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清代藏学汉文文献用语的特点

清代藏学汉文文献的行文以浅近的汉语文言为主，在用词上颇具特点：既承袭使用了前代的词汇，又有所突破与创新；由于事涉西藏，因此又具有民族性与宗教色彩。清中叶至清末时期，时值汉语文言文被白话文取代的前夜，因此在语体上呈现出书面语与口语并重的特色。

一 承古性

清代藏学汉文文献体裁多样，语言风格不一。如在有关民族法令制度类的文献中，制定者使用了一些不常用的古语词，以增加文献用语的庄重与典雅色彩。清代咏藏诗的作者们，用语上善于继承和效仿前人，在诗作中沿袭使用了较多的古语词，并且有所创新，从而增强了作品的历史厚重感。那些方略类、史料档案类文献主要是奏牍、奏稿的汇集之作，属于公文语体，行文典雅流畅，文言气息较浓，其中的文言雅词也较多。

清代藏学汉文文献中使用的文言古语词，有些来自先秦两汉，有些来自魏晋六朝，有些来自唐宋元明，其意义基本没有发生什么变化，这些属于传承词的范畴。

有些古语词则在清代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包括形式和意义两方面的变化。形式的变化有以下四种情况。

①书写形式的变化，即词形的变化，如将“贞珉”写作“珉”,“幅员”写作“幅”（详参第五章第三节）。

②前代文献中的离词散句凝成典故词，如“蚁磨”“楚国亡猿”（详参第五章第三节）。

③四音节词语的创造使用。将前代的双音重叠词AA和BB并在一起，凝成AABB式四音节词，AA和BB之间一般为并列关系。如“井井”与“罗罗”组合成“井井罗罗”;“湿湿”与“濈濈”组合成“湿湿濈濈”（详参第七章第三节）。

④抽换前代四字成语的某个语素，形成新成语。如“百废咸举”作“百废待举”,“沽名钓誉”作“沽名邀誉”（详参第七章第四节）。

有些古语词在清代藏学汉文文献中使用时，发生了变化：一些词语尽管保留了原来的书写形式，但其内涵已发生变化；有些词语则逐渐失去原有的特定含义，而变成具有普遍意义的词；有些词语由于受到外来影响，从而获得了一个新义。

二 民族性

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上各少数民族在与汉族交往的过程中，其语言词汇常常会以各种形式被译介到汉语中来。明清以来，中央政府与蒙、藏等民族的关系日益加强，一些蒙、藏等民族语词逐渐被汉语吸收。藏学汉文文献以记载藏事为主，在描述西藏地理、宗教、政治、风俗等情况的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用汉字译写的与藏地山川、部族、官职、宗教、风俗、土产等相关的词语，而且记述极为细致。一些入藏的文人还编纂了几个收词量较大的藏汉对照词汇集，把藏语里的常用词按照意义分为几大类，再用读音相似的汉字记录下来，以利于入藏人员快速掌握藏语，方便与西藏本土人士的交流。除了音译之外，清人也采用意译的办法，吸收了一些藏语的词汇成分。这些都是藏、汉文化接触渐趋频繁时必然产生的现象。清代藏学汉文文献的作者中有和宁、松筠等精通汉语的蒙古族人，其行文过程中虽以汉文为主，但夹杂使用了不少的蒙古语音译词，部分汉族作家在记录藏地风土地理时，也采用“名从主人”的办法，记录了蒙古语的名称，随即又作了解释。满语是清代统治民族满族的语言，因此称为“国语”，又称为“清语”，满文则称“清文”或“清字”“清书”。在清代，由于蒙、藏、满、汉等各民族间的相互交往、接触，也带来了语言上的相互借鉴，促使汉语中产生了一些具有不同民族语言成分的合璧词。丰富的藏、蒙、满等民族语词汇的使用，是藏学汉文文献词汇的特色之一，也是构成清代藏学汉文文献词汇的重要内容之一。

三 宗教色彩

佛教起源于古印度，传入中土已近2000年。这种外来文化的涌入，使中国文化经受了一次最大的外来冲击，也为汉语输送了一大批新词。大约在7世纪中叶，梵印佛教开始传入吐蕃，此后逐渐在藏族地区发展成为具有民族特色的重要支派——藏传佛教。藏传佛教在藏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对蒙古族的历史文化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藏地几乎全民信教，信徒众多，宗教活动种类繁多。从内地进入西藏的文人或许受到了这种宗教气氛的强烈感染，或是出于写实的需要，在其著作中吸纳了诸如神佛、僧侣称谓等佛教术语以及梵语词。其中既有音译的成分，也有意译的成分；既有前代旧词的沿用，也有清人新创的词语。这些承载着外来文化的、与汉语文献相异的词汇成分，构成清代藏学汉文文献用语的另一特色。

