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清代藏学汉文文献的类型

清王朝从皇太极1636年将后金改名为清，到1912年末代皇帝宣统退位，历时276年。其间形成的藏学汉文文献跟前代相比数量大增，记述的内容更为广泛、丰富。从内容上看，涉及清代西藏的方方面面，包括历史地理、政治军事、物产气候、宗教民俗、文化艺术、民族关系、掌故遗闻、邻国情况、涉外事件等。而且体裁多样，主要有档案汇编、方志、方略、法制法规、笔记、诗歌等类型。

一 档案汇编我国历代累积的有关西藏的汉文史料浩如烟海，但散失严重。随着藏学研究的深入开展，汉文藏族史料成为藏学研究中引人注目的领域，经过几代学人的不懈努力，一批重要的藏学汉文史料汇编相继面世。较有影响的如《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共收录了元明清及民国时期有关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的汉、藏、满、蒙等文字的历史档案3200余件，其中清代的占1938条。《清实录·藏族史料》将《清实录》（清代已故帝王生前的档案资料）中有关藏族的历史资料摘录、汇编成十集，“专辑起自崇德二年皇太极延聘五世达赖推崇黄教，讫于宣统三年藏乱终末，历时275年，共约200万字，史料翔实，是研究17世纪至20世纪初叶藏汉、藏蒙等民族关系和西藏宗教、政治、军事、经济以及近代帝国主义侵略西藏史诸问题不可或缺的汉文基础史料之一”（《清实录·藏族史料·序》）。

有关清代对西藏地区治理的档案资料，也是藏事资料的重要内容，其中记叙了某个特定时间段藏区发生的重要事件，属于藏事要件。如吴丰培等编的《清代藏事奏牍》汇集了自嘉庆至宣统末47位驻藏大臣的藏事旧档，其中详记当时中央政府管理西藏的措施，包括“当时驻藏官员对上的奏章，平行的咨文，对下级的指示，对外的关系，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交通、贸易等项”（《清代藏事奏牍·序》），以及私人往来函札等。所记均为原始史料，是当时发生事件始末最完整的记录。又如《西藏奏疏》10卷，是驻藏大臣孟保自行刊刻面世的有关西藏的奏稿，内容主要涉及西藏外交和西藏内部事务管理两大方面，有关西藏外交方面的事务为三卷，有关西藏内部事务管理的内容为七卷，包括掣签十一世达赖喇嘛、驻藏官员的管理、西藏地方官员的任免等。《六世班禅朝觐档案选编》记载西藏地方宗教首领六世班禅额尔德尼进京朝觐乾隆皇帝之事，材料选自清宫各机构的档案，全书由533件档案汇集而成。

此外，《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西藏历史资料汇编》《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史料选辑）》等也是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

二 方志

方志“是地方志的简称，是记载一个地方古今综合情况的志书”，“是地方性的百科全书”。记述西藏的汉文文体的方志最早可追溯到《册府元龟》《资治通鉴》《后汉书》《隋书》、新旧《唐书》《宋史》《元史》《明史》等史籍中的“西羌传”“吐蕃传”“西南夷列传”等条目。清代西藏方志是记载有清一代西藏自然地理和人文社会诸方面内容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起自清初，讫于清末。清康熙末年至乾隆初年藏乱频仍，清政府五次运兵西藏平乱，于1727年设置驻藏大臣，加强了对西藏的治理，内地与西藏的人员往来较为频繁。乾隆年间，廓尔喀侵扰后藏，英国谋通西藏，西藏形势开始复杂化。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为了便于内地了解西藏，一些入藏的文武官员采访藏情，开始按汉文传统方志文体编修西藏地方志。自此，汉文西藏方志大量问世，“仅有关西藏本土（不含川、青藏区）的著作就有百余种”。当然，百余种的统计数字中，包含了一些纪程之作，如《西藏记述》《西域遗闻》等，这类著作严格说来算不上方志。据当前的研究，清人所撰官私西藏方志共有22种。其中官修方志有《西藏志》《卫藏通志》、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巴塘盐井乡土志》等，还有部分寄存于他志之中的西藏简略通志，如雍正《四川通志·西域》、乾隆《雅州府志·西域》、乾隆《西宁府新志·武备志·西藏》等。私人著述有《藏纪概》《进藏纪程》《西藏见闻录》《卫藏图识》《西招图略》《西藏图说》《三藏志略》《西藏图考》等。另有私人所撰厅县小志，如王我师的《墨竹工卡记》和《德庆记》、李梦皋的《拉萨厅志》、徐瀛的《旃林纪略》等。与内地省份所修方志相比，清代藏志“具有鲜明的西藏地方特色与地域特色”，主要表现为“名称丰富、篇目命名新奇、体例编纂特异以及私撰多于官撰、他撰多于己撰、略志多于繁志、通志多于县志”等特点。方志类文献是清代各个时期藏情的记载，是汉藏文化交流的见证，更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见证。

