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历史文化

宁夏境内约在3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就有了人类的踪迹。春秋战国时期，羌、戎和匈奴等少数民族在此繁衍生息。汉代，大批移民来此，带来了中原的科技、文化等知识，与少数民族一起大规模开发引黄灌区，使这里成为谷稼充实、民众富裕的绿洲。11世纪初，党项族李元昊在此建立大夏国（史称西夏），创造了灿烂的西夏文化。1227年当西夏被蒙古灭后，西夏丰富的文化内涵从此逐渐融入了中华民族丰富、庞大的文化之中。19世纪出土了西夏文字与大量西夏文物。

[水洞沟遗址] 水洞沟位于宁夏灵武市境内东北35千米，水洞沟西南的崖壁上。水洞沟遗址是中国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它的发现，向人们展示了距今3万年前的“宁夏人”生存活动的历史画卷。考古学家在这里发掘出2万件打制石器和丰富的古生物化石。水洞沟的石器，是用坚硬的硅质灰岩锤击打制而成的。他们制造的石器以尖状器、端刮器和新月形削器最具特色。在水洞沟遗址中，还有稍加磨制穿孔的鸵鸟蛋皮饰物和骨锥等装饰品，体现了原始人类的审美意识。

[贺兰山岩画] 贺兰山岩画题材广泛，大到日月星辰宇宙现象，小至牛羊足蹄、人手口脚趾图形，最多的是类似人头像和虎、豹、狗、鹿、羊、骆驼等动物图像，画法粗犷、图像生动，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保存完好的有300多幅。可能是用石头、骨、金属等工具在石头上或岩壁上磨、刻、凿而成的。从描绘的内容和刻画的笔法分析，这些岩画大部分为春秋战国前游牧民族的艺术创作，但现在还没有碑凿的证据。

[清真寺] 中国伊斯兰教随着回族的发展而发展。伊斯兰的汉文意译为清真，故开始被称为清真教。远在唐宋西夏时期，宁夏就有穆斯林活动的踪迹。自元代大批穆斯林定居宁夏后，伊斯兰教也同时成为宁夏地区的主要宗教。明代伊斯兰教在宁夏有了很大发展，并且开始大量修建清真寺，以进行宗教活动，料理宗教事务。清真寺的建筑艺术是回族伊斯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宁夏现存有数量颇多、规模宏大的清真寺，宁夏最大的清真寺同心县韦州清真大寺据说是根据明太祖朱元璋亲赐之图所建。修于明嘉靖十年（1531）的宁夏古清真寺在《嘉靖宁夏新志》中就有记载。该书卷首附图，绘有当时银川城“礼拜寺”的图址，这是关于清真寺最早的正式记载。

[三关口明长城] 明代的长城，修筑规模很大，修筑技术也发展至顶峰。宁夏有许多构筑精美的长城遗址，三关口明长城就是其中之一。它距银川城区40余千米，是明嘉靖十年（1531）宁夏佥事齐之鸾修筑的，颇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长达80余千米。明嘉靖十九年（1540）宁夏巡抚杨礼重新修葺，并增筑三关以北长城。三关口是宁夏与内蒙古阿拉善左旗的交界地，自古以来就是银川城防的咽喉要道。古代时，三关口从外向里设头道卡、二道卡和三道卡，也称“三卡关”。山口北侧，长城沿山脊向北延伸，墙体用石块垒砌，现墙体和墩台已残损；而山口南侧，向东南延伸的黄土长城保存较为完好，墙顶两侧筑有女墙。在宁夏明长城中还有灵武市横城的河东墙用土夯筑，十分雄伟，保存完好。

[花儿] 花儿是西部地区流传久远的山歌。花儿一般结构分两段，前段比兴，后段是歌唱的主题内容，具有高亢嘹亮、激越动听的特色。早在200多年前，根据其结构、格调、唱法的不同，形成诸多分支流派，分为临夏“花儿”和洮岷“花儿”两大派，大多表述西部风情，多粗犷豪放，却大不失婉约多情，是西部歌曲的代表，有浓郁的地方气息。

宁夏花儿曲调委婉曲折，令人荡气回肠，多是男女对唱，如果是集体对唱则更有意思，不但歌声风趣生动，动作也很特别。图为大型“花儿”活动上人们载歌载舞，一派欢乐气氛。

[西夏王——李元昊] 李元昊（1003 —1048），党项族人，自幼好学、好佛，通蕃、汉文字和兵法，善绘画。李元昊为李继迁之孙、李德明之子，1032年嗣位，改宋所赐姓为嵬名氏。他将兴州升为兴庆府。1038年，元昊正式称帝，建西夏国，国号大夏，定都兴庆府（今银川）。他简化礼仪、创文字，疆土最大时东据黄河、西至玉门关、南临萧关、北抵大漠。1044年，元昊与宋订立和约。同年又在贺兰山大败辽军，最终形成了宋、辽、西夏鼎立的局面。他在位期间，整修水利，发展冶金和采盐、手工业，使宁夏地区的生产有很大的发展。

[西夏文化] 西夏文化凝聚着党项族人顽强的团结和战斗精神。从公元1038年党项拓跋氏首领李元昊称帝建国起，西夏文化随着党项族的势力不断发展。畜牧业、农业、制盐业、建筑业、手工业和商业发展很快。其统治制度为蕃、汉分而治之，设有蕃官和汉官。国家还制订有成文法典。实行科举制度，并且建立了强大的骑兵和步兵。西夏于公元1037年仿汉字创制西夏文，并汇编字书12卷，定为“国书”。上至佛经诏令，下至民间书信，均用西夏文书写。为方便人们学习西夏文，还印行了字典。二百年的时间形成了西夏文化。由于党项族人民笃信佛教，因此其佛教文化艺术颇著名。鄂托克旗的百眼窑石窟寺，是西夏壁画艺术的宝库和集大成者。在额济纳旗黑城，绿城子发现有西夏文佛经、释迦佛塔、彩塑菩萨等，成为多种文化相互交融的结晶。因此，中原的汉族文化、北方的草原文化以及西方的文化都影响了西夏文化，并在其中找到相似的印迹。

佛教对西夏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由于西夏王李元昊信佛，西夏将佛教尊为国教，先后百余次向宋朝求赐佛经，并筹资翻译和刊印浩繁的佛经经典供人们学习。为了弘扬佛法，李元昊还专门请回鹘僧人演释经文。举世闻名的敦煌莫高窟和榆林窟中，其中经西夏重修、扩建的石窟便有近百座。佛教在各地有不同的教派和特色，广受各地影响的西夏佛教，极大地丰富了西夏文化。

[西夏文] 西夏文是西夏文化的重要标志。它由通晓汉、藏两种文字的党项人野利仁荣创造，并在李元昊的支持下于1037年向全西夏颁行。西夏文字中有不少受到邻近文化影响的痕迹。在6000多西夏文字中，跟汉字有许多相似之处。两者基本笔画相同，但比汉字有更多撇、捺；也有草、篆、隶和楷体；文字构造多采用汉字“六书”中的会意字和形声字；文字结构和汉字一样，由偏旁部首组成。当时李元昊命人将其整理为十二卷，称为“国书”，还发行了字典。当蒙古人灭掉西夏后，西夏文继续使用，元代称河西字，随着党项族逐渐融合于其他民族，西夏文以后失传。

[西夏王陵] 西夏王陵有9座帝王陵和253座陪葬墓，每王陵都是独立完整的建筑群体。它们坐北朝南，呈长方形，庄严肃穆、高大雄伟，每座陵占地面积约10万平方米以上，筑有角台、角楼、神墙等，被外国游客誉为“东方的金字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