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个案作家独异性生成的创作理路

首先要对“影响”一词进行溯源解释，日本学者大塚幸男曾对影响一词进行过较为详尽的梳理：“根据《小罗伯尔》辞典以及《法语大拉罗斯》辞书所释，具有影响意义的英语和法语influence（德语是Influnez）一词，是由中世纪拉丁语influentia衍化而来的，因而在原本意义上，它包含有 ‘主宰人类命运的天体之力’的意思。这种 ‘力’，具有 ‘神秘的’的本质。而且，这一名词是由古典拉丁语中的动词influere（流向、流出的意思）演变而成的，后转义为 ‘主宰他者的精神的、理智的力’，被 ‘法国文艺对外国的影响（influence）’这样的文艺批评所采用。在罗伯尔辞典里，有对我们比较文学研究者来说显然是十分刺耳的解释，如‘我对于 ‘影响’一词几乎不怀好感，因为它只不过是用来指称 ‘无知’和 ‘假设’（瓦莱里语）。同样，对 ‘影响’（influence）一词，在《简明牛津词典》中下了这样的定义：‘Action of person or thing on or upon another, perceptible only in its effects'。所谓只有在其结果（效果）之中被觉察，不是极妙地道出了 ‘影响’一词的特质了吗？对于我们说来，重要的是如何觉察它。”他还对日语中的“影响”一词进行了解释，据《日本国语大辞典》所释具有以下几种含义：（1）映象同反响。人影及人声。（2）具有影从形、响随音那样密切、迅速的相应关系。（3）波及他者，使之产生反应和变化，并照此行动。

这与汉语中“影响”的定义已经非常接近。《辞海》中“影响”的释义分为三种：“①《书·大禹谟》: ‘惠迪吉，从逆凶，惟影响。’惠，顺；迪，道。谓顺着道理做则得到吉庆，逆着道理做则得到灾祸，如影随形，如响应声，效应是很快的。后常指言语、行为、事情对他人或周围的事物所起的作用。②不真实的；无根据的。③消息。”而《辞源》中的解释基本相同，也有三种含义：“第一是比喻感应迅捷，《书·大禹谟》:‘惠迪吉，从逆凶，惟影响。’传：‘吉凶之报，若影之随形，响之应声，言不虚。’后常指对人或事所起的作用。第二是比喻不实，无根据。第三是消息。”从字面上来说，影响有如影随形、如响应声的意思，以及引申而来的效应与作用的意义。同时，又有非常模糊与不确证的一面。这样，比较文学影响研究中“影响”的概念就有非常丰富的涵义，也就不能仅仅局限于法国学派影响研究的研究视野与思路。

梵·第根就说过比较文学的研究目的在于刻画出外在经过路线，在跨语言的转移中就有种种物质的和心理学的因子跑了进去。物质的因子或可实证，而心理学的因子则是较难实证的。基亚也认为比较文学主要不是评定作品的原有价值，而是侧重于每个民族、每个作家受影响后的种种发展演变。影响同时也意味着解释、反馈、抗力、搏斗。可见，影响在法国学派这里也没有影之随形、响之应声那么简单。美国学派代表之一的韦勒克也反拨了这种对声誉与渊源注重的外在影响，强调“没有任何一部作品可以完全归于外国的影响，或者只被视为一个仅仅对外国产生影响的辐射中心”。

早在1901年，法国文学史家朗松就对影响有这样的界定：“真正的影响，是当一国文学中的突变，无以用该国以往的文学传统和各个作家的独创性来加以解释时在该国文学中所呈现出来的那种情状——究其实质，真正的影响，较之于题材选择而言，更是一种精神存在。而且，这种真正的影响，与其是靠具体的有形之物的借取，不如是凭借某些国家文学精髓的渗透、即谓之 ‘作品的色调和构思的恰当’而加以显现，真正的影响理应是得以意会而无可实指的。”他强调了影响的精神性。更多的论者是从被影响一方来谈内在影响的。卢卡契指出：“任何一个真正的深刻重大的影响是不可能由任何一个外国文学作品所造成的，除非在有关国家同时存在着一个极为类似的文学倾向——至少是一种潜在的倾向。这种潜在的倾向促成外国文学影响的成熟。因为真正的影响永远是一种潜力的解放。”日尔蒙斯基也认为文学影响只有在文学和社会过程有内在类似之处时才成为可能，“这里任何影响或借用必然伴随着被借用模式的创造性改变，以适应所借用文学的传统，适应它的民族的和社会历史的特点，也同样要适应借鉴者个人的创作特点”。日本的大塚幸男则概括道：“一言以蔽之，所谓特定含义上——严格意义上的 ‘影响’，便是一种 ‘创造的刺激’”。