四 语体色彩

清代藏学汉文文献种类繁多，文体不同，语言风格不一。从文献的性质来看，方略、奏牍类公文性质的文献，内容多涉及军国大事的决策与政治要闻，属于官方正式文书，其中描写日常生活的内容极少，用语上以文言雅词为主，书面语的成分多一些。由于文言文发展到了清代（特别是清末），正呈现出被白话文取代的趋势，尽管奏牍的行文一般具有典雅的风格，是要避免俚俗的，但是由于涉及当时地方民间各种事务，作者避免不了要受到时代用语的影响及自身方言的干扰，使得某些方俗口语突破了重围，进入官员的奏稿中。而那些笔记、日记、诗文等，属于私人性质的著述，用语上较为随意，行文上具有文白夹杂的特点，是口语化程度较高的文献。从作者的情况来看，像乾隆皇帝、清皇室成员果亲王允礼以及历届驻藏大臣等人员，居于社会上层，有着很高的汉文化素养，其笔底以文言雅词居多。而在进藏军队中任职的中下级军官以及随军进藏的文人幕僚，生活在社会的下层，他们的著作在用语上相对通俗、随意些，较多地采用了当时的新兴口语词。这些因素使得清代藏学汉文文献的语体风格总体上呈现出两大特点，一是带有书面语的特点，二是带有口语化的倾向。

（—）书面语特点

①公文中套用固定格式。清代藏学汉文文献中，奏牍类文献的书面语特点比较突出，奏稿的格式带有程式性，出现了一些特定句式：

起首叙述写作缘由的句式，如“为……事”。《瑚图礼、祥保、珂实克驻藏奏稿·查复藏臣与达赖向系并坐丰绅在藏并无收贿折》:“为遵旨查办事件，恭折复奏，仰祈圣鉴事。”《关圣保、孟保驻藏奏稿·堪布罗桑进美等进京呈递丹书克折》:“为照例奏闻事。”

表示引述原文终止、启引下文的句式，如“……等语/等情”。《例案》卷下：“六月十八日奉上谕：据桂奏，据查礼禀称，有底木达脱出之兵言，董天弼见势危急，令伊子同土练二人背负印信，至松林躲避等语。”《巴》卷一：“驻藏大臣庆林、雅满泰奏言：六月二十七日据公班第达呈报‘后藏西南一路，与巴勒布接壤之聂拉木、济咙、宗喀三处第巴报称，闻有巴勒布科尔喀属下头目苏尔巴尔达布等将欲兴兵起衅，随密加侦访，系西向沮木郎部落掳掠，又复东向我边滋扰’等情。”

文中的承转语，如“去后，旋即……/去后，嗣据……”。表示接到公文之后，立即着手下一件事。《联豫驻藏奏稿·哈萨克流民启程归牧折》:“前由有泰咨会新疆巡抚请速派员前来，接收去后，旋即卸事，移交奴才接办。”《喜明、珂实克驻藏奏稿·查阅边境宁谧谨加防范折》:“然边疆重地，奴才等曷敢疏懈，随饬定日备弁，不动声色，密为侦探去后。嗣据驻防定日守汛备禀……”

陈述呈文机关或个人意见的引叙语，如“窃”，表示自处卑谦之意。《史料汇编·福康安等奏回师路过后藏七世班禅欢忭请安并称对将来新定章程惟当实力奉行折》:“窃臣等前过拉子，业将沿途行走情形，恭折具奏。”《英善、福宁驻藏奏稿·接据廓尔喀王来禀并该部落现情折》:“窃奴才等接据廓尔喀王吉尔巴纳足塔毕噶尔玛萨野来禀内称……”又如“窃查”，是呈文中有案卷可查、有法令可依据时的引叙语。“窃据”是呈文中有事实可依据时的引叙语。

表示命令之辞，如“着”，在皇帝下达指示或批示的公文中经常用到。《廓》卷十三：“臣又钦奉谕旨，以‘藏内现存粮石已极宽裕，即再添兵二三千亦尽足资供应。着福康安酌量情形，如尚须添调即就近酌量檄调’等因。”

②敬语的使用。由于礼貌和上下级的关系，清代公文中存在不少的敬辞。见于清代藏学汉文文献中的敬辞，如“仰”，常用在邀、见、蒙、沐等动词之前，表示恭敬。以《巴》为例，其中《汉语大词典》（以下简称《大词典》）未收录的上行公文中的敬语有：仰邀、仰见、仰沐、仰蒙、仰恳、仰遵、仰廑、仰副、仰慰、仰报、仰荷。又如“伏”，常用在动词之前，表示谦敬，常见的有：伏思、伏念、伏候、伏读、伏冀、伏愿。

③四字短语及成语的使用。四字短语两字一节，节奏整齐。成语具有较强的书面语色彩，且言简意赅，表意形象生动。在公文的行文中，使用四字短语或成语，或者多个四字短语、成语连在一起使用，会使语言表达显得铿锵有力，富有文采。藏学汉文文献特别是奏议类文书中，使用了较多的四字短语及成语，其中也多见连用四字短语或成语的现象。

（二）口语性特点

清代藏学汉文文献主要围绕清廷与西藏之间的政治、军事问题展开记述，涉及的生活场景和日常行为较少。然而在一些有关西藏风土民情的方志和游记类著作以及日记等文体中，出现了较多的口语词。但这类文献在清代藏学汉文文献中所占比重并不大。因此从总体上看，因受到体裁的限制，清代藏学汉文文献未能吸收使用更多的口语词，其口语化的程度不高。但是其中零散使用的口语词，亦可为我们全面了解清代的口语词提供基本素材。