三 方略

清代统治者以边疆部族入主中原，因此对边政极为重视。清初天下初定，征战频仍，武备极盛，清政府非常重视对战事的记述，并成立方略馆。方略馆隶属于军机处，是朝廷为编纂各次军事行动始末而专设的机构，每当战事取得胜利后，方略馆即将有关战争的奏折、上谕按日汇编，备详原委，编为方略，或称纪略。清政府分别于乾隆十二年（1747）、乾隆三十一年（1766）两次对金川土司莎罗奔用兵，随后形成《平定两金川军需例案》《平定金川方略》（26卷）、《平定两金川方略》（153卷）以及《金川案》（分元、亨、利、贞四册，贞册遗失），保存了许多有关大、小金川之役的各项军需档案和金川地方的史料。乾隆五十三年（1788）、五十八年（1793）廓尔喀两次入侵我国西藏，战事结束后，方略馆编成《钦定巴勒布纪略》（26卷）、《钦定廓尔喀纪略》（54卷），均为汇辑当时奏折、上谕而成，记述了战争的全过程以及清政府处理藏政的善后事宜。以这类重大社会事件为题材汇编而成的方略丛书，都是记述清朝安定藏区或保卫祖国边陲用兵始末的鸿篇巨制，是藏事文献中的要籍，一向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四 法制法规

清代重视编纂书籍，尤其重视当代各种法令制度的汇辑，清代曾先后五次纂修会典，记载政府各部门的职掌。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光绪五朝均纂辑有《钦定大清会典》。此外，嘉庆、光绪两朝又编纂了《钦定大清会典事例》，按照会典纲目，依年系事，说明各机构在不同时期的状况。清初设立理藩院，下设六司，管理蒙、藏、维吾尔等少数民族事务。理藩院作为清朝中央政府的一个重要机构，在清政府多次纂修的《钦定大清会典》《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等书中，都有专项的记述，它们成为理藩院治事的法规和依据，也是当时“藩地”各官员经办当地民族事务的政策依据，尤其是处理蒙藏事务的大法。当代学者从《钦定大清会典事例》中节选出“理藩院”部分整理成《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理藩院》一书，为研究和了解清代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情况提供了全面翔实而具体的资料。《乾隆朝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是《理藩院则例》的稿案本，通过理藩院所辖录勋司、宾客司等五个司属机构的职掌，记述了清政府与蒙、藏等西、北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特别是清政府在这些少数民族居住地区实行的各项制度，保留了一些《理藩院则例》所没有的内容及一些重要史实。此书又收录了一般读者已经很难见到的康雍乾嘉四朝《大清会典》中的理藩院资料，对于研究我国清代西、北史地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另有《钦定理藩部则例》一书，是清代综合性民族法律著作，其中对蒙古族、藏族等民族的政体、官制、经济、军事、宗教、司法和对外关系都做了详细的规定，把清王朝与各民族上层统治集团的权利和义务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维护以满蒙为主的民族联盟，从而也就维护和巩固了清王朝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稳定。

清政府还颁布了一系列章程和法规，将西藏地方的管理逐步纳入法制化轨道。1750年西藏珠尔默特那木札勒之乱后，清政府于次年即制定颁布了治理西藏的第一份重要文件《酌定藏内善后章程》十三条。1788年、1791年廓尔喀先后两次入侵西藏，清政府于1792年派兵入藏打击廓尔喀入侵势力并取得胜利，于次年派员会同西藏地方官员共同制定颁行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它成为清政府处理西藏政教事务的基本法规。1840年以后，由于外国列强的不断入侵与清王朝统治力量的日益衰弱，西藏的形势亦发生了变化。1843年，驻藏大臣琦善制定了《酌拟裁禁商上积弊章程》二十八条，调整了清政府对西藏地方的管理权。清王朝制定的这些法制法规，对于维护边疆的和平安定，促进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五 笔记