尤其很多美国学者都有对影响概念的深入阐述，使得影响的内在隐秘与微妙凸显了出来。约瑟夫·T·肖主要阐发了作品受影响的状况：“一位作家和他的艺术作品，如果显示出某种外来的效果，而这种外来效果又是他的本国文学传统和他本人的发展无法解释的，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位作家受到了外国作家的影响。影响与模仿不同，被影响的作家的作品基本上是他本人的。影响并不局限于具体的细节、意象、借用、甚或出源——当然，这些都包括在内——而是一种渗透在艺术作品之中，成为艺术作品有机的组成部分、并通过艺术作品再现出来的东西。”在《比较文学中的概念：影响》一文中，布洛克也对文学作品产生文学作品进行解读，只要作家能把从别人作品学来的东西如技巧或境界融会到自己的创作中。科斯提乌斯注重国际性文学思潮与文学气候对作家创作能力的鼓励、刺激，对创作路线的左右。“一部作品既然曾受过别人的刺激，它还具有自己的形式、自己的幻觉，因此一方面属于一个新运动，一方面具有自己的独特性。”奥尔德里奇则是这样下定义的：“我可以下个定义：影响系指某一作家倘若不读另一作家先前的作品就不可能存在于他作品中的那些部分。两位作家之间的相似点明显到足以察觉时，文学史家就获得所需的合适材料。影响必须从多方面的、不同的表现中寻得，而不是那些仅以个别的具体形式表现出来的东西。”他提供了判断的标准及具体的方法。

而哈桑是从历时的角度来谈影响的，但又不是时间发展中的因果关系和相似，即事实联系和平行类似，而是在传统中的发展。他所得出的核心结论是：“在历史序列中起作用的……在每一个个体能够辨识的各种假定的架构中起作用的多种关系和多种相似的网状结构。”个体辨识度就是带有独创性的。纪延是从作家的层面出发，在他的理论纲领中，影响在创作过程中，属于心理学的范畴。“我们所认为的 ‘影响’……是文学艺术品发生中的一个可以辨认的、有意义的部分。……作家的生涯和他的创造物存在于……两个不同的现实层面上。影响主要发生在前一个层面上，是某种特殊性质的个人经验：因为它们代表了某种对作家存在的入侵，说明了作家存在的某种改变或者造成这种改变的原因；因为它们的起点是原有的诗歌；因为它们带来的改变不论如何微小，却对诗歌创作的随后阶段有不可避免的影响。”他试图在灵感与传统习俗的辩证中来解释文学影响的问题。韦斯坦因则评定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影响都不是直接的借出或借入，逐字逐句模仿的例子可以说是少而又少，绝大多数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都表现为创造性的转变”。

在论著《影响的焦虑》和《误读图示》中，哈罗德·布鲁姆以影响的焦虑与误读更新了对诗歌历史的认识。他认为诗歌影响的历史是焦虑与误读的历史，也是自我拯救与创造性校正的历史，是后辈对前辈有意识的叛逆。“诗的影响——当它涉及两位强者诗人，两位真正的诗人时——总是以对前一位诗人的误读而进行的。这种误读是一种创造性的校正，实际上必然是一种误译。一部成果斐然的 ‘诗的影响’的历史——亦即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诗歌的主要传统——乃是一部焦虑和自我拯救之漫画的历史，是歪曲和误解的历史，是反常和随心所欲的修正的历史，而没有所有这一切，现代诗歌本身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因此，他反对模仿、继承、接受与吸收的旧影响论，赞同创造性误读的新影响论。

在对影响概念的梳理中，其表面与外在复杂的缠结关系逐渐厘清，内在联系与微细变化的本来理路被洞见。而作家创作过程中原生态的影响线路是不好把握的，各种微妙、神秘之处也难以尽述。可是经由作家体现在作品中的主体逻辑路线还是可解释的。影响后的独异性研究就旨在考察在世界文学语境中个案作家在受到影响后逻辑上的创造活动是怎样发生与进行的。如果只有影响，而没有独异性，那么个案作家的文学作品只能沦为别的文学作品的附属品，这位作家也摆脱不了附庸的地位。

