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研究与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

中国文化资源的强大勃发与世界影响的诉求是比较文学研究重心发生转向的现实原因。而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术转型也促使了研究的中心从欧洲转向美洲，又从美洲转向亚洲尤其是中国。美国学派的学者在挑战法国学派的同时，也使其面临法国学派形成之初的危机，从而处于两难的境地。他们自然不会重复法国学派的老路，而是通过对比较文学进行设限与精确化的处理缓解其危机，但继续坚持本有观点，又会再次走向泛化。法国学派是以法国及其欧洲为中心，美国学派则站在“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比较文学的发展也呼唤新的学派与理论建树。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分别完成着各自的历史使命，正在形成的中国学派还在争取理论界的话语权。中国学派重视中西文化的比较，需要承担起学术转型的历史重任，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也需要进入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不管是法国学派所隐含的欧洲中心，还是美国学派内藏的西方文化中心，从发生学的角度而言，都具有同源性，即使外形与样态相差很大，内在基因构造则是相似的。而中国文学若与西方文学有外形与样态上的契合之处，也只能说明是通过趋同演化独立发展出来的。因此，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分别属于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而崛起的中国学派则属于第三阶段，中国学者正在比较文学界发出自己的声音，主要的代表人物是陈思和与曹顺庆等。

一、民族与个体创意的强调

中国文学中的世界性因素，是陈思和提出来的一个概念，“它是指20世纪以来中国与世界交往与沟通的过程中，中国作家与世界各国的作家共同面对了世界上的一切问题与现象，他们站在各自不同的立场上对相似的世界现象表达自己的看法，由此构成一系列的世界性的平等对话。”也就是说，虽然中国新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还存在着同位态与错位态，“作为世界文学框架的统一性与整体性，它要求框架体内各种组成部分都必须协调、和谐，互相能够感应以达到沟通，这就是文学的同步态，可是，虽则各国文学在互相影响之下有趋向这种同步态的可能，但它的发生与生长又不能不受到本国政治、经济、民族等各方面力量的牵制而千变万化，造成不协调与不和谐，这就是错位态。”不管是同步态还是错位态，都构成了人类共同的文化积累与文化现状，中国文学也就处于世界文化的语境中。

他的研究基于影响研究、接受研究与平行研究，但反思了外来影响的实证研究，也超越了影响/接受研究和平行研究所包含的“世界—中国”的二元对立方式。一方面，“我不否认影响研究在中外文学关系中的作用，但它只属于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一个局部性的方法，其意义主要在于收集一些译介方面和作家知识结构方面的资料”；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一个由文本资料组合起来的大事年表，至多只能揭示出外来文学影响的 ‘线路图’，却很难揭示出作家创作的真正 ‘心路图’。”所以他强调民族与个体的主体性，但对中外文学关系中接受的无边夸大保持警惕：“我也不否认接受研究在研究影响因素经过主体的反馈而后发生变异现象时也是有意义的，但接受美学的无边夸大主体性的方法本来是用在艺术效应分析领域的，如果无原则地把它运用到中外文学关系的范畴里去，那倒真的会 ‘走入以主观臆测代替文学发展实际具体考察的误区’。”而他对平行研究的微词又无意中暗含了对影响研究的某种认可，“既然讨论文学 ‘关系’，就不可能是互不相干的 ‘平行’，我们也不是讨论中西古典文学的异同，而是把研究聚焦点放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文化发展与新生的道路，这怎么可能是既缺乏主体话语又缺乏世界框架的平行研究呢？”也就是说，中国文学与其他国家的文学是在对等的地位上共同构建世界文学的复杂模式。

