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一

先秦女性社会地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一方面是因为其时代久远、材料缺乏；另一方面，以往研究虽然取得了不少成绩，但由于在理论和方法上存在一些问题，致使这一问题至今没有得到科学的解释。因此，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先秦女性社会地位问题是历史上逐渐形成的，是诸多文化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从部落社会两性地位的初步分化到文明成熟期文化规范对女性社会地位的强化，这些文化要素不断展现和相互作用。把先秦女性社会地位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对它进行文化要素的分析，看看究竟是哪些文化要素决定着女性社会地位的沉浮，这就避免了以往研究中那种简单的描述，从而有利于揭示这一文化现象的动态发展轨迹。

女性社会地位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如果从世界文化的广阔视野中进行比较研究，就会使这个问题更加清晰和易于理解。女性作为人类社会的“半边天”，其社会地位与男性的社会地位紧密相连，从两性社会地位的比较去分析女性社会地位的形成，这才是历史的、整体的分析方法。

二

本书主要包括五个部分内容，简述如下：

第一章是“绪论”。这部分首先对20世纪以来中国大陆地区女性社会地位问题研究的学术史作了回顾和梳理，指出以往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或不足，进而提出本研究的问题意识。这部分还介绍了本项研究的主要观点和研究方法。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解，该部分还阐述了本研究中文献材料运用中的三个问题。

第二章为“先秦女性社会地位研究中的三个理论问题”。常金仓先生曾指出：“对历史学来说，每走过一段路，回头来审视一下走过来的路方向是否正确乃是学术进步的关键，这就是学术反思。”本章内容即以“学术反思”的视角为基点，在对20世纪以来中国大陆地区女性社会地位问题研究的现状进行回顾和梳理的基础上，对以往研究中存在的、影响极大的三个理论问题作了反思。

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母系制与母权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母系制社会中女性的社会地位并不一定很高，母系制与母权制之间并无必然的递进关系，由母系制并不能必然地推导出母权制存在的结论。第二，妇女在生产活动中的实际作用并不能决定她在社会中的地位，因为她在社会生产中的实际作用与社会给予她的认可（社会评价系统）二者之间并不完全一致。要全面理解女性的社会地位问题，还需考虑不同社会（民族文化）中社会评价系统对女性社会地位的制约和影响。第三，“女神”信仰或“女神”的存在并不能必然说明女性在该社会中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19世纪以来，在西方学术思潮的影响下，在先秦女性社会地位问题的研究中，学者多将“女神”信仰或“女神”的存在看作女性社会地位高的一个标志。事实上，在考古发现中，“女神”本身的内涵是极其复杂的。在对所谓“女神”的解释中，也存在很大分歧。因而，我们并不能由此断定该社会中女性的社会地位究竟是高还是低。

以上三个问题，对以往的研究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影响，但由于多属以“预设命题”作为推论的依据，而非以客观的人类生活实践为出发点，因而不仅不能使我们深入研究女性社会地位的相关问题，而且还对我们的研究制约很大。因此，重新认识和弄清楚这三个问题，就成为本研究的起点。

第三章为“两性社会地位的初步分化”。本章旨在对从部落社会到文明社会发展过程中两性社会地位的初步分化问题进行考察，着眼点在于究竟是哪些文化因素促成了两性社会地位的分化。笔者从“社会控制”的视角入手，分析了婚后居住方式、巫术对性别的不同选择、性别视域中的禁忌、战争的性别特征、男子建立政治社会等五个因素所起的催化作用，得出正是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才使得两性社会地位发生了不利于女性的变化。

第四章为“文明成熟期制约女性社会地位的诸要素”。该部分重点分析文明成熟期诸多文化因素对女性社会地位的制约。以哲学因为基点，涉及男女有别、男主外女主内、重男轻女、女不干政等文化要素，证明现实生活造成的这些观念对后世的女性社会地位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五章为“结语”。对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及观点进行总结，对传统性别观念在当代的影响作了简要论述，对未来两性社会地位问题作了展望。

三

本书附录部分收入笔者曾发表过的三篇论文：《“神话考古”的若干反思》（《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5期）、《“产翁制”与早期社会组织演变》（《贵州民族研究》，2004年第2期）、《文化史学的艰难探索 ——读〈穷变通久：文化史学的理论与实践〉》（《西安石油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原文发表时，因各种原因，三篇文字均有所删节。这次收入，不仅文字上作了增补和修改，而且对所征引的各类文献进行了复核。这三篇论文的构思和写作与本书内容的完成均有直接关系，故有必要在这里作一解释。

《“神话考古”的若干反思》的关切点在于，当前中国神话学研究中存在着大量的对考古学资料的滥用和误用（以陆思贤《神话考古》一书为例），这对神话学和考古学可能都会带来伤害，因而应当引起神话学者和考古学者的充分重视。我们看到，考古学材料被用于神话研究在今天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潮流，不少学者从大量的无文字和有文字的考古材料中找寻一些似是而非的“证据”，试图以此来证明中国上古神话的原始性和丰富性。然而，从他们的具体论证来看，这一研究过程尚存在很大的臆测性，甚至根本性的错误。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决定了我们在神话研究中不宜用异民族的文化生硬地来套解中国文化，异族文化尤其是神话充其量只能是必要的参考，而中国神话只能以中国文化来解释。研究神话，无非是想从一个侧面来认识中国文化的精神，这是每个神话学者应该首先明白的。另外，在笔者看来，考古文化解释中的不确定性是考古学者亟待解决的问题，在这一问题解决之前，神话学者对考古材料应该持以审慎的态度而不是“各取所需”地简单利用。这篇论文，启发了我对本书中“女神”信仰与女性社会地位问题的思考。

《“产翁制”与早期社会组织演变》以中外历史文献或人种志中对“产翁制”风俗文化现象的记述为基础，主要考察“产翁制”是否与人类早期社会组织演变有必然的决定关系。产翁制的本质是什么？尽管学者们的观点存在分歧，但有一说影响巨大，即“产翁制”是母权制向父权制过渡的产物。事实上，这只是一个无法证明的假设。母系制与父系制之间并无必然的前后承继关系，母系制也不能必然导致母权社会。母系制与母权制是看似关联实际上却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前者指世系继承按母系，后者则是指女性在社会中拥有很高的，甚至是统治性的地位。这篇论文的完成，使我意识到，母系制、母权制与女性社会地位的关系是先秦女性社会地位研究中亟待澄清的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这后来成为本书第二章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说以上两篇论文在研究内容上为本书奠定了基础，那么《文化史学的艰难探索 ——读〈穷变通久：文化史学的理论与实践〉》一文则是对作为本书研究方法的文化要素分析法的总结和说明。《穷变通久：文化史学的理论与实践》是常金仓先生“文化史学”研究的代表作。常先生是在“史学危机”中开始史学新探索并取得丰硕成果的一位历史学家。他结合自己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认识和对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尤其是文化人类学）的体会，反思中国传统史学的弊病，提出了颇具特色的文化史学研究策略：史学的革新之路在于史学研究的着眼点应该从历史事件向文化现象转换；在对文化现象进行要素分析时，史学研究才会为人类提供有益的知识，历史学才会摆脱“软科学”、“准科学”的地位。本书的研究，即是以文化要素分析法为主要研究方法。

最后我想说的是，本书是笔者用文化要素分析法研究先秦女性社会地位问题的一次尝试，虽然七八年间屡经增删修改，但由于学识水平有限，研究实践的结果和最初的设想尚有不小的距离，文稿中也难免存在错误和不足，敬期博雅君子不吝教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