那什么是独异性呢？独异性指的是一个作家之所以成为这一个作家的立意与价值所在。在世界文学坐标中，具有独异性的作家既与文学史上之前与之后的作家不同，也与国内与国外的其他作家不同。不是所有作家在影响之下都能产生独异性，要看其生命能量与精神气象的大小，能否找到自身的生命核心。“我现在只想说这一点，就是一个人不容易把你生命中那个最核心的地方，最本质的地方表现出来。我们常说 ‘搔着痒处’。我所学的东西是否搔着痒处，就是打中我生命的那个核心？假定打中了那个核心，我从这个生命核心的地方表现出那个学问，或者说我从这个核心的地方来吸收某一方面的学问，那么这样所表现的或者是所吸收的是真实的学问”，牟宗三还说，“当年鲁迅是一个学医的，学医不是鲁迅的生命核心，所以，以后他不能够吃这碗饭，他要转成为学文学。这一种性情，这一种格调的文字，是他的本质。他在这里认得了自己。”不光是做学问，选职业等时也是这样，在文学创作时更是如此，一定要击中生命的要害。也就是说一个作家之所以写作，并不是因为想写，而是不得不写，不管愿不愿意，而是非写不可。所以不是作家在写作品，而是作品在写作家。即使有时有写作的目标，也不是作家选择目标，而是目标牢牢控制作家。因为如果不写，就无法和自己相处。这才称之为切中生命的核心。从这里出发，作家才有只属于自己的艺术独创，建构起自身的文学世界，使其文学作品不再匍匐在地而是在文学丛林中树立起来。也就是说，只有找到了自己的本真角色，存在的意义才会充分敞开，他才能成其为他自己。

影响后的独异性是如何生成的呢？笔者试着通过贾平凹这一个案作家的影响研究，把作家对现实的体悟、创见与历史提供的某种际遇空间结合起来，从一个“点”沉潜到历史的深处，试着触及把握当代文学史的脉动。在打通历史的同时，也接通国际的联系。正如勃洛克在《比较文学的新动向》中所说：“现在任何适当的比较文学研究都要求同时应用分析方法和关系方法，都强调拿文本作为研究的出发点，既能把握它的特殊性，又把它放在最广阔的文学背景下来考察，既研究它的内在价值，又探索它的国际联系，既重视美学鉴赏，又强调科学分析。”艾金伯勒的研究规划更为广阔与切实：“它将历史方法与批评精神结合起来，将案卷研究与 ‘文本阐释’结合起来，将社会学家的审慎与美学家的大胆结合起来，从而最终一举赋予我们的学科以一种有价值的论题和一些恰当的方法。”所以在研究方法上，以实证的方法将外在影响事实与内在影响事实结合起来，从影响的可把握之处入手，而后导致潜藏于深处的本质。

一、影响的综合性

（一）影响的三大资源

在世界文化语境中，以贾平凹而言，其小说不仅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更有自身传统的影响，以及民间文化的影响。他也以此培育自身文学生命的能量：“能量的养成，来自对现代知识的学习，对传统的继承，对民间文化的吸纳。”他的作品有这样的自觉追求：“从事任何艺术，它都需要有现代性、传统性、民间性，现代性是你作品的格局和境界，传统性是你作品的根基，民间性是你不断能丰富的源泉。”在文学与书画、收藏的互文共生中，他也形成自身独有的美学思维：“我的文学写作和书画，包括我的收藏，都基本上是一个爱好，那便是一定要现代的意识，一定要传统的气息，一定要民间的味道，重整体，重混沌，重沉静，憨拙里的通灵，朴素里的华丽，简单里的丰富”。