为了突出主体的原创性，陈思和还把中国作家的创造力称作世界性因素。“以往的影响研究中，研究者的重点是放在考据两个文本间的 ‘相似’之处，即构成 ‘影响’的事实，而对于受影响者在接受与消化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独创性缺乏应有的重视。尤其在世界进入了信息时代以后，思想文化间的影响可以通过无数有形迹和无形迹的渠道发生作用，人们几乎无时无刻不身处世界信息的喧嚣之中，类似追寻影响痕迹的做法越来越变得不可能与不可靠了。深深陷于世界文化和文学信息旋风中的当代中国文学创作，它的独创性并不是以其是否接受过外来影响为评判标准的，而是以这种影响的背后生长出巨大的创造力为标志。我把中国作家在创作中表现出来的这种创造力称作为当代文学创作中的世界性因素。……如果这个世界把华文写作排除在它的原创领域外，仅仅把它视为西方文学的接受者和派生物，那只能说明这个世界文学本身不完整与不合法。”而世界性因素不仅是新的研究视野与思路，也有新的研究方法。“在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中，以中国文学史上可供置于世界文学背景下考察、比较、分析的因素为对象的研究，其方法上必然是跨越语言、国别和民族的比较研究。”准确地说，就是从实证的研究方法转向主体研究的方法。

这也就否定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观点，对“走向世界文学”的说法进行了纠偏。“中国对 ‘世界’（其意涵即西方）而言，不应该自觉成为‘他者’而期待被 ‘世界’接纳。在具有普遍联系的 ‘世界’框架里，中国（包括东方各个国家地区）与西方的各个国家地区同样属于 ‘世界’的组成部分，它们之间互相联系或发生影响，同时又呈现丰富的相异性。在普遍的联系与资讯的交流下，各国文学都可能出现某些相似性的因素，而各国的文化（文学）作为世界文化（文学）的一部分展现它自身的魅力，恰恰是这种相似性的基础。”日尔蒙斯基也曾说过：“然而，这里任何影响或借用必然伴随着被借用模式的创造性改变，以适应所借用文学的传统，适应它的民族的和社会历史的特点，也同样要适应借鉴者个人的创作特点。”他也强调在国际影响中民族与个人的主体性。李欧梵认为中西文化之间应该建立在差异性的基础之上：“我当时所向往的两种文化的共容也太过于理想化，我现在常常想。两种文化的兼美，兼而得之，这个理想是达不到的。有时候，对两种文化了解越深，反而越觉得它们之间的差异，人跟人的关系也是这样，应该建立在差异上。”既然差异是存在的基础，那么世界文学便没有统一的模式与固定的标准，而是在各国文学互动中形成多元化的动态标准。因此，“世界性因素的研究正是要在心理上驱除这一先验的样板，每一种接受体经过主体的创造而再生的世界性因素，再还原到世界性谱系中去的话，都将是以新的面貌来丰富谱系的内涵，而不是多一个延续者或变种。”当然，这属于一种理想状态。其实，中国当代文学一方面要突破自身的局限，另一方面又要保持自身特色，始终处于走出国门与坚守阵地的博弈之中。但这也充分肯定了世界框架之下主体话语的重要性，既有中西文学的平等意识，也有自身文学主体性的立场，充分尊重接受个体与接受国的主体性。从个体而言，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而接受国有着自身独有的文化模式与思维方式，也有着文学呈现的不同形态与美学，所以完全影响是不可能的。何况人类的境界是贯通的，只是各国与各人有各自的法门，也有各自的道行，有的可以抵达，有的只在途中，有的则离得较远。

总之，“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这个命题对过去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来说具有纠偏的作用。很多论者都对此观点有所响应，比如查明建认为很有必要彰显中国文学自身的创造性一面。“我们在中外文学关系具体的个案研究过程中还是有意无意地过于突出影响的一面，似乎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切新的文学现象都是在外国文学影响下发生的，遮蔽了中国文学的主体性。鲁迅先生早期具有现代主义因素的作品就不能简单地看成是影响和被影响的关系。鲁迅先生1918年创作《狂人日记》时，乔伊斯、伍尔芙等人的意识流小说还没有问世。《狂人日记》中的意识流手法可以完全看成是鲁迅的独创。”但他也认为这一命题也存在偏颇之处，需采取互文性研究视角，对20世纪中外文学复杂关系进行多层面、多角度分析。从一个更大的视角来看，20世纪中外文学彼此构成了一种互文关系。互文性概念包含面更大，既包括外来的影响，也包括自身传统、当下的语境等因素。从互文性这个角度来审视中外文学的复杂关系，笔者觉得可能更加全面一些。但这种研究应充分吸收借鉴过去影响研究的成果，更需要吸收“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新的研究成果。只有在这两方面成果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做好。“20世纪中国文学中世界性因素”这一命题的提出，从中国文学在多大程度上容纳了“世界性因素”的角度凸显中国文学中自身的创造性和主体性特征。在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对等的基础上，强调了中国文学的主体性，这样有助于显豁中国文学中自身的创造性成分。而曹顺庆则充分注重变异性与异质性的部分，对其正名，并进行系统的解释与分析。

