了一个传统，即几乎所有的钱币上只有开国君主阿尔萨息的名字，而无其他任何国王个人的名字。这是与以前的或其他的希腊式钱币极为不同的一点。

从米特拉达特一世统治时期开始，帕提亚钱币图案发生了重大变化。原因是帕提亚的统治者利用了原来塞琉古王国的造币场为他制造新币，从而使帕提亚的钱币增添了更多的希腊化因素。如同以前希腊统治者的钱币，正面的国王头上也只扎表示王权的头带，反面呈坐姿（王座改成了希腊人视为大地中心的德尔斐“脐石”，Omphalos）的弓箭手外，还出现了希腊神祇如命运女神提刻、赫拉克勒斯、宙斯、胜利女神尼科、农业丰产之神得墨特尔（Demeter）等形象。有的钱币也依照塞琉古王国的惯例，打上了表示发行年代的希腊字母符号，并以塞琉古实际在位年代纪年。(20)这或许为了表明他们也是塞琉古王国的正宗继承者。但也有例外，公元前1世纪初的两位国王（Gotarzes I，约前95—前90年；Orodes I，约前90—前80年）的钱币上就出现了头戴波斯王冠的形象。

公元以后，诸希腊化王国已不复存在，希腊化的影响逐渐减弱。钱币的总体面貌虽然没有大的改变，但希腊语铭文的字迹却变得越来越模糊或错讹，难以辨认，一些国王的名字也开始用帕提亚文字（阿拉米字母，Aramic，或帕拉维文，Pahlavi）来表示。那些表示国王称号、功绩和荣誉的铭文慢慢也失去了原有的、特定的、富有个性的政治含义，变成了一种机械的模仿。但一直到帕提亚王朝终结，希腊式钱币帕提亚类型的基本特征没有根本的变化。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事实，它说明希腊化文化、希腊式钱币在帕提亚统辖区域的影响颇深。

三、贵霜、萨珊波斯的崛起与希腊式钱币的变异及消亡

公元前后，西亚、中亚和印度的政治版图再次发生了变化。公元前1世纪后期，印度—希腊人的小王国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从阿富汗南部和经葱岭悬度进入印度的印度—斯基泰人（塞人）王国开始活跃于印度西北部。公元1世纪初，以大月氏王国为基础的贵霜帝国建立，囊括了中亚和印度的一部分。公元3世纪初，萨珊波斯帝国取代帕提亚称霸西亚和中亚的广大地区。由于希腊化影响的彻底消失，希腊式钱币失去了存在的文化基础和依托，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贵霜和萨珊波斯的统治者虽然仍采取了拿来主义，但他们所接受的希腊式钱币经过数百年、数代的模仿改造，在外观上已与亚历山大时代的钱币相去甚远。他们在仿制这类钱币的同时，又注入了自己民族的文化因素，因此希腊式钱币的变异与消亡也就为时不远了。

从现在发现的萨珊钱币来看，它仍可属于希腊式钱币的范畴，是其变种或亚种之一。它的形制、材质和币值（重量）与帕提亚的钱币相比没有大的变化，币面呈圆形，银币为主，以德拉克马作为基本的重量单位。但正反两面的图像文字已完全波斯化、琐罗亚斯德教化。正面的国王一般都留着络腮大胡，头戴波斯式三重冠、雉堞形王冠或高高耸起的日月冠，发辫下垂，头后有下垂或扬起的飘带，这似乎是从希腊式王带演变而来。背面是象征萨珊波斯国教——琐罗亚斯德教的祭火坛，祭坛两侧一般有两个祭司站立看护圣火。币上的铭文已完全变成了波斯帕拉维语，希腊语字符彻底消失。公元7世纪中期，随着阿拉伯人的征服、萨珊王朝的灭亡，萨珊型钱币渐渐退出了流通领域。

相较于萨珊波斯，贵霜帝国诸王的钱币上较多地保留了希腊式钱币的特征。从大月氏于公元前2世纪中期灭掉巴克特里亚王国，到公元3至5世纪先后被萨珊波斯、印度的笈多王朝（Gupta dynasty）和北方的寄多罗人（the Kidarites）、嚈哒人（the Hephthalites）入侵并取代，月氏—贵霜人的统治在以印度西北部为中心的中亚和南亚地区延续了大约五六个世纪。这一地区恰恰是原来巴克特里亚希腊人和印度—希腊人的活动之地，希腊化程度较深，希腊人的文化遗存随处可见。贵霜人的祖先本来就是来自中国西北的游牧民族，他们在军事上可以征服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王国，但最终却不得不接受当地先进的希腊化文化遗产，或波斯文化、印度文化的影响。

贵霜钱币基本上保持了希腊式钱币的特征，正面的国王头像仍然扎着头带，但也有国王骑象，或手持权杖站立，或向一小祭坛献祭的图像。反面有人骑马形，也有坐着的赫拉克勒斯，或手持丰饶角的伊朗的大地女神阿多索（Ardoxsho相当于印度的Lakshmi），中亚的月亮女神（Mao），印度的湿婆（Siva）、公牛（Nandi），波斯的娜娜神（Nanania）、风神（Vado），佛教的佛陀（Buddha）以及箭、雷电等图像。币上的铭文有希腊语，也有佉卢文或婆罗米文（Brahmi）。贵霜时期的钱币显然是多种文化的混合体，希腊、波斯、印度，甚至罗马的因素都有所反映。(21)这是由贵霜人所处之地的地理环境和文化传统以及公元前后的东西方政治格局所决定的。