严绍璗认为世界性意义的文化语境包括三个层面：“第一层面是 ‘显现本民族文化沉积与文化特征的文化语境’；第二层面是 ‘显现与异民族文化相抗衡与相融合的文化语境’；第三层面是 ‘显现人类思维与认知的共性的文化语境’。”而笔者以为在世界文化语境中，对贾平凹的小说产生影响的有传统文化、现代文化与民间文化三大资源。传统文化资源是基于中华民族自生的文化积累与文化现状，包括儒道释，即使中间有外来资源，也与本有资源融为有机的整体。比如国画与曹雪芹、沈从文、张爱玲小说对贾平凹的影响。现代文化资源主要指西方20世纪以来基于宗教生发的文化积累与文化现状，强调现代意识即人类意识，以人为本，考虑的是解决人所面临的困境。比如印象派绘画与卡夫卡、福克纳、川端康成等小说对贾平凹的启示。而民间文化资源主要指民间生成存活的文化资源，也包括传统文化资源在民间的遗存，比如戏曲等对贾平凹的浸染。与传统文化相比，民间文化有相对的独立性。而现在、当下的民间资源尤为重要。比如时代所能提供给文学这株植物的空气、阳光与水等环境条件，时代的整个潮流与文学的气候。三者之间的界限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相对分开的。

相对而言，小说的现代性是朝向所在，即考虑人到哪去的问题。作家汲取现代文化资源的营养，有了人类意识，就能与全世界先进的趋势与潮流保持同步，站在不同的立场面临共同的世界性话题，也有了平等对话的可能，具有时代性。然而，面临着现代化的激进潮流，传统文化遭到巨大侵袭，全球化中个性也面临消失的危机，传统性恰恰是保持民族文化特色的源头，也是安身立命的根基所在。作家要打通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脉，在文化的反复制与反殖民中保持作品的特色。同时要吸收民间的资源，传统才能保持鲜活，不然就是不流通没发展的。民间性就是作家创作的泉眼，只要其创作生命力不枯竭，就会不断生出活水。而作家在以现代眼光对民间文化进行祛魅的同时，还要复民间文化之魅，这样其小说才能焕发出最有魅力的容光，增加其辨识度。

（二）影响的多维立体

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突破了民族国家文学间的界限，提供了跨国的视野。影响后的独异性研究继承了这一点，自然涉及跨国的影响，尤其是现代文学气候是作家及其作品现代转向与潜力解放的重要外因。同时影响也不单指外来的影响，更有本身传统的影响，这种影响显得更为潜移默化，文学的血脉里自然就有。贾平凹感应于之前的作家并将其资源向自身生命核心的方向转化，也有被之后作家连通的可能，这样在之前与之后的作家序列中就处于居间而非离间的位置，其作品之间也不是联系的切断，而是在延续中形成了谱系。因而，将横向影响与纵向影响结合起来才更完整。

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提倡跨学科研究。也就是说，要把一国文学同另一国或几国文学进行比较，把文学和人类所表达的其他领域相比较。影响后的独异性研究将跨学科的平行研究转化为跨学科的影响研究，也注重文学内部影响，而不是外部传播。对贾平凹而言，他的文学创作就受了他的书画、收藏的影响。比如在写《古炉》时，就购置了一尊明代的童子佛，作家受此气息的氤氲，有助于将其精神气韵化在狗尿苔这个镜中之人上，促其精魂的养成。《带灯》中他也请回了一尊土地神，使其小说接近地气与神气。这些在他小说的后记中都有交代，在他的书房中也可以找到，另外还有其他众多佛像等收藏，也形成特有的一种气场。绘画、戏曲对贾平凹小说的影响主要在对传神写意的承继。儒道释、存在主义等是作为贾平凹创作的思想资源。在跨国影响、文学内部影响与跨学科影响中，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的成果得以综合。

二、影响的有效性

（一）从传播研究到接受研究

影响要有“来龙”，更要有“去脉”。来龙即是影响的源头，要以实证的方法来确证。去脉则是影响在作品中的落实，应该分析出其内在理路。贾平凹原来书房大堂里，即书桌后边的墙上，两边各三张照片：左边从上到下依次是托尔斯泰、苏东坡、沈从文；右边从上到下依次是乔伊斯、海明威、张爱玲。笔者在其书房见过。如果说这样的取证还不能证明作家一定受这些作家影响，但至少说明他很欣赏这些作家，精神上有某种相通性。而求证还要有更为严谨的推进，从1982年9月到1989年7月，贾平凹读了一批书，还做了读书笔记，名为《读书杂记摘抄》，这就是受影响非常靠实的证据了。其中内容包括：《读〈川端康成小说选〉》、《读〈吉檀迦利〉》、《读〈李商隐诗选〉》、《读〈冯文炳选集〉》、《读〈将军的头〉》、《读〈诗创作心理学〉——〈诗品〉臆解》、《读〈福克纳中短篇小说选〉》、《读〈李白〉——诗歌及其内在心象》、 《读〈沈从文文集〉》、《读〈实验诗选〉》、 《读〈她就是那个梅〉》与《读〈闲情偶语〉》。从中可以看出作家偏爱的作品与倾向。而笔者在2013年2月22日就影响问题对他询问时，他说海外作家影响最早最大的是川端康成，接着是福克纳、海明威，后来则是乔伊斯《尤利西斯》的影响。而国内的作家主要是鲁迅、沈从文与张爱玲，然后一直往前搜索，从《红楼梦》、《聊斋志异》到明末小品文，再到苏东坡，然后先秦两汉。这也是作家自觉受影响的第一手资料。