二、变异性与异质性的注重

在2005年出版的《比较文学学》一书中，曹顺庆在国内首次完整地提出了变异学的概念：“比较文学的文学变异学将变异和文学性作为自己的学科支点，它通过研究不同国家之间文学现象交流的变异状态，探究文学现象变异的内在规律性所在。”他也多次撰文重申这一观点：“比较文学变异学是我首先提出来的，在其他论著中暂时看不到，唯一可以看到的是我刚才赠送给大家的两本书之一《比较文学学》，其中有一章叫 ‘比较文学变异学’。比较文学变异学从提出到现在，还没有太多理论上的阐释。为什么要提比较文学变异学？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在比较文学中它有哪些作用？对这些问题，学术界还不太清楚。我在《复旦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发表了一篇文章，专门讨论了比较文学变异学。在华中师大聂珍钊教授主编的《外国文学研究》2006年第2期上，我发表了另一篇文章，也谈到了这个问题。我之所以要提出比较文学变异学，主要是基于多年来对我国当前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尤其是学术前沿的一些困惑和问题的思考。今天我是第一次在公开学术演讲中专门谈比较文学变异学。”这也是基于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而谈的，针对影响研究而提出变异性，针对平行研究而提出异质性，在比较文学中突出变异性与异质性的重要。

他认为原有比较文学的可比性有两种，一种是同源性比较，一种是类同性比较，强调相同而忽视变异。因为从起点到终点或者从终点到起点，源头都是相同的，这就是它的可比性。“法国学派理解的文学国际关系和相互影响就是某种以同源性实证关系、因果关系、求同关系。研究方法仅限于搜集材料、分类鉴别、事实考证、寻绎因果、厘清源流。从放送者经传递者再到接受者的流传研究，从到达点出发向起点追根溯源的渊源研究，以及流传影响的媒介研究，都存在某个相同的、一以贯之的同源关系，使得文学影响的过程保持其自身的同一性，这种相同的、一以贯之的东西就是文学国际关系和相互影响中的同源性。”影响关系的同源性包括主题的同源性、形象的同源性、文类的同源性等。国际文学影响关系的同一性保证了实证性研究的可能性和科学性。“但是，我认为法国学派这套理论有着重大的理论缺陷。缺憾在哪里呢？缺憾在于它忽略了我们的文学在流传过程中，由于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接受者，它会产生信息的改变、失落、误读、过滤。换句话说，法国学派忽略了文学在流传过程中发生的变化，也就是我所说的变异。除了有实证的共同性外，更多的是变异性。有些变异性可以实证，有些变异性不可以实证。”尤其在个体作家身上尤为明显。

比较文学的另一种可比性就是类同性比较，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就属于类同性比较。与影响研究的同源性比较不同，但都导向求同的思维模式，这是由西方文学或西方文明的内在规定性所决定的，是其研究的特色，也是其研究的局限。“事实上，真正在绝大程度上使异质文明沟通成为可能的是变异，因为变异本身就是文化过滤、本土化、他国化的过程。这解答了为什么国人自译的中国文学作品往往更接近作品的真实状态，却并没有引起国外学者的关注，而国外的翻译常常存在误读误译，却反而广受欢迎。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变异。单以中国文学的本来面貌为出发点，变异被习惯性地视为一种远离真实的消极因素。然而，若从异质文明的交流与对话而言，变异却是起着桥梁作用的积极现象，甚至可以说，没有变异，异质文明之间很难实现沟通。所以，寻找决定变异的 ‘他者’眼光固然重要，而更重要的是应该主动地将 ‘他者’的眼光转化为一种 ‘他国化’的方法，积极地促进变异，用 ‘他者’的话语来介绍自己的文学。也就是说，要理解、尊重以及适应异国的文化特征，让中国文学的传播入乡随俗。”这也是基于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异质性而言的，并认为变异有积极效果，并非只是消极作用。