驻藏官员、军旅人士在往返西藏的过程中，留下了不少记录雪域之行的见闻之作，较早的有《藏程纪略》《西征记》等，这类纪程之作大多是作者对其亲历见闻的描写，材料真实可靠。另有总记类作品如《藏炉总记》《藏炉述异记》《西藏记述》《西域遗闻》，其内容涉及藏地多方面的情况。焦应旂的《藏程纪略》和吴廷伟的《定藏纪程》，均是康熙五十七年（1718）随军由西宁入藏的纪程之作。吴丰培先生辑录有《川藏游踪汇编》一书，凡清代入藏纪程之作大体具备，共选得28种。书中收录的诸作，不仅对于沿途所经地方的地理形势有较详细的记述，而且对于险要的区段及交通要道均有论及。西藏与内地贸易往来频繁，军旅、邮驿也不绝于途，这类纪程之作可为初至藏地的商贾、官兵、驿使等提供必要的参考。

另有李心衡的《金川琐记》等风土杂记类著作，以及日记体的《西藏往返日记》《西征日记》《藏游日记》《蜀徼纪闻》《康纪行》（自序中称“逐日杂记”）、《有泰驻藏日记》《张其勤入藏日记》等作品。《有泰驻藏日记》是现今所知驻藏大臣唯一完整的日记，堪称罕见秘本。其中一些内容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如有泰驻藏、离任往返途中对沿途风土人情、名胜古迹、佛事活动等的详细描述，比周霭联的《西藏纪游》更为详备真切，“可作西藏风俗读”。另外，像有泰在西藏期间的许多购物记录，也为现今研究当时西藏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及其物产、物价提供了真切可信的数据。

六 诗歌

诗歌大多数是以西藏为背景用汉文创作的咏藏诗。早在唐代，随着唐蕃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咏藏诗篇相继问世。时至清代，藏汉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的交往至为密切，清人创作出了大量内容新颖、意境迥异、风格独特的描写歌咏青藏高原的诗篇。清代咏藏诗人多，其作者群中有汉、蒙、满、回等族学者。从内容上看，其中不仅有大量记述史实的叙事诗，还有不少评述清朝治藏政治措施的诗作，也不乏吟咏西藏风物的篇什。

从数量上看，清代咏藏诗词数量较大，据我们初步统计，不下千首。清代咏藏诗词的部分作者有完整的咏藏诗集或组诗存世。如清圣祖玄烨第十七子果亲王允礼的《奉使纪行诗》，松筠的《易简斋诗钞》《西招纪行诗》和《丁巳秋阅吟》，杨揆的《桐华吟馆卫藏诗稿》，孙士毅的《百一山房赴藏诗集》等，均抒发了作者对藏地见闻的感思。王昶的《金川纪事诗》、李殿图的《番行杂咏》、文干的《壬午赴藏纪程诗》、钱召棠的《巴塘竹枝词》等也以组诗的形式被保存了下来。个别作者如杨揆、孙士毅、李若虚等人的咏藏诗数量均达到百首以上。另有杜昌丁的《藏行纪程》、姚莹的《康纪行》、周霭联的《西藏纪游》、李若虚的《实夫诗存》、斌良的《抱冲斋诗集》等笔记和诗文集中，零散地保存了作者的数十首咏藏诗。部分诗作见录于清代中晚期及民国的诗文总集中，如《李伯元全集·南亭四话》中收方有堂的《西藏杂诗》，清陈焯编《国朝湖州诗录》卷十八收陈克绳的《西藏竹枝词》，清李涵元的《绥靖屯志略》卷九收录了清人歌咏金川战事、风物的诗词，等等。其他散见于清代中后期各类文献中的零星的咏藏诗作亦不在少数。

七 碑文

学术界向来视金石文字为重要史料。清代藏学汉文文献中保存了11件碑文，具体为：前藏布达拉山前第一碑亭圣祖仁皇帝御制平定西藏碑文、前藏布达拉山前第二碑亭御制十全记、御制普陀宗乘之庙瞻礼纪事碑、前藏大招山门外石壁上征廓尔喀纪功碑、校场演武厅碑文、磨盘山新建关帝庙碑、前藏迤东双忠祠碑记、西藏大招前唐德宗甥舅联盟碑、前藏布达拉山东崖上第一碑文、前藏布达拉山东崖上第二碑文、前藏布达拉山东崖下第二碑文。这些碑刻全文收录于《西藏奏疏》一书中。这些碑刻资料详细地记载了历史上藏族和汉族人民的亲密关系，以及团结一致，共御外侮，维护祖国统一的史实，是研究西藏民族关系史的珍贵文献。

此外，在一些史料、野史杂记及笔记如《东华录》《东华续录》《圣武记》《清代笔记小说大观》等著作中，也保存着大量的涉藏资料。这些资料内容繁杂，篇幅简短，有的仅是只言片语，因而难以归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