而这些都属于对“来龙”的切实考证，最后都要在“去脉”即作家的小说中得以落实找到脉络，见出影响落地的结果，也就是对作家的创作产生真正与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影响到贾平凹小说的主体部分，或者重要程度不够，即使可以找到源头，也只能暂存着。“对我影响最早也最大的是20世纪30年代的散文。鲁迅肯定对我有影响，说实话，他的有些东西我那时还看不懂，再就是他那个很硬的气质我学不来，但他那种为文的精神对我影响最大。从语感上、写法上更多的是受朱自清、林语堂、郁达夫的影响，后来是张爱玲。我的性情更适合于柔和的、唯美的、幽默的、旷达的那种吧。”因为探究的是贾平凹小说的影响研究，所以只选择鲁迅为文精神与张爱玲语感的影响。而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因影响而发生的刺激，产生的灵感，也只能搁置了，因为很难探查到作家微妙创作心理的隐秘之处并进行解释。不过，作家因此而产生的创作心理倾向与逻辑变化还是可以辨认与论证的。

根据法国学派的研究倾向和特点，王向远认为与其称其为影响研究，不如称为传播研究更合适些。“而 ‘传播’研究与 ‘影响’研究不同。它是建立在外在事实和历史事实基础上的文学关系研究，像 ‘法国学派’所做的那样，本质上是文学交流史的研究，它关注的是国际文学关系史上的基本事实，特别是一国文学传播到另一国文学的途径、方式、媒介、效果和反应，其基本的研究方法是历史学的、社会学的、统计学的、实证的方法，是文学社会学的研究，属于文学的外部关系研究的范围。在 ‘传播’研究中，除非特别需要，它一般不涉及对具体作家作品的分析判断，而只关注其传播与交流情况。与传播研究相关的重要概念是 ‘渊源’、‘媒介’、‘输入’、‘反馈’等等。”而把传播研究的分析方法从传统影响研究的实证方法中分解出来，便于研究的展开与切实操作。“传播研究所侧重的，不是文本的、作家本体的影响分析，而是关于传播的历史过程的梳理和资料分析，所凸显的是研究的历史学、文献学的价值。如果说‘影响研究’主要是文艺心理学的研究和文本分析，那么，‘传播研究’主要就是文学的文化史学的研究。”影响后的独异性研究也从传播过程的梳理切入作家的影响心理分析，最后在文本的影响推理中得以落实。而此时的影响实际上又突破传播的边界自然跨入接受的领域。

在传播过程中影响源文本的销售数量、图书馆需要、期刊上的批评以及不同译介，包括作者、读者、评论者、出版者等都会形成被影响作家接受的环境与气候，而作家日常生活的文艺圈子也会形成小气候。除了共时性的气候，还有历时性的变迁，接受的广度拓展的深度增加。在影响后的独异性研究中，接受研究只会聚焦到作家身上，作家与环境氛围、时代变迁的关系则后置为背景。