曹顺庆对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的理论既有批判，也有接受，而且主张打破历时性的比较文学学科建构模式，从共时性的角度重新整合已经存在的比较文学学科的理论资源，从而建构比较文学学科研究的新范式。“实际上，我们可以将比较文学学科基本特征归结为一个最基本的核心——跨越性。它一方面包含了所谓开放性或者边缘性应有的含义，另一方面也最为恰当地表达了比较文学真正的学科特征。根据比较文学学科历时发展实践，跨越性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点，但是跨越单一的文学体系而进行不同的文学比较研究却是比较文学的核心。”法国学派的文学关系史研究强调跨国，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重在跨学科，而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领域则突出跨文明，而且还有文学性的研究基点，从而找到文学跨越性研究和文学审美性研究的结合之处。这样，他就综合了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的研究，又超越了两者的研究，形成自身特有的研究领域。“和文学关系史研究相比较，它更为突出文学比较的审美变异因素，不但注重对有事实影响关系的文学变异现象的比较研究，而且也研究那些没有事实关系的，以及以前在平行研究中人们对同一个主题范畴表达上面出现的文学或者审美异质性因素。所以说，文学变异学研究领域是更为开阔的。”这也是曹顺庆建构的理论框架。他从整体角度对比较文学研究的思考，对个体作家的影响研究具有启发性。而要落实到个案作家，研究思路还需细化。

在跨越性的理论基点上，曹顺庆的研究思路也形成了。他认为比较文学除了要跨国与跨学科，还要跨文明，对其中的跨民族、跨语言与跨文化的概念也进行了甄别，从而提出跨文明比较的理论构想。对于跨文明比较的命题，美国学派内部也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曹顺庆则强调不同文明之间具有可比性，却不为求同，而重存异。这样比较文学才可以进一步突破文明的界限。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不同文明和不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这是曹顺庆关于比较文学的定义。“它主要研究各种跨越中文学的同源性、类同性、异质性和互补性，以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为基本方法论，其目的在于以世界性眼光来总结文学规律和文学特性，加强世界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这是他对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与研究意义的界定。

在跨文明研究思路的指引下，他也提出五种研究方法。“如果说法美学派在跨国和跨学科上跨越了两堵墙的话，中国学派就跨越了第三堵墙，那就是东西方异质文化这堵墙。笔者认为，跨文化研究将法美学派求同的研究思维模式转向了求异，这样才能穿透中西文化之间厚厚的壁障，与跨文化研究相配套的五种研究方法更成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方法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五种研究方法包括阐发法、异同法、寻根法、对话研究与建构研究。这五种研究方法在具体操作时，还可以再商榷与衡量。但无疑，他已开创了中国学派研究的新领地，丰富了中国学派的理论。“比较文学学科建立时，其立足点在于寻求不同国家、不同学科、不同文明中的文学的相同之处，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了它的更大的价值追求应该在于寻求不同国家文学在流传、传播过程中产生的变异，以及不同文明间的异质性因素。比较文学变异学的提出，就要求比较文学研究在求证同源性的同时关注变异性，追求共通性的同时也关注异质性。只有建立在求同与辨异这两点基础之上，我们对文学交流诸因素的把握才能更准确，我们的比较文学学科大厦才能立得更稳一些。”这正是曹顺庆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理论贡献。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者就在不断探讨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新命题，“如范存忠先生关于文学关系研究中应有的理论深度的要求、朱光潜先生关于文学关系研究中的纵（本民族文化传统）横（外来文化的影响）结合之说、温儒敏先生关于 ‘要注意从世界文学角度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现象’的见解、王富仁先生关于 ‘对应点重合论’的观点等等。”这都为中国学派的形成铺垫了道路。德国学者吕迪格说：“一国民族的文学总是处在（垂直方向上）连续的历史传统的前后联系之中，同时又处在（水平方向上）与别国文学不间断的地区性交流之中，这种交流除非使用强制手段，否则是地理或政治界限所不能阻止的。”这样，不仅国际文学关系要有这两个方向，个案作家的影响也要有这两个方向。所以贾平凹小说的影响研究就有这两个方向，既有横的水平方向的，更有纵的垂直方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