四、希腊式钱币与古代中国

既然希腊式钱币曾在塞琉古王国、巴克特里亚王国、帕提亚帝国、印度—希腊人王国、印度—斯基泰人、印度—帕提亚人和其他游牧民族建立的小王国、贵霜帝国以及萨珊波斯帝国流通，这些帝国或王国的故地、曾经统辖的区域都曾在历史上通过丝绸之路与古代中国发生过或多或少、或这样或那样的商贸和文化关系。那么，从公元前2世纪后期张骞通西域开始，这些形形色色的钱币到底有多少通过丝绸之路流入中国境内或中原内地呢？现在又有多少实物被发现了呢？据笔者所知，除了贵霜钱币、萨珊波斯银币、东罗马金币和和田马钱外，此前的希腊式钱币目前在国内似乎罕有发现。(22)但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的古人早在丝路开通之初就开始了对它们的观察和记载。

第一位明确把希腊式钱币信息带入中原的是凿空西域的张骞。他在给汉武帝的报告中特别提到了安息即帕提亚的钱币：安息人“以银为钱，钱如其王面，王死辄更钱，效王面焉”。这和现在所能看到的帕提亚的钱币特征非常一致。对于他亲自到过的大夏（巴克特里亚），他虽然没有具体提到此地的钱币，但他提到大夏人“善贾市。……其都曰蓝氏城，有市贩贾诸物”。(23)《史记·大宛列传》的另一处提到“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善市贾，争分铢”，而且说到“其地……得汉黄白金，辄以为器，不用为币”。(24)由此可见，张骞之时，自巴克特里亚、索格底亚那（Sogdiana，即汉文中的粟特、大宛，曾为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王国的一部分）到帕提亚这一带商业发达，人们语言相通，善于经商，锱铢必争，但不用金币，可能都像安息那样主要用银币和铜币进行交易。考虑到希腊式钱币中还有大量的铜币奥波尔（obol），或其他小面值的辅币（半德拉克马等），我们不能把“争分铢”仅仅理解为是一种赢利手段，而要看到它实际反映了民间交易时辅币或小币的存在。

《汉书》中的相关记载大致相同，但也有相异之处。其中提到安息时说：“亦以银为钱，文独为王面，幕为夫人面，王死辄更铸钱。”(25)这里说得更具体了，但“幕为夫人面”如何理解？帕提亚钱币对此作出了非常令人信服的回答。原来在公元前2—公元4年在位的弗拉特斯五世（Phraates V，又称为弗拉塔克斯，Phraataces）的钱币反面，一反常态地出现了一位女王的头像。此人名为穆萨（Musa，原名为Thusmusa），本是一意大利女奴，被罗马皇帝奥古斯都赠送给帕提亚国王弗拉特斯四世为妾，弗拉特斯五世即为其所生。为了保证亲生儿子能继承王位，她先是劝诱弗拉特斯四世将其他王子送到罗马做人质，再乘机把自己的儿子立为王位继承人，然后毒死弗拉特斯四世，把儿子扶上王位。自己则与儿子结婚，成为王后或女王。从钱币上看，她是以共治者的身份出现的。他们二人在位时间不长，六年后即被推翻。然而他们发行的这类钱币却被中国的西域使者所目睹，将此信息带回中国，并在班固的《汉书》中留下了记载。如果不是这种钱币的实物出现，真不知这段记载的真实性何时能得到世人公认。(26)（图1）

《汉书·西域传》中还提到位于印度西北部的罽宾“以金银为钱，文为骑马，幕为人面”，乌弋山离“其钱独文为人头，幕为骑马”。(27)这些也都与印度—希腊人王国和贵霜时期钱币上的国王形象、人骑马形极为吻合。甚至罽宾“出封牛”，也可从此地钱币上的瘤牛形象得到印证。

可见在汉代，希腊式钱币的基本特征和两大类型的信息都传到了中原。至于介绍过于简略和以偏概全（如女王或王后的头像出现于钱币是帕提亚钱币中的特例，而且仅此一例），甚至误传，都是可以理解的。

此后的《魏书》《北史》在提到罽宾、康国、小月氏、粟特时，虽然都涉及这些地方用金银钱币交易、纳税，但未对其具体式样作出详细描述。特别是关于萨珊波斯的记载中，只有国王“戴金花冠，衣锦袍，织成帔，饰以真珠宝物”(28)的记述可与波斯钱币上的国王衣饰基本吻合，其他信息则阙如，不免令人遗憾。

但值得注意的是，贵霜钱币曾在中国的新疆塔里木盆地留下它们的印记。被夏鼐先生称为“和阗马钱”的汉佉二体钱显然受到了来自贵霜钱币的影响。该币圆形无孔，上铸有汉文与佉卢文两种文字，汉文表明币值（如“六铢钱”“重廿四铢铜钱”），佉卢文表示王名或王号，正面的图案为马或驼形。(29)（图2）这种钱币显然是希、印（贵霜）、中三种文化因素的结合。

尽管关于希腊式钱币的中外文献十分缺乏，但现有的考古学和钱币学实物资料表明：流通于丝绸之路千年之久的希腊式钱币确实在古代欧亚大陆的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作为交换媒介和手段，它们直接推动了东西方物质文明的交流。安息之所以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控制中国与西亚、欧洲的丝绸贸易，且与西面的其他希腊化王国，而后同占据东地中海的罗马帝国通商，其对希腊式钱币的接受无疑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此外，这些希腊式钱币仿制、改造、流通的过程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融合的过程。它们既是多元文化的载体，也是多元文化的传播者。希腊式钱币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它们的发行地，就是很好的证明。

（杨巨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