（二）接受的内在理路及其微细变化

在影响与抗击影响中，作家也从接受走向引申、变形、创造、抗辩与挣脱。文学内部不同文化资源的影响就存在着三个逻辑层次：影响的源头、接受与转化、化合与独创。这样，作品才能独立于作家，获得自己的文学生命。影响与接受指的有选择性的接受，没有感应的自然就排除在外了，硬性学习的肯定不能长久，一定是作家有意识地模仿并接受影响，比如说贾平凹偏爱唯美风格的作品，从最初写作时就有意向孙犁学习，以致冯健男说：“就河北省以外的作家举例来说，远在陕南山区的贾平凹（这也是一位文学新人）所写的短篇小说和散文，很有些孙犁作品的味道和气息，简直可以归入 ‘白洋淀’派了。”影响与转化指的是所有的影响资源都被作家的生命核心所同化，当然作家也要有这样的能量。贾平凹的本性如水，表面温柔，进去却能把人淹死，所有的影响资源也都往这个方向转化。化合与独创指的是所有的影响资源最终会汇流与聚焦，并促使小说的独异生成。“最有特色的接受是在运用和接受影响的同时，又能使这种影响磨灭。……最有意义的影响和接受是那些不太容易查据的影响和接受。”就像萝卜，所有的影响与吸收都是让萝卜长大，但不能改变萝卜的品种。

作家受影响的线路并不是直线的，而是网状的，充满微细变化的脉络。贾平凹在读大学的时候，曾经特别喜欢废名的作品，后来偶尔读到沈从文，又不满废名而喜欢上了沈从文，虽然沈从文是学废名的，但废名作品的气是内敛的，沈从文作品的气是向外喷发的。于是就从废名的拘紧到沈从文的放野。“现代作家废名是唯美的，沈从文向他学习过，他的作品特别讲究，太讲究的就冷僻、孤寂，失去大气，古诗人贾岛如此，废名也如此，而沈从文学废名脱于废名，他作品的气是向外喷的。”从《红楼梦》到张爱玲的小说，也有一个明显承继的脉络。贾平凹则使其间的现代之意进一步推进。“这个启发最早还是受张爱玲的启发。张爱玲一辈子都在写《红楼梦》的片断，她完全写的《红楼梦》。但读起来又不是《红楼梦》。为啥？因为她给里面不停地加一些现代意识。”因为张爱玲小说中器物、服装等“象”与《红楼梦》是相通的，在细节与细节的推进中作家却在加意，而这个意不是古的意，而是更为现代的意，所以写的是现代版的《红楼梦》。在《高老庄》后记中，作家说：“当我以前阅读《红楼梦》和《楚辞》，阅读《老人与海》和《尤里西斯》，我欣赏的是它们的情调和文笔，是它们的奇思妙想和优美，但我并不能理解他们怎么就写出了这样的作品。而今重新捡起来读，我再也没兴趣在其中摘录精彩的句子和段落，感动我的已不在了文字的表面，而是那作品之外的或者说隐于文字之后的作家的灵魂！”这也发生了从写作情致到精神气象影响的演变转化。

三、影响的有限性

影响的有限性指的是外来资源在进入文学个体时，不能达到完全的接受与正确的理解，尤其是通过译本所接受的影响是有限度的。因为在从源文本到译文本的转换中，翻译很难保证民族的语感、况味等不被抹杀。在进入作品动态运作时，就不可能达到完全的“化”。

（一）内涵上的有限性

马克思在1861年7月22日致拉萨尔的信中提到，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戏剧家是根据自己的艺术需要来理解希腊人的，其理论是建立在对希腊戏剧的曲解上。因此，他说：“被曲解了的形式正好是普遍的形式，并且在社会的一定发展阶段上是适于普遍应用的形式。”正如钱钟书所说：“彻底和全部的 ‘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某些方面、某种程度的 ‘讹’又是不能避免的毛病，于是 ‘媒’或 ‘诱’产生了新的意义。”他认为好译本是居于原作与读者之间，反之，则起的是离间的作用。严绍璗将其称之为受容性变异。曹顺庆认为法国学派理论的缺憾在于忽略了文学在流传过程中，由于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接受者，产生的信息改变、失落、误读、过滤。他将其界定为变异性。

内涵上的有限性是指影响在文学内部的消失与作品独异性生成的开始。福克纳从一个白痴孩子的角度来讲两个堕落的女人，由只知其然而不能知其所以然的人说出来，故事显得素朴动人。贾平凹显然受此影响，将《喧哗与骚动》中的班吉异变成了《秦腔》中的引生。《秦腔》也是以痴傻人作为作品的介绍人、导游，但疯子引生作为叙述者不仅贯穿作品始终，而且还是具有非常人潜质的人物，可与花、树、鸟等对话，这是福克纳的小说中所没有的。

（二）外延上的有限性

外延上的有限性是要确定文学外部影响的边界，不能像多米诺骨牌效应一样无限地影响下去。贾平凹受了福克纳的影响，而福克纳又受了乔伊斯的影响。他最初写了两部小说《士兵的报酬》与《蚊群》，但都没有得到任何人的好评。“于是，福克纳决定以 ‘意识流’来碰一碰运气。他想运用乔伊斯所建立起来并为艾略特所赞誉的技巧打进一个家庭的世界，分析这个家庭的人所以堕落的原因。”因为贾平凹本身也受乔伊斯的影响，所以会推至福克纳受乔伊斯的二级影响。至于乔伊斯又受什么影响，则不会再往前推演了，以免步入影响的泛化。判断的标准在于所谈的影响作家与被影响作家的关系密切不密切，重要不重要。间接影响过于稀薄微弱的自然不属于考察的范围。

而在划分外来文化资源的影响界限时，则要因人制宜。贾平凹本人的外语水平不高，外来影响主要靠译本，所以不必追溯到原典文本上。他出国的次数也较少。1991年，他第一次去了美国参加《浮躁》英文版的首发式。2013年，他赴德参加了法兰克福书展。1997年，还有一次领法国费米娜文学奖的契机，但因各种原因未能成行。两次出国活动时间又短暂，很难在异国慢慢旅行，更没有生活过，从这个途径接受外来的影响就是十分有限的。更多是从书本上获得，以及艺术圈子及文学圈子气候的影响。之所以受现代派绘画的影响，是因为他美术界朋友的启发。他也自然接受了20世纪80年代文学氛围的熏陶，不是先锋派但心向先锋派。

四、影响的模糊性

文学中的影响是一种常态，人为的否定更多的只是一种姿态。五四时期号称与传统断裂其实是一种策略，不管怎样，影响都是事实存在的，可以从作品中找到蛛丝马迹。而当到了无法判断或受了影响而无察觉，或不谋而合而殊途同归的境地时，也就进入了影响的模糊层面。因为接受国有着自身独有的文化模式、思维方式、文学艺术表现方式等，所以不可能完全是影响。何况人类的想象力有契合之处，感受世界的方式也有接近之点，互相启发也是有可能的。此时在影响与反影响的博弈中，作家的道行渐长，凭借独有的文化资源形成主体的意识占了上风，影响也逐渐失去效力。作品的独异性也就慢慢生成了。

（一）不同文明之间的异质性

不同文化、文明之间存在着各自为重的差别，即不可通约的异质性。外来文化资源在进入中国文学时，自然要接受中国文化接受屏幕的检验，与中国文化之间势必有不能融通之处，即存留着各自文明核心的芥蒂。

中外文学的关系主要还是落脚到中西文学与文化上。中西方文化从文化模式上来讲，一个立足于天人合一，一个归根于宗教；从思维方式上来讲，一个重综合，一个重分析；从艺术形式上来讲，国画、戏曲重传神，油画、话剧重写真；从文学形式上来讲，一个是表意语言，一个是表音语言。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在大的方面即在质的规定性之内应是共生的，一方永远消灭不掉另一方。同时两者又不能一成不变，在次级的方面即可再解释性的层面各有优势，可互相各取所长。界限就在动态平衡点上。

从理论的角度而言，中国文学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而且是很精彩的部分。当代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也是对等的，处于同步态中。实际的创作成就也渐趋对等。可在传播与接受的层面却处于不对等的错位态中，输入的多，输出的少，文学贸易逆差现象严重。因此，陈思和强调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主张民族文学的主体性。贾平凹的创作就体现了中国文学世界性因素的一个面向。他重视外来影响尤其境界等的探究，不仅与现实对话，更与自我对话，与自然对话、与神对话，对话的向度是多元的，同时也注重中国语言与意象等的呈现，把汉语文学的魅力从遮蔽中挖掘出来。

外来的影响到了中国作家身上，不可能是完全的理解与接受，而中国作家对外影响时也是如此，那么交流与对话的意义在哪呢？就是在尽可能对话的基础上，保持各自文化与文学的异质性特点，形成一种互动的态势。“中国的儒释道，扩而大之，中国的宗教、哲学与西方的宗教、哲学，若究竟起来，最高的境界是一回事，正应了云层上面的都是一片阳光的灿烂。问题是，有了一片阳光，还有阳光下各种各样的，或浓或淡，是雨是雪，高低急缓的云层，它们各自有各自的形态与美学。”作家各自穿过自己的云层抵达阳光的层面，正如贾平凹所说要仰望世界的天，写出中国的地，天是相通的，地是各异的。

（二）作家的文学个性

陈思和曾将中国作家在创作中表现出来的创造力称为当代文学创作中的世界性因素，三大文化资源在进入作家的接受屏幕时都要接受其个性的反馈。而贾平凹已经处在世界文化与文学的语境中，深受各种资源影响，也有产生创造力的可能，重要的是他要以其文学个性克服影响的焦虑。

姜夔云：“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难言，我易言之，自不俗。”贾平凹也一再重申，他有一个毛病，就是别人干啥，他不愿干啥，凡社会上流行的他都不看。他说：“我领悟到，愈是别人都写的，尽量少写，愈是别人不写的，详细来写，越是要表现骇人听闻之处，越是笔往冷静，不露声色，似乎随便极了，无所谓极了。这种大涩，大冷，铁石心肠，才能赢得读者大润，大热，揪心断肠吧。”这样他就从一般的世俗观念中解脱出来。

小说家与社会有一种天生的矛盾，小说的精神与政治之间也存在着张力，因为文学的本质在于批判。贾平凹说：“作家的职业是与社会有摩擦的，因为它有前瞻性，它的任务不是去顶礼膜拜什么，不是歌颂什么，而是去追求去怀疑，它可能批判，但这种批判是建立在对世界对人生意义怀疑的立场上，而不是明确着什么为单纯的功利去批判，所以，作家与社会的关系永远是紧张的，这种紧张越强烈愈能出现好作品，不能以为这种紧张是持不同意见，而作家若这样以为又去这样做，那不是优秀的作家。”在《秦腔》后记中，他也强调：“但我是作家，作家是受苦与抨击的先知，作家职业的性质决定了他与现实社会可能要发生摩擦，却绝没企图和罪恶。”这样，他就从一般的政治情结中突围了出来。

贾平凹在《土门》后记里这样评价自己：“知道我德性的人说我是：在生活里胆怯，卑微，伏低伏小，在作品里却放肆，自在，爬高涉险，是个矛盾人。”这样的个性使他在作品中易于触及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尖锐问题，而他在《文学的大道》中已有将国家伦理与人类伦理整合的雄心，也有了超越现实的文学抱负，在作品中追问人性的、精神的东西。这样，他就从旧我中持续脱离，不断更新自我。

总之，外来的影响资源只有在作家有需要的时候才会有效，能支撑作家内在理路的，感应才会强烈，文气也才会贯通。每个有独创性的作家对外来资源都是有取有舍，有选择性吸收，有转化的，影响的线路自然是独异的。“各种影响的种子都可能降落，然而只有那些落在条件具备的土地上的种子才能够发芽，每一粒种子又将受到它扎根在那里的土壤和气候的影响，或者，换一个比方，嫁接的嫩枝要受到砧木的影响。”吃白菜不能成白菜，吃牛肉不能长成牛。追溯影响的来源也解释不了为什么一只绵羊会被改变成一头狮子或一只老虎。“有独创性的作家并不一定是发明家或别出心裁，而是能够将借鉴别人的东西揉进新的意境，在造就完全属于他自己的艺术品的过程中获得成功的人。”而人不管吃的是牛肉、羊肉还是猪肉，最终都有机融汇长成了人肉。“但整个作品又完全是他本人的，他所运用的这些影响只是大大丰富了这部作品。”在影响的汇流启示下，文学个体就这样独异生成了。

贾平凹有自己特有的性情、格调与内在的生命核心，他的创作也从这里出发，找到生命的本质，获得存在的意义，形成独异的文学品种。这也是贾平凹之所以成为贾平凹的立意所在。当然，影响资源与生成路线考辨还需要通过细读，将一个作家之所以成为作家需要的诸如语言、叙事、意象、精神等层面的影响理路呈现出来，也就是将既成的贾平凹小说艺术世界与精神世界转移到追究其影响发生与独异生成的过程研究。这样，研究才能落到实处与细处，再来谈贾平凹小说世界影响的问题也才是靠实的。而从贾平凹创作理路的梳理到其小说独异体样态的辨析是从作家到作品层面的渐进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